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然而，要使这种一体化的系统发展向前推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新的研究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人们通过把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也是贝尔实验室的一员）和其他人的理论贡献结合在一起，使得数字计算机、电话交换机和其他一些电子系统开始把“信息”当作“在连续的世界内以不连续的脉冲承载信号和信息的一种普通的流”。[13]

要使这种技术上的突破成为系统发展的基础，商业机构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与商业上的调整相结合，技术上的融合才得以充分展开。电信公司长久以来就试图使它们的业务突破原有的技术极限、行业边界以及服务形式，以便实现垂直整合、规模经济、降低风险和提高利润。[14]

从一开始，电话业务就与电报业务纠缠在一起。在整个20世纪，电话公司一再试图进入在它们看来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传媒行业，它们宣称原有的行业布局是不合理的。朱伊特特别指出了其中“几个电子通信领域发展起来的偶然的方式”，并且把这种现象看做通信行业之所以未能统一在电话公司之下的原因。他暗示道，“也许我们最严重的错误是在商业领域以及政府监管方面”。他以一种似乎很坦诚但又令人困惑的口吻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全然人为的、把人们引向歧途的行业划分是被一些人有意促成的，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15]

在朱伊特的时代，通信公司就把矛头指向行业的破碎状况，以及与行业分属不同领域的裂痕重重的法规和条例，认为它们阻碍了利润的积累。在当时那个前数字时代，人们就已进行了多种尝试，企图通过统一的公司所有权把各个不连续的系统放到一个共同的屋檐之下。虽然物理理论已经把这些系统中的一些统一了起来，但它只不过是论证了这种抱负的合理性而已。这是因为，通信中的行业融合体现了商业资本主义一种十分普遍的结构化趋势。

行业融合是由保持或增加利润的永恒的商业需要驱动的，技术推动与繁荣衰退周期是这种融合的背景。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报业老板获取了数不清的广播电台的股份，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地盘—国内的新闻市场，同时也是广告收入的新来源。也是在这时，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当时美国最大的收音机生产商和广播商，也扩展了自己的业务。它兼并了维克多唱片公司（VictorRecords），并且投资给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商雷电华电影公司（RKO）。①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20世纪整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电信中的行业融合依然极不普遍，尽管科学理论已表明它们都遵循着统一的原则。这是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导向—行业融合的第三个基本因素—倾向于支持竞争性的公司，而较少考虑雇员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一再发生的、因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企图进入相邻市场所引发的纠纷中，这种政策都是偏向增强竞争性。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讲到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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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信业巨头AT&T一直被决策者阻止进入或建立新的产业。[16]1913年，美国司法部强制AT&T出售其在巨型电报公司西联公司中的所有权。在20世纪20年代与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公司（Westinghouse)②关于无线广播的发展控制权的纠纷中，AT&T又一次被政府施压，不但从广播业，而且从其他新媒体如有声电影和音乐唱片中撤离，尽管AT&T对这些新媒体怀有实实在在的兴趣。虽然AT&T的全国性电信设施依然传送着广播网的信号，它却不能正当进入广播业务。此外，1934年，即在弗兰克·朱伊特对“把人们引向歧途的行业划分法”和“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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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电华电影公司：美国电影制作公司，1928年成立，涵盖制作、发行、放映等业务。在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出品的著名影片，包括佛雷亚斯坦和琴姐罗杰丝合作的歌舞片，一系列高品质的恐怖片、喜剧片，以及亚弗希区考克的《深闺疑云》（1941）和奥森威尔斯的《大国民》（1941）。1951年退出电影圈，转向无线和有线电视发展。译注

②西屋公司：美国著名核企业，1999年3月被英国核燃料公司收购，现为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的门罗维尔。它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广泛的核电产品和服务，业务也涉及其他产业和产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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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示不满的前一年，AT&T强烈反对的一条法案得到通过。该法案正式把“广播”从普通运营商的电信业务中分离出来，把两者置于不同的法规和条例之下。最后，1956年，美国司法部对AT&T采取了法律行动，把它从计算机销售市场赶了出去。

尽管记录表明，AT&T试图进入现代通信的每一个主要领域17]，但几乎无一例外，一旦它想参与电话业务以外的市场发展，就会遇到阻力。如同索勒普尔所强调过的，几个轮次的联邦规制尽管没有达到整齐划一，但普遍的情况是，它们禁止或限制了通信公司拥有跨媒体所有权。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管制者更是推行了更加复杂而细致的行业划分。管制的壁垒分割了计算机和电信，就像它在这之前把广播从普通运营商中分离出来一样。有线电视系统则受到另一套规则法令的控制。甚至平面媒体也根据法律和政策条款在相当程度上被分割了。

任何行业的每一个单元都承担着公共责任，而在行业分割方面，普通运营商要比广播商或有线电视提供商严重得多。一系列矛盾性的因素混杂在一起，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造成了这种分割严重的监管机制。这些因素包括：国家摆脱大萧条的努力高于一切、商业游说、可以归因于工会的对于公司权力的政治阻挠、消费群体以及新政管制者本身的因素。管制者的目的也错综复杂：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使行业的所有彼此分离的单元保持市场垄断下的稳定；防止商业公司对电信业加以恣意的控制。

从当时的情况看，尽管存在较大漏洞，对普通运营商的监管仍然是最严厉的。对于主要的普通运营商来说，这些条款不久就构成了利润增长的真正障碍。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它们又一次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开始了行业技术融合的努力。在主要的城市市场，商业电视广播取得了超高的利润，这激起了人们通过新的信息传送形式如有线系统和卫星进入市场的兴趣。通信设备市场日益严重的饱和，以及增长率的下降，促使生产商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由于全球日益严重的供给过剩，销售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消费品生产企业开始尝试开发新的广告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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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的压力也许来自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在美国经济的整个范围之内，电信行业用户和设备专业供应商都试图在日常业务中采用新的或者改进了的计算机通信技术。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看到，为了获取组建数据通信网络的执照，它们常常到处游说，希望借此改变管制下的电信系统的基本政策。如果没有这种政策的改变，它们围绕着计算机通信的创新能力就会越来越受到阻碍和限制。来自现有文化产业内部和外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希望放松甚至撤销法定的市场划分，以及对于技术应用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在网络服务的融合方面，商业和消费市场之间悬而未决的关系也给这种政策提出了强大的挑战。[18]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进展被计算机、电信和消费品电子公司不断地用于产品更新。在此基础上，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又不断提供新的技术机会，新的行业融合的尝试因而得以重新开始。同朱伊特50年前所概括的情形差不多，越来越多的人类经验现在可以以各种精确度具体化和形象化为数字信号：曾有两位学者把这个现象称为“1 和 0 的世界语”(the esperanto of 1s and 0s)。数字信号编码、处理和传输在经济上具有相当优势：信号的生产、储存和传输具有高容量、高灵活性和高精确度的特点。人们还意识到，数字系统使机器扫描和处理信息成为可能，这样就带来了高效率。[20]

但是，在数字网络和服务内部的技术融合实现以前，上述这些还只不过是潜在的可能性。而要实现这种融合，必须首先保证自由化政策。只有经过政策调整，数字技术才有可能在彼此分离的领域之间建造出前所未有的、有着较高利润前景的联系通道。对于管制下彼此分离的通信公司来说，放松原有的政策限制是必需的，只有这样，它们才可能向提供多功能服务的方向发展。此外，媒体也需要自由化政策，这样它们才能根据经理层的构想、流行的时尚或者精明的战略眼光融合分散的节目单元、服务能力和传播系统。这样看来，融合的趋势绝不仅仅取决于今天的通信技术。在融合实际开展之前，它已经成为政策调整的一个目标，甚至进入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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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1970年开始，赞成行业和技术融合的意见逐渐集聚了足够的政治力量，可以反击市场分割政策了。1970年之后，这种力量更为强大。通过渐进的、有限的政策转换，融合过程从此就开始获得了有限的实际表现。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官方优先权的大面积溃败。

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攻击新旧政府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福利的支持，美国商业资本获得了持续积累利润的动力。尽管这些福利项目极不充分，但有时候它们的实际作用很明显。至少证明国家做出了一些努力，包括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社会安全补贴、环境保护、职业安全以及平等就业机会。令政治上的右派极为不满的是，通信和文化产业为这种福利主义的政治秩序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伪装；这种伪装让这些秩序有了合法性。所以，融合不仅是一种搬开通信市场利润增长绊脚石的方式，而且是对那些具有压倒性政策优先权展开商业反击的切入点。

从结果来看，以下三个具体行动最为重要。第一，政府开始放松那些限制通信产业所有权集中和跨媒体并购的规定；这是对原有企业主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胡萝卜”。第二，他们还准备了一根“大棒”，用来对付那些把不同模式的电视广播、电信和印刷媒体分割开来的市场划分和服务限制。断断续续地，对于行业各单元所有权以及把这些单元连为一体的服务的限制，被逐渐取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日益巩固。随着AT&T的分拆、1996年《电信法案》的通过，以及因特网的兴起，自由化政策的空间越来越明朗。

结构和实践上的双重变化引发了第三个具体行动：推行一种支持性的理念，用它来使新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稳固。这种努力开启了对原有公共服务责任机制的批评。在政策逐渐改变的起初阶段，索勒普尔第一个发难。他认为，人们把融合当成了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他说，天色渐渐变得阴沉，因为广播和电话领域中久已存在的国家干预正在打算彻底消灭伴随数字电子时代而来的脆弱的自由。索勒普尔宣称，融合给决策者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相当棘手的难题：或者坚决地伸长政府控制的触角，或者转而奔向技术自由的无穷潜力，他本人就把希望寄托在技术自由上面。对索勒普尔来说，与印刷媒体相联结的法律传统是民主的，它与所有形式的政府管制都相抵触，而在广播和电信领域，政府的管制太多了。然而，在索勒普尔那本标志性的著作出版后的几年内，融合的意识形态又向前推进了。管制型干预的坏处继续遭到攻击，同时，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其他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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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在向公众说明融合具有不可避免的技术和经济必然性的同时，还坚持说自己的最大职能就是推动开发具有多重目的的竞争性传播系统或“平台”。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在2005年宣称：“发展中的技术，正在对过去被看做自然垄断的行业发起竞争性的攻击。”随着卫星电视向有线电视服务供应商靠拢，无线通信与有线系统融合，“技术导向的竞争”否定了“对于管制下的经济来说十分合理的自然垄断”。[21]

在贸易协会、公共关系部门、企业技术人员、主流经济顾问以及行业律师的共同鼓噪下，制定政策的政客和官僚们开始把通信中的“公共利益”越来越刻板地与市场竞争的自然的、应有的状态等同起来。在1996年《电信法案》的第401款中，竞争在电信行业开始被公然神化，被看做公众迫切需要的东西。22有人还为一些时常会跃入电信政策话语之中的不着边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编造了聪明然而很虚假的理由。其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问题，即电信领域的集中（concentration）会以阶级为基础对民主构成威胁。他们认为，融合将带来市场的高效率，它将使公共责任的说法无立足之地。

对管制者来说，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放弃以前的所作所为，即不再为文化产业巨头的直系祖辈谋取利益。自由市场派抱怨，随着从前分离的行业和公司连为一体，新的竞争对手已开始寻找“为顾客提供集通信、宽带甚至媒体服务于一身的服务方式”，但主要的政策却依然规定“那些可以彼此互换的服务……应该遵从不同的法律标准”。[23]律师和学院派经济学家十分强调“对称管理”，认为“管理均等”越来越具有必要性。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电信产业的单元，都不应该遵守那些同样不应加在其他单元身上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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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均等”支持者的理由看起来很简单：随着融合的深化，政策应该随之做出改变，这才能保证所有服务供应商在统一的管理环境下运作。我们对电话公司的要求不应该比对网络系统的要求更多，因为它们二者都在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大体相似的影像、声音和数据服务。如果不这样想，就是歧视。“如果某个管理体系仍然对可以互换的平台区别对待，那么市场就会遭到扭曲，因为这将会人为地导致某个竞争者对于其他竞争者的优势地位，并引发其他问题。”[24]这种立场（通过强调效率）传达了一种言外之意，即在官方政策认为引导管理均等的两个显而易见的政策选择中，有一个根本行不通。

我认为行不通的是这样的做法：重新建构一个更大的、更有力的公共服务责任体系，让它遍布融合中的整个电信行业。简单地调换美国运营商的传统的非歧视原则，只不过迈出了这个复杂而困难的计划的第一步，因为，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牵涉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为平面、有线或者无线的媒体资源制定一些政策也是不够的。事实上，要想这么做，公共服务原则的基础必须被重新构想，重新采用。[25]

甚至在更为友善的环境下，这样一种计划要获得成功也必须充分开动脑筋，强烈的集体政治意愿也是必需的。主要的程序性要求很简单：一次可行的、范围广大至覆盖全球文化供给系统的民主威权实践。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在对商业赞助的文化加以严格限制的同时，扩大公共资金对文化的投入；消除系统进人的限制和服务获取的限制；对数据资料加以有力保护，使其免于公司和政府的监视；扩大人们界定和自由使用各种不同形式文化资源的权利。每个措施都是前无古人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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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大胆的公共责任标准，原有的政策实践不但软弱无力，而且一直在滥用权力。在政策的设计上，以往从来就没有开展过充分而公正的辩论，以使政策更加符合社会需要，使网络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相反，有的只是对电信行业基于自我利益要求摆脱政府严格监管的声音的无穷无尽的回音。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同美国相似的、摆脱公共责任的企图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而在美国这个历史性的融合进程的中心地带，自由市场派却继续无力地反复嘀咕：

“国会必须意识到，在一个消费者具有多种有线和无线选择的世界，旧的规则有的已经过时了，有的由于技术的发展而变得不再可行……国会应该采取的第一步，就是严肃地改革通信政策，结束这种‘对称’。要做到这一点，不应当采取那种依靠管制而把每个人都提高到同一个水平的办法，而应当采取放松管制的办法。电信政策的核心应当是把每个选手都放到同一块平坦的、不受管制的运动场上来竞争。”[26]

因此，主要的办法就是蔑视这样的观念，即：网络的组建、监管和使用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实质性的公共利益。不过，这种蔑视也还是被这样一种理论伪装给掩盖了起来：它主张把公共利益与市场效率等同起来，从而事实上损害了前者。如果我们要看看这种理论的标准，回忆一下这一点就够了：对于所有的关于经济学、关于效率的训导式的说教而言，电信产业的融合就像它本身是其中一部分的整个经济的转型一样—实际上总是以为了维护某种特殊利益即商业利益而进行的不断的政治干预为前提的。我们不应该怀疑，计划和调节是当代通信系统的本质特征，因为，所有大企业一般来说都必须这么做。所以，尽管经常遭到攻击和嘲弄，但管制依然挥之不去。真正的问题是由谁来制订计划，管制应服务于何种社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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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于过去的一代人来说，答案是一致的。自由化主要是作为私人积累策略，而不是作为公共服务的原则而产生。毫不奇怪，随着自由化的推进首先是在美国，然后是在国际上资本流入了文化产业，文化领域内盈利的企图也急剧膨胀了起来。然后，融合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网络和网络应用的数字化经过一系列变化多端的商业积累策略而扩展开来。由于互为对手的供应商群体之间以及设备供应商与用户之间常常为地盘而战，结果通信系统未能围绕人们期盼已久的共同基础而顺利地重建起来。

膨胀：集中的文化产业

在面对系统发展复杂而强劲过程的同时，美国—世界最大的全国性市场——现有的通信和文化产业的老板们还不得不面对两个战略性的商业问题：受众正在远离常规的广播和电视、新闻和杂志；大众市场，或者说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传媒模式“广播”，正在被侵蚀。在美国，平均每人每年花在收听广播上的时间从1997年的867小时，下降到了2003年的778小时；阅读报纸的时间，则从183小时下降到了173小时；而阅读消费类杂志的时间，也从134小时下降到了123小时。与此同时，平均每人每年花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上的时间，却从720小时上升到了949小时；玩电子游戏的时间，从53小时上升到了75小时；上网的时间，从80小时增加到了169小时。[27]除非老板能够控制住这种局面，并掌握新的媒体，否则，他们作为广告商通往受众的主要通道就会受到阻滞。另一方面，这些老板也认识到，如果还想在市场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说如果还想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就节目资源和通信出口两方面找到新的解决方式。否则的话，如果竞争对手这么做了，就会给他们带来伤害性的竞争压力。所以，甚至在数字化网络大规模兴起之前，通信和文化的集中现象就已经产生，目的是抗拒竞争对手控制交叉服务形式和传播系统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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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股持续的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并购浪潮开始了。1982年，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是美国广播公司（ABC)①，它的年收人是27亿美元；而到1998年，时代华纳却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其年收入高达280亿美元。几年之后，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AOL)②进行了令人惊叹的价值达1000亿美元的合并，这也是历史上最大宗的并购案之一。1991年，美国传媒业并购案的总价值为14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1999年仅仅头三个月，科技股和互联网股泡沫达到极致的时候，美国就进行了总价值达3000亿美元的传媒业、娱乐业和电信业的并购交易。[28]这以后的金融泡沫破碎把电信行业的重组带入了新的阶段。如今，引发新一波行业重组的，不是股票价格的逆市上扬，而是公司的债务；不是公司的实力，而是公司的脆弱性。但并购还是重新开始了。[29]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尽管市场价值大幅下降，利润大幅缩水，时代华纳仍然是市场的领导者，仍然是市值高达40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30]通过不断变换策略和挪移资产，一些公司涌现出来，主导了文化和通信产业的重组过程。

量变的累积必然造成结构上的质变。每一个集团公司（con-glomerate）都越来越经常地开发一些新渠道，以扩展原有传播渠道的功能。新渠道包括有线系统、陆地广播系统、人造卫星、无线和有线电信网络。因特网技术越来越成为在这些系统中传送声音、图像和数据的载体。在管制者、投资银行和摇旗呐喊的新闻记者的协助下，这些集团公司不但通过并购扩充了资产基础，而且吸纳了一些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被卷入其中的包括电影和电视节目商、印刷出版商、娱乐唱片公司、专业体育队伍、游戏出版商、主题公园以及因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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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Company，Inc 简称 ABC。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公司总部在纽约，经营多座电视台，并有220座附属电视台。公司还经营调幅和调频广播电台，并有多座附属广播电台。1995年，该公司被美国迪斯尼公司收购。2005年，该公司电视收视率占全美家庭的30.13%.电视收视率和广播收听率均列第2位。—译注

② 美国在线：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2000年，该公司和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宣布合并。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成为融媒体、娱乐和通讯为一体的世界巨头，公司市值为35000亿美元，年销售额为300亿美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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