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犹太人不是唯一从事贸易和借贷的人，但几个世纪以来的服饰限制、贫民窟的居所以及不参与基督教的节日，导致他们成了一个显眼的“外来的”群体。因此，人们很容易将货币与利息的破坏性力量与犹太人等同起来，而不论他们本人是否遭遇过这种破坏性力量，甚至不论他们是否与犹太人打过交道。犹太人成为广为流传的被仇视的对象，这种仇视又随着犹太人谋杀基督教孩童之类的荒诞谣言而加剧。从中世纪盛期开始，对犹太人的仇视已演化为不断的屠杀与驱逐，而且常常获得教会、王室或城市上层的支持。最后，下层民众与上层瓜分了犹太人的财富。

在现代反犹太主义中，宗教因素已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错误的”的宗教信仰不再能作为决定性的裁决标准。然而，把“犹太人”视为经济行为的化身的观点变得重要起来，即认为他们一心追求金钱和利润，依靠金钱的力量，自己不需要劳动，只靠别人的劳动来生活。货币、资本增殖、利润最大化和利息已经不只是在社会的边缘发挥作用，而是成为构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反犹太主义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其他的歧视、偏见和归因。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中，都有某些其他群体遭到歧视，而且被归因为他们的某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或能力(比如特别狡猾，或者侵略性的生殖等)。但是，只有在现代反犹太主义中，一个社会本身的核心组织原则被“外在化”，投射在一个“外来的”群体身上。①这种投影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特征(理性计算、流动性等)也被过度归因于“犹太人”，并同时作为堕落的特征而遭到贬低。

最后，反犹太主义思想将犹太人视为外来者，这一点作为原则，与所有的共同体相对立。虽然例如一个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也会被视为外来者，但这只是因为他(据说)属于一个其他共同体。在反犹太主义中，犹太人却不是单单属于另一个共同体，而是作为一切共同体的分解者、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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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随着“种族理论”在19世纪晚期的出现，反犹太主义得到了“种族理论上的”论证。在我看来，这一点作为反犹太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很重要，却是19世纪科学主义的一种表现：反犹太主义需要披上一件科学的外套。无论在“种族理论”诞生之前，还是在这种理论上的诽谤之后，现代反犹太主义都在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聚焦经济领域，可以在价值理论中从不同层面定位反犹太主义的陈腐论调：有一种从前资本主义关系中流传下来的“犹太人的斤斤计较”的看法，即认为犹太人既在贸易中追逐细微之至的利益，又作为“放高利贷者”，将负债者无情地送进不幸的深渊，这种看法仍然停留于商品和货币的简单流通层面这样一个基础上(谈到利息时亦如此）。同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相对立的、在货币中独立的价值的力量，被投射在“犹太人”的身上，成为他们发出的力量。在这里，未被理解的货币拜物教被人格化了。

纳粹主义专门散布了“创造的”(非犹太的)资本与“敛财的”(犹太的)资本的对立的观点，后者通过银行和交易所控制着前者，这种观点是在货币中独立的价值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转移到资本主义再生产总过程层面的表现。在这里，正是资本拜物教最发达的形式即生息资本被人格化了。第八章第一节已经表明，正如利息表现为原初的资本的果实一样，企业主收入表现为企业主劳动的果实，因此职能资本家被归结为一种特殊的劳动者的范畴。基于这种假象，这里才出现了这种人格化。被质疑的不是利息与企业主收人的分离，而是能够产生利息的资本的神秘力量：现在是“犹太人”凭借“利息的奴役”现实地控制着劳动者们，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工人，而他们作为非劳动者本身不过是“寄生虫”。①

反犹太主义思想通过将“犹太人”构想为现实的资本家，让他们为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灾难和一切动荡负责。同时，他们因而似乎非常强大：他们通过银行和交易所统治着大企业，还可以用金钱收买媒体（据说报纸上每一篇反对反犹太主义思想的文章都证明了这一点)，最终影响政党和政府。而且，“犹太人”虽然无家可归，却与他们在全世界的同胞保持着联系。以上两种说法，即犹太人的强大与无根性，在反犹太主义思想中促成了第三种说法：“犹太人的世界阴谋”(常常也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犹太人被认为想要统治世界，而且这一目标已经接近于实现了。一切来自匿名的、不可理解的力量的威胁，来自货币、资本、世界市场的威胁，现在有了一副面孔：这是来自“世界犹太集团”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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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形态的反犹太主义构建了一种简化的、不准确的资本主义批判。当然，不是每一种简化的资本主义批判都是反犹太主义的，比如有人将金融市场的作用视为一切资本主义灾难的基础。这样一种不准确的批判只是为反犹太主义的陈词滥调提供了粗浅的连接点。

以上对于反犹太主义的一般规定尚未谈及反犹太主义事实上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广为传播。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人格化使在这种关系中受苦的个人感到有所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追求这种缓解，而且即便如此，也不是说，所有的人格化方式总是带有反犹太主义的特征。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般层面的论证构成前述思考的基础，但《资本论》不可能谈到反犹太主义以何种方式在社会上发生作用，也不可能谈到其危害的程度。②

第三节 阶级、阶级斗争与历史决定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流派把马克思的资本分析首先理解为一种阶级分析，即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分析。而当今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将“阶级”，特别是“阶级斗争”视为“意识形态的”概念，这就等于说是“非科学的”概念。使用这些概念的通常是左翼。但是，并不是只有马克思才使用阶级的说法。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谈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大卫。李嘉图也阐明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三大阶级(资本家、地主和工人)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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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如果想要更为精准地了解反犹太主义的流传，就要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所导致的心理学结构。早在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Reich)就对此展开了辩论，但是在此无法深入介绍了。

② 莫伊什。普殊同(Moishe Postone)在他的文章《纳粹主义与反犹太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ntisemitismus)中草率地陷入一种唯一性：他暗示了一条从商品拜物教到奥斯威辛的直接而必然的道路。

阶级和阶级斗争构成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的核心要点。在文章开头就可以发现那句著名的论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马克思在1852年致朋友魏德迈的一封信中，总结了他对阶级理论的贡献。马克思强调，绝不是他发现了阶级或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他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第二、三点听起来相当有决定论的意味，而历史似乎—在阶级斗争的驱使下——驶向某个特定目标，这也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可以发现的观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反复提到阶级，但他既没有试图对此进行系统阐述，也没有为其下一个定义。直到《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部分，马克思才用一个小节讨论阶级，但是这部分手稿仅仅写了几句话便戛然而止。从这种安排中我们可以推断，对阶级的系统阐述并非马克思的论述的前提，而是其论述完成之际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的讨论不会去设想马克思在未完成的章节里将如何讨论阶级。倒不如说，我们将从前述内容中总结出可以构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的内容。因此，接下来的论述主要依据我们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导论，参见科斯勒和维恩诺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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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思想》①)。

说到社会阶级，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在结构的意义上，阶级是由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就此而言，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阶级，即便他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与之不同的是历史意义上的阶级，这是指存在于一定历史情境中的社会群体，他们把自己理解为不同于其他阶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通过共同的“阶级意识”来描述自己。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是在结构意义上使用阶级概念的。因此，当他讨论一种特定的阶级关系时，是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劳动者(参见第四章第三节)。那些既非资产阶级又非无产阶级的群体，主要是个体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农民，被马克思称为中间阶级或小资产阶级。

结构意义上的阶级无需通过其独特的历史印记来表现自己：资本家不一定要抽雪茄、配司机，无产阶级也不一定都是产业工人，居住在工人居住区。这种陈腐看法的消解也不意味着阶级的终结，而只是其历史形态的改变。

一个人在结构意义上属于哪一个阶级，也无法通过形式的特征来确定，比如看是否存在一种雇佣劳动关系，而是要看他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更准确地说：只有在“资本的总过程”的层面，即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所达到的层面，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体为前提，才能确定阶级问题(参见第七章)。在这一层面就会发现，无法只凭借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判定一个人的阶级。一个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在形式上可能像是个雇佣劳动者，事实上他是“职能资本家”，他支配着资本(即便不是他自己的财产），组织着剥削，而他的“薪酬”不来自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被生产出来的利润。与之相反，许多形式上自主的(可能甚至还占有一些小生产资料的)人始终还是无产阶级，他们事实上还是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活，只是其生活条件可能比身处形式上的雇佣劳动关系之中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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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ößler, Reinhart; Wienold, Hanns (2001): Gesellschaft bei Marx. Münster，S.199ff.——译者注

结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今天在生活条件(收入、教育、预期寿命)方面的差异依然显著，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他们的实际生活(工作、收入、教育、闲暇时间以及消费行为)也严重分化。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一种共同的阶级状况会不会转化为一种共同的意识和行动，由结构所规定的阶级会不会转化为一种历史-社会的阶级：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

即便(由结构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或者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历史性的阶级，并且发展出了阶级意识，也不意味着这种阶级意识中自动包含一种超越资本关系的解放的设想。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也不自动就是“革命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是直接对立的，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使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而存在。至于资本增殖得以实现的具体条件，则始终存在争论：劳动力价值必须能够满足正常的再生产，但是，正常的标准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哪些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参见第四章第四节)。同样存在争论的还有劳动时间的长度(参见第五章第一节)以及生产过程发生的条件(参见第五章第四节)。就此而言，资本关系的存在总是伴随着阶级斗争，无论是否这样称呼它。而特别是在阶级斗争中，斗争者会形成一种阶级意识，不过根据历史的情况，这种意识会有相当不同的表现。

阶级斗争不仅会采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直接对抗的形式，也会表现为国家的形式，后者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如工作日限制、失业保护、社会保险等)来确立或者排除特定的主张。不过，阶级冲突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重要的对抗。对社会发展而言，关于性别地位、种族压迫或者移民问题的冲突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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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常把阶级斗争视为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斗争形式。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意大利左翼激进“工人主义”思潮甚至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成功地贯彻工人阶级的诉求可以加剧或者引发危机，这是毋庸置疑的。就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也基本认同了这一联系，并把危机的原因说成是过高的工资、过强的工会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对工人太过友好的)监管。对于分析一个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言，阶级斗争的规模与形式无疑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在它的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层面，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将危机归结为阶级斗争，那么就错失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中的决定性部分。因为马克思正是想证明，资本具有一种内在的危机趋势，这种趋势会导致危机，而与阶级斗争情况无关。这意味着，即便阶级斗争停止了，危机仍会不断发生。

阶级斗争起初只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无产阶级为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而斗争，即为了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法律权利的确立等。就此而言，阶级斗争并非标志着资本的特别的衰败或者革命即将到来，而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的正常运动形式。斗争所提出的要求也大多局限于“三位一体的公式”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如果要求“公平的”工资，那么这种要求恰恰建基于工资形式的虚幻性之上(也就是说，工资被视为对劳动价值的支付，而不是对劳动力价值的支付，参见第四章第五节)，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家和工人的一切法的观念都是以这种形式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19页)。这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想要弄清楚他们的利益，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首先就会陷入一种拜物教式的思考与感知形式，这种形式支配了人们自发的日常意识。

不过，阶级斗争也有自己的演变过程。它会导致学习和激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体上受到追问。不过，拜物教还是无法被透视。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常常遭到国家的残酷镇压(比如，对工会和罢工的禁令、对积极分子的迫害），结果往往导致更剧烈的激进化过程。相比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这种直接的压制已经在很多国家很少出现了(在一些国家它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今天，对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直接对抗的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套较为严格的法律规则：阶级斗争可以发生，但不能对制度构成威胁(比如，在德国，罢工和结社的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保障，但是企业停工的权利也受到保障；劳资协定的自主权也受到保障，但政治性的罢工则是被禁止的)。这就是说，某些斗争形式不再受到国家直接的镇压，另一些形式则遭到更加严格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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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往往存在两个错误结论：第一，从阶级状况中将形成一种阶级意识，这是迟早必然出现的；第二，这种阶级意识被认为必然或多或少具有“革命性的”内容。因此每场阶级斗争的爆发都往往被视为即将到来的最终斗争的预兆。人们假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必然形成阶级意识，并发展为一个革命的阶级。在历史上虽然存在过这样的个别情况，其中一部分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阶级，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发展为革命阶级的普遍趋势的结果，而是具体的历史情境的表现(比如，1918年德国的战败和贵族-军队集团合法性的丧失）。因此，一部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也都只是一种暂时现象。

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围绕的是“谁属于无产阶级”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是从无产阶级必然发展为革命阶级的观点出发的。人们相信，凭借在阶级分析上所规定的无产阶级，他们发现了“革命的主体”。如果真正的无产阶级并不清楚他们的角色，那么就应该有人去帮助他们—首要的是通过“工人阶级政党”，通常会有许多人以这一名义加人到激烈的斗争中去。

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发现上述结论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决定论的历史观，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而恰恰是这一文本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各个工人政党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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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显然更谨慎了。不过，此前的历史决定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马克思用三页的篇幅简要勾勒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首先，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总结为对单个小生产者(包括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剥夺。在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迫使他们向资本家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一种生产过程的根本转换：小企业变成大企业，资本集中和集聚由此发生、科学和技术得到系统应用、生产资料日益节省、各国经济被整合进世界市场。马克思进而指出：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4页)

在这段描述中，无产阶级向革命阶级的转化与资本统治的覆灭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马克思在此处的一个脚注中引述了《共产党宣言》，其中这样谈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5页）

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人们乐于接受这样的论述，人们在生活中也确实感受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必然灭亡的社会所带来的排斥与羞辱。一战之前的社会民主党和后来的共产党的报刊常常刊登和引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这三页论述，这深刻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所分析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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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但是，这种判断完全没有得到马克思本人的研究的支撑。资本的垄断在何种意义上会成为“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是不清楚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成果与社会成本的极端不平等的分配，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是一正如马克思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固有的运动形式。而无产阶级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壮大，并通过大工业以某种方式得到“联合”和“训练”(比如，无产阶级必将通过工会，以及在政治上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从而作为一般的无产阶级而存在），这种观点固然是正确的，但是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无法推断出，无产阶级必然发展成一个革命阶级。恰恰相反，《资本论》所提供的概念正是为了让我们理解，为什么革命性的发展如此罕见，为什么前文引述的“反抗”没有引发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通过对拜物教、工资形式的虚幻性以及三位一体的公式的分析，马克思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自行建构出一套将社会联系物化的图景，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似乎是由各种生产条件所产生的，以至于对它的改变只能局限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革命性的发展可能会发生，它并非绝无可能，但是绝不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从前述引文中得出的推论引发了历史决定论，但他没有通过范畴性的阐述来证明这些推论。就此而言，这些论述与其说是他的分析，不如说是他的期待。在这里，革命的激情战胜了冷静的学者。但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本身在任何地方都不依赖于这些推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资本论》的贡献仍旧是最大的。至于这种生产方式是否以及会如何终结，是无法事先确定的。这里没有任何确定性，有的只是结局待定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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