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其次，不管即将到来的加速商品化进程所引发的经济变革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把它放到持续的、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退步这种历史背景下来权衡考虑。许多因素有助于解释这种退步。一场为了资本而反对劳动的激烈政治攻势已经进行了35年之久。里根总统在1981年做出的解雇几千名罢工的空中交通管理员的决定，宣告公开反对集体协商权时代的来临。工会的持续衰落也与反工会的高科技雇主的崛起交织到一起，这些雇主包括IBM和微波通讯公司（MCI)①这样的供应方，也包括沃尔玛这样的需求方。尽管大幅度削减税收对企业和富裕的个人有利，但它也使政府对教育、公共卫生、失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持续下降。由此导致的就是环境的破坏、传染病的肆虐，以及不断加剧的贫困和不平等。此外还包括美国为了重建全球霸权而让其军备开支急剧膨胀。美国在战争和制裁方面的巨大开支除了造成其他不良影响之外，还对民主的理念和实践造成了半公开半隐蔽的冲击：腐朽帝国主义的反挫成了“帝国的伤痛”。[81]

信息中的产权关系变动与这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退步分不开，尽管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像在其他行业中一样，信息产权也依赖能否杜绝和惩罚未授权的—亦即未付费的—用户获得相关信息，就像迈克尔·佩雷尔曼所解释的那样：

我们知道产权需要排除那些未经拥有者同意就使用的人。但是信息产权的拥有者怎样才能使其他人不接触到自己的信息呢？……保护信息的商品地位，需要更强有力的产权保护.…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信息经济的保护力度将会比我们有过的所有保护力度都强。所以，可以断言，在我们经济体的阶级结构既定、我们高度不公平的财富（包括知识财富）分配既定的情况下，在扩大我们的自由方面拥有巨大潜力的信息技术，将会被用来严重压制我们真正的自由。[82]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①微波通讯公司（MCI)：前身为美国的世通电信公司，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2004年因财务丑闻申请破产保护，重组后改名为MCI。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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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通信和信息处理中的技术变革。数字媒体，从DVD、MP3、个人电脑、移动电话、文件共享，到万能的、巨型互联网的其他功能的开发利用，为创造和交换信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制。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机制极大增强了我们把信息作为一种公共品来开发的能力。对这些技术潜能的制度反应，是否以这种新发现的能力为基础，尽可能地扩大了作为一种共享的社会资源的信息的范围？

这很难说。由于资本变得越来越依赖信息和信息体系，因此，它开始捍卫新兴的财富形式。根据一份1998年的统计，不仅好莱坞①，而且《财富》1000强企业中的80%，都是“互联网上版权和商标滥用的受害者”。[83]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营信息垃圾处理业务的美国公司大约有25家；到2002年，一位记者在好奇心被安然（Enron）丑闻②挑起的情况之下，猛然发现原来的25家已经迅速扩大到了大约600家；并且一个难以置信地取名为“国家信息破坏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Destruc-tion）的贸易集团，现在也迎合了企业数据垃圾箱的政策需要。[84]

假如说，这不是企业对作为私人财产的信息的排外性控制有可能与社会生活机体当中的政策力量交织到一起的一个扰人信号，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检查所有数字化活动从而发现非法行为是必需的。”一位资深观察家这样写到。[85]反过来，非专有和无偿的共享常常被贴上犯罪行为的标签，甚至被归结为受到禁止的严重犯罪行为。例如，美国的千年数字版权法案（Digital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就把使用和散播可以规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技术确认为一种犯罪行为。另一个例子则是最高法院2005年的这一裁定，即文件共享公司应该对版权违法行为负上责任。所谓“数字权利管理”的实践也就因此出现快速增长势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份出版物解释说，数字权利管理运用了“一系列技术工具和方法，目的在于限制图书馆所收集和保存的资源被随意使用、流通、摘录和复制”。[86]图书馆是一个提供大众信息的基础部门，因此它对数字权利管理系统的采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好莱坞：好莱坞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是当今闻名于世的电影名城。好莱坞生产的影片不仅满足美国电影市场的需要，还出口到世界各地，不仪输出了美国的文化，更为投资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② 安然丑闻：2001年12月2日，美国能源业巨头安然（Enron）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安然公司”在2001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总资产达618亿美元，这使得它成为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公司破产案。安然案发生后，美国公众对企业财务和股市交易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事实证明，美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存在严重漏洞。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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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管控一个把信息作为私有财产的社会，资本就需要更全面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企业的安全需要进一步增加了对计算机密码的依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2005年一份调查显示，近1/4的应答者在工作场所需要输入9个以上密码才可以使用电脑。87急剧增长的企业和政府数据库以及观测技术，例如装备了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广播频率的认证标志以及新的数据搜寻技术，均证实范围广泛而咄咄逼人的监控机制正在滋长蔓延。随着病毒、黑客等的入侵成为企业网络系统的主要威胁，以及因此而把应对措施—即加强控制手段—在面上定位成大众利益，新的脆弱性也就随之产生。[88]

就像罗伯特·奥哈罗（Robert O'Harrow）所指出的那样，进行压制的一个方便而常用的借口就是安全遭到威胁，“反恐战争”因此为信息压制披上了新的意识形态外衣。在先行越过用来限制这种类型的越界行为的界线之后，政府机构进一步壮大，并与驯服的企业达成了协议，因此足以进入巨大的电子数据库而跟踪个人的日常生活轨迹。[8]新的机制建立起来了，以便协调公私关系；而用于接入控制、系统一体化、密码系统、审查监控、结构管理和保护等方面的神秘技术也已经得到了运用，目的是“保护那些支撑我们国家的关键设施的计算机系统”。[90]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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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写的那样，国家安全局大量国内监控计划的披露，预示着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正在快速走向制度化。“高级政府官员，”《纽约时报》说，“曾设法与国内大型电信公司的高层协商，试图掌握美国电信网络和国际网络之间的连接枢纽或接入口。”[91]然而，授权监测国内甚至国际电话和互联网信息流，似平并不是2001年恐怖袭击的副产品。在国家电信安全委员会(NSTAC）的荫蔽下，政府情报官员和大型企业的电信与互联网执行官之间的年会已经举行了许多年。因此，同样的，1994年的《执法通信协助法令》（CALEA）的影响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中断之后逐步显露出来。该法令强行要求政府要有能力对每一种新电话技术加以监控，并催生《纽约时报》所说的“一个兴旺发达的、合法的窃听技术产业，让偷听更加容易”。各种推进系统的窃听技术和实践的商业会议正在稳步增加，而一个所谓“全球合法窃听产业论坛”的贸易协会也已经建立。该论坛的主席安东尼·鲁科斯基指出：“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地方的卖主没有锤炼出把窃听技术安装在设备上面的能力。”[92]

在加速商品化进程的相对较早时期，人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截然有别于后工业理论学家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带有那时还受到控制的、相对较为和睦的福利国家的痕迹。这种区别被一位评论家在1981年敏锐地捕捉到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经济的萧条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讨论的内容。人们对提升社会服务和教育的期望，以及对脑力劳动者这个‘新阶级’的自主性和社会贡献率的高度、本能的希望，都被毫不犹豫地丢到了一边，甚至差点被完全抛弃。”

“包装成‘生产力’报酬的工资的削减、冻结和增长，失业，使用温和’语言、在降低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却资助一场几乎失控的军备扩张的政治学的兴起，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加剧，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特征，而且如今看来，这些特征还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93]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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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如此；加速的商品化时代带来了许多新的脆弱性。除了不得不捍卫世界权力体系之外，美国的精英还必须监督和管控信息私有财产的领域。面对不断加剧的经济动荡和财政压力，以及美国预想中所受到的地缘政治威胁，精英的活动空间反而变小了。因此，危机管理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诉求。

到2005年，精英们在如何处理美国空前的赤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威权主义的“解决办法”至少也获得了一些人的公开支持。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一家主要的私人股票投资公司）总裁、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彼得·G. 彼得森（PeterG. Peterson）声称，关于愈演愈烈的美国债务危机，“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在这样一个消费过度的国家，如果要民众去储蓄，我们就必须采取强制的方式。我知道，这样做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是，我们如今已不得不像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等国那样去做了”。[94]“我们必须改变政策方向”，花旗银行董事长、克林顿①政府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E. Rubin）深表赞同地说，因为“财政和债务的漏洞是如此之大”，“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拿到桌面上来说了”。[95]这些权威人士居然可以公开表达这类观点—说到底，这类观点无非是想要强迫美国的工薪阶层去忍受一场残酷的“结构调整”，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迫无数的欠发达国家所做的那样—其中必有端倪。它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信息资本主义必然具有一种走向十足的威权主义的强烈冲动。正如政策制定者们已允许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相互融合一样，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历史性张力显然已处于向着对立面转换的危险之中。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①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1946年 8月 19 日生于美国阿肯色州霍普镇。1992年11月3日当选美国总统，1996年11月再次当选。民主党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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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权力欲望。

有关信息资本主义的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

信息资本主义绝对还没有完全而稳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只是匆匆搭建起来的框架，未来仍将面临许多斗争和变故。社会斗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更加以信息化为核心和焦点。愿望、渴求、梦想、压迫，全都被信息化的要素侵染。把信息和文化打造成民主重建所必需的共同资源的愿望，催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而信息资本主义的强制属性也与资本家内部日益激烈的竞争融合到了一起，有可能使信息和文化的斗争更趋尖锐。随便一份清单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当代信息斗争的范围和类型。

在美国，最明显的也许就是“媒体改革”。美国公众的表达渠道曾经一路受到经济集中化的排挤，甚至一度被压倒性的商业和政府宣传机器压制，因此，公众联合起来抗击公司和政府对这些表达渠道的控制很快就演变成一股飓风。采用短波无线电、有线电视、无线电视、互联网等技术的反对派媒体和社团媒体，其不断增加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点不仅在美国是如此。[96]

抵制 Lexis-Nexis、Choicepoint①、连锁零售商、银行之类的企业数据经纪商的有恃无恐的行为，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和重要的公众倾向。[97]这不仅仅是濒临颠覆的个人隐私权利，而且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在欧洲比在美国更加有力的、既有激进的也有保守的数据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优先的政治选项。

互联网的治理是第三个斗争场所。认为这种治理并不存在，因为互联网增强了基层民众的能力，这种想法越来越是一种错觉。在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这场从2003年开始到2005年底结束的系列研讨会上，最最重要的行动议题就是互联网的治理。[98]对现存体系的各种批评无不恰当地强调说，商标所有者的利益被抬升得远高于一般用户的利益，现存的管理机制是不透明且不负责任的：美国通过小心伪装过的、对于域名系统的制度权力控制了关键的功能，而其他国家实质上则被排除在外，以至于“互联网的国际权限”并不是被国际社会而是被美国牢牢地把持住。[99]人们今天可能还记得“美国总统1998年春季声称不让伊朗进入国际通信系统包括国际卫星通信组织（Intelsat)①的威胁”。[100]2005年，一些国家（包括巴西）“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即美国政府依靠‘互联网域名与地址分配机构’（ICANN)②可以单方面切断它们的互联网”。[101]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它的治理必定在未来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① Choicepoint：一家位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个人资讯公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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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私有产权带来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包含一系列斗争，参加这些斗争的既有社团积极分子、学者、技术工人，也有改革团体和个人，为的是实现更自由的信息流通和非专有的媒体系统。为公共领域所展开的斗争，表现在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并且打着各种不同的旗号：“自由文化”、“创造性的共同体”、“公共科学图书馆”、某些源码公开的软件、世界贸易组织对影视作品规定的一个“文化例外条款”（见第六章），以及唾手可得的廉价药品，等等。共同之处就是反对将非专有信息不断据为已有。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看似不同的努力，将会转向——并且发现——越来越共同的目标和组织化的解决途径。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①国际卫星通信组织（Intelsat)：负责全球卫星通信系统空间段的设计、开发、构造、运行及保养工作的组织。该组织由各国政府任命的电信机构组成，每个参加国根据其系统的使用情况，拥有一定份额的投资股份。Intelsat是“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Organization”的缩写。—译注

②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成立于1998年10月，是一个集合了全球网络界商业、技术及学术各领域专家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负责互联网协议（IP）地址的空间分配、协议标识符的指派、通用顶级域名(gTLD）以及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ccTLD）系统的管理，以及根服务器系统的管理。这些服务最初是在美国政府合同下提供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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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数字鸿沟因为笼罩在公共关系的烟雾中而在政策层面表现得不太明显，但它依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引发斗争。与此相关的问题远远不止在获得个人电脑和网络等硬件方面的社会不公平，也不止于由收入不平等、计算机和操作能力的不均衡、绝大程度上对英文网站的依赖所引起的，在软件和服务获取方面的差距问题。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数字鸿沟指的是在制定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会权力差距。除非这种权力被许多人共享，否则民主本身就会受到威胁。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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