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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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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种关于价值和价值量究竟决定于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即买与卖的领域)的提问本身,已经包含了一种致命的简化。价值并不是在某处“形成”,然后又在“哪里”出现。对于一块面包,这种提问至少是可以成立的(就算其答案是明确的),即它在哪里形成,在面包房中还是在放入柜台的销售中。价值却不是一个像面包一样的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属性。这种表现为价值和价值量的社会关系,恰恰是在生产和流通中建构起来的,以至于那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没有意义。

价值量在交换之前并不能被确定,但也并不是在交换中偶然形成的。它是前文述及的私人耗费的、个人的劳动被多重化约为抽象劳动的结果。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生产者个人的劳动和产品之间的简单关系(“实体主义的”价值理解正是从这里出发的),而是生产者的个人的劳动和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交换与其说创造了价值,不如说中介了这种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当然,这种中介出现在以私人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而且只在交换中发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①

在交换之前,价值量仅仅能或多或少地被估价。这种估价也决定了一个商品生产者是否进行一种特定的生产。只不过,商品的估价总是无法与价值的存在相一致,这也是那些生产者必须知道的沉重事实。

通过以上的深入思考,事情应该清楚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实体并不能被“实体主义地”加以理解,即价值仿佛是单个物中存在的一种实体。在单个商品中恰恰无法把握价值对象性。只有在交换中,价值才采取了一种对象性的价值形式,这才有了马克思价值理论中“价值形式分析”①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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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认为马克思在生产之中、在交换之前就已经看到固定下来的价值的观点,喜欢以他的这段表述作为证据:“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9页)这里被忽略的是,这句话讲的是一种调节关系,而不是一种时间关系(先有价值在那里,然后被交换)。关于时间关系,马克思曾有清楚的论证:“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页;黑体字由海因里希标注)而对商品生产者来说,价值对象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对他们而言“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同上;黑体字由海因里希标注)。所谓价值“被注意到了”,是说未来的价值被生产者估计到了,而不是说价值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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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实体主义理解却很难进入价值形式分析:对他们来说,基于那种简单的断言,即商品价值取决于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理论的难题便已然解决了。

第五节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经济的形式规定性)

马克思宣称,通过价值形式分析,他要做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完全未涉及的事情。作为导引,他写道: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2页)

这段话常常被理解为,马克思想要从简单产品交换出发,将货币的历史形成提升到一种很高的抽象层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划界,即宣称后者从未尝试他的分析,就完全是夸大其词了。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抽象的、历史性概述已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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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开始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内容丰富的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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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句话中就清楚表明的那一点,即他所分析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商品,而是资本主义中的商品(参见第三章第一节开头)。那么也就清楚了,他现在所思考的“起源”(即形成)不是指货币的历史形成,而是一种概念性的发展关系:它不是关于货币的历史性的生成(也不是一种完全抽象意义上的生成),而是对“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在另一种商品之中表现其价值)与“货币形式”之间的关联进行概念性的重建,这种关联是内在于当前的资本主义的。更一般地说,问题在于,在商品生产社会中,货币究竟只是一种实用的辅助手段(归根结底人们可以将其放弃),还是实际上必然存在的东西。

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出于科学兴趣。许多社会主义思潮致力于构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私人的商品生产继续存在,货币却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的权利票据,或者能够标示其本身的劳动贡献的“小时券”。马克思通过证明商品生产与货币之间不可分割,也实现了对这些思潮的批判。

马克思的货币分析分为三个步骤。(1)首先,以形式分析的方式(formanalytisch)(就是说,在不涉及商品占有者的情况下,对形式规定性加以分析),将一般等价形式(或者说货币形式)作为对于价值来说必然的价值形式加以阐释。(2)其次,讨论商品占有者的活动:必然符合那种一般等价形式规定的、实际的货币,在这种活动的基础上才形成。(3)最后,货币的各种功能得到了阐释,货币在“简单流通”(即不涉及资本的商品与货币的流通)中表现出了这些功能。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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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学家们的标准动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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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多《资本论》的导读性著作也用这样一种抽象的、历史的方式来理解价值形式分析,从而错失了马克思论证的核心。比如豪格(Haug1989,S. 151)将“现实的历史发展”同价值形式分析相对比,认为后者“呈现的是实验室般无菌培养状态下的价值形式的发展规律”,并赞许地引用恩格斯的说法,认为逻辑的东西(概念的发展)不过是清除了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之后的历史的东西(关于恩格斯解读方式的问题,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问题,豪格和我曾在《论证》(Argument)杂志上有过一场争论,参见Haug(2003a,b),Heinrich(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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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经济学通常是从列举各种货币功能开始它们对货币的分析的。货币一般的存在基于这样的论证:如果没有货币,交换将很难被组织起来。也就是说,论证是基于商品占有者的活动层面。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对于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关联的形式分析式的思考并没有什么位置,而这种关联也就是前文引述的马克思所说的“起源”的意思。

当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时也会遇到困难。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类似,实体主义的解读通常也将重点放在货币功能上,而无法处理马克思对货币形式和货币的概念性阐释。而非实体主义的解读也经常忽略了前两个步骤(货币形式的概念性阐释,货币的概念性阐释)之间的差别。我们将在这一节中讨论第一步,在后续两节中讨论第二和第三步。

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开始于对“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的探索。这是指一个商品在另一个商品中的价值表现:

$$
\Delta C E \cong \Delta D A E \cong \Delta D E \cong \Delta D ^ { 2 } A D B
$$

或者用马克思那个著名的例子:

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麻布的价值需要被表现出来,而上衣充当了表现麻布的价值的材料。两种商品在价值表现中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马克思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它们。第一种商品(麻布)的价值作为“相对价值”(也就是说,通过与某种其他东西的关联)被表现出来;它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第二种商品(上衣)充当了第一种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它处于等价形式。

在简单价值表现中,每次只有一种商品的价值得到表现:只有麻布的价值能被表现出来—以特定量上衣的形式。相反,上衣的价值则不能得到表现。不过,“20码麻布值1件上衣”的价值表现中也包含了“1件上衣值20码麻布”的逆向联系。在这里,上衣处于相对价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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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麻布处于等价形式。

价值在单个使用价值中是无法被把握的,只有在价值表现的公式中,价值才取得了一种对象性形式:那种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商品B),现在成了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商品A)的价值的躯体化。孤立地看,第二种商品也和第一种商品一样,只是一个使用价值。但是在价值表现中,处于等价形式的第二种商品却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它不仅被当作特定的使用价值,而且,它的使用价值形态同时成为价值的直接的躯体化:“在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形式起着价值形式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6页)

只是因为价值采取了上衣形式,麻布的价值才获得了一种对象性形式(gegenständliche Form),它的价值作为特定量的上衣,成为可把握的、可见的、可度量的东西。马克思将这一结果总结如下:“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7页)

价值是一种纯粹社会性的东西,它表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劳动的等同性,表现出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等价形式中获得了一种物的形态,在我们的例子中,价值直接表现为与上衣相同一的东西。上衣被当作价值的躯体化,但只是在价值表现中是这样。上衣在价值表现中具有了一种新的、外来的属性,这一点在上衣中还比较容易看出,然而在货币中就不那么容易看出了。

简单价值形式尽管对象性地表现出了商品A的价值,使其变得可把握、可度量,但它仍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只是将商品A与一种唯一的商品即商品B联系在一起,而远没有将其与所有其他商品联系在一起。

我们现在看看商品A(这里也就是指麻布)与所有其余商品的价值关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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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20码麻布值10磅茶叶,

20码麻布值40磅咖啡,等等。

麻布的价值现在与总的商品世界(而不是仅仅一种单个商品)联系在一起了,同时表明的是,商品价值与同它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毫不相于:上衣可以充当麻布价值的躯体化,而茶叶、咖啡等也可以。无论用上衣还是用咖啡来表现,麻布的价值都是等同的。同时清楚的是,数量的交换关系绝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在简单价值形式中是不能看出来的。

不过,扩大的价值形式也是不充分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仍是未完成的、未穷尽的。另外,价值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就有了许多相互排斥的特殊的等价形式。

总和的价值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构成的一个系列。这些简单价值形式中的每一个都包含着其相反关系。如果我们把简单价值形式的这个系列翻转过来,就得到了“一般价值形式”:

$$
\begin{array} { r l } & { 1 \left. 4 \underline { { \hat { x } } } \underline { { \hat { x } } } \hat { x } \right. } \\ & { 1 0 \left. \overline { { \hat { y } \hat { x } } } \hat { \xi } \hat { \hat { y } } \hat { \hat { x } } \right. + \left. \vert \underline { { \hat { z } } } \vert 2 0 \left. \overline { { \hat { y } \hat { z } } } \right. \overline { { \hat { y } \hat { x } } } \hat { \hat { x } } \hat { \hat { y } } \right. } \\ & { 4 0 \left. \overline { { \hat { y } \hat { y } } } \hat { \hat { y } } \hat { \hat { y } } \right. \hat { \hat { y } } \hat { \hat { y } } \hat { \hat { z } } \hat { \hat { z } } } \end{array}
$$

商品价值现在得到了简单、齐一的表现,因为一种唯一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充当了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表现。因此,这种形式带来了决定性的东西:

每个商品的价值作为与麻布等同的东西,现在不仅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而且与一切使用价值相区别,正因为这样才表现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东西。因此,只有这种形式才现实地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2页;黑体字由海因里希标注)

价值对象性不是单个商品所表现出的属性,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特征,因为它表现的是单个商品(或者说生产中的个人的劳动)与总的商品世界(或者说社会的总劳动)之间的联系。因此,价值不仅必然带来一种对象性的价值形式,而且必然带来一种能够表现出这种社会性特征的价值形式,而这是在一般价值形式中才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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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价值形式的独特的社会性是一种更进一步的属性,这种属性将一般价值形式同时与简单的和扩大的价值形式区分开来。在后两种价值形式中,“使自己取得一个价值形式可以说是个别商品的私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2页)。现在,情况不同了:

相反地,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只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一个商品所以获得一般的价值表现,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同时也用同一个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而每一种新出现的商品都要这样做。这就表明,因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 Dasein),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联系来表现。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2—83页;黑体字由海因里希标注)

在这里明晰起来的,不是日常意识所能明确把握的东西,而是科学分析的结果:价值的社会性表现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性的价值形式。

价值和价值量本来并非单个商品的属性——现在通过一般等价物的辅助,表现为仿佛只是商品的简单属性。在质上,上衣(茶叶、咖啡等)的价值与麻布相等同;在量上,1件上衣(10磅茶叶、40磅咖啡等)的价值就是20码麻布。

货币形式最终区别于一般价值形式的地方只在于,等价形式“由于社会的习惯”(第44卷,第87页)最后与一种特定商品的独特自然形式结合在了一起(这在历史上就是金,在更小的范围内也有银)。这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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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文根据德文有改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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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因而成了“货币商品”。

对“社会习惯”的提及表明,我们对货币形式的分析已经触及商品占有者的活动层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谈到商品占有者。以上所考察的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交换关系,而不是商品占有者的交换行为。

第六节 货币与交换过程(商品占有者的行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章才明确研究商品占有者及其行为:作为商品占有者的人只是商品的代表,因此必须先去研究商品。

如果只考察商品的交换关系,那么,一种商品对于同它相交换的其他商品来说,都表现为它们价值的表现形式。但是,商品占有者不是想要用他的商品去交换任意商品,而是想要换得特定的商品:对他而言,他自己的商品不是使用价值,把它交换出去才会获得他所需的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占有者想让他自己的商品充当一般等价物,这样就能与所有其他商品直接交换。而由于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这样想,也就没有一种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处于交换过程中的商品占有者就面临一个无解的难题。马克思精辟地总结了实际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像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他们只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另一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即马克思在第一章中从事的形式分析,前文已介绍。海因里希注)但是,只有社会的行动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个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通过这个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个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独特的社会职能。这个商品就成为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5106页;黑体字由海因里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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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析已经指明了一般等价形式的必要性。为了将物品实际地变成商品,也就是说,让物品作为价值彼此发生关系,商品占有者就必须让他的商品与一种一般等价物发生关系。因此,他们的“社会的行动”就必须把一个商品变为一般等价物,从而变成现实的“货币”。

进行交换的人自己的行为是自由的,但是作为商品占有者,他们必须遵从“商品本性的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的,他所涉及的人只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页)。如果从商品占有者的行为或意识开始分析,那么,本该得到解释的社会联系就始终被当作前提了。因此,马克思在他的阐述中区分了商品的形式规定性和商品占有者的行为,并首先阐述这种形式规定性本身,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是商品占有者行为与思考的既定前提而这一前提又不断通过他们的行为被再生产出来(参见第三章第二节)。

实际的货币当然是商品占有者的行为的结果,但绝非源自最重要的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说的无声的契约。货币从来不是像那些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有意识地考虑的结果,是出于简化交换的理由而被使用的。马克思强调,商品占有者“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他们的行动必然带来货币这一结果不然,商品根本无法作为价值而彼此发生关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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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将货币阐发为商品占有者的行为的必然(尽管是无意识的)结果之后,才能回顾产生这一结果的历史过程:在范畴的阐发后,马克思对货币的历史形成作了简要抽象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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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货币在实践层面绝不仅仅是一种交换的辅助手段,在理论层面也绝不仅仅是价值理论的附属品。倒不如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货币价值论:如果没有价值形式,商品就无法作为价值而彼此发生关系,也只有货币形式才是对于价值而言可计量的价值形式。相对而言,对价值的“实体主义”理解想要把价值固定在单个的物上,是一种前货币的价值理论。他们试图在不涉及货币的情况下讨论价值。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就连新古典主义的效用价值论也是前货币的。那种认为价值已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完全决定的常见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也是前货币的。①

第七节货币职能、货币商品与现代货币体系

马克思从商品、货币的“简单流通”中区分出三种基本的货币职能。如果考虑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总过程,还会有更多的货币职能(见后续第八章)。

货币的第一个职能在于,它是商品的一般价值尺度,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表现为特定量的货币。

价值是商品中的共同实体、抽象劳动的“结晶”。因此,使商品变得可等同的不是货币,而是它们与抽象劳动的这种共同联系。对此,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14页)

由此也立刻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价值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来度量,或者为什么货币不能直接代表劳动时间?马克思只是在《资本论》的一个脚注中简要谈及这个问题,并引注了他更早期的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那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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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克豪斯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阐明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货币”特性,由此深刻影响了第一章第三节提到的“新马克思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