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什么是科学 \*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叫《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并不适合对孩子讲，因为听说来的大人比较多，所以我就准备冒险讲讲这个困难的题目。我不是做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这一方面是我的短处，就是人们通常会说的，你不搞科学，你能讲好“什么是科学”这个题目吗?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长处，我以科学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而一般的科学家以自然的某一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科学不是科学家的研究对象，相反，是我们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对象。由我们来讲“什么是科学”，能够反映我们的长处。

名不正则言不顺，让我们先来看看“科学”这个术语的来龙去脉。“科学”这个词，中国古代没有，它是个现代汉语的词汇。它是对西文science这个词的翻译，不过一开始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格致”，或者“格致学”，用了宋明理学中“格物穷理致知”的意思。“科学”这种译法来自日本人。有一个叫西周时懋的日本人，他觉得西方的学问跟我们中国的学问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文史哲不分的，是通才之学、博通之学；西方的学问是一科一科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所以他就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取“分科之学”的意思。这样一个翻译从日本倒流回来了。大家觉得“科学”这个译法比“格致学”要好一点，结果就流行开来了。到今天为止，中国人使用“科学”这个词也就是一百年左右，甚至广泛传播开来还不到一百年。但是在一百年之内呢，科学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生活中一个最显眼的术语。

\*2007年7月1日在首都科学讲堂上的讲演。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引入了两位先生，一个叫德先生，一个叫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democracy；赛先生就是科学，science。从那时开始，科学被认为是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一个重要法宝。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科学和民主就被认为是洋人的“长技”。在这个语境之下，“科学”其实更多指的是现代西方的技术，是导致“坚船利炮”的东西。在现代汉语中，“科学”经常被读成“科技”，原因就在这里：中国人其实更关心的是“技术”，对“科学”并不熟悉，也不太关心。

因此我们今天讲科学，首先需要来一个正本清源，也就是追溯在西方语境下“科学”的意思。

英国人讲科学一般讲的是自然科学，讲science就是指natural science，跟我们中文很像。咱们这个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就不用加自然两个字，你要讲别的科学就要加一个定语，什么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都要加定语。英文是这样，但是法文和德文并不是这样。法语的science和德文的wissen-shaft并不必然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一般意义上成体系的知识，包括文史哲这样的人文学科。法语和德语的“科学”继承了拉丁文scientia和希腊文episteme的意思，讲的都是成系统的知识。因此，要理解来自西方的科学，必须首先搞清楚西方人的“知识”追求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为什么会走这个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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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理性科学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

这就要讲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过去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科学是一个与文化无关的东西，它“横空出世”，无牵无挂，普遍有效，代表着人类这个物种最先进的生活形态。似乎只要有人，人只要想活命，都一定要搞科学。这还是把科学理解成了技术的表现。其实，科学对于人类的基本生存并不是必需的。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大多数民族是没有科学的。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或者准确地说，科学是西方这个特定的文化传统中产生的特定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人文传统会孕育出不同的知识类型。在西方，这个知识类型就是科学，而在我们中国就不是科学，而是礼仪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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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科学”引出来，我们要从人文这个视角来入手。我们讲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为什么我们一个必死的人都活得很愉快、很努力、很认真？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活的生活模式。在这个文化之下，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值得过的。这个文化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文理念，就是关于做什么样的人是最理想的人的一个界定。中西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人文理念的差异。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许多人会说，都是人嘛，吃饱喝足就是基本的要求，是基本的共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吃饱喝足，吃什么？喝什么？到什么地步为足？以什么方式吃？……这些都是问题。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们必须从人文理念开始来追究科学的根源。

中国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对于儒家来说，什么是人呢？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一个字—“仁”。仁者爱人的“仁”，仁慈的“仁”，克已复礼为仁的“仁”，杀身成仁的“仁”。这个“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亲情之爱，推己及人的爱，有差等的爱。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关于理想人性的基本规定。为什么会这样?中国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建立在一种自然农耕经济之上的血缘文化，以血亲为文化基因。我们有时候也说中国文化是个亲情文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情是最高的东西，情感至上，理和法次之。我们中国人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和我们的文化基因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愿意打官司，有什么事私下解决算了，我们的居委会调解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愿意轻易上法庭，上法庭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打赢了官司也不见得你就是个好人。所以我们经常说合法不合理，理比法似乎高一点。因为即使打赢了官司，你依然可能是输了理。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理比法要高，但是理也不是最高的。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理是相对的，你如果较死理那就没意思了。那么什么是最高的呢?刚才我讲了情感至上。《论语》里有一个故事：一个学生问孔子说为什么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这当然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两年半，为什么不是三年零一个月，一定要三年呢？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孔子的方法是通过唤醒他的幼年时的回忆，让他重温父母养育的恩情：你小时候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你不只三年吧，吃的苦、操的心、受的累不只三年吧，通过这个让你回忆起浓浓的亲情，把你带回你的童年，让你逐步感觉到问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就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在情感的氛围当中，这个问题就被消解了。所以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亲情文化。有时我们讲“血浓于水”，“一笔写不出两个吴字”，都是讲的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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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是一种地缘文化，区别于我们的血缘文化。

西方文化是一种地缘文化，区别于我们的血缘文化。什么叫“地缘文化”呢?今天我们诸位走到一起就是一个地缘行为，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为了某种事情走到一起。走到一起之后如何构建文化秩序呢?地缘文化实质上是契约文化，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需要定一套规则。比如说：要听讲就好好坐着把手机关掉，不要讲话之类的；我作为主讲人，也需要好好讲，努力回答问题，等等。这就是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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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文化始终是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一个标志。这个“约”是西方文化很重要的标志，包括基督教中上帝和人之间也要定个约，《新约》、《旧约》都是约。我们现在讲市场经济中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意识也是来自西方文化。他们对规则看得很重，可以说看得很死，因为对他们来讲，规则一旦打破，文化就解体了、就完蛋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规则意识比较淡漠。因此西方人看不懂中国的东西，经常以为按道理中国应该不行了，可是时间过去了，还是很行。他们不懂我们中国人有规则，但是不唯规则。我们中国人做事情讲究灵活性，见机行事。我们的古典文献《易经》就是讲变化的智慧。在纷纭复杂的变化之中把事情搞好，这是最高的智慧。我们因地制宜、相机而行、见机行事、与时俱进，我们还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当然这个词后来用坏了，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实际上过去是好词，就是说你非常懂得在不同的情况下调整自己，不拘泥于死的条条框框。俗话说活人哪能叫尿憋死，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相比之下，西方人对规则就强调得比较死。我们中国人不大讲交通规则，有红绿灯，但不唯红绿灯，行人往往看见没有车来就过马路，不管现在是不是红灯。可是传说德国人三更半夜两点钟路上一辆车没有、一个人没有，他也一定要等着红灯变成绿灯再过去。这当然是很极端的表现，但是表达了西方文化对于规则的强调，因为这是它的文化的一个特质。我们出国的人都有一个感受，觉得外国人非常地刻板、古板，通融的余地很小。比如你给我写个推荐信吧，咱们中国人都说好话，尽量多说好话，对我又没有损失，你好我好大家好，何必呢?写好一点嘛。他不，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绝不通篇好话。这跟他们的契约文化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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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文化有一个特点，它要求个体的独立性，个人的独立性，所以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中很突出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认为没有真正的个人，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网络之中、社会之中。每个人在家有父母、亲戚；出门有朋友、领导、同事，关系网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个网络之中。一个人取得了一点成绩，通常他都会把成绩和荣誉归于领导、同事、家人，甚至伟大的祖国。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认为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主义、个人主义对契约文化是基本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中国人的核心人性理想是仁爱的“仁”的话，那么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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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自由”。

“自由”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是这样讲的；“不自由、毋宁死”也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西方文化始终把对自由的追求，作为他们文化的内在驱动力。当他们需要捍卫什么东西的时候，最强有力的理由是“自由受到威胁”。我们中国人不大理解“自由”这个词，它在我们汉语里面往往是坏词：自由散漫、自由主义、自由化……都不是好词。我们也不大理解自由是怎么回事，以为自由就是胡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我经常喜欢举这个例子，比如你肚子非常饿，走到一个包子铺前一摸兜里没有钱，请问一个自由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通常的中国人都会认为，抓起包子就吃就是自由的行为。因为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孙悟空式的，蔑视规则。但是抓起包子就吃呢，在哲学家看来恰恰不是自由。因为他认为你是在屈服于你肉体的欲望，而没有按照道理来行事。所谓自由就是“由自”，由着“自己”，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规则来办事，然而什么又是“自己”呢？其实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始终探讨的问题就是“自己”。希腊人讲“认识你自己”，哲学家康德讲“物自己”，都把“自己”列为首要的问题。为什么要讲“自己”呢?这就要说到科学的起源上来了。

大家知道现代西方文化是所谓的“两希文化”，一个是希

如果说我们中国人的核心人性理想是仁爱的“仁”的话，那么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自由”。

我们对自由的理解是孙悟空式的，蔑视规则。但是抓起包子就吃呢，在哲学家看来恰恰不是自由。因为他认为你是在屈服于你肉体的欲望，而没有按照道理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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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一个是希伯来。所谓的“希伯来”指的就是基督教，所以西方文化一个源头是希腊科学，另一个源头是基督教，这两个结合起来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两大来源。我们讲科学必然从希腊讲起。

希腊文明的鼎盛时代是公元前500年到前300年之间，正好跟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大致相同。那个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轴心时代，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开端。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确实是一个很讲自由的国度。希腊是一个奴隶制社会，所有人分为自由民和奴隶。奴隶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没有自由。所以对希腊的自由民来说，希腊学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告诉他的子弟们，究竟什么是自由，如何达到自由的境地。因为，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搞清楚自由是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希腊的学问就是要围绕自由做文章，要告诉希腊自由民的后代、贵族的后代，如何真正领悟到自由。

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学问和知识类型，我们称之为科学，通过这种科学告诉希腊自由民的后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刚才说到自由的关键在于找到“自己”。希腊人说自己肯定是在灵魂里面，而不是在肉体里面，否则怎么理解舍生取义、从容就义这些伟大的道德行为呢？但灵魂也很复杂，灵魂里面的什么东西是“自己”的处所呢?他说是灵魂里面思想的部分。思想也有胡思乱想的时候啊，他说就是思想里面不能够胡思乱想的部分，叫做理性的那个部分。那么理性怎么把握呢?希腊人推出了今天称为“理念”的这样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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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科学或者说希腊学术——这两者是一回事，科学是希腊学术的另一个名字—分了两大类：一类叫数学，一类叫哲学。数学是初阶课程，哲学是高阶课程。希腊数学跟中国数学很不一样。中国人学数学是学计算，我们的数学都是应用型的计算题。但是希腊人学数学并不是学计算，或者说主要不是学计算，学什么呢?主要是学推理。希腊数学为什么走上了推理的道路呢?就是因为希腊人要研究这个理念—自由的根本之所在。

什么是理念?我们举个数学上研究圆的例子。什么是圆呢?我们可以说表蒙子是圆的、瓶盖是圆的，但是你仔细量一量会发现这个表蒙子并不很圆，那个瓶盖也不很圆。希腊人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既然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圆的，那就表明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可是，真正的圆在哪里呢?现实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圆，希腊人说真正的圆只能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叫做理念世界，理念才是我们要着重研究的东西。

理念有什么特点呢?理念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它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变化的。圆嘛，各种各样的圆都有，椭圆、扁圆，但是真正的圆只有一个；第二个特点呢，这个圆是自己说明自己的，不依赖其他的东西。我讲的可能有一点抽象。让我回头来讲讲中国数学和希腊数学的区别，你们就清楚了。我们以勾股定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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