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二是作为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共产主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里被等同于经济的国有化和国家计划。反对的观点认为，国家计划经济过于迟缓，并且存在走向威权统治的趋势。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常常或多或少地被视为这种共产主义主张的直接转换。尽管我们能够从《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找到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要求，但是，它只是一种初步手段，而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的特征描述。倒不如说，生产资料应当归于社会，而国家最终也将“消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6页)。

在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共产主义所作的一些原则性论述中，至少能够明确两点。第一，共产主义社会不再以交换为基础。无论是生产中劳动力的耗费，还是产品的分配(首先根据其作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用途区分，然后在社会成员间作为消费品分配)都遵循着一种社会的既不是市场也不是国家的—有意识、有计划控制的方式。不仅是资本(自行增殖的价值)，商品和货币也不再存在。第二，马克思所谈的不是一种仿佛资本主义关系中的数量上的重新分配(但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主要是这个分配问题)，而首先是从一种自行独立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匿名的强制而与个人相对立。应当被超越的，不仅是那些给大部分人带来恶劣的、不安全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作为特定的剥削关系的资本关系，而且包括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生产就“带上”的拜物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页）。只有消灭了带来各种拜物教形式的社会关系，社会解放，即从自行产生的其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成为可能。只有如此，社会成员才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6页)现实地自行组织和安排他们的社会事务。马克思探讨的是这种广泛意义上的解放，而非单单是一个分配问题。

第十二章共产主义：超越商品、货币与国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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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传统的世界观式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在此基础上个人能够获得一种不同的、更好的发展可能性。根据这种以分配为中心的观点，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福利国家，它甚至可以保存一定的市场经济结构，并将之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苏联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政党控制着国家权力，推动经济尽可能地发展物质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平均主义的收人分配，尽可能维系社会稳定。①在苏联的政党政治中，被遏制的不仅是想要重新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大多数民众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国家的照顾，但也是政党政治的被动接受者。公开的讨论即使存在，也是极为受限的。苏联共产党也不允许其他共产主义势力质疑它们。掌控社会进程的不是社会，而是政党。[..…...]

在苏联，国家主要是确保政党统治社会的工具。“国家的消亡”被推迟到了遥远的未来。这一点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则具有关键意义：国家，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表现为一种与社会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它(在一定范围内)组织、(必要时也会以强力)推动特定形式的再生产。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时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6页)在处理事务时却不会诉诸一种独立的力量一即便存在这样一种力量，也不是指“自由人联合体”。

共产主义意味着不仅废除商品、货币、资本，而且超越国家，但这并不是说这个社会中不存在规则。社会成员必须管理他们的社会生活，必须在工厂中组织生产，在工厂之间进行协调，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同利益，找到应对少数派主张的方式，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得应对各种形式的性别和种族歧视一因为即便资本主义剥削被终结，这种歧视也不会自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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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也有腐败和试图渔利的官员，但这不是其本质性的运作方式，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运行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政客也会发生类似的现象。

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如今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大量的协调工作，无论如何不应该等闲视之，既不能低估其中的利益差异和冲突，也要考虑到各种协调机构通过新的自主化而演变为一种新的国家结构的风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6页)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对物的管理本身含有一种重新实现对人的统治的潜在力量。

抛开上述一切困难，并没有明确的论证表明共产主义社会在原则上为何是不可能的。然而，共产主义一如果说的不是那种只是管理着匮乏的“原始”共产主义需要有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的前提。马克思强调，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前提，资本主义带来了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工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一尽管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二者都只建立在一个狭隘的、受限于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基础之上。

结合马克思的思考，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在资产阶级统治薄弱的时期夺取并捍卫国家政权，例如1917年俄国那样，对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不充分的。如果没有社会和经济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作为党夺取政权的计划取得成功，但并不能作为社会解放的计划取得成功。第二，共产主义社会本身也需要一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以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创造出的前提得以转化。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那里，“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会实现这样的结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尽管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社会难以实现一面对全球资本主义通过危机与失业在发达国家和所谓第三世界造成的社会灾难，而物质财富却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全球而非局部的(正如气候变化所表明的）自然生活环境的破坏；面对“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不断发起或升级的新的战争；面对所有这一切一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去推翻资本主义，至少是尝试用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来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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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论片段”: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误认及《资本论》对它的超越①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著孔智键张义修译

对马克思的阐释者们来说，《大纲》依旧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文本之一。一些作者认为，对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灾难”(catastrophes)理论(一种资本主义“崩溃理论”)而言，或至少对于描述一种新的、源于资本主义而又对立于资本逻辑的生产方式的兴起过程而言，所谓的“机器论片段”是核心文献。基于这样的思路，“机器论片段”得出的结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机器论片段”的结论一方面是出于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对危机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纲》中对一些基本范畴的理解还存在缺陷。在《大纲》之后，马克思克服了以上两方面的错误见解。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部分，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对“机器论片段”的批判。如果无视马克思的理论发展，就像安东尼。奈格里那样，声称应该“就《大纲》本身”①来阅读《大纲》，那么就很容易忽略对马克思的这种内含的自我批评的研讨。就文本本身来阅读文本，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文本的结论。而想要在今日建设性地讨论《大纲》，不仅需要将文本放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背景中，还要将我们对《大纲》的解读放在20世纪马克思研究的发展背景中，因为这种发展已经塑造了既往至今人们对《大纲》的各种解读方式。

附文

① 本文在海因里希担任南京大学哲学系“刘伯明短期讲座教授”期间得到作者本人授权翻译。文中引述的一部分文献由译者替换为相应的中译本，并以脚注方式注明。 原载于:In Marx's Laborator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undrisse, eds.R. Bellofiore, G. Starosta, and P. D. Thomas. Leiden: Brill, 2013, pp. 197 -212.——译者注

一、《大纲》在20世纪的接受史

我们总是会在一个确定的历史情境中讨论某位重要作者的著作，这种历史情境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问题及限定。某些事情在我们看来是清楚无疑的，而其他的事情则看似存在问题或已经过时，有些评价在三四十年前和现在很不一样。而在马克思这里，还有更甚于此的事实，即许多今日看来备受争论的重要文本，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甚至没有发表。他的全部作品的公之于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各个文本的历史语境和它们的发表情况都在影响着诸多争论的走向与轨迹。

即使是《资本论》，马克思本人也只出版了第一卷。恩格斯在他去世后出版了第二、三卷，深度地介入了编辑工作。直到近些年，马克思这几卷的原始手稿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中出版。所以，直到100多年后的现在，我们才有机会辨析恩格斯所编辑修改的内容。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观念性和本质性上的关联性。在20世纪初。当卡尔。考茨基在1905一1910年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后，由于该书被视为马克思计划中的阐述理论史的《资本论》第四卷②，似平马克思全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完整地问世了。在后来的主流解读中，马克思被当作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他展示了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资本主义必然陷入危机的本质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这首先体现于《共产党宣言》，接着是建立在更宏大基础之上的《资本论》。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发现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来欢迎。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对马克思理论中真实或臆想的“经济主义”“决定论”尤其是“客观主义”趋势的批评持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早期作品，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就像扔下了一颗炸弹。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背后广阔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背景，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本质”和“异化”的思考变得清晰起来。以此为基础，此前广受批判的、缺少一种主体理论的客观主义似乎被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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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②但并非如此：不仅是因为，既有的文本只探讨了单个范畴的历史(包括涉及其他领域的明显的离题)，而马克思所计划的是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还因为，与于1861一1863年的《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达到《资本论》的知识水准。毋宁说，它们只是体现了马克思迈向这一知识水准的最初(重要)一步。

对马克思接受上的这种转变不纯粹是一种内在于理论的现象，而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解读的结果，它从各个方面反对官方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趋向。然而，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使得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这一讨论变得不再可能发展出重大意义。直到60年代，在争论的条件已经实质性改变之后，重大的讨论才得以出现。总的来说，对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接受已经不再自动地具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动机。同时，这些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所整合。举例来说，当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将马克思早期作品批判为“意识形态”，而将《资本论》作为科学的特定形式时，这也是对正统的批评。但是，他极富争议的立场被(特别是被反对正统立场的一方)指责从理论上抛弃了主体和社会斗争。围绕“青年”(哲学的)和“老年”(经济学理论的)马克思关系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争论中与不同的个人立场相关联的不同的政治视角也层出不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大纲》的广泛阅读才第一次真正开始，这也持续地影响了人们阐释《大纲》的话语和条件。

《大纲》于1939—1941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在二战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时没有受到多少人关注。即便1953年在东德重印，这一文本也没有多少读者。1968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对《大纲》评论①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状况。此后《大纲》不仅在德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随着1967年法文版和1973年英文第一版的出版，它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引起了争论。

附文“机器论片段”：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误认及《资本论》对它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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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像一根魔法棒，似平用它就可以解决此前被探讨的马克思理论中的问题。在《大纲》中，青年的、哲学的马克思和成熟的、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之间的矛盾立场似乎得到了缓解，或者说至少可以发现联结两者的中介：这个文本清楚地表明，成熟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同样建立在发展了的哲学基础之上。《资本论》中欠缺的东西似乎在《大纲》中体现了出来。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几乎只出现在序言和跋中，但在《大纲》的叙述过程中他一直在提起这个问题，对黑格尔哲学的参考也更明显地出现在《大纲》之中。在主体性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相比于《资本论》，劳动在《大纲》中更突出地被理解为主体性的、与资本相对立的东西。此外，《大纲》中马克思的六册计划(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显示出他想要考察的对象比《资本论》中所呈现的要广泛得多。最后，《大纲》似乎构成了对《资本论》的补充，因为《大纲》中讨论的一系列主题并没有在《资本论》中得到相应的处理。其中最著名的主题是在《大纲》中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段落中，在意大利工人主义很早就讨论过的“机器论片段”中。②

因此，《大纲》似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在今天，讨论马克思如果不涉及《大纲》似乎就不够有说服力。③《大纲》无疑一本是充满魅力的著作，阅读它就像是一次智力探险。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分析和他的理论建构过程来观察马克思，就像站在他的肩膀上远眺一样；相比于《资本论》，《大纲》的文献选择更加自由，更少限制。然而，这种不难理解的魅力却过于频繁地导致一种缺乏批判性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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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联邦德国]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魏塌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 关于这段历史参见 Bellofiore，Riccardo and Massimiliano Tomba,Lesarten des Maschinesfragments. Perspektiven und Grenzen desoperaistiche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Marx', in Van der Linden and Roth(eds. ), Über Marx Hinaus : Arbeitsgeschichteund Arbeitsbegriff in der Konfrontationmit den globalen Arbeitsverhältnissen des 21. Jahrhunderts, Berlin: Assoziation A. 2009.

③ 关于《大纲》在国际上的接受史参见[意]马塞罗。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二、马克思理论发展史中的《大纲》

如果把《大纲》仅仅作为《资本论》之外的补充，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理论发展历程和《大纲》的暂时性特征就被忽视了。让我们再简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马克思在1845—1846年的主要工作是从根本上批判所有以人的类存在和异化为中心的经济学理论方法。不过，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没有找到真正实现这些构想的东西。能够肯定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向经验现实的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次又一次强调“实证的科学”、对事物和关系的经验状态的考察必须代替哲学的臆想。

在这一背景下，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历史学家们的阶级理论被马克思当作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本质上正确的描述而加以接受了。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不断高度赞扬李嘉图的精准分析。在《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参考了例如基佐和梯叶里等法国历史学家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所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法。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唯一一点在于，李嘉图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永恒、似自然(quasinatural)的存在。①在阶级理论上也是类似的：马克思并没有说他自己发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最终必将通向一个无阶级社会。②在19世纪40年代的后半段，我们能发现马克思对已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理论的批判性挪用，但他还没有根本

附文“机器论片段”：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误认及《资本论》对它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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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致安年柯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76页。

② 参见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8卷(下),第509页。

性的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批判。

这一批判只是在马克思被迫移居伦敦之后才得到发展。在这里，也就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心脏，马克思借助大英博物馆的海量藏书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研究，就像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强调的那样是“再从头开始”①。也是在此时马克思才开始发展出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批判。首先，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货币和地租理论；随着研究的进展，批判越来越深入。当马克思1857年写完《导言》、开始写《大纲》时，这不仅仅是他后来通向《资本论》的经济学批判的开端，它也是，并且首先是马克思对过去那些年所得到的理论观点的一次总结。然而，想要条理分明地陈述这些观点，还需要一个繁重的研究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所遭遇的并非只是一项理论空白。

马克思在开始写作《大纲》时，已经有大量为其计划的经济学著作而准备的材料，但他在观念上还远未完成准备。《大纲》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开头：它是从批判达里蒙——蒲鲁东的一个学生——开始的。马克思批判他想要用货币体系来克服资本主义，却悄然略过了对其范畴基础的分析，而这对他的批判来说是必要的。在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处理价值、货币和交换等范畴时仍有严重的困难。仔细去读《货币章》就会发现，这还不是一次完整的叙述的尝试，而是大量的、不断更新的叙述尝试的堆叠。②

除去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外部动机在推动着马克思继续这项研究：1857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马克思已经数年迫不及待地要见到这样一场危机，他预料猛烈的经济震动和革命反抗会随之而来。他的书本来是要为这场革命运动提供支持，而现在马克思担心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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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 PEM (Projektgruppe Entwicklung des Marxschen Systems) 1973, Das Kapitel vom Geld , West Berlin: VSA, 1978。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