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802309937" library_document_id: "a2c0bb73-9718-48fc-b0aa-3358adc422af" source_sha256: "3ce2e8293767d2e6250fec4c57ac8877056f3aa11d726db36e81011e16ce0503"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353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2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2c0bb73-9718-48fc-b0aa-3358adc422af?start=12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2c0bb73-9718-48fc-b0aa-3358adc422af.md?start=12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2c0bb73-9718-48fc-b0aa-3358adc422af.md?start=11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2c0bb73-9718-48fc-b0aa-3358adc422af.md?start=130&limit=10" --- # 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0 | PRINTED_PAGE=99 也许无线电委员会并没有责任保护有线电报公司免于无线电服务的竞争。但是，它应该有更全面的考虑。无线电委员会在鼓励无线电发展的同时，应该考虑到无线电公司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与有线服务竞争，从而使广大公众的利益受损…… 显然，在有线线路的资本、人力以及维护费用与线路的流量之间并没有恒定的关系。在各个小型社区内部运行的有线线路的成本并不总是由它的流量来决定。小型社区的服务器也必须经常维护，以保持服务设施对全体居民的可用性。对利润丰厚的人口密集地带线路的信息流收费必须把不甚赚钱的线路的维护费用包括进去。这样，有线公司的收费与服务之间才能达到平衡。 考虑到有线通信的上述实际情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无线电委员会不应该鼓励仅仅选取最赚钱的地点建立无线通信系统。无线电公司以低价抢占生意份额的做法可能会损害有线公司的效用与经济结构，因为后者可能会由于竞争而被迫放弃不赚钱的线路…… 出于同样的考虑，无线电委员会也不应允许建立那些将依靠大公司各个服务器之间的庞大流量而带来低价格的无线线路，这实际上会导致对低盈利的、一般公众的、非经常性的通话的排斥，特别是在法律禁止有线通信公司做出这种差别性、优待性安排的情况下。[29] 由于供给不足，而城市商业用户的需求又非常之大，因此在频段分配和系统发展上，有必要给予面向公众的全国系统以优先权利。后来的“新政”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理念。然而，更直接的强化是，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后来做出了把无线电技术嵌入越来越多元化的电信的尝试，从而说明有必要把现存的破碎的联邦管理体制加以整合。州际商业委员会在名义上行使着全国范围内的电报与电话的裁决权；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则监管着无线电。然而，正如上面的引文所显示的，无线电与有线系统的交汇表明，二者都应该落人某一个管理者的职权范围。我将在第五章返回到这一问题。 第四章 商业用户与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 9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1 | PRINTED_PAGE=100 在创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无数问题，也权衡了多方利益。然而，商业用户的利益却遭到忽视，这种轻慢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在严重经济衰退和重大技术变革的背景下，有影响的商业用户们终于行动起来，试图建立一个涵盖更广泛的通信管理机构。由于对国际无线电报缺乏有效的价格管理，一个号称是“电报与无线电用户保护委员会”的组织坚持就建立一个新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并授予它定价权力的必要性举行国会听证。这些大型商业用户宣称，运营商与英国邮政（British Post Of-fice)①沆瀣一气，从它们身上攫取了高昂的收费。 在这之前，由于短波无线电和镍铁导磁合金电缆投入使用，且北大西洋线路顺次出现了能力过剩，因此价格下调的条件已经具备；只有保持较低价格，那些抱怨者—包括50多家银行、股票和商品交易所以及进出口商—的电信支出才能被控制在合理范围。但是，运营商反而大摇大摆地企图联合推行互惠的价格上涨。在经济衰退时期，这种掠夺行为是严重违法的。电报与无线电用户保护委员会的主席给参议院洲际商业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迪尔（ClarenceC.Dill）写信反映：“很不幸，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具有充分权限的法律部门，来考察和处理公司与它客户之间的冲突。”信的最后说，“我们的唯一要求就是，马上建立这样一个机构”。[30]在国务院的敦促下，国会通过了相应立法；尽管AT&T的经理们气恼万分，联邦无线电委员会还是成立了。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英国邮政：总部位于伦敦，主要从事邮递包裹货运服务，具有全球性的能力和灵活范围的连接服务，曾多次上榜《财富》500强。译注 10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2 | PRINTED_PAGE=101 在大萧条时期，如何克服经济停滞局面是政策制定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使得新政的管理者们启动了对电信系统发展的彻底调查。[31]通过1935\~1939年间进行的“电话调查”，他们开始对AT&T垄断的内部经济运作感到不满。在对AT&T调查之后，紧接着就是波及全美国的工业调查。这场调查始于1939年，由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牵头进行。巨大的政策调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调查之后接踵而来。 尽管在裁决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但联邦无线电委员会和业已存在的国家公共设施委员会还是试图发展出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合作，他们才有足够能力对全国电信网络系统加以全面监管。随着新政给冷战让路，这个新管理框架的界限缩小了，但是，管理者还是成功调整了这个框架，把它置于有限公共服务的基础之上。通过提供政府贷款来建设网络，通过巧妙平衡短途和长途价格，管理者和立法者提高了居民的需求。在“二战”以后的长期景气中，长期以来地方住宅电话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终干得到缓解，不仅城市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乡村地区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全面的电话接入也因而成为新政在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成就。除此之外，也有其他方面的政策调整。 例如，劳动改革的涉及面更广，它对电信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建立雇员协会以及引进其他福利资本主义改革，“一战”结束后的十年内，AT&T的官员们成功掌控了单个工会的活动。然而，随着《全国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在1935年的通过，以及在法案通过后的十年间由左派所领导的产业组织联合会（CIO)①、美国通信协会（American communicationunit)、联合电力工人协会（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以及在1947年大罢工中形成的较为保守的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的建立，使得由各个独立工会进行集体协商的原则深深扎下根来。32]一项单独但十分重要的政策改革在AT&T的知识产权中打开了缺口。1949年，AT&T卷入一宗联邦反托拉斯诉讼案，结果是该公司控制电话服务市场的企图遭到了限制。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美国最卓越的工业研究机构——被迫接受了一项新的专利强制共享规则。 第四章商业用户与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 ① 产业组织联合会：美国20世纪40\~50年代最重要的工会组织之一。1955年与劳工组织联合会（AFL）合并，组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组织联合会”（AFL-CIO)。对于许多人来说，AFL-CIO成为工会的代名词。——译注 10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3 | PRINTED_PAGE=102 公共服务并没有完全体现它所应体现的东西；有许多重要的公共服务精神从来没有得到体现。电话行业在雇佣活动中存在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就是一个例子。五角大楼左右电信政策的权力是另一个。管理者屡次试图对AT&T无拘无束的子公司西部电子(Western Electric)行使真正的监督，但屡遭失败，这构成第三个对公共服务的严格限制。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它开始以“工业”称之的无线电申请者的不间断支持，则表明了对普通运营系统发展的最后一个但却是越来越重要的限制。[33] 起初，联邦通信委员会认为，它所要做的只是分析局势，并根据“战争结束后由于各种目的而增加的频率需求”来提出建议。[34]由于大萧条期间商业用户对特别用途的网络需求减少，在这之后又是尽全力满足战争通信，导致该机构在这方面的政策制定相对滞后。但是，联邦通信委员会原来的设想，即它也许要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满足工业电信用户的需要，但结果证明远不足以应付眼前的任务。冷战期间急剧增长的商业需求以及温室网络技术的发展，迫使联邦通信委员会一再重新审视公司用户的专业通信系统问题——尤其是，把另一项更根本性的革新即电子计算机整合进来。 在这个迁延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新政对公共电信服务的强调遇到了越来越强大的阻力。围绕网络进行的技术革命因此是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倒退一并来到的。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10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4 | PRINTED_PAGE=103 反动的现代化：商业用户与计算机通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冷战动员，有力地促进了电子、电信、计算机和航天领域的革新。涉及网络化过程的系统发展，则受到一股不甚明显、也较少为人所知的力量的推动，它来自20世纪 50 年代末针对 AT&T、IBM 以及 RCA 的反托拉斯诉讼案的判决。[35]通过强迫以上公司以特惠条款准许别人使用他们的专利，美国司法部成功地完成了反托拉斯领袖斯坦利·巴恩斯（StanleyN. Barnes）所宣称的“开辟通信领域的计划”。[36] 美国计算机工业起飞的基础不只是军方对于计算机尖端技术的“成本加价”式的采购合同；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它越来越趋向于建立在工业、商业、金融业等使用卡片打孔资料处理设备的行业对高成本效率设备的需求之上。计算机工业由此起飞。1962年，计算机工业的领跑者IBM在它的新计算机系统上所赚取的利润超过了传统的打孔系统，这使得决策层试图在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领域（1964年诞生的360系列）寻求突破。[37]然而，这一次的景气也不仅仅是由供应方的导引性政策所造成的。皮尤（Pugh）和阿斯普雷（Aspray）写到：“二战”后“向和平时代经济的回归，打开了‘二战’中被夺去设备的各行各业的需求闸门。人们在‘二战’期间构想出了许多新方法和新技术，二战’后它们被应用于和平时代的各种活动，这进一步激发了需求。”[38]五花八门的业务开始部分或者全部网络化。网络把工资表、人事档案、保险纪录、会计、银行、存货控制以及制造业生产规划连接到了一起。[39] 在军方“半自动地面防空警戒系统计划”（Project Sage）—一个由麻省理工学院辅以几家大公司所研发的、在当时和未来均有广泛商业应用前景的防空系统—的触发下，通过电话线进行资料传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40]商业用户尤其希望发展计算机通信网络，以使它们的整个机构都具备这种集中处理资料的能力；它们还希望改进远程资料处理技术，由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与IBM合作开发的“Sabre 航空旅行采购系统”就是这样一种尖端技术。[41] 第四章 商业用户与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 10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5 | PRINTED_PAGE=104 然而，电话网络是为语音应用而设计和发展起来的，并不很容易转向数据传输。保罗·巴伦是因特网基础数据包交换技术的设计者之一。他在1967年曾说：“今天普通运营商的语音传输系统，起初是为提供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声音到耳朵或者打字机到打字机式的联系而设计的。今天的通信管理条款仍然只是把计算机看做那些业已存在的电话、打字机和电报网络的另一个用户。用电话网络传输数据和把10号的脚塞入5号的鞋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彼此最基本的通讯特色差异太大，不过是被强行放到了一起。”[42] 改造和调整美国的电信系统必然会带来公共政策方面的难题。计算机系统是否应该被结合入一个被管制的、高度统一的、主要为居民用户提供点对点声音传输服务的公共电信设施系统？究竟要投靠哪一方，广阔而动荡的数据通信领域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开发？是投靠由AT&T控制的电信工业，还是投靠差不多被IBM垄断的、正在热切地向电子数字计算机工业转型的打孔资料处理行业？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结果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这将作何解释？为什么包含因特网的计算机通信最终以这种奇怪而间接的方式发展演化？ 一份由联邦通信委员会一名职员写的报告自以为是地断言：“为了给全国的通信基础设施的数据网络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有利环境”，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35年间，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一系列步骤，最终决定了“依靠电信设施提供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服务，不应该置于普通运营商的管理规范之下”。为了说明这一点，这份报告称，“委员会认为，因特网的成长和发展需要一个未加管制的环境”。[43]这是否意味着联邦通信委员会是有远见的、前后一贯的管理者呢？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10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6 | PRINTED_PAGE=105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不错。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确通过一系列重要决定推动了广义上的计算机通信，特别是因特网的发展。但是，承认这种说法事实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相关事实，即，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这些前后一致的决定都是顺势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应电信商业用户提交给该机构的、特定的、具体的要求而做出的。这些商业用户通常与规模虽小但成长迅速的独立设备和服务公司沆瀣一气。大的商业用户常常结合在一起形成超级游说团体，其中还包括顶级的行业协会和新近建立的游说组织。在说明美国电信围绕数据网络进行的现代化过程的时候，必须指出它们的重要作用。所以，计算机通信之所以发展，并不是仅仅因为联邦通信委员会想促进它的发展，而是因为商业用户有力地动摇、进而颠覆了管制下的网络管理系统，而这个系统本身就是借助了这些商业用户的力量才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从三个主要的方面看，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网络系统已经转型成一种益发重要的商业基础设施。在这一时期，网络在组织协调汹涌的经济扩张所造成的越来越分散化的公司部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在网络上的商业支出越来越大：大量对未来的经济成长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商业用户决定以一种经常性的、强有力的方式介入政策制定，因为它们已经普遍依赖于专门的电信系统，而昂贵的、面向语音的、受管制的网络实在无法满足它们的需求。由于商业用户对计算机通信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而AT&T继续在新政的框架之中运作，因此，有关全国电信系统发展政策的看法开始出现严重分歧。对于公共网络究竟要作何使用，特殊目的的设备和服务是否有必要，以及不同的服务应当收取什么样的费用，人们的意见异彩纷呈。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考察过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政策变化情况。由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系列彼此关联的电信规范性程序，AT&T的利益与它的那些最大客户的利益形成了对立。[44]商业用户要求“在对通讯设施的使用和设置上，拥有与它们已经拥有的、对于做生意所必需的成百上千的其他工具、设施和服务的使用和设置上的自由相匹配的自由”。[45]当权者也急于给它们这些自由。 第四章 商业用户与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 10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7 | PRINTED_PAGE=106 商业用户提供了运营商全部长途收入的大部分，而来自商业用户的全部收入又集中在一小撮大型用户那里。[46]在强大需求的驱使下，它们尝试组成压力集团，这种集团所能积聚的力量是居民付费用户所不具备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它们一直利用这种力量来争取实质性的政策调整。[47]1967\~1970年是筹划美国电信系统未来发展的分水岭。 由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①民主党政府的管理部门所发出的倡议，在把商业用户的电信自由化要求转换为两党政治协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67年，由约翰逊总统召集的一个电信政策工作小组，聚集了一大批联邦各部门和机构的成员，并且在大学和思想库中也雇用了合同制研究人员。工作组对私人线路服务中的有限竞争的认可，以及它的一般主张，即电信政策“应该形成一种永远对顾客的需求保持敏感的环境”[48]，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工作组组长、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Eugene V. Rostow)②对工作组的这条要求作了很宽泛的解释，并着手进行了他所宣称的“40年来对电信政策的最基本的、最广泛的测评”。[49]1967年秋，他的“高高站起然后从整体上看电信”的做法在工作组成员中招致强烈反对。但是，罗斯托最后占了上风，从而把起初较受局限的研究扩大为涵盖国内普通运营商（和广播）问题的研究。[50] 在工作组的研究即将结束的日子里，罗斯托直接向约翰逊总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 林登·约翰逊（1908\~1973），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69），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上台继任。——译注 ② 尤金·罗斯托（1913\~），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经济顾问华尔特·罗斯托的哥哥。曾在1978年邓小平访美时与其会谈。——译注 10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8 | PRINTED_PAGE=107 统表示，他已经为政策调整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 “使这样的工作组建立起来并投入工作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机会不应该被浪费。在我看来，工作组打下的政策基调是温和的、平衡的、正确的，工作组报告能够起到以建设性的方式影响联邦通信委员会、产业界、国会决定的作用。我们的努力和草案章节中的讨论已经对联邦通信委员会和AT&T的政策有了显著影响。”[51] 工作组呼吁的改革把联邦通信委员会所提出的三个最重要的动议全部包括了进去。 首先，在建议保留国内公共信息电话服务的同时，工作组还公开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在“那些补充公共信息电话网络的服务”方面，“去除不必要的限制，以促进革新，鼓励对消费者需求做出更敏锐的反应”。[52]工作组巧妙地把“远程处理”定义为“补充性”服务，认为在这项服务中，“去除在分享通信线路、分割或重新出售频段、信息交换等方面的税费限制，似乎是与保持基本通信网络的完整性相一致的”。第二，工作组还支持国外附加服务的自由化，如果不这样的话，新类型的网络设备，尤其是计算机，就不能与电信设施同步运作。53第三个政策调整对于国内普通运营商电信十分关键。工作组用一种到现在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措辞，攻击当时的管理规定，呼吁电信市场进入竞争化、自由化；它认为，联邦通信委员会应该为诸如微波通讯公司(MCI)那样的潜在运营商颁发执照。MCI已经向当权者申请过，要求在专门商业市场与 AT&T 展开竞争。[54] 由于这些政策调整都被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政策在两方面立刻变得不稳定起来。一方面，通过把计算机网络看做补充服务，决策者实际上为商业用户和专门的供应商创造了空间，使他们可以在政治经济的纵深之处建造起强大的新网络，吸收新的网络技术。只要时不时地延伸这一政策，“补充性”的计算机网络就能够被用于全国电信系统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承认新核准的运营商“可能对统一网络造成严重问题”的同时，工作组也承认“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给予新运营商在价格方面的足够弹性以应付竞争、通过增强法规的权威性以避免破坏性的竞争等方式得以解决”。[55]我们在下一章就会看到，尽管工作组对与“破坏性竞争”相关问题的担忧最终被证明确实有道理，但它却无法保证能够成功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章 商业用户与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 10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29 | PRINTED_PAGE=108 商业用户对于系统发展的最初要求事实上触及电信政策的核心。首先，他们提议，他们自己应该是把新技术引入电话网络而取得成本降低的主要受益者，这种收益不应该被用在其他地方(例如维持地方住宅电话的低价格)：如果接受这个原则，以全面的网络进入为目的的整个价格结构将变得非常不稳定。更加激进的是，商业用户们还建议给自己和正在涌现的专门服务商以一定的权利，使他们可以支配大量的且越来越多的网络程序：如果同意这一点，“新政”关于面向公共服务的网络设施的全方位管理条款都将被颠覆。 逆时而动，即更新公共服务的概念使之涵盖计算机通信网络，定会让这个概念重新焕发生机。这样一个大胆的公共利益原则将体现谁的需要？体现何种需要？它应该如何被提升？它应该极力体现什么政策？对于刚刚进入实施阶段的普通电话服务的需求，是否应该被扩大为包含公众对网络化的信息服务的全面利用？无歧视是否意味着提供对所有计算机通信用户来说相同的服务？是否应该赋予计算机工业以公共事业的地位？由于商业用户的于扰，联邦通信委员会绕过了这些重要问题，而倾向于把所有权和计算机网络控制权的基本决定权移交给拥有网络的公司。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步骤，政策法规的控制被削减了，市场限制变得松散了。自由化的进程从面向公共服务的网络周边转到了中心。随着所有权和网络技术控制权从曾经束缚着规范性的网络管理系统的义务之网中解放出来，AT&T自己的战略构想也最终演变为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竞争构想。这股潮流的高峰是导致1982\~1984年AT&T解体的联邦反托拉斯诉讼案。正如阿伦·斯通所说，减少由一个受到管制的、处于垄断地位的服务商提供的点对点以通用为目的的服务，意味着曾经构成新政政策核心的“公共服务原则的萎缩”。[56]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108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a2c0bb73-9718-48fc-b0aa-3358adc422af.md?start=13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