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如果这个组合的一部分能够沿着所有权的路线被重构的话，那么企业资本就能够踏进一块绝大部分未被触动但却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劳动疆域。因此，精英们的政治经济重建工程日益转向分食全球电信和信息供应这块大饼，尽管这项计划尚未完成，但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霸占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之一。32]在几百年前转向农业资本主义的划时代变革时期所发生的英国圈地运动，便是其中一个范例。

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eal Perelman）认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霸占式积累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3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几千家德国企业所拥有的工业专利——尤其是在德国资本占主导的化学工业被美国政府夺走并转手给了新兴的美国企业（通过美国化学协会）[34]；作为美国政府一个高科技的“精选出来的工具”，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建立同样是以接手德国专利和英国在美收音系统为基础的。35]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看到了霸占手段变得更加富有系统性，它的运用依赖于某位参与者所说的“吸尘器方法”（vaccum-cleaner meth-ods）。从1945年德国战败开始，在杜鲁门总统行政命令的授权下，无数德国工业、科学和技术专利信息被美国占领当局夺走—成千上万名德国科学家也被引进美国，而与占领当局配合默契的，则是多家美国高科技企业。[36]据历史学家约翰·金贝尔(John Gimbel）估计，这场抢夺涉及的价值在1945年高达100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37]

大约在1970年以后，信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所处的环境日益被新自由主义包围，这也就是说，日益把工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尤其是放在早期政府社会福利计划的前头。一方面，诸如学校和图书馆之类的公共部门机构的资金和服务被强制削减；另一方面，非营利服务提供者的私有化和广泛的外部采购支撑了企业资本。年复一年，政府的信息工程都被所谓私人提供者破坏和打断。[38]美国邮政服务公司曾试图开发一种电子邮件，并在一个相对更加封闭的系统内提供这项服务，结果却因企业经营者盯上电子通信这个新兴市场而夭折。[39]中小学和大学陷入一场复杂而尚未完成的商品化进程之中，这一进程无形中破坏了教育这种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到 21 世纪初，进入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Phoenix)①的学生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所美国大学，该学校便是一个营利性教育机构。[40]博物馆和档案馆也默认了迅速增加的企业赞助和直接的市场措施——有时甚至干脆将它们的一些珍藏品拍卖给私有收藏者，例如沃尔玛的女继承人就是纽约公共图书馆售出的一幅阿舍·杜兰德（Asher B. Durand)②画作的最大竞标者。[41]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在制作和分发政府文件方面所长期扮演的非营利角色，也已经受到来自上面打压潮流的影响。美国行政部门要求政府印刷办公室采取一项政策，允许单个部委和机构把政府印刷合同外包给商业竞标者—这项政策将会把美国送回内战之前贿赂流行的疯狂时期，而政府印刷办公室在历史上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建立的！[42]国立图书馆也一再受到营利性对手的冲击，后者企图把这些图书馆作为自己麾下的市场来利用。[43]科技刊物已被专业协会接管，或者被里德·埃尔斯维尔(Reed-Elsevier)③这样的信息巨头收购。这些公司通过对图书馆或其他用户收取巨额费用，从而阻碍了公众的科学实践。政府通过分包自已所设计的太空计划合同，给私人卫星公司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利润。这种做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今日。[44]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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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凤凰城大学：现今美国少数的、规模较大、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之一（美国大多数的大学是公立大学或非营利大学），也被视为最会经营的大学。1976年由约翰·斯波林创办，如今是凤凰城教育企业Apollo Group Inc. （阿伯罗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译注

②阿舍·杜兰德（1796\~1886），美国艺术家，哈得孙河学校创办人之一，以其描绘哈得孙河与凯范基尔山的美术作品闻名。—译注

③ 世界排名第二的专业出版集团，旗下有两家公司（Reed Elsevier PLC和 ReedElsevierNV)，从事信息和科技专业的出版。前者1894年创办于英国肯特郡，后者1880年创办于荷兰鹿特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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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一系列举措，非专有信息供应原则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并被攻击为非法的。25年以前，当时的信息工业协会会长提出一种惊人的但却赤裸裸的看法：图书馆已经给美国盖上了一块“妨碍信息自由的铁幕”。[45]尽管现存体系常常不充分，但它仍然表现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把社会的信息需求当作沿着公共服务路线提供的公共产品来满足。为了推动商品化进程，必须用这样一种观念来取代社会供应的原则：商品交换应当主导新的信息业务和信息消费市场的结构。

某个政府的信息职能或服务之所以被指责为“与私人部门展开竞争”，往往是因为工商业的信息供应者已经决心把目标重新定位于营利性。将原本作为公共信息建立起来和付费的体系加以私有化，做出这种决定的不仅包括某个单独的公司，而且也可能包括为公司信息业务服务的某些贸易协会—如美国软件和信息产业协会 (the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Society of Ameri-ca)、商业软件联盟（the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确定这种所谓的不公平竞争是否真的存在。对于这种不公平性，企业的代表言辞凿凿，而庞大的公共部门则几乎一言不发。在许多情况下，公众对于企业接管的反对被完全忽略了。政府部门尽管不同意被一次性掏空或戏弄，但它们已经彻底失败，有时甚至拱手把政府的信息服务送给其企业界的对手。

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是什么被商业化了呢？重要的是，被商业化的不仅仅是产品、服务甚或整个组织，而是社会劳动。随着资本接管并转变先前未被商业化的社会劳动，更进一步的影响必然是削弱并动摇公共领域。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Webster）明确指出，不是社会福利或民主权利原则，而是“市场标准，也就是说是盈利还是亏损，成了什么东西能够到手的首要决定因素”。[46]因此，这不仅仅是一次有组织实践的变革，而且是一个受到所有权根本转变所鼓舞的抢夺过程。如此一来，这整个过程便通过法律同样根本性的转变而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支持。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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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私有产权的巩固

国家出台版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事实上，这些法律的作用绝非全无害处。迈克尔·佩雷尔曼及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些有意让商业活动获得垄断的法律形式。[47]70多年前，人们就曾以十分不信任和敌对的态度来看待这种作用。那时，专利仍旧被许多人认为是共和国给予发明者的一种特权，借此希望这种有限的垄断授权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共同进步。1941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曾强调：“专利的价值来源于发明给整个社会福祉带来的贡献……特权不过是政策手段而已。”[48]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无用却有幸获得特许的企业专利加剧了大萧条，于是改革者们开始寻求打破大型企业所握有的专利权。至少，要对专利权施加一些限制。深具讽刺意味的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依靠的却是“新政①福利国家”的非专有的专利许可政策—它和其他政策一起，确保了晶体管这个微电子学和互联网的关键部件对所有用户来说都是免费的。

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90年代，企业逐渐把它们的注意力全面集中到了如今已重新贴上“知识产权”标签的东西。从此，这些“权利”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普遍，在空间上被全球接受，在社会文化上则让企业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生产和劳动过程。

国家的政治干预再次成为必要。一位美国贸易外交官承认，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知识产权法律”。[49]为了弥补这种明显不足，一个鲜为人知的法律领域被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的前台。[50]从此，全世界都看到了“知识产权在国际范围内获得史无前例的增长”。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数十个国家改进了知识产权法律并加强了管制（常常是迫于美国的压力）。[51]苏珊·塞尔（Susan Sell）指出，在法律上用来打造信息私有产权的全球规制（主要是通过关贸总协定和它的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多方寻求一致的结果，而是少数几个代表医药企业、娱乐公司和软件公司的果敢的政府部门积极推动的结果。[52]但是，受益企业的范围却无所不包。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新政（New Deal)：即罗斯福新政。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危机的政策，其核心是三个R：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和救济(Relief)。—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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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并试图人为增强信息的稀缺性。它们不仅构成了保护性条款，而且构成了抢占性条款。版权给企业所有者带来多达几十年的垄断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所覆盖的文化资产范围越来越广。维亚康姆（Viacom），一个拥有成千上万版权的顶级多媒体巨头，其昔日的总裁夸耀说：“维亚康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靠软件和版权驱动的公司……”[53]企业给消费品贴上了注册商标，给服务加上了所有权标志，希望利用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而获得超额利润，在萧条时期更是对此垂涎欲滴。时代华纳(Time Warner)①围绕哈利波特品牌注册了 2000 个经营许可商标。[54]当企业的商标所有者在牺牲非专有利益和关切的情况下能够把互联网域名重新改造成一个吸引用户的商标时，他们获得的成功也十分显著。[55]专利给它们的企业所有者带来了第三种垄断权力，假如它们只是被用于非营利的、“有用”的科学发明，这种垄断权力就不会触及如此广泛、如此不均衡的范围。[56]公司生产的东西无所不包，从种子到电视节目，从胶鞋到网络软件等等；它们纷纷加入一支给所有可见的东西贴上专利、版权或商标的大军。

2001年，美国发布了大约16万项专利，巴西3500项。[57]相比之下，美国专利巨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2001年获得3411项美国专利—几乎是阿拉伯国家在过去20年间（1980\~2000）授予其居民专利的10倍（总计370项工业专利）。[58]美国及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拥有世界上97%的专利。[59]全世界研发（R&D）的近80%，以及同样比例的科学出版物，均来自发达国家。[60]造成这些差异的、新近发展起来的特权形式和实力形式，产生了经济学家最喜欢说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比较优势本身必须被视为一种系统性的政治经济成就。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①时代华纳（TimeWarner)：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2000年与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公司（AOL）合并，组成AOL时代华纳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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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再一次引发激烈的抢夺局面：巩固信息私有产权对于从新商品中收割利润来说至关重要。《华尔街日报》曾在布什政府针对软件业巨头推出一项反托拉斯法案之后发表社论攻击欧盟委员会对微软市场实力进行的调查，这种攻击让人们感觉到美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政策底线：“美国政府必须在这个领域划出一条界线。知识产权和服务是现代经济的增长动力，而微软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61]

就整体来看，如何提升知识产权仍然是大型企业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只要这些产权被认定能够对加速的商品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相关政策活动就会展开。乍看起来，这些活动显得就像是在某个中性的技术空间里发生的，公司或政府的权力并没有在其中起作用。例如，正如我写到的那样，曾经有新闻报道指出：原本在信息私有产权讨论中持反对态度的印度也改变了它的国内专利法律，从而让企业拥有了更大的专有控制权一并以此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条件。[62]

从合法确立的信息私有产权那里获得的利润是很高的。例如，原料绝大部分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天然药品销售，据说每年可补偿医药公司750亿\~1500亿美元。[63]半个多世纪以来，即1950\~2002年，美国品牌医药行业的利润大大超过了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1998\~2002年—这是一段公认的高增长期——其平均净收入占销售额的百分比是16.8%，而整个行业是5.6%。64然而，通过价格上涨，专利、版权和商标收到的可变的、不稳定的但确实是高额的盈余，的的确确流入了代表每个经济部门的公司老板之手。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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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式，资本就能够随意设立自已可以运用到更多领域的积累策略。然而，这种成就并没有直接表现为资本的实力。相反，它给公司和政府的资本带来了更大的经济脆弱性。并且，随着其优势越来越明显，加速的商品化进程在提高利润率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动荡和矛盾。

信息和危机

20年前，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曾发现：“建设一个稳定的世界体系的可能性—这是以信息为基础的、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秩序实现成功运行的先决条件—随着这种秩序建设中每一步措施的落实而变得越来越小。”[65]下面这个对最新趋势的简单描述证实了这个预言的先见之明。

加速的商品化进程既不友好也不温和。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单个信息公司都获得了成功，但是信息供应结构就如同整个政治经济一样经受了剧烈变动。

一个关键性的变化是，世界政治经济从信息和电信等前沿领域到制造业之类的传统领域，都逐步走向了多极化。加速的商品化进程中资本的国际化可能带来更多利润，但并没有加固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反，它导致资本家内部更激烈的竞争。巨型跨国供应商把根扎在了欧洲[如诺基亚（Nokia)①、SAP②，Telefonica③，里德·埃尔斯维尔]、日本如富士通（Fujitsu）、NEC①、日立(Hitachi)、松下（Matsushita)、索尼（Sony)②、DoCoMo③]，也扎在了下文即将提到的一些不被看好的地区。非美国的资本甚至在特定信息通信技术市场获得领导者身份。例如，2002年，令美国决策者们感到吃惊和遗憾的是，日本NEC公司宣布他们已经在短期内掌握了超级计算机的领先技术。[66]在全球移动电话销售方面，诺基亚已经超过摩托罗拉（Motorola）。类似的竞争仍在继续。2005年，“为直接挑战对手——美国卫星制造商”，欧洲的顶级卫星制造商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EADS）和阿尔卡特(Alcatel)④已经与政府太空部门携起手来，希望“建造新一代高性能太空飞船，并配上最新的内舱信号处理技术”。[67]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在科学及相关产业统治地位的动摇，已经成了美国信息产业巨头们的广泛共识。[68]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①诺基亚：移动通信的全球领先者，产品包括移动电话、图像、游戏、媒体以及面向移动网络运营商和企业用户的解决方案。诺基亚的历史始于1865年，总部在芬兰，当时主要是生产木浆、橡胶和电缆等。1967年，诺基亚集团正式成立。—译注

② SAP公司成立于1972年，总部位于德国沃尔多夫市，是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和协同化商务解决方案供应商、全球第三大独立软件供应商。目前，在全球有120多个国家的超过24450家用户正在运行着84000多套SAP软件。—译注

③Telefonica；世界电信行业巨头，是源自西班牙的运营商，在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等19个国家运营。截至2005年1月，Telefonica公司的用户总数达1.8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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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呈现新形式是趋势之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停滞在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并未消失，它们的失业人数较1979\~1995年翻了一番，从1300万上升到了2400万。[69]债务危机和结构调整计划继续给整个南半球贫穷国家带来严重挫伤。同时，许多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在美国，乌云似乎也已经散去。尽管那些拉拉队队长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注意力完全偏离飙升的股票市场，但他们也在鼓吹互联网构成了“新经济”的核心。“美国人做的生意……就是信息”[70]，一份“拉拉队报纸”如是说。然而，在互联网的疯狂到达顶点之前，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1998年爆发了，危机似乎无处不在；同时，世界经济也重新开始动荡起来。随着高科技股票投机在整个2000年趋于全面停止，专家讨论的话题也从“长期繁荣”转到“泡沫破灭”，商业周期来到了资本主义各个行业的面前。那个曾被预言为新经济顶梁柱的行业，笼罩在一片毁灭性的恐慌之中。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 NEC：即日本电气株式会社的简称。该公司于1899年7月17日在日本创建，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拥有126家日本公司及167家海外子公司、近15万名员工的全球性企业。业务范围涉及IT解决方案、网络解决方案、半导体及电子器件等诸多领域。译注

② 索尼（Sony）：1946年5月，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共同创建了“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后于1958年更名为索尼株式会社，总部设在日本东京。该公司是世界上民用电子、工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及娱乐业等领域的先导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综合娱乐公司之一。译注

③DoCoMo：是日本主要的移动通讯营运商，是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移动通信公司，用户有4500万户，后与其他公司合并后称 NTT DoCoMo。—译注

④ 阿尔卡特（Alcatel)：世界著名航天科技和通信设备供应商，主要业务是为全球范围内各种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提供集成的、端对端的语音、数据网络解决方案，业务遍及130多个国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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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从早期的停滞怪圈中通过向工商业投资开放通信和信息而取得的成功，恰恰为这样一种结果打下了基础。事实上还不止于此。在证实了加速的商品化进程不是某一个部门的现象而是一场更普遍的政治经济巨变之后，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经济增长下滑。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解释说[71]，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乃是20世纪60年代末再次发生且范围更加广泛的经济停滞。病根还是过度生产，而且绝不仅仅限于网络硬件和软件领域，而是涉及所有生产和服务部门，如飞机制造、航空舱位、造纸、钢铁、汽车制造、蜂窝电话、个人电脑和快餐服务等。72而且，过度生产也不仅局限于美国国内经济。《华尔街日报》曾在2003年宣称，“世界各国都在为减少生产能力过剩而斗争”。[73]

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欧洲仍然深陷长期低迷，尽管日本在2005年开始甩开通货紧缩年份[74]；而美国则因为更强的消费主义和赤字支出，不得不从日本和中国借贷近万亿之多而支撑下来。[75]假如没有这些私人投资者首选的热钱，那么中央银行便会陷于瘫痪[76]，巨大的美国经常账户和联邦预算赤字就会在持续的金融投机背景下引发一场难以预料的—但却是灾难性的—危机。[77]

所以从表面上看，问题还是回到了1970年：到哪里去寻找市场发展的新动力？尤其是，一波新的信息加速商品化进程能否再次为资本充当恢复增长的角色？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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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没有把这一问题完全说清楚。信息的加速商品化到底是有助于保持利润增长的前景，抑或只是一种无用之功？这两个当代政治经济内部结构变化的额外问题才是我们需要加以考虑的。

首先，谁将主导和保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导者所获得的独有收益？在信息和所有领域中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多极性，并没有导致国家失去其重要性：根本没有。跨国资本的生产、运输和营销活动如今已大大超过哪怕是最大的国内市场的边界，这一点确保国家必须继续在协调资本的运转和增长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即如同艾伦·伍德（EllenWood）所说的那样，建立基本的资本积累规则。[78]但是，多极化也在把新的限制强加给国与国之间的体系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其潜在的弱点还没有暴露，也没有被发觉，但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并没有获得永久保证。要使美国的地位不被进一步削弱，西欧的经济就必须产生同步的困难，而日本的政坛则要继续唯美是听。而且，美国的高科技实力，其国内市场的规模，以及它的全球军事干预范围，仍然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的决策者们也已经通过把研发和军事支出推向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来对多极化竞争作出回应。[79]何况，世界其他国家的“进贡”也仍然分文不少。因此，人们的印象仍然是：美国的首要地位是稳固的；事实上，认为美国的霸权从未达到如此高度的说法也比比皆是。但是，这样的说法必须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衰退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美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国，而它许多值钱的公司也在跨国资本主义竞争的风暴中倾覆。另一方面，在美国经济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仍然未能消除的时候，雄心勃勃的竞争各国却已开始全面崛起。经济的日益多极化能否获得政治上的表现？设想一种来自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部的、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绝不只是杞人忧天。[80]当一部分日益成长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可能是为危机所迫—倾向于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重于某个单独国家或者某个国家联合体的时候，这一天也许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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