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讲演录

吴：我的看法没有这么悲观。由于人的无本质特征，他确实是借助于他者来认识自己的，这是我们刚才讲的人性构建的基本路子。我们需要镜子。人根本上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我们通过世界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人就是什么样子。我们的技术什么样子，我们人就是什么样子。今天人处在一个矛盾的张力之中，这毫无疑问。因为人总是需要被塑造出来，要成为一个东西。不是东西，就是骂人了嘛；是个东西，我们就踏实了，成熟了。但问题是，这种压抑始终不是完全确定的，人的原始充沛能量不可能释放得干干净净。尽管原始社会、传统社会有很强大的制度力量，把这个充沛的心理能量压制住，但是并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掉，总会有多余的心理能量依然要寻找新的方式来挑战固有的压抑方式。你刚才提到的现代人对技术的恐惧或怀疑，也是人性中一个很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始终处在一个革命和常规、范式和反常这样的张力之中。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现象，是自古皆有的老现象。问题在于为什么机械成了新时代的压抑方式，而上帝反而死了。今天时间有限，让我们明天再来讲技术和政治以及人性的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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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政治

昨天我们从人类起源和人性建构的角度对技术的本质做了一个初步的论述。我们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个是技术起源的“生物本能贫乏”理论，第二个是人类进化的“心理能量充沛”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社会技术”优先于“自然技术”，甚至决定了“身体技术”的塑造。

今天我们接着讲。现代机械技术与社会技术之间的相互制约更加明显，最突出地表现在政治层面。什么是政治?政治是制度性的约束和强制，是力量和权力的分配和实施，这就是政治。在现代社会中，工具技术往往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构架相抵抗，反过来要支配和改变这种传统格局，所以我们今天将以现代技术作为基本的背景，而昨天我们是以原始技术作为背景。从远古走来，今天我们回到现代。

现代技术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政治和技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里士多德有过两个非常著名的定义，第一个是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第二个是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或者叫“人是住在城邦里的动物”。“政治”一词来自对西文pol-itics的翻译，中国古代有“政”有“治”，但把它们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词则没有过。politics来自希腊文polis，原意是“城堡”，后来演绎成“城邦”。所谓政治，其原意乃是住在城邦里。什么叫做住在城邦里呢？住在城邦里就是住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在这一公共空间里面能够对权力进行共享和支配。这就是政治。

\*2008年3月31日在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的讲演，这里的文字根据东南大学商增涛同学提供的现场录音稿整理而成。

住在城邦里就是住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在这一公共空间里面能够对权力进行共享和支配。这就是政治。

在我们中国，政治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中国人在传统意义上没有什么权利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大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所以一提到政治就会感到很害怕，很恐惧。实际上这个政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是人作为人的一个根本的标志。人不光是一天到晚想着吃饱饭，不是这么回事。亚里士多德讲的是，首先你要运用你自已的权利，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今天我们虽然从政治入手，实际上依然继续昨天的思路，紧紧扣住“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强调：如何理解技术，取决于如何理解人！反之，如何理解人，就会如何理解技术！讲政治是对技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思路。

今天要讲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导论，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技术有政治吗？政治一般意义上是针对人而言的。一般来说，人有政治态度，有政治立场，有政治眼光，有政治问题，人的一举一动都透显着政治色彩。但是技术也有政治吗？按照我们昨天的思路，它当然是有的，只是昨天我们没有详细地展开。今天我们要详细地讲讲，诸多的技术器械里面实际包含着政治权力的运演，这里面其实有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先要做一个初步的阐释，要说明技术何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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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的技术器械里面实际包含着政治权力的运演，这里面其实有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

第二个部分要讲一讲，如果说技术有政治的话，对于现代技术的批评，为什么要以政治批判的方式进行。这就要讲到马克思。我们虽说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但马克思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就技术哲学问题而言，马克思有一条特有的研究路线，就是通过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方式对技术进行批判。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怎么看待技术的。

第三部分我们将介绍三种技术观。第一种叫做“技术乐观主义”，第二种叫做“技术悲观主义”，第三种是中间道路，被称为“技术转化理论”或者叫“技术批判理论”。我们将分别予以说明。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内容，重点放在三种技术观这里。

技术有政治吗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技术有没有政治？过去人们都认为，技术是没有政治问题的。大家喜欢举一个例子，一把刀用来杀人，或用来切菜，这个不能怪刀，而都是人造成的。所以技术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它是没有政治问题的。一个机器，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封建主义也可以用。过去的西藏农奴主可以买汽车，社会主义也搞卫星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是没有阶级之分的。这个命题刚提出来的时候起过拨乱反正的作用，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那个时候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味儿太浓了，弄得大家都战战兢兢。把科学单独提出来，赋予它中性的色彩，有利于它的发展，有利于在那么一个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发展科学。但是今天政治不再那么险恶了，相反，科学技术本身已经很强大了，这时，我们反而要重新思考，要搞清楚，科学技术里面到底有没有政治？在科学技术中性论的背后其实也是有政治在起作用的。说技术有政治，这首先是对技术的一个崭新的认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工具。过去的人们当然也知道，技术的后果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多数人认为技术本身没有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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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是不是有政治，只要看一看政治是否干预技术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技术仅仅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你就没有理由干预它。既然不同的人都可以用，你何必干预它呢？但是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表明，自古到今，政治始终在干预技术：不让某些技术发展，而大力发展另一些技术。昨天我们讲了社会技术对于工具技术的强大干预。所谓的社会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运作。社会技术多是一种交往技术，交往里面就有权力的分配问题，就是说听谁的，照顾谁的利益，让谁获益，这都是政治问题。一旦每一个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一旦每一个人都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一旦有维权意识，这就是一种崭新的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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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讲到历史上有很多的社会技术要干预、限制自然技术。为什么要限制呢？如果自然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你限制它就是无聊的。好人用它做好事，坏人用它做坏事，任凭它发展就好了，你限制它做什么？限制它只是因为，你如果不限制它，它将会导致某些政治后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在罗马时代，有一个皇帝叫维斯帕辛，这个皇帝大约在公元71一79年在位。他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发明家发明了一整套的滑轮和杠杆技术，这套系统非常有效。但是这个皇帝知道以后立刻下令把这套发明废除，不许外传。为什么呢?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自会有我的奴隶帮我做事情，我用不着这些东西。他深刻地意识到，整套发明一旦推行后，大量的奴录们将无事可做，而这将导致社会动荡。所以他下令拆除该装置，将它永远打入冷宫。这是政治干预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而且它从反面说明了，这项技术也是有政治含义的。否则的话，政治也不会干预它。任何一项干预，只有跟它相干的它才干预，不相干的它是不会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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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早期的铁路和火车的引进，它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吗?不是。这项技术设施的引进非常困难、阻力很大，老是有人捣乱不让修。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早期的火车震动很大，地动山摇。有的人就说火车震动这么大，把龙脉给震断了怎么办?打扰了地下祖宗的安静怎么办？也就是说，修铁路有巨大的道德破坏意义，所以就不让修。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蒸汽机被内燃机取代的故事。一般人看得简单，以为内燃机技术上比蒸汽机先进，用内燃机代替蒸汽机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技术革新和技术更新换代往往很不容易。蒸汽机一旦形成规模以后，它会本能地排斥新技术，而且在历史上、在实际上也强烈地排斥。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Windows，一旦它取得了垄断地位，它的标准成为一切操作系统的标准以后，别的都插不进去。这个时候哪怕它再落后，它也能够成功地限制别人的进入。和蒸汽机比，内燃机在技术上肯定要先进。但是一旦用惯了蒸汽机，生产商和用户都不大愿意改变。生产商不用说了，用户为什么也不愿意改变呢?因为已经适应了它的速度、它的运作方式，它的用水、用煤一整套操作流程很熟悉了，用户不愿意用内燃机；而且还有安全问题，通常认为内燃机没有蒸汽机安全。最后是什么原因让内燃机战胜了蒸汽机呢?那时正好是19世纪后期，美国畜群里面爆发了口蹄疫。这个口蹄疫爆发以后引发了社会恐慌，就变成了政治事件，就跟我们前几年的SARS一样。这个事件出现以后，美国人就开始想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把公路两边的饮水处全部给拆掉，因为口蹄疫主要是通过公共饮水源的相互交叉感染引起的。为了平息恐慌，就拆除了公路两边所有的水槽。水槽拆除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蒸汽机没有办法跑了。那个时候的蒸汽机都需要经常及时地加水，而且往往用的就是公共水槽，公共水槽一拆就没办法加水了。这样，内燃机就乘这个机会一举取代了蒸汽机。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是政治上的考虑推动了内燃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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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如何以技术的方式来显示政治。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后，他把所有的兵器都收集起来，铸成了12个巨大的铜人。这个铸造铜人的工作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活。铜人很高大，除了表明有很高的铸造成就，似乎也没什么用。但是铜人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技术在这里是起威慑作用，并没有实际的用处。技术器械用作威慑的象征，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埃及的金字塔本身就是一个引起巨大恐惧的建筑，中国的长城也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首先是它作为权力和权威的象征作用，像历史上的凯旋门、神庙、巨型雕像等具有象征性的建筑，都具有这种威慑作用。这种威慑作用在今天仍然还有。阿波罗登月计划，它到底有多少具体的科学意义呢?难道就是为了验证一下伽利略所说的真空中一个羽毛和一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命题?这个成本也太高了。为了验证自由落体定律要跑到月球上去，似乎没有那个必要花那么多钱。应该说它的主要作用也是威慑。阿波罗计划是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造成的。美国当时是不惜耗费巨资来做这个事情，背后有强大的政治含义。“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得看是谁先上月球。你先上了月球，你在气势上就压倒了别人。所以，美国人先上月球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很郁闷。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都在看这个登月直播，而我们中国只是稍稍地提了一句，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两弹一星计划，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国家为什么那么重视?它是有政治因素在里面的。两弹一星元勋，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们不是简单的工程师，不是简单的杰出科学家，而是民族英雄。他们是什么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呢？他们在突出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陈毅当外长的时候就说，我们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长就好当了。因为这样你说话就算数了；你没有原子弹，别人就不理你。两弹一星成功以后，很多海外华人，不管什么政治立场，都高兴得不得了。这种技术根本不是简单的中性工具，它常常具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含义。像核武器，它越来越成为一种威慑力量，所以“冷战”时期就搞核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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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新技术的出现本身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人说电视机不得了，电视机可以解散军队。当年苏联垮台的时候，叶利钦站在坦克上面对全苏联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一讲话，军队就开始保持中立、倒戈，军队相当于解散了，没用了，苏联就垮台了。如果没有电视机，叶利钦做这个就没有用。没有电视机，他讲话别人就听不到，苏联解体就没有这么快。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像印刷术推进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是怎么回事？新教领袖们有感于传统的天主教教会组织太腐败他们就提出每一个教徒应该直接面对上帝，不需要经过教会这个中间环节。过去老百姓只能通过教会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和上帝打交道，教会成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一个中介，一个代表，老百姓有什么东西需要忏悔就向神父忏悔。结果就导致有些神父很腐败，谋取不法权力。新教领袖就说不要跟他们搞了，我们直接跟上帝接触。怎么接触呢?那就是读《圣经》。可是过去《圣经》很少啊，通常一个镇子里只有神父才有一部，老百姓都没有。人们只有去做礼拜的时候才可以跟着神父念一段，神父再给你解释一下。印刷术使得《圣经》非常普及，可以人手一本，所以新教改革如果没有印刷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印刷术就成了新教改革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没有印刷术，就没有宗教改革。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经常讲的那段名言，说火药摧毁了骑士

某种新技术的出现本身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

印刷术就成了新教改革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一个关键技术，没有印刷术，就没有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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