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所有的国家政策都是充满争议的，无论是关于法律制度的具体安排。积累的物质条件的保障，还是福利国家举措的形式与范围。任何政策通常都将给一些资本(有时甚至是全部资本)带来弊端，而给另一些资本带来利处(或者相对更少的弊端)。长远看来可期待的一但不确定的一利处往往与直接的弊端相对立。资本主义的总利益究竟何在。国家应该应对哪些挑战，以及用怎样的形式和方式来应对挑战一这一切必须不断得到厘清。国家政策的前提是持续地研究这种总利益以及实现它的措施。

存在各种不同的谋求资本主义总利益的可能性，这没有什么稀奇。替代性的策略是可能出现的，因而国家政策不能被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性的简单贯彻。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喜欢证明国家措施的经济目的，这作为对国家的阐释是不充分的。各部分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精明的联盟、国家机器与大众媒体的影响以及类似因素，对于施行或阻止单个措施或整体策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有时还会带来有损资本主义总利益的结果。游说工作、争夺影响等并非违反规则，而恰恰是在谋求一致的过程中通常发生的事情。

但是，国家政策推行的前提不仅是最重要的各部分资本家在资本主义总利益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还必须在下层阶级面前合法化，来自他们的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确保下层阶级不会通过社会实践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构成于扰(这种干扰不是始于政治上挑起的对抗）。特别是，这样可以确保下层阶级接受他们经常所要付出的牺牲，至少是能消极地忍受。不过，为了构建政策的合法性，并且维持对工人和公民的“规训”管理方式，仅仅把政策“顺利兜售出去”还不够。下层阶级的利益一他们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利益，即他们作为雇佣工人而更好地存在的利益一必须得到考虑，至少不能“太过”妨碍资本主义总利益的成功积累。在此过程中，这种利益得到多么强力和有效的代表也很重要，这就要看这种利益的代表在政党、国家机器和媒体中具有多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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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政治措施与不同策略的争论、关于形成共识与合法化的争论、关于与资本主义相一致的利益整合的争论一这一切不仅涉及“统治”阶级，也包含“被统治”阶级。它不仅发生在国家机构内，也发生在它之外：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媒体(电视、报刊)中，也在民主决策机构(政党、议会和委员会)中。固然，政策也能通过国家权力手段以独裁方式、违背大多数民意而施行，但是，长期压制民主机构、限制出版与言论自由将会耗费显著的物质成本(合法性越低，压制的机器就要越广泛），并且会显著妨碍资本主义总利益的厘清。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独裁及类似手段只是例外状态。

建构合法性、取得与资本主义相一致的共识的根本程序是普遍的、无记名的、自由的选举。这样，大多数民众就可以把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或政党选下去，让其他人取而代之。新的政府，无论其政策与旧政府是否有所区别，在面对批评者时就可以宣称，它是被“选出来的”，是大多数民众“支持的”。当政治学研究民主时，这种“程序合法性”被摆在首位更多的资本主义语境则被隐藏了起来。民众对苛政的不满，不仅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而获得了一个及时宣泄的阀门，而且被引导到了个别的政治人物和政党身上，而不再针对这些政策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相应的，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如果政治制度提供了把政府选下台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制度就被视为民主的。

一部分左翼主张一种理想化的民主，他们把现实存在的民主机构与理想的国家公民相比较，认为后者应当尽可能地通过投票表决来自行决定事务。这种主张和前述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一样，没有看到民主背后的社会与经济语境。在各种不同的民主制(总统制、议会制等)之外，并不存在一种人们最终必然实施的“真正的”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有的民主制已经是“真正的”民主制(那些把“真正的”民主理解为尽可能多地采用全民公投的人，可以观察一下比如瑞士的民主，看看这是否导致了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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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公共领域常常被认为表现为一个各种利益斗争的空间，而在民主制中，这一点特别明显。但是，这个空间并不是中立的。倒不如说。这个空间结构性地影响了各种争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实践。因此，国家政策绝不会完全取决于经济状况，但是也不会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开放过程。一方面，阶级内部、阶级之间的争执，以及各个集团相对的实力与斗争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使各种发展总是存在可能；另一方面，政策必须始终考虑资本主义总利益的成功资本积累。政党与政治人物可能由于其出身和价值观而有所不同，但是其政策，特别是执政者的政策，通常会趋向于这种总利益。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受到了资本方的“贿赂”，或者以某种方式依附于资本(尽管这也可能发生），而是由干政党运作的形式与方式，以及政府的运作条件一这种过程与条件是致力于执政的左翼政党也无法逃避的。

为了当选总统或者维持政党的多数席位，必须吸引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群体。为了引起媒体的重视(这是为人所知的一个根本前提)，必须提出“真正的”“可靠的”政策建议。一个政党在取得成功之前，甚至只是为了向进入政府迈进，通常都需要经历一个历时多年的训练过程，以使自己越来越适应于一种“必然性”，即对资本主义总利益的追求，从而为自己赢得更多选票。如果一个政党最终成功执政，它也必须考虑维持它所获得的支持。在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施政空间”在根本上取决干它的财政能力：这一方面受制于税收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受制干支出水平，其中社会福利又是最大的一笔支出。在成功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税收总量较高，而对失业和贫困人口的社会支出相对较低。而在危机阶段，税收收入下滑，同时社会支出增加。因此，国家的物质基础便与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没有政府能够摆脱这种依赖性。政府虽然可以通过举债来扩展其财政空间，但这就增加了未来的财政负担。而且，国家信用想要不出现问题，就要通过用于还款的未来的财政收入来保证，这就依然是以成功的资本积累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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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的要求不仅对政治人物而言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而目是民众层面广为周知的道理，即“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好，“我们”也会讨得好。有些“牺牲”起初只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但是为了期待中所有人更好的未来，人们愿意承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在20世纪70年代通俗好记地阐述了这一点：“今天的利润是明天的投资，也是后大的就业机会。”大部分民众的批评通常不是针对政策的规定或者利润的要求，而是由于这种要求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这里体现出了拜物教的政治意义，它构建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自发的感受。在三位一体的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然形式”(参见第十章)。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别无选择的企业，资本和劳动在其中扮演着“自然的”角色。于是，对于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的感受没有必然地引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倒是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内部条件的批判：被批判的是“过度的”要求或“不公平的”分配，而不是这种分配的资本主义基础。劳动和资本似乎同样是必要的，从而被同样视为社会财富生产的承担者。正是在三位一体公式的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国家视为中立的第三方、认为它应当照顾“整体”并呼吁国家构建“社会正义”的观点，会如此易于接受并且厂为传播。

这种被国家所照顾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体”，在各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被认作民族，即想象中的“人民”的命运共同体，一种“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由此被建构起来。这种民族共同体常常是经由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的区分而建立起来的。国家表现为民族的政治形态：它不仅要对内通过其政策，而目要对外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来实现民族的“福祉”。而这恰恰是国家在追求资本主义总利益时所做的事情，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资本主义总利益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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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世界市场与帝国主义

为了尽可能地实现高增殖，资本倾向于超越民族的界限一不仅要购买固定资本要素(尤其是原料)，而且要出售其最终产品。马克思由此提出世界市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26页）。资产阶级国家所追求的资本主义总利益不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还会拓展到国际层面。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至今仍然或多或少地采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一问题做出简要的阐述。

提到帝国主义，人们想到的是国家试图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国界之外，无论是首接地通过国家领土的扩张，还是间接地通过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或者军事支配。在19世纪后期，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美国、日本不断将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纳入其统治范围并加以利用，在这段相当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的殖民地，其中有一部分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20世纪初期，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帝国主义行动的基础，即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列宁的研究，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左翼自由主义作家霍布森(Hobson1902)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列宁把当时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结构变化理解为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简言之，列宁的论证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被少数几个企业所掌控，与此同时，大的工业企业还与大银行的“金融资本”融合在一起。结果，整个经济过程就被少数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寡头所掌控，他们对国家也施加了特定的影响。随着国内不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垄断资本的增殖需要，他们便不再满足于对外出口商品，而必然要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这种资本输出是通过帝国主义政策而得到实现和保护的。凭借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占有了其他国家的巨额剩余价值，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因而具有了一种“寄生虫式的”特征。而垄断资本主义由于缺乏动力(而且人为抑制了技术进步），会趋向于“停滞和腐朽”。因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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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动帝国主义的扩张，它们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最终会引发斗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被列宁视为这种斗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政策以及最终爆发的战争之所以在许多国家被工人阶级普遍接受，是因为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工人贵族”)分享了帝国主义的果实，从而被“腐化”了。

从这种视角出发，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可以全然改变的政策，而是一种经济的必然性，它是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所导致的。列宁因此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由于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后不再存在其他发展阶段，对列宁来说，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的阶段，只有通过战争或革命才能加以终结。①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存在一些有问题的要点，包括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一论断。列宁从单个资本的壮大与主导一个部门的资本数量的日益下降(这种趋势在其他一些部门并不明显，有时甚至还相反），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化方式改变的结论：不再是价值，而是垄断资本家的意志现在统治了经济。单个资本或卡特尔协议的计划尝试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功，被错认为对价值中介的社会化方式的根本改变。由此，国家也被归结为这些垄断资本家的单纯工具，而帝国主义便被理解成了单个资本家利益的直接贯彻。最后，列宁对于帝国主义作为“寄生虫”的描述，不仅由于其道德影射而存在问题，而且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对外国工人阶级的剥削要比本国更加严重。因此，列宁认为是对马克思分析的一种继承的内容，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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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垂死的”资本主义显然在第一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了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也作为最终的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最近时期有所发展：国家机器与垄断的融合使得“垂死的”资本主义获得了一段喘息的时间。

不仅在理论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经验层面也有薄弱之处：帝国主义政策推动下的资本输出虽然存在，但一大部分资本输出并没有流向殖民地或附属地区，而是流向了其他同样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资本输出的原因不单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不再有利可图，否则就不会有资本流向其他中心地带。此外，这种资本输出也没有得到本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保护，这种政策只是为了统治那些中心地带以外的他国领土。最后，想要继承列宁理论的人在今天还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势力美国而言，关键的因素不是资本输出，而是资本输入（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详细批判，参见诺伊西斯《帝国主义与资本的世界市场运动》①；对帝国主义理论发展的导论，参见我的《帝国主义理论》②)。

也有人试图跳出列宁的框架来拓展帝国主义理论，这样，对帝国主义概念的理解就相当宽泛了。如果把国家在民族层面向其他国家施加经济、政治或者军事压力，从而贯彻资本主义总利益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那么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倒不如说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在其可能的范围之内都是帝国主义的。那么，“帝国主义”概念也就没有表达出什么了。帝国主义政策想要达到哪些目的，它又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在一般层面上也无法确定。无论如何，帝国主义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比如保障资本输出这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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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eusüss, Christel (1972): Imperialismus und Weltmarktbewegung des Kapitals. Erlangen.—译者注

② Heinrich, Michael (2003a):“Imperialismustheorie". In: Schindler, Siegfried; Spindler, Manuela (Hrsg. ), Theorien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laden，S. 279-308.——译者注

在国际层面，众多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也有着彼此各不相同的利益。它们之间存在各种依附与联盟的情况，也存在对立关系。这样，每个国家的行动可能性也会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制约。在这种国家竞争中，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关键都在于赢得并维持自主行动的机会。因此，一个国家之间为实力与影响而斗争的领域便被建构了出来，它并不仅限于单个部分资本的经济利益的直接实现(虽然这也可能会发生)。这一领域主要涉及国际“秩序”的建立，包括贸易、货币、法律以及军事政治等领域。

除了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个别利益，国际秩序的最低限度的存在也符合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因为只有较为稳定和可预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才能带来资本积累的成功。这种秩序的具体建构(如何权衡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采用哪种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在哪些领域存在对军备的限制？)会给各个国家带来不同的利处与弊端，这就导致各种联盟的出现，这些联盟内部并非毫无矛盾，因而往往持续时间也很有限。①

最后，对于资源匮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是原料和能源供应的安全。这里的关键不是掠夺相应的领土，而是关于贸易的“秩序”及其条件：关于可预期的开采量与安全的运输，关于价格形成机制与交易的货币。

这种国际秩序带来了一种共同利益，但这里并未说明，这种秩序何以实现，应当采取哪些方式。强国和弱国所预期的合作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对强国而言，“单边”行动(即不考虑他国利益的利益实现方式)也许是一个现实的办法；而弱国通常会倾向于“多边”行动(即或多或少与他国合作），甚至要求建立一种相关的国际法秩序。两种情况往往都会发生，用来实现这些国家各自的利益。

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背景之下，这种发展不断重构着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企业的组织形式及其国际关系。因此，世界市场不只是前提，而且也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重新创造出来的结果，同时也不断为国家行动的可能性重新设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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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特和奈格里(Hardt/Negri 2002)提出的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的观点(这一概念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那种批判性意义)认为，会有一个“帝国”脱离地域性的权力中心而存在，这正是对这种国际秩序的壮阔想象。

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我们不仅可以对个别国家，也可以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加以结构性的分期。马克思所试图分析的，是这些时期之所以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那种根本的共性特征(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因此，相较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期的问题处于更为具体的层面。不过，这种分期不应(像工人运动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被错认为一种必然的、向着某个目标的发展过程一无论这个目标是迟早会达到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是向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必然”过渡。

另一方面，当有人强调“如今”是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我们也必须谨慎对待。近年来在全球化概念之下被讨论的那些现象，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全然断裂的表现。倒不如说，这些现象是资本关系在世界市场中充满危机的实现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各个国家社会与政治关系的深刻变革的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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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共产主义:超越商品、货币与国家的社会

马克思的政治理想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使用了上述概念，绝大多数时候没有加以区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废除，生产也不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将取而代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这种社会进行详细描绘，以至于如今有些《资本论》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在《资本论》中竟然没有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章节。然而，无论是在《资本论》中还是在早期作品中，马克思都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推导出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定。这些摊论依赖于不同时期的分析立场，在表述上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无法整合为一套统一的观念。

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有两套观念体系得到了极大拓展。不过，两者都与前文勾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太大关系。

一是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是基于伦理的理由而应当存在的社会：人们不应该剥削或压迫他人，不应该一味追逐物质利益，而应该团结互助，等等。主要是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存在一些可以在这一方向上加以解读的表达。这种观点常常遭到反对，即认为“人类”不可能像共产主义所要求的那样美好，他们总是寻求私利，因此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支持伦理学和宗教学观点的学者恰恰在此发现了一个连接点，似乎可以把所谓马克思的伦埋观与诸如基督教的伦理观紧密地融合起来。然而，以上两个方面都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未基于道德的理由来批判资本主义(参见第二章第二节)，相反，他的分析过程表明，道德观念正是由社会生产出来的(参见第四章第三节)。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只存在特定社会之中的道德，不存在能够衡量各个社会的一般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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