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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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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0 | PRINTED_PAGE=279

国际电信领域中的其他设想则试图利用重要的历史机遇。一方面，低迷的市场状况继续支配着这个部门，这是20世纪90年代网络设备生产高度（尽管不均衡）过剩的后果。因此，大多数国际网络资产依然拿成本价格就能买到；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电信服务市场也处于异常状态，从其规模上来说，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仍然掌握在国内资本和国家之手。为了防止20世纪90年代那种无节制的市场准入—当时许多国内电信市场被外国资本重组，中国几乎不再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国内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在2001年达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之后，这一情况才得以终结。如此一来，国内主要的运营商不仅能够从2001年窒息全球电信的混乱状态中全身而退，还逃过了与国外运营商的竞争。这是因为，总部设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的运营商那时正焦头烂额地忙于支付不断膨胀的自身债务，连自己国内市场的残酷竞争也无暇参与，更没有条件打入中国市场。虽然中国当局已经批准了一系列竞争运营商，国内手机和无线服务的竞争也在加剧，但是，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在开发这个（按用户数计算的）世界上最大的、突然商业化的国家的电信市场时还是享有优势的。经过连续20年空前发展之后，中国运营商的服务对象包括大约2.14亿有线用户和2.5亿无线用户（无限用户的数量很难统计，因为手头宽裕的社会阶层通常支付多种服务），另外，还有1亿有线电视用户。[17]此时，中国主要的网络运营商开始把眼光瞄准跨国扩张中存在的额外机遇，因此，当他们这么做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强大的国内情势。

在这方面，他们并非完全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墨西哥电话公司同样维持了国内市场的统治地位，并在整个拉工美洲疯狂抢购网络资产；同时，方兴未艾的印度各电信公司也购买了由美国同行建立的国际网络。1但是，中国运营商的跨国发展仍然是惊人的。一家由中国网通一—该国第二大有线运营商—领导的财团，支付了首笔预付款8000万美元，以收购濒临破产的环球通信公司（Global Crossing）一家账面价值达12亿美元的子公司。①随着中国网通在2004年初赶走它的伙伴从而成为唯一主人，这个地区性系统被重新命名为亚洲网通，它完全由中方控股，并开始在通信量方面展开争夺。[19]另一个有力证明运营商日益国际化的例子是，2004年，中国网通的股份在高盛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②的操作下开始在香港和纽约上市。有迹象显示，中国网通可能会利用首次公开发行10亿美元股票所筹集到的资金去进行新的跨国扩张。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电信业的低迷状态会打击中国公司的抱负，投资商也会摇摆不定。另外，总部设在香港、由李嘉诚控制的和记黄埔获得了九个（大部分在欧洲）国家的移动网络资产，并抢在竞争对手之前经营第三代移动电话业务。[20]和记黄埔宣布，其3G业务到2004年年底将有近600万用户，将吸引总资本投资250亿美元，但是迄今为止，获得的效果并不明显。[21]

第九章 中国、信息与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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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1 | PRINTED_PAGE=280

在半导体和计算机领域，国内市场发展和跨国工业的相互作用再次凸显。有一种估计是，中国对半导体的需求——既需应付国内需求，还要满足出口商品的需求—在1997年还不到70亿美元，而到2003年已是280多亿美元（2003年，中国具备全球芯片4%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北美为18%)。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几家从台湾起家的芯片生产商开始在中国大陆设立工厂，过去的三年里保持了年均近100亿美元的投资，还抵押了额外的50亿美元资金。[22]随着国家补贴力度的加大，许多国产芯片设计公司（可能有500多家）纷纷建立。[23]中国通过削减税收来扶持国内资本进入芯片生产领域的政策已经不太执行，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厂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提出了抗议，但中国承诺发展一个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国内半导体工业的决心依然是坚定不移的。[24]同时，联想集团，即另一家部分私有化的国有公司(它的最大股份持有者是中国科学院)，到2003年已经创造了30亿美元的收入，并在中国的个人计算机市场占有30%的份额。[25]这个国内市场在2004年就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边际利润递减，因此联想被迫寻求新的成长空间。作为世界第八大计算机生产商，2002年，联想在海外的销售收入只占其全部收入的7%，因此该公司制定了详细方案，试图更快地打入国外市场。[26]同国际市场一样，在国内市场，联想也遭遇了一些善于经营的跨国公司的挑战，比如戴尔（Dell）、惠普(Hewlett-Packard)①、IBM、富士通、东芝（Toshiba)。27在获得IBM个人计算机经营权后，联想将继续以IBM的品牌销售个人计算机，并把世界总部从北京迁往纽约的阿蒙克市，从而离IBM的总部不远。联想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同样是从IBM转过来的，他无疑希望通过在联想拥有小部分股权来平衡各种交易，以便在中国信息技术的其他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29]最终，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高速超级计算机领域，中国的进步也是惊人的。到2004年，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拥有超级计算机[30]的国家。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指中国网通收购亚洲环球电讯一事。2002年，由中国网络通信（香港）有限公司牵头的财团组建的亚洲网通公司收购了陷入财务困境的亚洲环球电讯有限公司资产。此项交易的达成，标志着亚洲环球电讯经过长期努力后终于能解决债务问题。译注

②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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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系统和服务方面，中国也在努力平衡国内市场，同时通过外国股票交易来筹集资本，以便为其增强市场实力和国际化的目标提供支持。华为科技，一家拥有2.4万名员工并在2004年拥有38亿美元销售额的中国网络设备制造商，就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例子。2002年，华为发起了“一次重大的美国推销活动”，“宣称自己的产品可与思科的市场主导产品相媲美，而且价格更低”。[31]2003年，华为和3Com公司①开始合作，为商业市场生产和销售网络设备[32]，华为同时宣布了它的第一笔价值9000万美元、为香港 Sunday通信集团②提供多媒体服务的第三代无线网络的商业合同。[33]从思科公司的知识产权挑战③中脱身出来之后，2004年，华为开始在70个国家出售其产品，赢得了从巴西到瑞士等国家的大笔合同：对于总部设在欧洲和美国的通信生产商来说，它已经构成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34]TOM在线，一家中国无线内容和在线广告提供商，2004年3月设法在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Nasdaq Stock Market）筹集到了195 亿美元资金。中国前三大网络公司搜狐（Sohu. com）、新浪（Sina. com）和网易（Netease.com），都是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上盈利的公司。[35]中国也开始提出其互联网倡议，这是其国际知名度提高的更明显的标志。互联网域名与地址分配机构（ICANN）是通过互联网中央注册系统来控制网站域名的美国组织。2002年末，该组织进行了重组，部分原因是为了接纳中国代表进入其顾问委员会。据《金融时报》报道，不管结果如何，中国最终发现“通过互联网来施加更大的影响”是可行的。[36]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尝试提高网络地址标准，以逐步摆脱美国的统治。[37]到2002年末，中国已有5900万网络用户，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网络市场38]，这更有利于保证它的声音被政策决策机构听到。

第九章 中国、信息与世界经济

① 惠普：全球著名电子和计算机制造企业，在全球拥有约15万名员工，分支机构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财年营业收入达867亿美元。业务范围涵盖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全球服务、商用和家用计算以及打印和成像等领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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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 3Com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国际数据网络的先驱和领导者。作为跨国公司，3Com在世界6大洲48个国家设有200多家办事机构，全球员工总数近13000人，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硅谷 Santa Clara。该公司1979年创建了以太网标准，此后，陆续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突破。目前的业务主要是向电信运营商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消费者提供电子商务联网解决方案。—译注

② 香港 Sunday 通信集团（SUNDAY Communications Limited）：香港一家无线通讯及数据服务发展及供货商，于1997年开始经营GSM1800无线通讯业务，其专业的管理层透过强大的品牌建立了一个优质及有效的基建设施。—译注

③指思科诉华为案。2003年1月23日，思科公司向美国得州Marshall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称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2004年7月28日，思科诉华为侵权官司以和解告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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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4 | PRINTED_PAGE=283

在软件和服务方面，中国的政策再次转向把国际市场的扩张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公司重组联系起来。1998年3月，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提出的“没有信息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开始建立新的“上级机构”，以促进“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信息产业。[39]中国的私营软件和服务公司表现出了一种多变的特征，因为它们也试图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定为市场力量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获得好处。长期在信息市场发展方面摸爬滚打的中华网，1997年开始为新华社提供网络服务，后来与美国在线结成了互联网接入伙伴关系，并在纳斯达克上市。它还千方百计想开拓精细市场，通过收购陷入困境的北美和欧洲软件公司来把软件产品销售给中国的制造商。[40]据报道，2003年，中国的软件和服务产业总收人达40多亿美元（与之对比，中国的对手印度达120亿美元），其出口增长也十分迅速。据《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为了加快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15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园区，并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在课程设置中强化软件的开发和应用”。[41]

这把我们引向另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信息市场。中国高等院校的私人投资在20世纪80末就开始了，并随着中上阶层家庭孩子教育服务需求的增加而不断增加。据说，2002年，中国消费者已经在教育上花费了400亿美元。[42]人们还期待着进一步的市场增长，甚至不仅仅限于高等教育部门。实际上，从1999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学费疯狂上涨”的势头。大学管理者利用每一个借口增加学生学费，导致像一位分析家所说的“无底洞似的腐败，这在世界教育史上可能也没有先例”。[43]到2005年，中国大学每年已经获得6000项专利，和美国大学已旗鼓相当。[45]

这些创意不仅十分多样而且十分重要，因此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它们真的拥有根本的政治一经济联系吗？

第九章中国、信息与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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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5 | PRINTED_PAGE=284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威胁？

当然，不同市场部门的差异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尤其是对内容产业，特别是对城市出版业与新闻广播业来说是如此。在陈（Chan）和邱（Qiu）称为“部分自由化管理的媒体系统”中，即使商业和市场的压力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趋势，但中国的党和国家仍然会给这个系统施加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控制。[46]此外，我们在此探讨的问题也可以一种不同的路径展开：中国在电信和信息行业的这些举措是否拥有任何曲线模型，或者说，这些举措对跨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否带有某种指示性？

中国的官员倾向于把这些举措当作一个贫穷国家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步骤。他们说，这些举措不过是矫正了那些现在还在给全球社会（尤其是世界电信业）造成创伤的极度不平衡现象。例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就提到，“亚洲国家应该建立为自己表态的强大媒体，让全世界听到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声音。”[47]

这种观点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它离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还有十万八千里，不管是在电信业，还是在我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一个行业。当然，这并不表明美国的实力不会因为其他原因而削弱。

假如中国领导人韬光养晦，美国的决策者就会夸大它，故意无视中国资本的不那么突出的成功记录，为的是强调中国对美国霸权的威胁。著名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就有这种温和的论调：“由于科技、交通和信息系统的巨大进步，中国将在全球经济中喷发出更强大的力量。”[48]据称，吉尔伯伊（Gil-boy）所说的新的“重商主义经济强国”正在形成。[49

而且，美国的国家喉舌还不停地淡化和回避战略信息部门内部他们认为带有侵略性的东西。关键的是，这些国家干预不仅针对中国资本，也殃及美国资本。重要的例子有，美国官方起诉航天公司劳拉空间系统公司（Loral）和休斯电子公司（HughesElectronics）把人造卫星技术信息资料泄露给中国；[50]把成功增加到每年20亿美元的中国空间项目排除在美国控制的国际空间站之外；[51]阻止基地设在香港的和记黄埔公司参与接管一个拥有美国资产的全球电信系统；[52]发出措辞严厉的官方函件，抗议中国试图用技术标准来为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下一代无线系统市场设置阻力；[53]采取商业行动反对中国设定的据说是不公平的半导体进口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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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6 | PRINTED_PAGE=285

然而，我们的分析还需要超出上述的举措，超出对行动和反行动的纯粹工具性解释。这些事件的大部分意义在另外的地方，在超越任何假定的全球霸权和潜在竞争者之间的零和游戏。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资本已经在初期跨国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最为关键的成功，也不仅仅意味着美国当局依然维持着对全球体系的强大的平衡作用。其含义是：中国的崛起与更大的结构性问题密切交织。问题反过来说就是：这不只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提出的挑战有多广泛、多直接的问题，而是目前的趋势预计会对一个更庞大的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功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回到电信业的变迁过程，也许就能够解释这个关键之处。

电信业与中国重新融入跨国资本主义体系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55]曾详细记录了“国际上使用美国国际私人服务设备的整个稳定增长历程”。这种低调的说法低估了现实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国际私人服务的增长速度，及其带来的国际商业的重组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到2000年末，活跃线路有2178926条（按每秒64k的等量流量计算），比1999年增长121%[56]；到2002年末，增加到了2844862条[57]。被称作国际私人线路服务（International Private Line Services） 的以商用为主的租用线路，在2000\~2002三年中的每年里都占总线路的70%\~74%。之前一段时期，国际私人线路服务经历了不平衡的快速增长，其代价则是“国际信息电话服务”（International Message Tele-phoneService)——经由传统的公共转换网络进行传送的电话——反而快速减少。[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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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7 | PRINTED_PAGE=286

在个别国家的线路中，网络增长的整体速度和向私人线路的转向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1999年，美国拨往其长期商业伙伴英联邦的电话是最多的，现在依然如此。主要表现在：活跃线路从1997年的41739条增加到2002年的694019条，虽然面向语音的公共线路与私人线路（包含公共线路之外的所有“其他线路”）之比下降得很快，即从0.77降到了0.7。[59]加拿大也是美国的长期商业伙伴和第二大通话对象，虽然其公共线路与私人线路之比从1.12下降到了0.32，但活跃线路却从1997年的95481条增加到了2002年的391449条。[60]墨西哥的公共线路与私人线路之比虽然从1.57下降到了0.36，但其活跃线路却从60555条增加到了233261条。中国呢？不包括香港，美国和中国的活跃线路从1927条增加到了54809条，同时，中国成了美国国际电信业务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网点（大约排在10\~12名）。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公共线路与私人线路之比急速下降，从3.52降到了0.3。[61]

在中国，这种转变尤其明显，我们只要简要回顾一下就能证实这点。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中国脱离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电信系统。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历史性地访问中国期间，一个连接中国与国际卫星网络的小型人造卫星发射站进行了临时的运行。过了不久，中国和三个美国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所属全球通信公司、通信卫星公司（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Corpo-ration)和西联国际（Western Union International)—签订了—份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以建立一系列的卫星地面站，从而不再一味地增加国际线路。在这个转折时期（1973年初），据说中国只拥有8条与美国联络的电话线路，两国之间一个月的电话只有65个。然而，线路随后就开始增长了，到最近的1995年，中国已经有了1114条线路与美国联系，私人线路54条，公共线路与私人线路之比为19.59。[62]中国建立了蔚为壮观的国际线路，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这是这一时期电信业出人意料繁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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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新世纪之初，30个国际终端占有大约96%的活跃线路，公共线路与私人线路之比也已经从1997年的1.03下降到了2002年的0.16。[63]这些数据实际上低估了专有线路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非公共的私人运载电缆最近也被合法化并建立起来。私人线路的所有者也尽量把他们的容量卖给终端用户，尤其是因特网服务提供商和外国运营商。这些运营商用不着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报告他们的电缆容量。[64]

与这一巨大变化模式有关的，并非一种趋势，而是两种趋势。首先是因特网服务提供商越来越多地把数据利用到租用的或自有的线路，其代价就是传统声音传送技术的衰落；其次是大型组织尤其是跨国公司之间或内部专用网络应用的增加。

虽然因特网的飞速增长促进了这种转变，但需要强调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全面快速建立期间，可能2/3的网络投资都是商家为了建立与外隔绝的私人系统而进行的。[65]这些商业公司的企业内部互联网—正如我们平常所说，传送的是两种信息，它们可能一起解释了国际私人线路所经历的实质性的巨大增长。首先是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有关生产计划、库存量、供应链、会计、工资表、研发方面的数据流；其次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金融、法律、广告、培训和其他领域的可贸易商业服务，它们都作为中间投入而共同构成了电信产业。进一步说，这些纷繁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没有落入开放的因特网范围（因此，有关数据本身也是得到特许的)，而是落入爆炸性增长的专业的、专用的或半专用的网络运作范围。

另外，还有一点也需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中，国际私人线路的增长不应当被理解为纯粹的工具性目标—不管它主要是由外国资本还是中国自己的精英促进的。这是因为，除了那些率先进行当前所有的私人网络系统扩建的专业社会机构之外，这种完全雷同的扩建到底是如何塑造了或再次塑造了更大的、更复杂的市场扩张过程，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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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09 | PRINTED_PAGE=288

电信网络作为一种关键的协调机制，起着协调分散的企业生产和分配链条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它们还构成公司加速跨国化的基础设施。以低成本进入国际纤维光学网络的公司不断增加，对再吸纳特定的领域、重组劳动分工的部门，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性前提。这个生产体系本身也是如此扩张的：不管是外包制造，还是离岸商业和贸易服务，都促进了这个过程。[66]

中国网通接管亚洲环球通信公司这一地区网络，反过来应该被认为不仅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实力，而且表明了中国经济打算参与跨国资本主义结构重组的意图。虽然这样做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中国网通还是表现出一定的抱负，它与香港电讯盈科达成协议，有意收购后者的香港电话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一份中途夭折但目的明确的战略计划，就是扩大中国网通在广东省的市场占有率：在这个省份，外资所有的制造厂四处云集。67有关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的争论，同样需要在两个层面加以解读：一个涉及特定的行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孰优孰劣的博弈，另一个涉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其正在整合进去的跨国资本主义之间的越来越密切的联系。[68]

正如赵月枝指出的，结构变化的过程是与权力集团所采取的工具性行动同步演进的，这个权力集团是由“改革后的政府资本、跨国公司资本、其成员同时受到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青睐的正在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69]，同时更重要的是，也由外国政府的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所组成。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这些行动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意。它们都把中国国内经济和国内社会阶层与国际市场体系的变迁越来越全面地整合在一起。[70]只有这个整合过程的范围和条件（但不是过程本身）才是协商的目标。

从中国这边看，这个结构性转变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凸显出来了。第一个是中国确保国内资本优势的多少有违规定的企图，因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巨大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中国的代理商代理；第二个是它有选择性地培养单个国内企业变成高效益的跨国公司。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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