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长成小树苗、大树之后才是自己，这就是希腊人理解的运动和变化的过程。我们经常说你别站错位置、站错队，这用的是希腊人的空间概念。我们说屁股决定脑袋，也是这个意思。你在什么位置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一旦成为官僚，就满嘴四平八稳的话，你不这么做，就不像一个做官的。对希腊人来说，物和空间有着内在联系。空间对物有制约作用它使一物成为该物。一个孩子，天然的空间就是在娘的怀抱里；如果不在娘的怀抱里，他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孩子，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有一种从潜在的孩子走向真正的孩子的动机，所以他总是要扑向母亲的怀抱。大人也是这样的，我们总要回家。回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子，成为真正的父亲，成为一个真正有家室的人。家是人的一个naturalplace，一个天然处所。

希腊人的空间概念被近代人的空间概念所代替，与近代世界的图景化是有关系的。这种空间的安排没有任何质的差异，这种去质化的过程就体现在空间的空虚化上。现代人通常会以为没有虚空就不会有运动，但这个想法只是一面之词，因为相互挤在一起也可以运动。笛卡儿不相信虚空，但他的世界依然可以运动，怎么运动呢？涡旋运动、转动，充满也是可以运动的。对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来说，如果空间是空的话，运动反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完全空虚的空间里，你没有参照物，如果只有一个物体的话，运动是没有意义的。更关键的理由是，对于一个在空虚空间运动的物体来说，它不论往哪里运动，都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意味着没有理由，而运动需要理由。此前阿那克西曼德论证处在宇宙中心的地球为何静止时，他讲得很好。他说，宇宙是一个高度对称的球体，地球去哪里都不合适，按照充足理由律，它必须待在中心。近代以后，运动本身丧失了基本理由—运动不需要理由。牛顿第一定律或许可以改称运动不需要理由定律。运动不需要理由，运动的改变才需要理由，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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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空间化实际上是几何化。几何化的意思就是把它均质化。空间本身没有差别，是完全空洞的，但这个空间本身提供了牛顿第一定律的必要条件。没有这样的空间化，就没有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一定律要求，如果没有任何力的作用，匀速直线运动就得永远进行下去。这就要求空间必须是无限的，你不能到一个地方就到头了，走不下去了。第二个它必须假定空间本身是完全没有阻力的，一旦有阻力，第一定律就很难落实了。牛顿第一定律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定律，实际上也可以称它是近代科学的第零定律，因为它规定了近代的世界构造。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看到过牛顿第一定律所描绘的现象，之所以看不到是因为引力无处不在，电磁力无处不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力，到处都是紧张状态，实际上没有真正空虚

牛顿第一定律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定律，实际上也可以称它是近代科学的第零定律，因为它规定了近代的世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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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定律跟绝对空间的概念一样，是一种先验构造，它不是被推出来的，而相反是现代世界构成的第一推动。

的地方，所以第一定律不可能被看出来。第一定律跟绝对空间的概念一样，是一种先验构造，它不是被推出来的，而相反是现代世界构成的第一推动。现代世界是按照符合牛顿第一定律的方式构造出来的，所以说世界的空间化并不是从来都有的，它是近代的产物，其标志就是牛顿第一定律的出现。在牛顿那里世界被空间化、几何化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现在我们讲，爱因斯坦革命了，牛顿的绝对空间没有价值。仔细研究并非如此。爱因斯坦确实拒绝了绝对空间这个东西，但是他为什么拒绝呢?狭义相对论之所以出现，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哲学预设，就是任何物理概念都应该原则上具有操作意义。为什么这个预设这么重要？爱因斯坦没有解释，而且后来他也并不特别坚持这个预设。但这个预设被广泛地接受是事实，因为这是现代科学的非常重要的品格。刚才我们讲了，培根科学要求必须有可操作性，用操作方案把它表达出来。爱因斯坦发现，在牛顿那里，“同时性”没有操作性定义。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如何定义“同时性”，要定义有操作性就需要光，而光速又是有限的，因此“同时性”是相对的。狭义相对论就这么出来的，就这么简单，它是基于培根科学的原则搞出来的。但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不过是把不可操作性的难题挪了一下而已。固然可以说绝对空间概念不可操作，但光速不变原理就可操作吗?单程光速不变本身并不能用任何操作性实验得到证实，为了证明光速不变必须假定光速不变。要测量光速，就要先定两边的同时性，不定同时性，就不知道光从A点到B点需要多长时间，而为了确定同时性，就需要对钟，对钟就需要光。所以测量单程光速是一个不能被付诸操作的方案。所以说爱因斯坦在操作性原则的要求之下搞出了狭义相对论，但是并没有消除基本物理概念的不可操作性这一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没有真的把牛顿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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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讲，绝对空间概念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诉诸操作的概念。这就是康德的思路。康德在追问知识的先决条件时发现，我们需要一个先验空间作为我们的感性形式，从而获得稳定的感性材料。在空间的变换过程中我们的经验要保持稳定不变。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做了个实验，通常我们假定这个实验在上海也是有效的，不然的话，科学知识就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空间必须是均匀的，空间本身对实验不产生任何本质性的影响。所以实验的可重复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时间和空间的均匀性之上的，如果空间不均匀，那么我们的科学知识就无法建构。这种均匀的空间来自哪里呢?康德称之为“先天感性形式”。这是个先天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知识就产生不出来。现在有了知识，反推就一定有这个先天条件。这就是康德说的空间作为先验感性形式的来历。这个先验时空，从某种意义上讲，跟牛顿主张的绝对时空道理是完

爱因斯坦在操作性原则的要求之下搞出了狭义相对论，但是并没有消除基本物理概念的不可操作性这一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没有真的把牛顿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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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样的。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不变性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因斯坦只是拒绝了牛顿的绝对时空，但并没有拒绝绝对不变性；他只不过是将绝对时空中的绝对性挪动到了光速不变，挪到这个四维空间的不变之上。在相对论看来，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单独看来是相对可变的，但四维时空依然保持某种不变性。所以我们看到，空间性作为近代科学的基本背景，它背后蕴含着一个形而上学的预设，即对不变性的预设。你不能说因为有了相对论，这个不变性预设就被推翻了，并非如此。

现在人类生活在一个空的无限的空间之中，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在哪儿。

空洞的空间还蕴含了一个必然性，即这个世界必然是无限的，因为不能设想一个空洞的世界有一个边界。近代布鲁诺论证宇宙是无限的时候，他已经先假定世界是空的。只要假定世界是空的，就必然推出世界是无限的。如果你假定世界是充实的，就必然会推出世界是有限的。空的世界本身蕴含着无限性，而这个无限性恰恰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滚雪球似的无穷发展的一个世界观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今天这样一种荒谬的境地，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里。目的的英文就是end，也是“终点”的意思。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意味着你的目的十分清楚。但是现在人类生活在一个空的无限的空间之中，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在哪儿。近代的世界观是建立在无目的性基础之上的，最典型的一个是进化论。进化是没有目的的，宇宙更不用说了，完全没有目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无目的的意义废墟之中，我们就再也难以建立一个人生观了。如果非要建立的话，就会像科玄论战时的吴稚晖先生所说的：科学的人生观就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就是尔虞我诈的人生观。因为在空间的空洞化过程中，我们丧失了人生的终点。希腊人看得很清楚，每一个运动都是有终点的，终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naturalplace(天然位置)。回到你的天然位置，你就到头了，你就圆满了，你就实现自我了。整个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按这样的方式被牵引出来。而现代，运动变成了一个endless的过程，我们做匀速直线运动，没完没了地走，让人很恐惧，帕斯卡式的恐惧。这种宇宙性恐惧，或者叫做宇宙论恐惧，就是像帕斯卡讲的：我一想到无限，我就禁不住浑身打颤，就恐惧，因为它没完没了啊。这就是空间化造成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世界观转变的第二个方面：世界作为表象也就是世界的空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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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转变的第三个方面是世界的时间化。跟空间问题一样，人们也很容易产生疑惑：时间难道不是自古就是世界的尺度吗?非也!时间作为世界的尺度，作为世界的一维，这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传统社会，时间是通过人的活动被规定出来的，如果你不活动，就没有时间。所以说古代人是悠闲的、

时间作为世界的尺度，作为世界的一维，这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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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详的，没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时间在紧逼着我们。现代人正好相反，现代人的活动是根据时间来规定的，而不是相反。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现在要吃饭，不是因为你饿了，而是因为时间到了；你现在要睡觉，不是因为你困了，是因为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不是因为大家读书热情高涨，而是因为时间到了。在现代社会，时间发生的一个根本的改变是：它是支配生活的，而不是被生活支配的。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希腊人不是一个对时间很敏感的民族，在希腊人的世界概念里，时间的地位并不很高。柏拉图说时间就是天球的运动。这反映了当时的时间确实是按照运动来规定的，而且甚至把时间就看成了运动本身。这个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我们当然认为时间比运动更根本，没有时间，哪有运动！可是希腊人把它倒过来。后来亚里士多德说用运动着的天球表示时间不合适，于是改成天球运动的数目。经典的两个定义，都是按照天球的运动来定义的。可见，时间并没有成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总的来说，希腊人对时间并不很重视，不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时间是循环的。苏格拉底说灵魂是不死的，人处在轮回之中。

现代人的时间概念来自两个传统。一个是犹太人所谓的单向时间观，基督教继承了这个单向、线性、有始有终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是有限的，不是循环的。这个思想对现代影响很大，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可以说是一个准基督教式的发展观，到了共产主义，就基本上相当于发展到了最高峰。第二个是基督教对于时间普适性的强调。现代的时间是普适性的时间。本来时间是局域化、地方性的。农民是根据自己的庄稼的成熟期来制定自己的时间尺度，牧民是根据羊羔怀孕、生产的这个节奏来安排自己生活。各民族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节奏。现代社会则不一样了，现在社会造就了一个普适的时间，这个普适的时间是独立于一切社会活动之外的。这个时间就使得现代人出了很多问题。如果睡着了就没时间，我们就会心安理得地睡觉。可现在时间在你睡着和醒着的时候都在均匀地流逝，于是现代人就不容易睡着了，因为时间的流逝让人着急。工业社会之所以造就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生活，首先是因为时间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时间观念一旦改变，一切都随之而改。现代工业社会和现代大工业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效率”，这个词是很晚才出现的，是指单位时间内做的功。做功是一回事，关键要制定个单位时间，而单位时间是由钟表决定的。因此技术史家就讲，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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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参照物，这个参照物早期是通过教堂来提供的。欧洲的教堂是一个村子或一个镇上最高的建筑，那个教堂顶上浩荡的钟声宣告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在时间意义上的统一性。后来通过商人集团、商业社会，再以后通过天文台，通过天文学，通过物理学，确立了时间的统一性。最后，通过手表戴到每个人的手上。开个玩笑说，每只手表就相当于孙悟空头上那个金箍儿，只不过孙悟空的那个东西是唐僧骗他戴上的，而我们是高兴地自己花钱买来戴在手上的。这个时间规定了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运转模式。时间在伽利略以前根本不是描述自然界的一个必需的参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时间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学意义，描述运动不需要通过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那个运动只有快慢之说，没有快多少慢多少的问题。因为时间根本就不是描述自然的一个基本参数。时间成为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个预设，实际上是伴随着钟表业、大工业、现代性和基督教等非常复杂的因素给编织出来的。通过伽利略这个重要的环节，它变成了描述物理世界的一个基本参数，从此以后，时间空间才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参照系。到了康德之后，现代人一谈到“事物”就要首先问它是不是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位。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位的东西不是东西。比如说，鬼就不是东西，我们不可能建立起鬼的物理学，原因就是鬼没法在时空中定位，它飘飘忽忽的——如果有鬼的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两个鬼还可以同时坐一个位置，这都不是现代的“物”的规定性所能容许的。物的特点就是不可人性，它必须在给定的时间只占据一个空间位置，它不能在给定的时间占据两个空间位置，否则就是有鬼了。到量子力学的时候确实就出问题了，确实见鬼了，因为定域性遭到了破坏。也有人开玩笑说，量子力学就是一门鬼的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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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时间空间不是一个向来就成为世界的基本参照系的东西，它是到了近代之后才如此的，是伽利略首先在物理世界中引入了时间概念。伽利略关于单摆的等时性以及自由落体下落的研究，都是他先用脉搏后用水漏来计算的。他首次把时间的计量与运动的定量化研究关联起来，同时开创了所谓的实验物理学。时间成为世界的一个基本维度并不是从来就如此的，也没有任何必然性要求我们这样做。只有在近代欧洲这样机缘巧合的条件下才做到了这一点，其中钟表的诞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其实，钟表的机械部分来自中国，苏颂的水运浑象仪已经包括了机械钟表的核心内容；它实际上不是水钟，水只是动力，它是个机械钟。这个机械技术传到欧洲，促成了欧洲钟表的出现。但是中国没有产生钟表的文化背景，没有把钟表变为世界构造的样式的文化背景。所以，苏颂的那个仪器始终是皇室的一个礼器，而没有成为戴在我们每个人手上的东西，成为规范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东西。

我们讲到了近代科学的基督教背景和世界观变革的背景，目的就是要说明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文化依赖，有先验预设的。这些预设，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称为基督教背景下的关于意志自由的崭新预设，关于人的地位的崭新预设，关于创世观念的崭新预设，没有这些观念，就没有机械自然观，就没有培根科学，没有实验科学，就没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想，以及人和自然的明确划界。第二个方面就是世界的图景化，世界的图景化是以数学化、空间化、时间化为表征的。在每一个表征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大堆的历史内容，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科学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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