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

准备性的说明

感谢朱葆伟、赵建军教授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来与大家交流一下我最近关于技术哲学的思考。

先谈谈我从事技术哲学的缘起。应该说我搞技术哲学是比较晚的。在座的李伯聪老师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搞人工论，高亮华在90年代就有技术哲学专著出版，他们都是先驱者。我起步比较晚，在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转向技术哲学，因为博士论文做海德格尔研究，被海德格尔引向、引入了技术哲学。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主要是对海氏科学技术思想的一个述评，但后来得了一个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当然只是在座的前辈和同行们的厚爱而已。

技术哲学是个新兴学科，在中国是，在国外也是。我们与国外同行差不多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我们要有信心。目前国际上比较活跃的技术哲学家，他们的水平也不是高不可攀。技术哲学是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现代中国缺乏自己的哲学传统，这个事情有好有坏。有一个哲学传统的好处是可以依附在这个传统上，跟着走，大树底下好乘凉。坏处则是不能脱离它，受它的束缚，不容易有开创性。比如说在美国，技术哲学就很难发展，它看起来好像很红火，其实是很边缘化的学科，都没有能够成立“技术哲学学会”，没有Society for Philosophyof Technology，而只是成立了一个“哲学与技术学会”，Society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对美国许多哲学家而言，在强大的科学哲学传统下，技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哲学问题，可以“与”(and)哲学挂挂钩，但本身成不了哲学。

\*2007年2月3日在第5次北京技术哲学论坛上的报告，这里的文字根据张恒力博士提供的录音记录稿整理而成。

中国缺乏现代哲学传统，反而可以在白纸上描画。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对于西方的学术是兼收并蓄、兼容并包，没有什么忌讳，什么资源都可以用，美国、法国、德国的资源都可以利用。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对科技哲学的同行们说，技术哲学是个有前途的学科。我在1999年写了篇很小的文章，题目是《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做科学思想史研究，基本的落脚点是“idea”，“科学”是我关注的核心。如今搞技术哲学，对我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技术”能不能独立，能不能取代“理性”、“观念”成为哲学的核心，是很难的事情，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冲突与矛盾，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个痛苦的思想过程。今天我仍然不能说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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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技术哲学，着眼于技术的不同侧面，可以有不同的研究思路。比如说，可以从四种角度来研究：第一，技术作为一个物品、制作品；第二，技术作为一种行为和活动；第三，技术作为人的一种意志和能力；第四，技术作为一种知识。着眼于不同的方面，必定会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比如说，研究技术物品时，可以研究技术系统论；着眼于行为与活动，可以研究技术活动论；着眼于知识，可以研究技术知识论与技术方法论。能力研究比较少一点，有时以隐性知识的名义归入技术认识论。当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东北大学的东北学派，他们人很多，大概研究技术活动论多一些。南边的中山大学有技术认识论，张华夏教授等人利用科学哲学的理论，依托分析哲学的观点来分析技术问题。而我们北京呢?不南不北，特色不太明显。如今搞了一个“北京技术哲学论坛”，很好可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我看，应该还是在技术的存在论领域。北京地区适合发展存在论的技术哲学。

目前的技术哲学路径，有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社会学，等等。对于技术认识论，我个人不十分看好，我觉得可做的工作不一定很多。因为技术在传统上、本质上不是理论性的东西，不容易做，当然它可以依附在科学哲学、科学认识论的某一方面来谈。今天做得比较多的是技术社会学与技术伦理学，原因在于，技术在当代成为一个最醒目的现象，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性后果，因此人们很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技术；这也比较符合中国当前搞哲学的一般路子，即喜欢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但是，目前技术存在论、本体论处在一个很薄弱的地位。它本来应该处于基础性的地位，但技术本体论因为很难搞，实际上处在很荒芜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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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本体论很弱也是有原因的。按照传统本体论的思路技术不可能成为本体。传统的理解是，本体论就是研究世界上有些什么东西，自然界往往就被当成了本体，自然哲学往往就是自然本体论。技术既不决定物质，也不决定精神，所以技术本体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技术哲学若要成为真正的哲学，那就必须首先搞出一个技术本体论或技术存在论来。前几年谈哲学的技术转向的时候，我就不太同意高亮华的说法。我认为，如果“哲学的技术转向”只是说哲学过去不关注技术现在开始关注了，那就太弱了。哲学的技术转向，是说技术要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说，所谓哲学的技术转向肯定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要从存在论的层面上来阐释技术、理解技术。当然，建构一个技术的存在论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没有这个技术存在论，技术哲学也可以做，但是肯定行之不远，哲学味道肯定不强。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什么都可以进行专门化研究。现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面设的专业委员会太多了，有技术哲学，还有工程哲学、产业哲学，以后还会有管理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等，有点抢山头的味道。可是这么抢下来也只是抢了一个不那么要紧的“研究部门”而已，也就是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挂了个招牌，这个意义不是很大。我比较关注的是，若想技术哲学成为哲学，必须有一个存在论的转变。过去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现在李伯聪老师说“我造物故我在”，这是关于“我”的一个革命性的变迁。在这个说法的背后实际上就有一个存在论的哲学在闪闪烁烁，若没有它，技术哲学何以成为哲学？我们都知道，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以理论和经验作为基本范畴，对科学活动做逻辑重建，探求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理论进化的动力机制、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做这些事情是分析哲学的强项。而技术哲学又是干什么的呢？其哲学上的依托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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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作为哲学有它的特点。哲学不解决问题，它只是提出问题、展开问题，或者为问题的展开提供空间。哲学的发展，不是根据现实的要求来发展，而是根据对哲学传统的创造性阐释来发展。我们中国人目前没有什么像样的哲学传统，我们这代人的工作就是帮助建立自己的哲学传统，或者说为建立哲学传统做点准备。因此我建议，技术哲学的发展不要走科学哲学的老路，即单纯地介绍、引进西方的东西。这个老路当然也不只是科学哲学的老路，而是中国人的“现外”(现代外国哲学)老路。过去“现外”单独是一个专业，后来合并到外国哲学去了。“现外”被赋予的任务就是介绍现代外国的哲学思想，并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判。后来发现“批判”没有多大意思，就基本上是介绍，但后来却成了一种做哲学的范式。这种范式有它的优点，就是短平快、出成果，但我认为，它造成了目光短浅、就事论事、舍本逐末等不良后果。比如，搞“现外”、“科学哲学”的人，好提问“最近国外有什么新动向?”这种问法是典型的“现外”思路。在一个成熟的哲学范式下，能有什么新动向？老是那几个哲学问题嘛，它几十年、几百年都不会变，哪有什么“热点”不“热点”！所以，今天我们搞技术哲学要从哲学传统的源流抓起，从真正的哲学经典起步。我认为中国的科学哲学没有从康德搞起，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误。我们只是从逻辑经验主义搞起，甚至只是从波普、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SSK搞起，这都是些舍本逐末的做法。如果你不从康德搞起的话，你就不理解逻辑经验主义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不理解科学哲学是怎么来的，因而也就不能够建立起批判的视角。现在搞技术哲学，似乎也有点“现外”的模式。这几年的博士论文，把几个国外的技术哲学家都搞光了，于是就有学生私下里说技术哲学没有什么可搞的了。我刚才说过，西方的技术哲学水平肯定比我们强，因为起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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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的科学哲学没有从康德搞起，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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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术的职业化程度比我们高很多，所以比我们做得好，可是也好得有限。所以，“现外”的模式在技术哲学里比在科学哲学里更是行不通。如当代美国的技术哲学家芬伯格、鲍尔格曼、米切姆、伊德，还不能说是经典作家。技术哲学要回到经典，单纯学习当年科学哲学的路子，行不通。应该回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活水，才能有批判的视角，才会有原创的可能。

现在谈得比较多的经验转向问题，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挖掘自己的传统而搞的东西。美国人有自己的传统，即实用主义传统。技术哲学为什么搞经验转向?因为他们有实用主义传统。我们中国人谈论经验转向，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搞，只是听说美国人在搞，国际上都搞，那我们也搞，实际上没有搞清楚。你不研究杜威，又怎么谈论经验转向呢?我们的“现外”思路好谈西方的发展趋势，其实哪有什么统一的发展趋势?美国人和德国人不一样。德国人自己搞一套。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历史很悠久，他们是技术哲学的故乡，他们有一个强大的工程师传统，目前似乎搞技术伦理学比较热闹。所以我们在讨论经验转向时，要注意研究历史传统。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传统、为技术哲学定向，不一定要转向，转向转多了就要“晕头转向”了。

技术哲学有伟大未来的根据就在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

所以，我们需要从“根”上抓起。什么是“根”呢？照我看就是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有伟大未来的根据就在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马克思研究是我们中国学者的老本行，我们中国学者对马克思的文本还是熟悉的，特别是老一代学者，《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都读过，对于其中的问题有一定的思考。除了马克思之外，还得有海德格尔，没有他就打不开研究的缺口。“现外”的模式仍然可以参考，但不能都搞“现外”那一套，因为那样的话，会导致我们的技术哲学研究走不远。此外，研究中国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路子，比如研究庄子哲学，从“庄子”中挖掘技术哲学的内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我所读到的著作而言，韩国人金圣东的文章讲庄子的技术哲学讲得最好。目前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的经典著作翻译得太少了，学生们的经典研读搞不起来，不知道读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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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了半天闲话，下面正经讲两个命题以引出今天的话题。一个命题是，超越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第二个命题是，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失。这两个命题都是大家比较熟悉、比较容易理解的，由它们人手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现在谈论得比较多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问题，是技术哲学和对技术反思的一个重要话题。什么是技术乐观主义呢?就是认为技术始终是中性的，技术无论是有害还是有利，都是人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技术无论怎么发展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解决人的问题；只要把“人”把握好、搞清楚就行，因为犯的错误都归人，跟技术没有关系。由此可见，技术乐观主义是建立在技术的中性论、工具论，以及人的主体论基础上的。工具论和人类主体论是结合在一起的。海德格尔曾经说过，对技术的通常观点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工具论和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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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要更深刻一些。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是自主的，并不在我们人类的掌握之中，相反人却受到了技术的限制，人成为技术进化的工具，或者说成为技术自我增殖的一个工具。技术悲观主义的深刻在于把握住了技术的内在本性。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技术不能进入哲学的视野，就是因为认为技术是外在的。亚里士多德说制作物不像自然物，其本原不在它自己的内部。哲学的历史是内在性的历史，哲学讲理性，理性讲自我推理、独立不依、内在演绎，所以内在性是理性的本质。而技术没有这种本质，所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技术就是实现他者的目的，即人的目的，技术本身则无所谓目的。所以技术这种天生属于外在性领域的东西当然进入不了哲学的视野。技术的自主论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技术的内在性，认为技术自身有目的。技术好像是某种有机体一样，它自己发展、增殖和扩充。所以我认为当代技术哲学的崛起根源于技术自主性的发现，没有技术自主论，技术永远徘徊在哲学视野之外。技术有了自主性就有了存在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力量；而当技术只是作为工具，技术中性论的观点普遍流行时，对于技术本身的研究就变得可有可无，需要关注的只是技术的社会后果、伦理后果之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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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技术悲观主义所依赖的技术自主论也存在问题。作为技术自身的自主性建立在人的外在性的基础上，是人的异化。技术自主论认同了技术与人的相互外在。如此一来，技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就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前提，这就是，认为人有一个本性，技术有另外一个本性，而这个“人”的本性可能不受技术的支配，也可能不得不受技术的支配。当它只受技术支配的时候，就会陷入技术悲观主义，人拿它没有办法。当人的自主性很强，人能够支配技术时，就会陷入技术乐观主义。这种人的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技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总根源。因此我们说，当代技术哲学徘徊在这两种倾向之间，但它的前提是未加清算的，这就是人类学的技术观、本质主义的人性论。这两者相互规定。认为人是有本质的，这个本质可以说成是社会性、阶级性、目的性、生命力、意志力、理性，等等，其中人的本质是理性这一条最被认可。西方哲学从一开始，人就被规定为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的本性，这种规定是很“硬”的，所以这种人的形而上学也导致了技术始终未能进入哲学的视野。不从这种人的形而上学突破，就不会有根本意义上的技术哲学。比如卡普的“器官投射说”，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人性论基础上的：人有本质，这个

技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就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前提，这就是，认为人有一个本性，技术有另外一个本性，而这个“人”的本性可能不受技术的支配，也可能不得不受技术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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