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非洲的情况尤为严重。居民电话接入仍然十分低下（在有些国家，每100人只有1\~4部电话)。这是可以理解的。连科纳克里（Conakry)①那样的首都城市，4天中也只能有1天有电，人们还能有什么更好期盼的？此外，在为数众多的国家，消费者电话服务的收费也变得更加不合理。的确，长途费用的确是减少了，但是，这主要对商业和中产阶级用户有好处。相比之下，本地通话价格依然十分昂贵。2002年，印度尼西亚的2.12亿人中有4000万处于失业状态，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迫激增的电话费标准直到2003年1月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表示抗议之后才得以废除。[42]从巴西到阿根廷[43]，再到南部非洲[44]和东南亚，全球电信危机中止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接入增长步伐；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事实上与全国网络断开了。另外，美国处心积虑的政策导致了南半球国家越来越多的电信收入流出本国，从而不能用于本国的发展建设，这招致人们的广泛谴责。

其至在电信设施过剩的地方，以往的政策也带来了一种惩罚性的效应。新闻界谄媚地关注着受影响的一方：参与到电信行业的各大公司。整个电信领域中，没有哪一个部门幸免于难。[45]一些巨型的设备制造商，例如朗讯和北电（Nortel)②，过去曾通过帮助不知名的新兴运营商融资而促进自己的销售，现在它们自己也承受着收入锐减的压力。2001\~2003年，朗讯公司给自己的客户出借了75亿美元，损失了290亿美元。2000\~2004年，朗讯薪资表上的数字从15.7万美元减少到3.2万美元。在这段时间内，它还把它自从1996年开始收购的40家企业中的27家或出售或关闭。2004\~2005年，朗讯似乎恢复了盈利，这其实不是因为设备销售增加了，而是因为其养老基金的收入增加了。[46]北电公司在繁荣期进行了价值高达300亿美元的一系列并购，结果到2000年年中的时候，它的资本市值高达2700亿美元。而现在，这家公司深陷会计丑闻的泥潭之中，几千员工被裁掉，一再被迫重新申报它前几年的收支状况。[47]2000\~2002年，北电亏损了340亿美元。[48]在技术繁荣期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那些专门化的市场“新兵”，也遇到了困难。康宁公司（Corning)①为了搭上信息繁荣的快车，从消费品生产进人光缆生产，结果是，它的新产业遭到严重损害。2000年，康宁公司的光缆收入在其全部71亿美元收入中占到74%；而到2003年，康宁公司只保留一家工厂而关闭或抛弃了其他四家工厂，光缆生产只为其全部27亿美元的收人贡献了其中的40%。[49]乔治·吉尔德2000年曾称赞引领光电子器件潮流的JDSU公司②为“电信领域未来的英特尔公司”。它也裁减了劳动队伍，其员工最多时曾达3万人，而到了2002年晚些时候，只剩下约8000人。[50]

第五章 电信的危机

①科纳克里：几内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该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它坐落于一个通过堤道和大陆相连的岛屿上。人口60万。译注

② 北电：即Nortel Networks，业界知名的IT产品公司。该公司为150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联网和通信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包括原有电信商、新成立的网络运营商、领先的无线服务提供商和企业；拥有四个核心业务领域：无线网络、有线网络、企业网络和光纤网络；为全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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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大西洋的光缆网络有一些已经完成[51]，其余的正在建设当中，它们也在寻找买主。股票市值200亿、总部设在百慕大的“环球通信公司”(Global Crossing)③在 2002 年的欺诈指控中宣布破产，该公司的体现最新科技水平的高容量海底网络所吸引的关注度，超过了它的同样具有新闻价值的董事会成员组成方式以及它与政府的关系，甚至是它的大手笔竞选捐款，通过后者，它的意见能够通达美国政府高层。[52]在美国，数十家本地服务提供商已关门大吉。这些所谓的竞争性本地交换运营商曾经投资数百亿美元进入市场。它们之所以敢于如此，主要是由于管理部门在“竞争”的塞壬之歌（Siren-song)①的魅惑下，强迫它们的竞争对手—也是庞大的靠山—贝尔公司以极高的折扣率租借给它们网络设施。[53]据估计，尽管竞争性的本地交换运营商们（CLEC）成功地把商业市场导向了竞争，但它们（只包括公开上市的竞争性本地交换运营商）的总资本市值还是从1999年的865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40亿美元，降幅达96%。[54]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康宁公司：一家多元化的高科技跨国企业，主要设计和销售用于通讯、平板显示、环境、半导体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创新产品。—译注

② JDSU公司：原名为JDS Uniphase公司，成立于1981年，世界著名的光设备生产厂商：2005年并购著名企业安科特纳，主要业务为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用于通讯及有线电视行业的光纤通讯产品。该公司是由Uniphase公司（制造激光仪器、调节器和转换机）和JDS Fitel公司（制造多路复用器/多路信号分离器、光学转换机和绝缘体）于1999年合并而成，这也是光纤通讯产品领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合并。——译注

③ 环球通信公司：世界著名电信运营商，曾在网络繁荣时期铺设连接全球大城市的海底线缆，并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2002年破产。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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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个别运营商所承受的商业困局，以及行业管理层和投资者所面对的金融困境，只不过是危机所造成社会危害的一部分。

在繁荣期，高额的过量成本以及由数十年的自由化导致的其他非理性行为和弊端，一直被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故事掩盖。现在，人们开始为它们付出代价了。在危机爆发之前的许多年，通信行业竞争机制的引进使它越来越依赖广告。每个竞争者还必须单独建立起一套彼此雷同的管理机构，它们在人员配备上也大致相同。管理者找不到反对这种现象的理由，或者说，找不到反对由竞争所导致的高额管制成本的理由，因为当权者也在努力应付这种新制度。这些成本被主导的政策制定话语深深地掩盖了。

2003年2月，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Powell）终于承认了这种自食苦果的无奈感：“委员会在落实1996年电信法案的各项行动中，几乎没有哪一项行动为美国公众带来切实的利益……”[55]但是，即使承认这一点，他还是没有指出如下事实：来自两党的联邦管理者毫无例外地大声鼓噪着支持自由化政策；他们一直在这样做。鲍威尔的讲话也没有指出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趋势：由电信自由化所造成的各个彼此敌对的行业部门和个体运营商进行的游说活动和竞选赞助活动，才使得整个骗局一直得逞。

第五章电信的危机

①塞壬之歌：据希腊神话，塞壬是一群女海妖，用她们美妙的歌声诱惑船只上的海员，从而使船只在岛屿周围触礁沉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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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自由化榨取到的利益来自那些最无助的群体。由于运营商与资金不足的市政部门签订了诱人的合同，因此，美国监狱中被关押的人群实际上变成了囚犯市场。根据合同，运营商会把他们从数量不断增长的囚犯及其通常很贫穷的家庭那里榨取到的电话费的一定比例，作为回扣回馈给市政部门；到20世纪90年代，监狱电话行业已经成为一笔价值近10亿美元的大生意。56自由化进程对于电信工人的影响基本上是损害性的，对此新闻界并没有充分报道过。

新涌现的竞争性公司所创造的新岗位，越来越没有集体讨价还价的余地。电话和数据服务行业中参加了工会的从业人员从1985年的62.5万人下降到2004年的27.5万人，下降幅度超过一半。[57]根据另一项估计，有工会代表的电信行业雇员的比例在2004年只有24%。工资和福利因而大受影响。在高科技的血汗工厂里，在遍布电信行业的呼叫中心，数百万的雇员为了微薄的薪水含辛茹苦。由于国际化的网络对成本效益的追逐，呼叫中心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印度、菲律宾和加勒比海沿岸。由于运营商不断裁员，居民固定电话服务的质量自然要受到影响，而且居民的本地话费同商业用户相比依然居高不下。58]联邦通信委员会一名官员针对此现象真切而低调地表示：“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以便当运营商停止工作或者破坏服务的时候来根据这个计划保护消费者的利益。”[59]这还勉强算是个安慰。

随着网络领域内部问题的迅速聚集，电信业崩溃，这给我们上了信息时代经济学的严肃一课。一个时代的资金充裕过后，突然间再也获取不到新的资本了。由于担心资产价值只会持续走低，投资者变得十分不情愿给出资金，而在这之前他们是十分乐于这样做的。运营商大幅削减网络建设和升级项目。当然，需求仍然存在：尽管发生了危机，广大居民和各类机构仍然需要通信。但是危机造成了严重的萧条和停滞，对季度盈利的片面关注已成为这种自由化且唯华尔街马首是瞻的行业的典型特征。价格压力依然巨大，特别是在大型公司和大规模服务市场，持续的价格战时常导致价格低于成本。[60]然而，到2004年，设备销售仍然举步不前。[61]所有这一切使得运营商的状况越发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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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政策所引发的容量过剩、技术创新以及投机风潮，导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自相残杀。由于本地运营商的无线用户以有线服务取代无线服务，以电子邮件取代电话交谈，它们纷纷开始业务多元化，以便更好地吸纳市场。它们也开始提供高速数字定制线路服务，从而使顾客不必再安装第二条电话线。在2001\~2002年期间，由现有的本地运营商所经营的电话线路数量实际上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①以来首次下降了；到 2004年中期，主宰了本地服务的贝尔公司已经损失了2800万条电话线路，同2000年末相比，下降了18%。[62]长途市场更是一片肃杀。1995年，AT&T的长途用户平均每月进行143分钟通话，而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60分钟多一点。这主要是由于顾客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电话、电子邮件和文本信息。[63]在发达国家的无线市场，随着市场的饱和，价格开始下跌；在美国，随着无线运营商抢夺顾客，移动电话每分钟的平均话费在截止到2005年初的4年内下降了65%还多。[64]价格战和持续的产品升级换代削弱了美国顶尖的三个长途运营商（AT&T，MCI，Sprint），造成了它们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还裁减了数千雇员，并大幅度降低工资，以避免资产价值贬低。[65]甚至这种做法也不足以弥补行业的损失。由于股票被定义为垃圾股，由于管理者更加青睐那些与政坛有联系的大型本地交换运营商（主要是四个贝尔公司），一个世纪以来执美国电话系统之牛耳的AT&T不得不宣布从居民固定电话服务

第五章 电信的危机

①大萧条：指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衰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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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进行历史性的撤出。[66]

以往被当作电信系统核心的公共设施正在被蛀空。原因在干，现有的系统不仅被大公司用户有选择性地绕过，还被大型本地交换运营商、光缆系统运营商、因特网服务供应商以及其他新的服务商—诸如Vonage那样的网络电话公司以及联网的电子游戏机制造商等等—以不同的理由攻击。传统形式的价格调控以及长期存在的对普通运营的限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运营商和行业的新参与者要求以私下经谈判所签订的价格和服务合同取而代之。[67]

由于行业机动空间的缩减，起初只是困扰网络领域的问题引发更具普遍性的经济困境。根据一项估计，2002年全世界创纪录的1570亿美元的公司债务拖欠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饱受困扰的电信公司。事实上，在此阶段，该领域的全球债务总额要比这大得多：最少也在5000亿到1万亿美元之间。[68]大型银行——摩根银行、花旗集团、美洲银行、德意志银行、荷兰银行以及多伦多道明银行——都借出了数额庞大的这种债务，而且这种债务在这些银行的经营损失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2002年6月，欧洲联盟银行的TMT（技术、传媒、电信）债务占了它资本金的17%；尽管此后有所降低，但欧洲中央银行依然十分担心，曾在2003年2月警告说，谨慎的监管仍然必不可少。[69]这些蓝筹（blue-chip)①银行何以借出这么多？原因仍然是：在繁荣期的太平日子里，这些银行的投资和交易部门纷纷犯了错误，争先恐后地认购这些公司的股票，为运营商提供贷款。

个别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这些银行和其竞争对手通过盘根错节的金融违规行为创造了十分新颖的投机手段，这对他们帮助不小；还有许多银行依靠计算机通信来逃避监管。大量电信债务被重新打包卖掉：通过诸如担保债权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信用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 swaps)、衍生产品（derivatives）之类的花样翻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通过诸如债券出售（bond sales）、银团贷款（syndicated loan）等原有的服务方式，银行把数百亿美元甚至数千亿美元的债务转嫁给了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银行。通过分散这些债务，个别机构减少了自己的风险，但是却增加了系统的风险。似乎没有人关心这些数额巨大的合约究竟是如何被重新分配的，这实在令人忧心。“危险就在眼前”，2003年初一位金融家如是说。[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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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筹”：该词源于西方赌场。在西方赌场中，有三种颜色的筹码，其中蓝色筹码最为值钱，红色筹码次之，白色筹码最差。在股票市场上有所谓“蓝筹股”之说。这里意指占有重要支配性地位的、业绩优良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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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到了2002年末和2003年初，危机还是进一步恶化了。为了强调危机的严重性，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在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①投资会议上用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保持现状就是死亡，因而绝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71]几个月后，亿万富翁、投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表示说，由于人们对电信行业的债主用得最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将会造成什么后果所知不多，因此，金融衍生产品成了“大规模破坏的金融武器”。72他的看法遭到了和他不相上下的一个人物——联邦储备银行（FRB）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立即反驳。

然后，突然之间，紧急状况停止了、过去了—或者说看起来过去了。那些知名度高的执行官被执法部门赶到了摄像机前，并被指控犯有欺诈罪以及其他商业掠夺罪行。当司法部门正在缓慢地处理他们的案件时，[73]新任的经理和破产法庭专门指派的官员则负责收拾残局。重组接踵而来，但是，这些重组不过是对自私自利的、有时暴躁易怒的投资者搜寻回报行为仓促的商业反应，而不是充分考虑到系统发展的社会行为。执行官诚然需要监管者的批准才能进行大规模改革，但是，“9·11”之后凋敝的社会氛围让任何有意义的争论事实上都已归于无声。

第五章 电信的危机

①高盛公司：一家集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和投资管理等业务为一体的国际著名投资银行，1869年创立于纽约曼哈顿，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有分部，是华尔街上历史最悠久、经验最丰富、实力最雄厚的投资银行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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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另一个时代，危机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恣意幻想，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调查这场溃败的起源和特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不但从有罪的和无罪的电信业管理层那里，还要从大批共谋者那里搜集证词：主要的投资银行和行业分析师：会计机构；顶级律师事务所；立法、司法以及行政部门；思想库；管理机构；商业用户；经济学家；商业化、公司化的新闻媒体，等等。当然，我们假想的委员会还要面向那些受害者举行一次公众听证会，雇员、养老基金缴纳者、退休人员以及住宅电话用户将参加。通过这些手段，该委员会将把涵盖广泛的大众争论集中到电信的首要结构性原则及其暗含的社会目标等问题上面。争论双方将认真审查全面自由化的主要政策前提：网络应该根据跨国商业用户的特殊需求进行组建和重整，应该首先为投资阶级的金融利益服务，而普通居民用户和上班族雇员的利益应该被放到第二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电信危机以及在电信危机之前并导致电信危机的自由化总体进程的真面目：它不仅仅是行业的和金融的溃败，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功能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并在正确的结构基础上重建电信行业，决策者必须抛弃自由市场是对垄断的充分矫正等陈词滥调。运营商必然要与公司用户结盟：福特汽车公司（FordMotor）就曾与西南贝尔通信公司(SBC)①签订合同，后者为其设计、建造和管理一个耗资一亿美元的因特网电话系统，供它的5万名雇员在110个地点使用。[74]它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绕过进而颠覆现有受到管制的网络系统。“竞争导向的”政策只不过保证了福特公司可以自由选择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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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南贝尔通信公司：美国第二大本土电话公司，总部设在圣安东尼奥，拥有约5000万市话客户，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2005年以160亿美元收购了老牌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从而成为全美最大的通信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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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

然而，如果适度管制的目标不是竞争性的行业结构，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它的目标应该是根据社会需要来指导和调整系统的发展。面对公司资本运营商、设备供应商以及商业用户—越来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情况，管制者应该敢于挑战，才能够恢复网络的可靠的政治经济功能。

而实际上，铺设这样一条完全不同的管制轨道，或者退一步说，发动一场温和的公开辩论，所需要的政治引力仍然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不应把它看做单纯的臆想。我在第四章提到，1935年，作为对前一个轮次的电信危机的反应，经国会批准，联邦通信委员会开展了所谓的电话调查。那次调查引起了对电信行业最广泛的公开批评，并且对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持续性的影响。目前的状态与当时可谓是天壤之别。这一次，事实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公开辩论，也根本没人提出诸如开展电话调查之类的提议。

谋划一种不同的政策走向，或者打造一种上一代人叫做“代议制民主”的东西，必须从对电信行业财政状况的全面审计开始。然而，很明显，自由化已经使这样的做法不再可行：管制者作为政策依据的那些资料，日甚一日地或者由运营商本人上报，或者成了商业用户的秘密，或者由曾导致电信行业进入危机的那些华尔街分析师们所提供。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迈克尔·科普斯(Michael Copps)对这种情况表示绝望：“我们必须开始辛苦工作，自己收集资料，而不是依赖那些来自公司的、带有明显偏见的、反映了市场压力的，因而可能误导我们的有害的金融、会计和市场信息。”[75]我们应该为他鼓掌。

危机过后，依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并不是由少数不法分子造成的，而是某种基本政治经济进程的后果。主流话语对此偶有提及，但是，每当这种观点过于明显时，话题就转向别处。《纽约时报》把责任全部归结到世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博斯(Ebbers)的重罪上。该报宣称，世通公司的收购不仅毁掉了行业的领军者微波通讯公司，它的“鬼怪般的快速成长还迫使曾经很强大的电信公司如AT&T降低价格、削减成本，从而磕磕绊绊地跟上它的前进步伐。这些电信公司再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76]这么说并不错，但这只是症状，而不是电信行业迁延不愈的困境的根源所在。

第五章电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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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采用另一种说法来为自由化政策开脱。一篇揭露“宽带抢夺者”（broadbandits）的报道得出结论说，“电信泡沫的破灭是一个痛苦的、然而必要的周期的一部分……宽带泡沫很快就会成为过去”。[77]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宽带抢夺者”的劫掠行为搞垮了电信行业，但是，“宽带抢夺者”之所以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危害，事实上是由管理者、金融机构、政治机构以及传媒共同造成的。通过把这场危机看做基于市场的发展过程的一个正常结果，危机的广泛意义被绕开、被遮蔽。危机被当作市场力量的阴暗面的表现，而危机过后，发展总会再一次开始：有得必有失。

这种看法表达了一种“赢者王侯”的基本理念。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R.Varian）在危机涌现的初始阶段就表达了这种常见的逻辑：“投资过度看起来似乎是浪费，但是，很难察觉投资是否过度，比赛结束才能定输赢……美国风格的资本主义的伟大力量就是它能够为一些疯狂的念头提供资金一因为时不时地，这些念头就会带来巨大收益。”[78]但问题是：究竟是谁获得了这些收益？是谁陷入了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困境（如失业、决策中缺乏民主等）？这些问题都被他们有意回避了。

不应该把危机的根源推到市场身上，然后就完事大吉。人们应该讨论市场力量在危机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惜这种讨论并没有出现。电信行业甚至又一次求助于游说者、管制者和政客，以期中止该行业的不幸。9它轻而易举地就忘记了，危机本身恰恰是由管制政策的失误造成的；而且，网络系统的发展仍然控制在同样的管制者手中，同危机的预备阶段一样，它仍然服务于同样的机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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