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真正让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名的是1848年革命前夕他们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仅仅短暂存在的小革命组织之委托而撰写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为凝练而精到的语言，刻画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日益激烈的阶级对抗，以及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这场革命将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此为基础迈入共产主义社会。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不得不逃离德国。他迁居到了伦敦，当时资本主义的真正中心，这也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地方。此外，他在伦敦还可以使用大英博物馆的海量文献。

《共产党宣言》与其说源自深入掌握的科学认知，不如说源自一种天才般的直觉(其中的一些段落，如对工人绝对贫困化的趋势的论述，后来被马克思自己修改了）。虽然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起便涉猎经济学文献，但是，对政治经济学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则是在他到了伦敦之后才开始的。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计划撰写多卷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此，他从1857年起撰写了内容相当丰富的一大批手稿。但是，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也未将这些手稿出版(包括1857年的《导言》、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61—1863年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直到逝世都在为这一计划而工作，但仅有少数内容在其生前出版：1859年作为开篇而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这是一本关于商品和货币的小册子，但是未能继续下去。取而代之的是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出版了修订后的第一卷第二版。在马克思逝世之后，到1885年和1894年，第二卷和第三卷才分别由恩格斯编辑出版。

马克思并不仅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864年，他在伦敦以权威性的身份参与了“国际工人联合会”①的创立，并起草了联合会的“成立宣言”，包括了联合会的纲领性理念及章程。作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马克思在随后几年对其政治活动发挥了巨大影响。也是因为第一国际在各个国家分部的支持，许多欧洲国家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在19世纪70年代，部分是由于内部斗争，部分是由于它作为集权组织对于那些单个政党而言已经变得多余，第一国际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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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扮演着一种“智库”角色：他们与许多党派领导人保持通信，并为社会民主主义报刊撰写文章。人们会就各种政治和科学问题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其影响最深，该党尤为迅速地发展，很快成为其他政党的榜样。

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撰写了一系列通俗化的文章，尤其是所谓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及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简写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一战前是在工人运动中最流行的读物。但是只有少数人知晓《资本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判了一位柏林的大学讲师欧根。杜林的观点。杜林宣称构建了一个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新的、全面的体系，并因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杜林成功的基础在于，在工人运动中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世界观”、一种提供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的指导思想，能够对所有问题给出答案。在早期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弊端被消除、依赖工资的日常生活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之后，一种专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文化发展了起来：在工人街区出现了工人的体育协会、合唱团、教育协会。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出了一种被高贵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文化所长期拒斥的、与之并行的日常文化和教育文化，后者有意识地想要与其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形成对照，但也常常无意识地有所模仿。因此，在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长期的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所受到的热烈拥戴就如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 Ⅱ)受到小资产阶级拥戴一样。在这种氛围中，形成了一种对全面的精神指引的需要，来抵抗占据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这种观念中，工人阶级毫无地位或者只有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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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际工人联合会”即后来人们所称的“第一国际”。——译者注

现在，恩格斯不仅批判了杜林，而且也想要分各个领域、以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立场加以对抗，由此他也就奠定了一种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也使社会民主党的宣传乐于采纳，并将其变得越来越通俗。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38)是这种“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他在恩格斯去世到一战期间，被视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世纪末在社会民主党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占据主流的思想，包括了一套相当教条化的内容：非常简单地编制而成的唯物主义、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黑格尔哲学的一些严重简化的要素，以及马克思概念的填充共同结合成了粗浅的公式和对世界的解释。这种通俗化马克思主义的特别突出的特征，是一种常常更简化的经济主义(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与政治化成了对经济利益的有意识翻译)以及一种明确的历史决定论，即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视为自然必然发生的事件。在工人运动中广为流传的，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这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它主要是发挥了确立身份的作用：它显示了一个人作为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所归属的位置，并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了所有问题。

这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和进一步简化发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境中。列宁(Lenin，1870一1924)是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他的思想深受上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的自我评定：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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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之前，列宁一直支持围绕在考茨基周围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反对以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1—1919)为代表的左翼。一战一开始，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德国政府提出的战争贷款后，列宁与考茨基决裂了。由此，工人运动也走向分裂：一派是社会民主党，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它们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逐渐远离了马克思的理论和战胜资本主义的目标；而与之对立的共产党一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话语，也为苏联的内外政策的转变进行辩护。

列宁去世后，很快被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一派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柱顶圣人。他的战斗文章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高表达，这些文章主要是在特定语境的论战中形成的。列宁的思想也被同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成了一个包含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体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

今天广为流传的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一无论对这种理解持正面还是负面评价一主要是基于这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阅读本导论的许多读者，可能也会有些关于马克思理论的似乎不言而喻的理解，是从这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的。对于20世纪作为“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被认定的许多东西，也可以用马克思给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的信中的一句话来回应，当时后者给他介绍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5页)

不过。并不是只有这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分化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派的背景下，加上一战之后革命希望的落空，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发展出了各种(进而分化的)对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加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变种。这些新的思潮包括了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他的《狱中札记》在二战后才出版)等名字，以及由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创立的“法兰克福学派”，以上思想家常常被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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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仅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理论的基础，即“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在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被限缩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丰富意义遗失了，直到20世纪60至70年代才重新为人所瞩目。随着学生运动和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抗议，从6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运动的左派运动的新高潮，以及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新讨论。至此，人们才开始深入研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及其助手等人的著作由此影响巨大。另外，研讨开始不再限于《资本论》，包括《大纲》等更多的经济学批判文献被考虑进来，后者主要是由于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的著作而广为人知。对于(联邦)德国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构成与理论结构的讨论而言，主要是巴克豪斯(Backhaus)的文章和莱希尔特(Reichelt)的著作扮演了核心角色。他们为重新阅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文献提供了重要动力，对此本书在序言中已经提到了。本书也处于这种“新马克思阅读”的内容语境之中。①“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更具体的区别，将在后续章节中更清楚地体现出来。

第一章 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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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这一提法最早由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在他文集的前言中提出(Backhaus 1997)。对于新马克思阅读的专题研究参见Elbe(2003）。相关文集参见Brentel（1989），Behrens（1993a，1993b), Heinrich (1999), Backhaus (2000), Rakowitz(2000), Milios/Dimoulis/Economakis（2002)，Reichelt（2002)。另外Postone（2003）也与此相关联。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在这里是以怎样的方式(in welcherWeise)成为研究对象的：在文本中，既有对货币和资本的抽象-理论层面的阐述，也有历史性的段落，例如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的形成。那么，《资本论》最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历史的基本特征吗？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相当特定的阶段？或者是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抽象-理论的阐述？总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理论阐述和历史记述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

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在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论吗？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仅仅意味着，指出既有的理论在这里或那里存在错误，以便提出一个更好的理论吗？或者，这里的“批判”含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论要求？一言以敝之：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这个“批判”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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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理论与历史

恩格斯就曾提出一种对马克思的阐述的“历史化”解读方式。在为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撰写的书评中，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对范畴的“逻辑”阐述(这里的逻辑指的是概念的、理论的)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而曾在188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普及版的卡尔。考茨基写道，《资本论》“本质上是一部历史著作”①。

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有一个共识，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而马克思的《资本论》被理解为对“竞争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对马克思的研究必须在历史层面推进，并对资本主义的下一阶段—帝国主义—展开分析。希法亭(Hilferding)、卢森堡和列宁以不同方式承担了这一使命。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经常听到经济学家们说，马克思的分析，如果不是完全无效的话，也至多是对19世纪有一定的效力。在20世纪，经济关系发生了深远变化，以至于无法再诉诸马克思的理论(因此，在大多数经济学院也不再能听到关于马克思的理论的任何东西)。这种“历史化”的解读方式，也是许多马克思《资本论》导读的典型的解读方式，至少是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抵触的。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这样阐述他的研究对象：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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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utsky, Karl (1887): Karl Marx Oekonomische Lehren. Geme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 Stuttgart, S. XI.译者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

这里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既不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也不研究资本主义的某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而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的”分析：他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是那些在一切历史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从而使我们能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马克思想要阐述的不是一种(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特定的资本主义，而是，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所说的那样：“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1页)

在此，马克思只是对他自己的阐述提出了要求。至于他是否达成了这一要求，是否实际上成功地“在它的理想的平均形式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我们去研究这一阐述的细节的话，还可以再讨论。

无论如何，这里引述的文字证明了马克思的阐述的抽象程度：如果是在“理想的平均形式”的层面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这种分析将会提出这样一些范畴，它们必然构成研究资本主义特定阶段和历史的基础。

人必须了解历史，才能理解当下，这句话对于纯粹的事件历史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适用于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历史。在这里，恰恰相反；为了能够研究一种特定的社会或经济结构的形成，我必须先了解完成的结构，然后我才能知道，我需要在历史中去探寻什么东西。马克思借助一个比喻来阐发这一思想：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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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论》中所有的“历史的”段落都位于相应范畴的(理论)阐述之后，而非之前：例如，著名的关于“所谓原始积累”的章节，阐述了作为资本关系前提的“自由的”雇佣工人的形成，它不是位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而是位于其结尾。历史段落是对理论阐述的补充，但不是理论阐述的基础。

虽然《资本论》最主要的是一部理论著作(它分析了完全发展的资本主义)而非一部历史著作(即研究资本主义的形成)，但是它也并不像许多当代的经济学研究那样是非历史的。当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有些一般性的经济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必须要有生产、短缺资料必须要分配，等等）。此类在所有历史阶段都一样的基础性问题也就要用本质上一样的范畴来研究(正因如此，有些经济学家将尼安德特人的石斧也视为资本)。马克思则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它与诸如古希腊奴隶社会或者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其他生产方式具有本质不同。由于这些不同生产方式都包含着特殊的生产关系，必须用其特有的、只对这种生产方式有效的范畴来阐述。在此意义上，那些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是“历史的”而绝非超历史的范畴，它们只在资本主义是统治性的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有效(参见科斯勒和维恩诺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一书①)。

第二节 理论与批判

在“世界观式的”(weltanschaulichen)马克思主义中，如前文所言，马克思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学家，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们可以用它对抗“资产阶级经济学”(即那些以正面态度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派)：马克思从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那里汲取了劳动价值论，据此，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他发展出了劳动力剥削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就此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没有范畴的根本差异，而仅仅是理论的结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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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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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öβler, Reinhart; Wienold, Hanns (2001): Gesellschaft bei Marx. Münster,S. 165 ff. ——译者注

这基本上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对它们而言，马克思在其理论内容上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只不过他得出了和斯密、李嘉图不同的结论。既然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已经将古典经济学视为过时的学说(现代的理论已经不再将价值的规定性归结为劳动)，那么当今的经济学家们也就认为，不需要再认真面对马克思的理论了。

然而，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所明确表示的，马克思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每一种新的科学研究都会批判过去的理论，但只是为了证明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但马克思要做的远不是这样的批判。他不是只想要批判单个的理论(当然这种批判在《资本论》中也存在)，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的批判在针对整个政治经济学：他想要批判这一整门科学的范畴基础(kategorialen Voraussetzungen)。马克思在 19世纪 50 年代末写给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信中明确了他的批判的整体性质：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

这种对范畴的批判开始于政治经济学最抽象的范畴，价值。马克思承认，政治经济学抓住了“价值规定的内容”，即劳动与价值的关联，但是，政治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8页)。马克思在此主要批判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而是其问题设置(Fragestellung)的形式与方式，也就是说，他要批判这样一种区分，有些东西政治经济学想要解释，而有些则被当作不言而喻的东西接受下来。以至于不必解释(比如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具有一种“交换的倾向”。由此出发，人类将所有物品视为商品，只是一种普遍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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