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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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这些实际性的东西，比如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当然这些实际性思想不一定要照搬，但是它完全可以用来进一步阐释我们的存在论差异。

说到底，“技术”就是“实现”，就是“条件”，就是实际性。

历史唯物主义要着眼于技术这个环节。说到底，“技术”就是“实现”，就是“条件”，就是实际性。马克思始终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看问题，体现的是实际性思想。我们不能对历史人物做过多的要求，过高的期望，因为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关键问题是，这些历史条件最终都可以阐释成技术条件。技术将为我们阐释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哲学、艺术。你说中西音乐为什么这么不一样?你看看乐器就知道了：一边是钢琴、小提琴、圆号，一边是琵琶、二胡、大鼓。乐器本身的配置，就构成对音乐发展路径的实质性的制约、技术的制约。马克思的实际性思想应该用技术范畴进行阐释。这是我的第一个思想。

第二个思想，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存在论差异。海德格尔曾经把时间作为存在论差异。海德格尔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叫做《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说时间性恰好揭示了我们那种既“是”又是个“什么”这样的差异。时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有时间这个东西吗？有啊，过去现在未来嘛！那么好，过去是不是都过去了？是的。未来是不是还没有到来?是的。现在是不是一个瞬间?是的。现在可以分割吗？如果说可以分割，那就又分割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了，只好说不能分割，是纯粹的现在。可是，没有过去的东西有长度吗？没有，现在只能是零长度。好了，照这么一分析，根本没有时间这个玩意儿了。时间问题就是这样，困扰了哲学家几千年。你说没有时间这么回事吧，过去、现在、未来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个笑话说，一个聪明的孩子告诉一个傻孩子说，我告诉你啊，其实没有天这个东西。那个傻孩子就问，那天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说没有天，那么我们整天说的天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聪明孩子是个本质主义者，傻孩子倒像是个现象学家。我们要回到这个傻孩子的问题。如果说过去、现在、未来根本都不存在，那我们整天讲的那个过去、现在、未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现象学说，过去、现在、未来这些时间性是一种相互牵连而又具有隐蔽性的东西。越是隐蔽的，越是在起作用。搞幕后操纵的长胡子的人往往是不出场的。所以，时间的过去和未来是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存在。过去在不在?眼下不在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举一动都是由过去的经验来决定的。一个人如果忽然丧失一切记忆，那他就忽然不成为人了。所以，过去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东西。未来也一样，如果你没有预期，你也什么都做不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恰好说明别看分析起来好像没有时间这个东西，实际上时间以一种非常根本的方式，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本质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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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异，就是开放着的一边实现一边摧毁，一边肯定一边否定。时间是肯定与否定之路。它不断地接纳未来，使得潜在的东西变为现实，这是肯定；又不断把东西推向过去，这是否定。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被海德格尔阐释成存在论差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发现。

技术就是时间。时间是超前和滞后的双重运作。我们所有关于过去的事情都是一种滞后，而未来都是一种超前。

我现在要补充说，技术就是时间。时间是超前和滞后的双重运作。我们所有关于过去的事情都是一种滞后，而未来都是一种超前。所有的过去都是现在的过去，所有的未来都是现在的未来，过去和未来是通过超前和滞后的方式得以规定的。如何超前？如何滞后？通过什么来实现呢？技术作为实现，实际上起着超前和滞后双重作用。

首先身体就是一个用来实现超前和滞后的场所。我们可以举一个超前的例子。恩格斯曾经说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怎么能创造人本身呢?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恩格斯的话是错误的，因为这明显是一种拉马克的进化理论，而今天的生命科学表明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是错误的。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呢？拉马克认为它是一代又一代不断向上够啊够啊，所以长长了；这个解释很像是说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地劳动、劳动，最后就变成人了。现代生物学理论认为拉马克理论是不对的，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的那句话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基因不改变的话，就算劳动又有什么用呢?这一代人偶尔劳动了，死了之后，下一代人还不是继续做猴子?劳动怎么能创造人本身呢?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恩格斯的这句话是错误的，不符合生物学规律。但是今天，我想给它一个崭新的阐释，让它获得新生。我认为对恩格斯这句话，不要用狭窄的生物学来进行理解，而要从哲学上进行阐释。劳动是一种有预期、有目的的活动，劳动也是一种身体技术。所谓劳动创造人本身，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这种身体技术对于人的超前性，对于未来这个时间维度的构建作用。我们是通过劳动建立起我们的世界的，因而建立起人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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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推动历史呢？技术推动历史也只能在超前的意义上讲。历史有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性，但是不同的技术路线将实现不同的历史可能性。技术使得潜在的转化为现实，“是”转化为“是者”，存在转化为存在者。这个超前和滞后既体现在机械工具这些外在的技术上，也体现在身体技术这个内在技术上。如果说劳动创造人本身可以用身体技术的超前性来解释，那么马克思更多地援引了机械技术作为超前的力量。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创造了封建领主社会，蒸汽磨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社会，讲的就是机械技术的超前力量。

通过引进技术作为实际性，通过把实际性作为存在论差异，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做一个适当的融合，从而

所谓劳动创造人本身，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这种身体技术对于人的超前性，对于未来这个时间维度的构建作用。我们是通过劳动建立起我们的世界的，因而建立起人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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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构建一个对技术的崭新的哲学认识。刚才我们讲了技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构造作用，讲了建筑技术划定了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的建筑，就可以大体地知道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状况。你只要看看建筑的几何化程度，你就可以判定这个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原始的建筑，由于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原因，几何化程度不高，线条不太直，圆也不太圆。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的，线越笔直，圆越圆。空间的几何化恰恰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过去的空间概念并不是几何化的，各个处所、地方是不一样的，就像是一个物理场中各处的势能不一样。现在的空间是处处一样的，处处均匀、各向同性。我们过去讲位置的时候，都明白“位置”是有约束力的。在其位谋其事嘛！屁股决定脑袋，到哪座山唱哪样歌。这就是空间的规约性。不同的空间方位有不同的约束力。我们的生活方式受制于空间配置。现代科学导致了一个均一的空间，实际上是让人类丧失了空间。空间的丧失或者说空间的几何化，让本来结成一体的人与世界分离开来了，这就让我们今天对于人和世界的认同出现问题和差错。

时间也是一样的，也规定生活方式。现在以钟表技术来划定的时间，规定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钟表时间是单向线性的时间，它决定了我们现代基本的生活模式的快节奏、加速度、精确化、严格化。所以说时间成了新时代的监工，它仿佛用皮鞭在后面拼命地赶我们。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你听听交响乐，过去的音乐节奏普遍比现在要慢。除此而外，时钟技术还极大地摧毁了文化多样性。过去的时间是根据生活节奏本身来划定的。农民的时间是按照他种植的作物的周期来规定的。你种植什么作物，在什么地方种，都会有不完全相同的周期节奏。如果你是牧民，你要按照羊羔和草场的生长周期来进行。总的来讲，是生活决定时间，而不是相反。但是机械化钟表时代造成了一个新的格局，也就是由时间来决定生活、规定生活。坐标系的概念也是这样的普遍划定，这种普遍性的时空划定，抽掉了本时本地的特殊性，抽掉了生活内容。世界不再是一个如影随形的、与人的存在方式有内在匹配的东西，与此相应，人的存在也成了轻飘飘的、无所凭借的存在，被视为一种并无特异之处的存在者，成了一个生也偶然、灭也偶然的物种。存在论差异慢慢消失，人再也想不起自己是谁，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追求，除非从动物们那里知道它们也有这些追求。存在论差异的消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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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存在论差异的消失是以某种现代技术的霸权的实际性为前提的，因此我们要反省这种霸权技术，因为正是这种特殊类型的技术构造了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与人分离的世界。这种技术，用芒福德的话说，是权力技术而不是生态技术，是控制技术而不是生活技术，是无机的而不是有机，它是征服性的

存在论差异慢慢消失，人再也想不起自己是谁，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追求，除非从动物们那里知道它们也有这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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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交往性的。这种存在论差异的消失，表明现代占支配地位的技术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非技术，因为本真的技术恰恰就是存在论差异。这一点是反思现代技术的一个基本要点。

时间也到了。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技术长期没有成为哲学的话题有两个原因：技术本身是自我隐蔽的；哲学要研究内在本质，而技术恰恰存在于外在性的领域。为什么现在又开始研究技术呢？因为技术被大规模地、广泛地运用，从而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最显眼、最显著的状况。与此同时，现代哲学扬弃了本质主义，发展了一整套关于在场和不在场的现象学分析方法。这个理论用来分析技术这种自我退隐的东西特别有用武之地。我们介绍了从现象学角度提出的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这四种关系特别提到了身体和符号。技术可以是我们身体器官的外延，也可以是具有符号意义的文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提出了自己的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相结合的“海马主义”。一方面强调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另一方面强调马克思的实际性思想。目标是把技术这种实际性阐释成存在论差异。今天的人类面临着存在论差异消失的危险，也就是说世界的活性、人类的人性均成了问题。这与现代技术的非技术化有关。这种非技术化体现在技术的单一化、控制化，从而丧失了时间性。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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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答

问：您昨天讲到人是没有本质的动物，而马克思曾经提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另外，您这三天所讲的技术是不是同一个技术?

吴：我们首先谈谈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界定。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的时候，应该说正处在反本质主义的前夜。马克思想说的是，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就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反本质主义的。但就他认为人的本质可以归化为、还原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言，他又是一个本质主义者。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这三次讲演当中的技术当然是同一个技术，只是从不同角度来展开。现在可以借机总结一下，这三次讲座实际上贯穿了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打开看待技术的视野，不要局限于机械技术、工具技术；要把技术的范畴扩展，扩展到身体技术，扩展到社会技术。第二个原则呢，我希望不要就技术本身谈技术，因为技术是一个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综合，显著起作用的部分是由一大堆不在场者所支配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价值，等等；我们只有把这些不在场者统统展示出来，才能构成对于技术的充分理解。第三个

马克思想说的是，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就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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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呢，我们想把技术放到哲学的层面上来考虑。过去我们考虑技术往往考虑的是具体的技术，但是哲学家始终相信，需要研究的是那个使具体的技术设备成为技术的东西。如果考虑这三个原则来讨论技术，我们就展示了技术的多个层面，给人感觉好像讲的不是同一个技术。

什么是技术呢？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我讲了三天，到底也没有明确地告诉大家技术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给一个明确的定义呢?你们如果这样想，那我就觉得很遗憾了。我始终在反对本质主义，如果结果你们仍然希望有一个定义才感到踏实的话，那么我的反本质主义事业就完全失败了。给出定义就是给出一个稳定不变的本质，这种做法是最容易的，但也是最没有意义的。给定义是懒人的做法，而不是追求真理的正确方法。我不是绝对反对给定义，关键是不能够存有那种得了定义才踏实的念头。定义总是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活的东西、历史的东西总是变化的，给定义的意义不大。人文学科从来不是以获得定义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得更宽广的视野、更敏锐的眼光。

问：技术能不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从而控制政治？

吴：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是昨天就讲到的问题。前天我们讲到了社会技术制约工具技术，昨天我们讲到了工具技术反过来制约社会技术，什么样的技术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当然我们要警惕技术的绝对控制，这是我今天所讲的。你似乎希望技术绝对地控制政治，这算是一种技术乐观主义。但是，我们已经指出，技术乐观主义没有真正地理解技术。我们要高度地关注作为现代最显著现象的技术，这种关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各位在座的未来的工程师们，你们在将来的技术设计和技术操作中，一定要认识到，你们不是在做简单的技术活，而是在创造新的人性。因此你们要特别的小心，要具有人性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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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将来的技术设计和技术操作中，一定要认识到，你们不是在做简单的技术活，而是在创造新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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