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71]或融入也许可以预测的后工业理论当中，它反映了后面的理论家对前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术有一定程度的熟知和教条式的厌恶。贝尔对马克思的思想作出了贡献。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只与工业资产阶级对应。它预示了这样一点，向有庞大服务业队伍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使马克思主义计划的时代的另一方面无效。如果是农业劳工，而不是工业劳工构成资本主义最初的劳动力，那么贝尔的描述将失去任何意义。Bell，“Third TechnologicalRevolution," 168.

第二章 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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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在威廉斯看来，我们不断看到这一进步的不同版本，尽管是偶尔的关注。“报纸是18世纪商业中产阶级创造的。事实上，在英国，新闻的经济组织完全是由报纸最先服务的商业中产阶级来掌握的，当以这种方式组织的报纸获得更多公众阅读时，就开始以市场为基础，而不是通过参与过程或者团体关系。”Williams，LongRevolution，197，210（还有一些对戏剧相同的建议性评论）。哈贝马斯（Habermas）对公共领域的出现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利用同时期的学术资源，将“公共领域的起源”纳入所谓的决定性变化中。这些变化所发生的社会场所——资产阶级的新闻、家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是在18世纪的英国。公共领域显然属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Jurgen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89).

[73] Williams, Long Revolution, 290.

[74] Lora E. Taub, “Enterprising Drama: The Rise of Commercial Theater in Early Modern Lond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1998).

[77] Williams, Long Revolution, 290.

[79]霍尔自已也承认（尽管出于其他原因），对一些固定文化形式的研究，如小说，也可能被误导。Stuart Hall，“Notes onDeconstructing'The Popular,'" in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ed. RaphaelSamue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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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加速的商品化

信息商品化的持续加速在1970年前后终于开始了，尽管这在历史上也许不是第一次。我们早已知道，信息中这场工资和市场关系的迅速普及，其动力主要来自一场系统的危机。[1]在整个美国，同时在程度各异的经济重建后的欧洲和日本，过剩的生产力和重新复活的竞争开始笼罩一系列往往大同小异的制造业企业，包括钢铁、汽车、电视机、化工、纺织等行业。[2]美国钢产量从1950年占全球近50%的份额下降到1970年的仅占20%，这还只是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份额持续下滑的一个方面。[3]其必然结果就是利润的下降和经济的持续低迷。

意识到有必要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之后，企业决策者和政界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不是精英们第一次因生产过剩和竞争而被迫努力振兴市场体系，但期望信息和通信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却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世界经济在整个“二战”后初期迅猛增长，人们到1970年左右就开始认识到了信息和通信部门所具有的活力，以及这一部门所享有的愈来愈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1970\~1971年，美国权威商业咨询机构“资深理事咨询会”就意味深长地总结到：“从广义上来说，信息‘产业’不久就将成为许多经济体的主导部门。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着眼于综合的或者所谓战略的层面，来认识和研究信息技术、产业和资源。”[4]1980年，国会委员会再次重申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宣称在经济持续萧条的背景下，“依赖并发源于这些技术的计算机业、电信业和相关服务业，对于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说是十分关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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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息和通信到底有怎样的特殊优势，使得它们有能力将市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呢？如果我们想要通过寻找新的市场发展领域来打破经济停滞的死水，那么问题就变成：如何重组信息和通信，才能恢复赢利企业的增长并为资本积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国际信息新秩序：降格以求

一日涉足这些问题，精英们就必定碰到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如何迎接国际政治对现存的、已经遭到扭曲的全球信息供应安排的挑战？

1955年，“第三世界”集团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由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发起，有20多个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会议倡导“世界和平与合作”，讨论了“各种影响国家主权的问题，以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等问题”，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6]随后，许多贫穷国家也加人进来，其中包括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从此，“第三世界”集团开始给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带来根本性改变。20世纪70年代，该集团祭起了不结盟运动（NAM）的大旗—之所以叫做“不结盟运动”，是因为这些成员国都试图在美苏对峙的夹缝中开辟本国发展的空间而这场运动的改革议程也确实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其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不结盟运动”（一贯受到苏联支持）各国越来越把通信、文化和信息看做重要问题。它们提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要求，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内部以及其他场合开始致力于纠正信息领域的主导结构和不平等关系。由于全球信息供应体系缺乏根本性变革，实现不结盟国家首要目标——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机遇很快就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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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不平等终于大白于天下：全球新闻的绝大部分受众对贫穷国家和人民的认识是错误的或者扭曲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对电磁频率拥有实质性的垄断权；对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版物征收的版税是强加的；通信设施和服务市场分割严重；美国电视节目和电影的倾销破坏了其他国家的本土视听产业；新兴的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通信系统，主要是人造卫星以及由外国政府和超国家企业所控制的、网络化的跨边界数据流，严重侵害了国家主权；而最严重的是，在那些致力于增加教育机会、保障食物安全、完善医疗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化、商业化媒体的引进使消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7由于在国际通信和信息中出现的变化未能弥补这些不足，因此不结盟运动各国坚持认为，必须坚持不懈地走向真正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之路。

这一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变得更加尖锐。[8]这段复杂的历史简单说来就是：在不结盟国家眼里，正如突尼斯信息部部长穆斯塔法·玛斯穆迪（MustaphaMasmoudi）所说，要害在于“必须把信息理解成一种社会公益和文化产品，而不是某种物质的商品”。[9]而美国政府的立场则完全相反：“在国际商业中，信息和通信是商品，人们越是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它们的价值也就越是上升。”[10]

假如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呼声占了上风，就会扭转甚至制止美国的企图一这个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超级大国的国家，一直想把信息重新打造成获利市场扩张的普遍基础。到1980年左右，美国人不再把心思一味放在越南和水门事件上，而是越来越认识到对抗经济停滞的必要性。如此一来，美国精英就从防御转向攻击。里根总统采取的攻势与英国人同步进行，他在1984年年底使美国脱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阵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几十个穷国的结构调整计划，给了美国领导人新的手段。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带来了进一步施加压力和得到额外许可的意外机遇。苏联社会主义的突然崩塌以及共产主义的中国和民族主义的印度逐步融入跨国市场体系，为不结盟运动各国探寻其他发展方向的努力提供了强大动力。简言之，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失败了，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换和框架则有利于发达市场经济体（DMEs）的领导人进行不间断的反击—其核心动力就是扩大和加速信息商品化进程。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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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项全面攻击战略的关键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之前，有两个基本点值得在此加以强调。第一，旨在发掘硬件、软件和服务中的潜在利益的各项政策是投机性的，而不是根据一些预先制定出来的方案或经过长期论证的计划而精心设计的。第二，企业对信息的重视从一开始就立足高远，绝不仅限于那些围绕通信和信息供应而生成的产业部门。公司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力量以及在利用信息作为一个新利润增长点方面的努力，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必然趋势。信息的组织、处理、存储、捆绑和分配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企业职能：企业对信息生产和利用的参与，也遍及所有的、不管是衰落的还是新兴的经济部门，涉及农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11]

政府的基础性角色

在供应创新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方面，正如其他发达国家领导人所警示的，美国的大型企业已经在“二战”后初期的几十年里形成了压倒性的比较优势。12]美国政府拨给其军事承包商的源源不断的研发资金，从根本上支持了美国所有企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13]由军工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所带来的技术革新，被整合进了一个连续进行信息获取、存储、处理、分配和测算的越来越实时化的系统里头。[14]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人造卫星、封装交换系统，以及在线信息检索服务如DIALOG 公司、Lexis-Nexis 公司①、Orbit 公司和文献修复服务公司（Bibliographic Retrieval Services）等]，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源自军方和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的太空合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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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位日益上升的资本家的阶级力量越来越强大，信息资本主义的企业首脑们对国家和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后者的回应就是在国内外证明、宣扬和怂恿这些政策偏好。如此一来，这一加速的商品化进程就被标榜成所谓自由市场的当然回报，同时被国家定位成战略目标。政府的干预是有力且长期的：不仅在源源不断提供研发资金方面如此，而且在电信产业的自由化、公共信息的私有化、信息私有产权的合法化，以及为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而改变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等方面也有所表现。所有这些措施大大推动了商品化进程的发展。

现代化信息设施的新资本原理

让我们先看一下网络设施。为了建立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必须不断建立、更新和升级这些网络设施。[16]那么，这类变革是在怎样的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呢？

计算机网络内部并围绕这一网络所发生的变化，乍看起来就像是组成电信和电子媒体系统的基本规则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为了满足在多个地点协调复杂业务流程的需要，大型企业在信息上做了大量投入，也获得了大量产出。这一积极融入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过程大大方便了生产链的延长，从而推动了零售商的卖方市场的成长。这些零售商包括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微波通讯公司（MCI）和思科系统公司（Cisco）①等等。[17]企业在网络硬件、软件和员工方面的支出出现暴涨[18]，这方面的例子不仅包括花旗银行的自动取款系统、沃尔玛（Wal-Mart）的存货清单数据[19]，也包括雀巢公司（Nestle）的免费热线，后者是为了与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竞争而在 1992年建立起来的，到2003年已达到每年接收88万个电话的水平。[20]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逐渐成为企业最大的资本投资种类—这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投资方式，到21世纪初，美国总计有35%\~60%的投资进入了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巨大的公司信息和通信技术支出开始推动经济全面增长。[21]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①Lexis-Nexis公司：美国一家经营数据库的公司，LEXIS-NEXIS主要搜集新闻、政府信息、法律信息及商业信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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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源源不断的电信和通信技术投资同样引起了电信结构和电信政策的改变，这种改变尽管是增强型的，但最后则是根本性的。在第五章中，我将检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矛盾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决策者们便把目标转向如何控制全球电信设施的问题。“服务相关产业都是信息密集型的，”美国里根时代的一份报告指出，“因此更加依赖先进的通信和计算机系统来提供必要的信息接入和传输。信息和电信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超出了国内的范围……伸向了国际市场。”[22]为了替资本开拓出巨大的新天地，替新的信息技术硬件、软件和服务开辟和扩大市场，以及开发和促进网络化的商业进程，美国一直致力于改变全球电信。

全世界的精英们也逐渐有了类似的目标。包括西欧和日本在内的所有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他们长期局限于邮电、电话、电报等政府部门的范围来掌管和运行其电信体系以往的观念并不自主，并且许多手段也是扭曲的，但如今，他们也愿意接纳私有化并放开市场准入，从而为经济的“竞争力”打下基础。在所有南半球国家，精英们采取的策略更具攻击性。在多年无所作为之后，南非能源矿产部的决策机构如今已将这样一个信条提高到了正统地位，即国内经济的发展受到电信业竞争不足的困扰。世界银行（World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以及其他新自由主义的传道者都在千方百计为工商企业投资打开全球网络之门。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思科系统公司（Cisco)：世界著名跨国电信巨头，1984年12月在美国成立。1986年发明全球第一台多协议路由器。1993年，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由1000台思科路由器连成的互联网络，思科系统公司也从此进入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目前互联网上近80%的信息流量经由思科系统公司的产品传递。——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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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世界商业史上最大最快的生产资料的部门重组发生了，而以往的公共服务（典型的竞争不足）也略显同步地被转变成工商企业的职能之一。私有化得以大规模进行，而美国的服务部门，例如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公司以及公共关系部门等，则占了花费在管理这一私有化进程上的资金的很大一部分。[23]巨额资本被动员且投入这个新投资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服务部门的停滞让位于网络建设的惊人发展，而这种建设是围绕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先进数字技术而进行的。1997\~1999年，近一半的全球电信投资被“发展中和转型”国家吸收，也就是说，另一半则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吸收。[24]到2002年为止，世界上49%的无线或有线网络连接位于欠发达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拥有世界3/4的人口，因此这个比例仍旧是不相称的)。[25]投资于庞大的洲际系统是一个重要补充，因为这些系统可以让跨国公司在寻找市场、自然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时很便捷地深入新兴国家经济体的网络。

当代的“全球化”概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网络化的业务方式创新，这种创新为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供应链的延长奠定了基础。最有轰动效应的是制造业不断地转移到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1980\~2000年，随着企业大力发展网络化的全球供应链，它们对位于欠发达国家的工厂的直接投资，使得后者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球产值的比例由14%上升到了24%。 [26]跨国公司的利润率上升是其目标—到了最近，也是其结果。例如，美国的跨国公司就在2004年从其海外业务中收割了3150亿美元的利润，比2003年提高了26%。[27]时至今日，制造业向南半球转移的迹象丝毫没有减弱。2005年，跨国公司仍然在把它们的触角伸向中国、印度、拉丁美洲、东欧和中东，打算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市场，而通用电气公司也打算从2005年开始花十年的时间来把它从欠发达国家那里获得的收入从前十年占其总收入的20%提高到60%。[28]把国外直接投资投向特定贫穷国家的趋势也愈演愈烈。[29]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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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信业中刮出的这股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①飓风，只是一场更浩大巨变的一部分。根据一份里根时代的报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强烈反对任何干预生产者和使用者能力的行为，从而尽可能把信息作为一种生产性资源来利用”。[30]在这种主张里，“生产者和使用者”指的就是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在下文转向信息软件和服务的供应问题之前，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问题：信息活动是如何给利益获取带来不同寻常的潜力，这种潜力又是如何变成了现实？

非专有信息的争夺

正如电信这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利益获取的最主要途径就是抢占现存的社会投资领域，把这些领域纳入工商业范畴，同时改变它们的属性。这场历史运动完全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涉及面广的抢夺（expropriation）过程。

开发世界信息资源的浩大场面显然被人们忘记了，但开发信息的那些机构大部分已经成型，它们建立在集体出资的基础上，通过熟练的社会劳动而得以运转。学校及大学、政府机构、邮局、博物馆、图书馆共同组成这个体系的轴心。以有关农业和医疗及教育的、本土的、本国的或者传统的知识为基础的家庭和地方社区，在整个南半球组成了另一个轴心。总的来看，这些信息程式和信息传统是非营利活动的一个巨大的集体储备，而它们在本土文化中也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31]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创造性破坏：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语，指一种“产业变化的过程，它不断造成经济结构内部的变革，不断破坏旧的结构，而造出新的结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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