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第五章 电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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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在技术的推动下，商业手段在文化的生产和销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到20世纪初，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具有商业目的的艺术”[1]已经开始渗透到工业设计以及以商标宣传为目的的杂志、报纸和其他文化产品当中。[2]传媒公司愈来愈想在全国范围内直接面对消费者。在诸如图书这样的老式文化产品，以及音乐唱片和电影这样的新式文化产品之外，人们还发明了制造轰动效应的各种技巧：明星人物、另类风格、广而告之、搭卖行销、广发传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公司化、商业化的文化产业开始向国际扩张，并变得越来越无所不包。正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评论的那样，它“把日常生活淹没在私人的或公共的艺术当中。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难以逃避美学体验。‘艺术作品’迷失在词语、声音和形象之流中，迷失在曾经被称为艺术的普遍环境之中”。[3]

文化产业的成长对社会群体经验和个人意识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从历史上看是易变的、复杂的，而且有时候自相矛盾。在本章，我所关注的不是这些影响，而是产生了这些永不停息的文化商品之流的政治经济过程。通过追溯文化产业加速商品化的趋势，我们不仅能看到资本逻辑起作用的领域变得更大，也会看到这种资本逻辑本身的形式和效果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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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是在试图克服或者规避各种各样的阻碍、压力和限制的过程中实现的。历史上，资本在加快文化产业成长的过程中，曾经面对三种彼此联系的障碍：政治障碍与抗议、产业系统发展的内部冲突、对文化商品市场的技术与疆域限制。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当然，依然存在着矛盾和阻碍有些还是新出现的。市场的重组依然动荡不安，永远尘埃未定。然而，精英们运用了商业的或者政府的力量来战胜政治对手，突破以往的市场局限。通过这些手段，他们终于在一个资本化更加充分的基础上，在变化了的技术平台上，在跨国化的范围内，重构了文化的生产和分配。信息资本主义的这个主要产业，其全球资本逻辑的建立并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重大的转变是如何源起的？它是如何被塑造和引导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融 合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连串的新媒介开始涌现，它们常常只是替代或更改了已有的形式。然而，有时候，它们提供了奇异的新形式：录像机和DVD、CD和MP3、游戏机、移动电话和其他无线装置、个人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同时，原有的建立在国内广播和电话设施之上的传播网络，开始被新的传输媒介—卫星、光纤和无线系统—联为一体；同时，每一种新的传播系统都扩展了自己的领域，成为声音、图像以及数据的全面潜在运营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专注于某一种业务。经济技术的强大动力推动着持续的扩张浪潮，席卷了网络系统与应用、半导体以及消费电子等广大领域，它所导致的矛盾性结果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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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朝向多媒体与多功能网络的浪潮依然是由美国最先发动的。总体上，它常常被看做一种通信产业的“融合”（conver-gence)趋势。1983 年，伊锡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①给出了如今已经成为规范的解释：

“一个被称为‘各种模式的融合’的进程模糊了媒体之间的界限……电线、电缆以及电波在过去分别独立地进行传输服务。今天则相反，过去由某一种媒介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广播、新闻还是电话，都可由多种不同的物理方式来提供。过去媒体与它的使用之间的一对一关系今天正遭到削弱…历史上彼此分离的通信模式现在之所以发生了趋同，是由于数字电子的习性使然…电子技术把所有通信模式都融入了一个巨大的系统当中。”[4]

20年之后，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也在2004年宣告了与此类似的看法：“融合模糊了声音、影像和数据服务的界限。”这表明，融合的观念已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标准。[5]

融合的观念强调了技术升级在通信中的重要性，强调随着通信设施采用多种多样的数字电子技术，它也变得越来越多功能化。然而，融合的预言家们坚持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于一种内在的技术需要而引发的，因此索勒普尔承认，他的看法是一种“温和的技术决定论”。6相反，我在此想要强调的是，融合肇始于与科技发展、产业战略以及公共政策有关的一系列复杂变化。

事实上，有关通信产业中的技术融合的说法不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是半个世纪以前就已出现。自从人们能够依据科学理论来构想并实际构造出能以电子信号的形式传送声音、文本和影像的网络之后，这种说法就已诞生。人们也花费了无数心血，来扩展电子网络容纳各种信号的能力。大卫·明德尔认为，在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发明之前，这个趋势就开始了。[7]

第六章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①伊锡尔·索勒普尔：著名传播学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传播学的系统理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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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杰出的工程师兼通信行业管理人弗兰克·朱伊特(Frank Jewett)就曾说，在过去的60年里，人们已经渐渐认清了“电子通信的共同基础”。[8]他挑出了1935年的几个现象作为论据。在这一年，AT&T的工程师们开始建设越洋有线电话，同时还开始尝试用无线电传送越洋电话。[9]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AT&T的工程师们积累了有关电子通信的详尽知识，涵盖了电报电话、广播、有声电影、录音以及电视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又一次认识到了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干的领域事实上共有一种身份—即贝尔实验室负责人朱伊特所说的“某一门应用科学的不同分支”。朱伊特解释说：“它们的功能全都依赖把某种形式的电子能量传到一定距离以外，恰当掌握这种技术，就可以实现大量情报的即时传输……此外，一般说来，只要我们能够以某种通信形式把能量传送到远处，我们就能够把这种能量用于其他种类的情报传送形式。”他强调，依靠电子能量的媒介构成了“一个共同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10]

这种认识为人们勾勒了一个未来系统发展的全面图景。朱伊特的一个工程师同事指出，“展望未来，学者们喜欢设想无线和有线电话逐渐结合在一起，从而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二者来说，其原理和技术手段基本上是相同的，一方的技术进步很可能对另一方也有帮助。从服务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有线和无线电话在总体上是同一个东西，它们都能用于声音信息的传送”。[11]朱伊特同意，通信系统的实际发展将越来越以这种认识为轴心。“从科学的和工程的角度看，很显然，未来将产生这样一些结构和系统。凭借它们，每一种形式的电子通信都会覆盖全球。这些通信形式大体上可以彼此转换，并且能够根据服务要求任意做出调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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