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对干左翼而言，崩溃理论在历史上始终具有一种自我辩护功能：无论当前局势如何不利，对手的灭亡却一定会到来。对崩溃理论的批判绝不意味着“向资本主义投降”(特伦科勒就以此为题来针对这种批判)，因为破除这种先知般的确定性也完全没有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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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资产阶级关系的拜物教

第一节“三位一体的公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等级的和封建的关系及其政治和宗教的伪装也就解体了。等级、特权、天生的优势都消失在了商品占有者的身后，只剩下占有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需要并推动着科学与技术的系统性发展，这也削弱了传统的偏见与宗教的世界观。以此为基础，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社会将自己当作了启蒙、文明与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西方文明被认为最终达到了其顶点。从这种视角出发，所有其他的社会形态都表现为欠发达的前资产阶级的社会阶段，或者被当作“原始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其“拜物教”，即一块木头或布料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这种优越感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撑：殖民者只是带来了文化与文明。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自我认知也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反响。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就把“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和贯穿于一切生活关系中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作为被资本主义所影响的社会的根本特征。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仍然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社会关系将会越来越清晰：统治与剥削将不再被神化和伪装，而是公开可见的。随之产生的希望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们现在能够“用冷静的眼光”看到他们的处境，并将逐渐对这些剥削关系发起反抗。

传统马克思主义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是公开的，只不过统治阶级通过新闻、教堂和学校等操纵民众并伪装自己。因此，意识形态批判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揭露：应该揭露一种思想背后的“现实利益”。①

然而，马克思此后并未停留于《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在《资本论》中，他不再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清晰可见的。恰恰相反，他所讨论的一个核心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神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拜物教和神秘化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颠倒，它不是出于统治阶级的操纵，而是源自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持续再生产出来的行动。马克思所提到的拜物教是一个清晰的讽刺，它既针对资产阶级社会那种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自我认知，也针对政治经济学的经验性理解，后者正是这种拜物教的体现(参见第三章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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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看到了这种“世界的祛魅”，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刻画了资产阶级崛起所带来的这一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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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们喜欢用1845—1846年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观来佐证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页)

前文在各章中讨论的不同形式的拜物教和神秘化并不是互不关联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以“三位一体的公式”为标题对其做了总结。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式。它存在的基础在于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分离，因此，形式上自由的工人在物质上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向工人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即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却使劳动力的劳动超过劳动力价值再生产所必需的时间：资本家从雇员身上榨取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在产品的出售中表现为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也无法完全占有剩余价值：首先他必须向地主支付地租(或者购买土地，自己成为地主)。他必须支付地租，因为土地是有限的，并且是地主的私人财产。他只能从剩余价值中扣除地租支出，尽管他一般将地稍视为成本要素。首先占有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必须同地主阶级分享剩余价值。①

产品并不能够按照其价值出售，因此单个资本家并不能够完全占有为他工作的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如不考虑偶然的波动，单个资本家获得的是平均利润，也就是说，根据他所预付的资本量而获得特定比例的利润。这种平均利润进一步被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因此。经济过程的年度总产品按照物质和价值因素被分为如卜儿部分：一部分用于替换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一部分支付工人再生产所必需的工资，还有一部分超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剩余产品，这部分又被分为地租、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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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不必进一步讨论单个的地租水平取决于哪些因素。关于“地租的价值”只需要指出，就未经处理的土地而言，“土地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一样，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参见第四章第五节)。这种“价值”取决于期望的地租水平。土地价格相当于一定量的资本，它按照普通利息率计算出的利息量即为地租。“土地的价值”所形容的东西类似于虚拟资本的“价值”。

②地租的支出是对总的社会剩余价值的扣除。由于这种扣除，总的社会利润量相比干没有这种扣除的情况就更低了。平均利润总是在这种相对更低的总社会利润量的基础上计算的，它进而被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人。

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尽管如此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对于其占有者而言，它们都是收入的源泉：资本产生利润和利息，土地产生地租，劳动力产生工资(或者说劳动产生工资：在工人和资本家看来都是如此，参见第四章第五节)。一旦其中任一源泉消失，这种收入就会完全中止。

资本是一种收入源泉，因为它让资本家能够榨取他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土地是一种收入源泉，因为它让地主能分享资本家所榨取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劳动力是一种收入源泉，因为工人通过劳动，能够获得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因此，资本、土地和旁动只是就其作为占有价值的手段而言，都是收入的源泉：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人们可以通过资本、土地和劳动来占有一部分年度产品作为收入。

然而在大部分宏观经济学理论当中，生产的当事人（资本家、地主和劳动力)却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些理论中，资本、地租和劳动似乎是三个各不相同、彼此独立的每年生产价值的源泉，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价值源泉，它们才能成为占有这一部分价值的手段，这既符合日常理解也符合经济学家们的认知。在生产的当事人看来，资本、土地和劳动的占有者通常以收入形式获得的那部分价值，正是其提供的“生产要素”在产品中贡献的那部分价值。

这种假象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在关于商品拜物教一节(第三章第八节)已表明，商品的价值特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表现为一种社会的自然属性”：虽然价值不是像重量、颜色那样的自然属性，但产品似乎是在每一种社会联系中自动获得价值，而不是在某一种特定联系中才获得价值。纯粹从物质层面来看，单个产品是一个生产过程的产物，其中劳动被耗费，生产资料被运用，土地(在农业和采掘业中)被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也被以相当类似的方式加以理解：价值的形成似乎就是生产要素所承载的价值的一种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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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颠倒的基础在于，劳动和雇佣劳动似乎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劳动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分离倒是被理解为自然的。①但是，如果劳动和雇佣劳动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那么，与劳动相对的生产资料和资本之间、土地和十地所有权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了。马克思继而总结道：

因此，如果劳动和雇佣劳动合而为一，那种使劳动条件和劳动对立起来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也就会和劳动条件的物质存在合而为一。这样，劳动资料本身就是资本，土地本身也就是十地所有权了。这些劳动条件在劳动面前所显示出来的形式上的独立，它们在雇佣劳动面前所具有的这种独立化的特殊形式。也就成了它们作为物，作为物质生产条件所具有的不可分离的属性，成了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必然会有的、内在地固有的性质了。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有的为一定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社会性质，也就成了它们的自然的、可以说是一向就有的、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天生固有的物质性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34—935页)

雇佣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形式规定性（sozialenFormbestimmungen)表面上与劳动、生产资料和土地这种物质的生产条件同时发生。以至于似平一切劳动过程本来便已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因此称之为“生产关系的物化(Versachlichun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0页）:生产关系不再被视为人们之间发生的特定的历史关系，反倒是表现为基于物性的基础，似乎只要发生一般生产，便会形成这种关系。

于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表现为不过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它们可归结为雇佣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中，根本性的是劳动力价值被转换为“劳动的价值”(参见第四章第五节）：正是由于工资看起来是对“劳动的价值”的支付，剩下的那部分价值即利润和地租必然源自另外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地产了。由于商品不是按照其价值而是按照生产价格来交换，这一假象在单个商品中便难以被透视。一方面是耗费的劳动，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和地租，二者看起来不存在任何关联：利润(在正常条件下)取决于资本的规模，而无论雇佣了多少劳动力，而地租取决于使用了怎样的、多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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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自主的手工业者那里，这种分离被扬弃了，却表现为本来分离开的东西的偶然的统一。

资本一利润(或更恰当地说是资本一利息），土地一地租，劳动一工资：表达价值及其源泉的表面关联的这个“三位一体”，被马克思称为“三位一体的公式”(trinitarischeFormel)。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真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0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士地”拥有了与所谓原始社会中的木头和布料的拜物教相似的魔力。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们仍旧生活在一个“着了魔的”世界，这里出现的是“物的人格化”(Personifizierung der Sachen):社会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商品、货币和资本。这里讲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实践，不断地导致“生产要素”的自主化，并将社会联系建构为一种物性强制，个人想要逃脱，只有以经济的崩溃为代价。就此而言，人格化的物已经完全具有了一种物质力量。

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受制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表现为一种“客观的思维形式”，它建构了所有社会成员的感知(参见第三章第八节）。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没有逃脱这种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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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地位。

但是，拜物教也不是一种完全密闭的迷惑人的联系，让人无从逃脱。倒不如说，它形成的是一个结构性的背景，它始终存在，但是对不同的个体影响程度不同，我们通过经验和反思，仍然可以戳穿它。

第二节 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附评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他只是将人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来加以论述，因此也不会“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页)。正如上文所言(参见第四章第二节或第五章第二节），经济过程中的当事人会遵从一种理性，这种理性是通过经济关系本身强加给他们的。因此，资本家通常总是试图加强资本的价值增殖，这绝不是出于单个资本家的“过度的贪欲”，而是竞争通过经济下滑的惩罚迫使单个资本家如此行动。所有在资本主义运作中获益的人，都是这个巨大传动装置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表现为一台匿名的机器，没有人能以自己的意志驾驭这台机器，也没有人能对这台机器造成的破坏负责。如果想要停止这种破坏，去批判资本家是不够的，必须从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的结构。

伴随着“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0页）。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批判免疫了。因为资本主义机制似平不过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最进步的形态(正是“三位一体的公式”导致了社会的形式规定不再能从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社会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机制，在所谓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的支配之下，这一切似乎无可逃避，人们只能接受它。

面对资本主义的恶劣影响它的充满危机的、对个人生活而言时常是灾难性的发展，它对一切生活关系持续不断的挑战一总会产生出各种形式的拜物教式的狭隘否定：在匿名的资本主义机制的背后，人们总会找到某些“罪人”，并让他们为灾难负责。他们的行为需要被影响，而在极端情况下，他们要为现存的弊端付出代价。因此，在各种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能找到一种拜物教关系的人格化(Personalisierung)。反犹太主义就属于其中之一，但它不应完全归结为这样一种人格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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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没有讨论这种人格化，也没有研究反犹太主义。在本节中，我们是以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的分析为背景，来分析这种现象。在这里，我们会碰到马克思“在它的理想的平均形式中”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边界：人格化和反犹太主义绝非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中“推导”出来的。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格化会根据历史情境和特定的社会结构而采取相当不同的形式，并且可以同时存在多种形式。

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很少为某种灾难背负罪名。很清楚的是，资本家如果不想破产，也往往要受到“市场要求”的驱使。中小资本家似乎尤其适用于此，然而大公司或“垄断者”则有力量摆脱这种要求，甚至首先创造出这种要求。于是，好的、小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与坏的、无良的、剥削的、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便被区分开来，后者最终成为幕后的操纵者。

另外一种人格化的依据在于“银行”（或许还有“投机者”)，它们通过信贷和持有股票控制了大量的企业，从而成为经济过程的秘密指挥者。由此，好的、用于实业的资本便与坏的、贪钱的金融资本对立起来。

上述人格化完全可以在现实的差异中找到其基础：小企业主的竞争环境和行动空间通常与大企业主截然不同；银行和实业企业之间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显然不同的利益。而且有充足的例子可以证明，大企业和银行的主管试图竭力利用其权力地位。但是，大企业和大银行同样无法长期摆脱由价值所中介的经济联系的强制规律。大公司、银行和投机者经常受到指责，说他们只想着自己的利润。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强制之下，对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都是如此，无论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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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述人格化的几个概念(Personifikation，Personifizierung，Personalisierung)需要有所区分：“Personifikation”指一个人服从一种物的逻辑(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一个物的“Personifizierung”指物的特征表现为人(资本表现为独立的主体)，而“Personalisierung”则是指社会结构被归结为有意识的人的作用的结果。

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格化。这种主张一方面认为“犹太人”以金钱和收益为导向，这根植于他们的本性，或者说一自19世纪“种族理论”提出以来—根植于他们的“种族”，另一方面认为他们有一种统治世界的无限动力，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明显取得了成功。

对犹太人的仇视和迫害在前资产阶级社会就已经出现，特别是在欧洲的中世纪。不过，中世纪对犹太人的仇视与19—20世纪的反犹太主义存在着明显差别。自(1096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起，对犹太人的仇视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虽然犹太人早就由于基督受难而被指责为“杀害上帝之人”，但正是由于十字军东征，这种指责又被赋予了新的性质：被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必须处死这些“杀害上帝之人”。在同一时期，对基督徒而言，不准放贷的禁令收紧了（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同时，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一系列行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犹太人如果不想受洗而成为基督徒，那么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便是贸易与借贷。

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中，虽然也存在交换和货币，但它们只扮演从属性的角色。剥削与统治都基于直接的、人格的权力与依附关系(奴隶对其主人的依附、农奴或服役农民对庄园主的依附，等等）。交换和货币的传播破坏了前资产阶级的关系，并且加重了底层的贫困。在这里，贫困化常常缘起于向一个小债主借贷。

王公贵族们也接受了大的犹太银行家们的服务。后者因此获得了庙堂之上的某种特权，但也很快成为通常被嫉妒的对象，并被要求对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困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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