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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广播服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它的任务和结构形式随着社会阶级力量的强弱以及它从中诞生的历史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总的来说,公共广播被当成了工人阶级激进运动可供选择的载体,精英们认为这种运动将对社会秩序造成损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公共广播粗具雏形,它依靠各种国家资金补贴,从而在制度上具有接触与公民权利义务息息相关的文化资源的宽广通道。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解释说,这包括“关于当代事件和掌权者行动的全面而准确的情报;把原始情报转化为可用知识所需要的分辨和解读的语境;对反面意见的陈述、愿望和立场加以认真观察的辩论场所”。[72]公共广播服务最先出自伦敦,但在加拿大、联邦德国、日本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表现形式十分不同。英国广播公司与借鉴了它的模式的其他媒体一样,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成就。尼古拉斯·加纳姆把它归结为“二战”后期间在“打造共同文化方面迈出了真实步子的一步”。[73]然而,它原本就具有的局限性,以及不时面临的政治和商业压力,使这种成就不堪一击。这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即加速商品化的准备期。[74]英国广播公司拒绝了制度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重新定位,这种定位将把它置于席卷英伦的民主与反战立场一边。加纳姆谴责英国广播公司的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公共服务原则的“背叛”。[75]
各个国家和公共广播服务公司面临的历史问题多有不同,分析家们因而会对以此方式扩展共同文化的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不同的评价。然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随着电视垄断被终止,公共服务系统在与新近获得批准的商业广播公司的激烈竞争中经历了一次转型过程。[76]而在商业公司原本就存在的英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角色变得更为宽泛。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公共广播公司的地位削弱了。随着共同文化应该如何表现其构成的新说法的提出,公共服务身上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它的制度框架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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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公共广播服务在传统结构上不像英国那样公开地独立于国家,而是直接受制于政党。然而,商业公司逻辑也迅速登上主导地位,为它们打造出了一种共同特征。20世纪70年代,私人地方广播获得批准,随后,它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意大利的传媒是高度集中的,三个商业电视频道被准许存在于唯一的集团公司——梅迪亚塞特(Mediaset)之下。公司的所有者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①两次成为该国的政治领袖;这同时也给了他对自己昔日的敌手、国有广播公司意大利国家电视台(RAI)施加影响的有利条件。在贝卢斯科尼的领导下,到2004年,梅迪亚塞特已经在意大利全部的电视市场中占据了44%的份额。仍然保有45%国内观众的意大利国家电视公司将实行部分私有化,而它的私有化所依据的条款可能会让它在与梅迪亚塞特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77]
其他类似的进程也很普遍,而且并不总是伴随着贝卢斯科尼的狡诈行为。过去曾以比较有限的方式遵循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原则的国家电视系统,被商业公司化的供应商团团包围,自己也被集中化的市场逻辑渗透。要充分参与数字系统的开发,必须投入巨额的新资本,动用越来越多的资金储备,才能有能力购买由于公共广播服务与商业化广播公司之间的竞争性投标而价格不断上涨的节目。公共广播公司的收视率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对它们的意识形态攻击却在增强;它们从牌照费(所有电视用户每年支付一定费用,这笔收入是公共广播公司可动用资金的主要来源)那里获取的优势也越来越受到威胁。在很多国家,预算削减是另外一种威胁;而在一些国家,私有化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78]最终,在这个关键时刻,欧洲的决策者们也不再全面执著于公共服务的理念,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大型的商业公司,以便参与全球文化市场的竞争。[79]除了法国电视一台(TF1)、梅迪亚塞特和西班牙电视五台(Telecinco)等私营广播公司,诸如默多克的天空卫星公司(SKY)和欧洲电视加密频道(CanalPlus)等地区性传媒集团公司也被准许掌控多种视听平台。在美国,公共广播在历史上出现很晚,出现之后也只是取得了很有限的、很脆弱的制度基础。2005年布什政府又对之发动了猛烈攻击,进一步破坏了原有体系。这些攻击源于这样一种信念:由于公共广播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政府提供资金,所以它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在经济上也是不划算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共广播被挡在了全球范围内的向数字电视转变的进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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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卢斯科尼:意大利前总理,著名媒体大亨。20世纪80年代创办意大利第一家全国性私人电视台“5频道”,后又购买了“意大利1电视台”和“电视4台”,成为拥有3家电视台的“电视大王”。他在70年代控制了《今日报》,80年代购买了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微笑与电视音乐》周刊。曾被《福布斯》排名全球亿万富翁第14位。1994年1月创建意大利力量党,任党主席。1994年3月,以他为首的意大利右翼自由联盟在意大利大选中获胜,5月10日组成意大利“二战”后第53届政府并任总理,1995年1月辞职。2001年5月,在议会选举中再次获胜,6月再次出任总理。刚刚过去的2006年4月大选,他不敌普罗迪的中左联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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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的南部国家,文化的新资本逻辑的倡导者所遇到的历史环境却大不相同。在那里,公共广播服务一般比发达国家更羸弱、更不完备。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两种模式。要么是像很多拉美国家那样,广播以商业公司特许经营的方式运营,要么是像许多非洲、亚洲和中东国家那样,广播采取免于责任的、严格管理的国家垄断的形式。快速的商品化同样侵袭到了这里,但是以不同的形式,这进一步使资本扩张的逻辑复杂化。
国外的和国内的资本与国家机构相配合,引导着这个严密管理的制度变迁过程,而劳动者的作用却有限,穷人就更没什么发言权了。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放松对跨媒体合并和持股的限制,简言之,解除管制而不是民主化成了这一进程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事实上并没有非国有广播公司,而到了1995年,已经有137家私营公司分布在27个国家。[80]然而,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弱化。在印度,作为媒体的公共广播服务曾经在以往的国家建设中起过实质性的作用。普拉迪普·托马斯(Pradip Thomas)把印度的这种现象称为“控制国家”(control state)[81],我们或许可以更广泛地使用这个术语,并不限于非洲和亚洲地区。其原因是:国家权力仍然很关键,它能给通过特许授权、电磁频段准人以及放松管制等方式为传媒服务获取利润提供更多的自由和物质支持。南半球新生的集团公司实体,如印度的塔塔集团,其利益遍及计算机软硬件、电信、广告和音乐等各个领域。它们对国家依赖的程度不逊于美国和欧洲的公司,需要依靠国家来推进集中化、跨国化,并管理国内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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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投资大量进入电视领域,频道数量大大增加。2004年初,欧盟十五国拥有38个常规的(地面模拟的)公共服务电视频道、43个私人拥有的常规频道。到如今,除了这些频道以外,这些国家还拥有75个通过光缆、卫星或者数字地面传输而覆盖全国的公共频道,以及702个类似的私人全国频道。[82]电影和体育频道增加的数量最多,新闻、购物以及儿童频道增加的数量也不少。[83]
这种频道商业化发展的倾向并不局限于欧洲。到2004年,印度大约有180个频道。[84]在中东地区,阿拉伯卫星碟形天线可以收到大约50个主要的阿拉伯语频道和许多欧洲和美国电视网络的节目。[85]到2004年,美国共有388个全国性的非广播节目网络,有线运营商在其中的89个拥有控股权。在这个过程中,非国家(亦即其商业服务超越了国家边界的)频道的斩获尤其引人注目。
电视出现后不久,就有人沿着短波收音机所踏出的捷径萌发了区域性的和洲际的电视网络的设想。[87]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始终存在着开发“跨边界电视”的断断续续的运动,数十个国家曾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卫星通讯组织”。但是,跨国界卫星电视传送仍然需要“通过本地网络播放”,如无例外,还必须经过官方的批准。[88]然而,人们已经不再限于幻想,而是开始设计和实施绕过这种障碍从而实现商业扩张的途径:用家庭接收机直接接收卫星广播(DTH)。贯穿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运动以及美苏争霸历程,使得这种超国家的卫星系统建设计划暂时被搁浅。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接入户的广播卫星已经在几个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得到部署,而且很快扩展到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人们开始为卫星商业网络的分布展开协商——第一个这样的网络由美国的新闻频道CNN缔造,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件。[89]取得了这两个进展,跨国服务的前景已看似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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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共有不少于12000个卫星电视频道向全世界发送资讯和娱乐节目。[90]随着苏联的垮台、电信的自由化以及商业卫星投资的迅速增多,跨国网络开始成为系统发展的重点。在爱尔兰、奥地利和荷兰那样的欧洲小国,到2002年,外国频道的受众数量占受众总数的比例已超过30%;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大国,外国频道在有线和卫星供应商所提供的频道总数中的比例也已达到14%\~42%。[91]
“传媒所有权的明显分化和全球传媒流动的多方向本质具有何种政治和理论意义?”赵月枝和罗伯特·哈克特(RobertA. Hackett)问到。[92]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的答案却很复杂。数量众多的新兴商业频道中的大多数并不想剔除现行的所有权关系或者原有的国内系统,而是希望在现行的体制之内获取丰厚的利益。也存在跨国界服务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的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设法把它们重新纳入主导性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中。
这样一种情况就发生在半岛电视台身上。1996年,半岛电视台在遍布极权主义和腐败国家的中东地区开播。在半岛电视台生涯的初始阶段,人们赞扬它为该地区原有的官方广播服务提供了清新而受欢迎的替代方式。[93]半岛电视台得到了卡塔尔埃米尔(Emir of Qatar)①的赞助,他支付了半岛电视台 4000 万美元的年度预算的大部分。他为什么这样做?记者休·迈尔斯(Hugh Mi-les)认为,建立半岛电视台是一个“狡猾”的决定:“政府相当聪明,它深知在自己的腹地容纳一座庞大的美国空军基地绝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做法,但是,批评意见可以得到公开发表终归是件好事情。”[94]在起初的几年里,半岛电视台甚至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赞扬,因为它对阿拉伯各国政府持批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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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电视台的成功来自它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独一无二的报道、它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报道、挑衅性的谈话节目以及它一般意义上编制工作的独立性。但是,随着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急剧恶化,这些特征也招致了首先是来自阿拉伯国家、其次是来自美国行政部门的压力。沙特阿拉伯发布了一项禁止在半岛电视台做广告的禁令,这项禁令直到2005年依然没有废除。由于认为该网络的煽动性新闻干扰了它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一怒之下轰炸了半岛电视台设在喀布尔②的办公处。[95]尽管如此,半岛电视台受欢迎的程度仍然在提升。到2003年4月,由于它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它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观众最多的新闻频道,400万\~5000万观众不但遍布中东,还散布在印度尼西亚、欧洲、加拿大和美国。[96]
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各国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吸引学者专家的注意力。[97]休,迈尔斯挑明了最根本的问题:半岛电视台“打破了西方网络的霸权”。它不仅在阿拉伯观众中广受欢迎,并发展到在五大洲拥有23家办公室和70名记者,还通过向福克斯新闻台(FoxNews)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②和英国广播公司等主要的美国和英国电视网络提供有关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新闻脚本收取费用,而这些脚本离开它就不可能弄得到。[98]在对美国具有极高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半岛电视台锋芒毕露的报道所取得的成就打破了西方新闻机构和网络在国际上所实行的对独立新闻的封锁。[99]这对美国在此战略区域内部和外部控制信息流动的能力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马克·林奇(MarcLynch)写到:“在沙漠风暴行动(1991)中,美国领导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信息战争”,而相反,在2003年,美国人“确实想要保住对信息的控制,但已似乎无力做到这一点”。[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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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贵族或王公。—译注
②喀布尔:阿富汗共和国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2001年11月13日,美军战机在对喀布尔的袭击中,用导弹炸毁了该电视台设在该地的办公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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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的最重要意义是什么?迈尔斯得出结论说:“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出现更多的半岛电视台。”101这是可能的吗?半岛电视台预示了更广泛的朝向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传媒运动吗?
当然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我们再简略考察一下一个似乎与半岛电视台完全相同的例子。新南方电视台(Televisora del Sur)2005年诞生于委内瑞拉,目的是提供拉美卫星新闻服务。该台获得的资助比半岛电视台少得多,原始资本只有250万美元。02来自阿根廷政府的资助将它升格为合资企业,乌拉圭和古巴也许诺对之提供资金或技术支持。新南方电视还签订了与半岛电视台合作的协定。[103]它的负责人指出,2005年7月新南方电视台开始广播之后,它将“在广大的电视领域发动战争”,以促成“通讯一体化的拉美方案”。[104]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韦兹亲自宣称,新南方电视台的目标就是“反击”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那样的“大型国际新闻网络的传媒独裁势力”。[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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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克斯新闻台:美国著名的电视新闻频道,属于福克斯娱乐集团。由新闻集团控股的福克斯娱乐集团是一家著名的传媒上市公司,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跨媒体传媒集团,主要业务包括电影娱乐、电视台、电视广播网、有线电视网等四个部分,其中最为强势的还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目前,福克斯新闻台的收视率已经大大超过了首创“新闻频道”概念的、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译注
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由特纳广播公司(TBS)董事长特德·特纳于1980年6月创办,通过卫星向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电视用户提供全天候的新闻节目,总部设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为全球最强的、时效性最快的电视新闻组织,全球超过210个国家及地区均转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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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新南方电视台放到拉美充满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环境中,才能了解其政治根源。不仅美国对之当然反对,因为它计划使用自已的卫星服务对委内瑞拉广播。[106]委内瑞拉的资本家阶层也对之表示反对,这是由于查韦兹总统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本土化”运动,它将重新分配该国丰富的石油资源的一部分,以满足穷人的需要。由于这个原因,国际新闻媒体将查韦兹描绘成能言善辩、信口雌黄的暴君,把委内瑞拉刻画为流氓国家。这令人想起1973年发生在智利的一件事情。当时,智利的商业传媒集团成为一场推翻民选的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①的流血政变的帮凶。委内瑞拉的公司制媒体(以 Cisneros 集团和 Radio Caracas Television电视台为首) 也与政变分子共谋,在2002年4月把查韦兹临时赶下台。在查韦兹下台的两天时间内,美国领导人迅速承认了委内瑞拉新上台的非法政府。但两天之后,查韦兹在群众的支持下重新执掌了政权。
查韦兹政府不但用新南方电视台来回应,而且通过支持一场旨在建立全委内瑞拉广播系统的运动来作出回应。由于各种原因,支持新南方电视台的国家都是与美国相疏远的国家。不管这场斗争的结局如何,但它都说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并不是自发的状态,也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的。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候,跨国界服务可能孕育着解放的潜力。但是,在全然屈从干国家和商业公司权力的体系中一历史上就根据支配性的社会关系而建构,并不时地根据这种关系而重组的全球文化产业领域—多元化并不会作为视听市场自由化,或者频道增值,或者电信过剩的副产品而自动到来。相反,只有通过积极挑战主导性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社会政治运动以获得传媒入口的有效斗争,多元化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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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的幕后策划和指挥下,智利出现了政变叛乱,左翼的民选总统阿连德被谋杀,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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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动员显得很不寻常。对半岛电视台的进一步考察表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半岛电视台保持其现有路线,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会真正符合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精神。
对半岛电视台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半岛电视台的根本恶行,就是它古板地遵守了西方所倡导的独立与公正的新闻伦理。震怒于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布什政府就针对穆斯林国家开始了针锋相对的宣传行动。英国广播公司也宣布,它将在2007年开始,每年斥资3400万美元用于在中东地区每天12小时以阿拉伯语言播报电视新闻和提供信息服务。[107]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行动起来,试图控制现有的国际国内新闻体系。[108]五角大楼已经与其他政府机构和诸如林肯集团(Lincoln Group)①这样的私人承包商沆瀣一气,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昂贵的、常常是隐秘的”信息战争。[109]军事力量也一再地被应用。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轰炸了半岛电视台在巴格达的新闻办公室,杀害了一名记者。截止到2004年4月,共有21名半岛电视台新闻记者被美国驻伊拉克部队关押并释放。[110]后来,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干脆被禁止进入伊拉克(也不允许进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2005年,另一种设想浮出水面,它表明,除了大棒之外,胡萝卜也被派上用场,以便把半岛电视台“引上正轨”。[111]随着以前供职于美联社电视新闻署(Associated Press Television)的一名英国人被任命为新闻主管,随着半岛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开播以及其他计划中的扩张(包括阿拉伯语纪录片和儿童频道,以及英语新闻频道半岛国际),随着顾问厄恩斯特(Ernst)和扬(Young)关于如何使扩张中的半岛电视台体系私有化研究的进行,不断有人构想灵活多变的意识形态策略以使半岛电视台就范。迈尔斯认为,在精英人士的眼里,半岛电视台是一个诱人的商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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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肯集团:美国著名集团公司,业务涉及汽车、军火、金融、房地产等等。《洛杉矶时报》披露说,美军情报部队经常自撰一些关于伊拉克局势的“新闻”,再由美军承包商“林肯集团”把它们翻译为阿拉伯语,然后在伊拉克报纸上花钱以广告或读者来信形式刊登。这类“新闻”的内容多为赞扬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借伊拉克人之口声讨“叛乱分子”,或者是粉饰伊拉克局势太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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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断膨胀或者被关闭更有可能的是,某一天半岛电视台将被世界上的某个巨型传媒集团公司吞并。过去,半岛电视台的发言人曾说过,任何收购方案都可以考虑,只要买主能够保证编辑的独立性…而且,只要沙特阿拉伯继续执行广告禁令,半岛电视台在商业上就不会太吸引人。但是,中东的年轻人对广告商来说具有很大的潜力。如果沙特阿拉伯政府或者它的广告禁令有所改变,半岛电视台就会突然间价值猛增。[112]
私有化是否会发生,广告商及卫星和有线系统是否会签约支持其英语服务,人们目前还不清楚。[113]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半岛电视台仍然作为一个拥护编辑独立的媒体运作如故。对历史上的先例保持留意是明智的。[114]参照这些先例,可以想见,肯定有人会采取使其走向商业公司化的行动,这不仅是为了获取利润,也是为了调和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该地区很多潜在投资人希望看到它的新闻报道有所约束。”《金融时报》谨慎地评论说。[115]
当过于无畏大胆的节目和频道进入商业文化产业时,常规的结构方式和实践力量一定会迫使其进行改造和转型。116]跨国的商业电视公司体系包含了测评收视率以及相关数据的公司,它们的调查结果会被系统地加以利用,以完善资本的盈利策略。广告商们普遍地影响节目选择,以保证节目营造的意识形态环境有助于它们的消费引导行为。无数恼人的例证表明,编辑室与销售部之间的那道假想的砖墙并不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牢固,最近更是经常性地被打开缺口。长久以来,政治权威也一直使用各种方法影响新闻,使它们适合自己的口味。在美国,层出不穷的丑闻证明,传媒与其主子之间的共谋关系如今再也错综复杂不过了。[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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