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人二讲【无封面、版权页、目录页】

这个说明构成了《动物与人二讲》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动物是否具有思考能力的问题。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得西蒙东在动物问题上同前人(尤其是笛卡尔和笛卡尔主义者）区分开来。基于动物具有思考能力这个答案，西蒙东提出了个体的心理问题，这使得超个体的个体生成异于物理和生命的个体生成。在超个体的个体生成中，前个体现实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个体生成制度，并且该个体生成制度不能够在一般生命个体的界限之内获得满足，因此，前个体现实便超越了这一界限，参与到了诸多精神存在的关系网络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集体的概念出现了：“心理生命是从前个体到集体的过程。”1然而，西蒙东接下来的论证似乎从根本上将动物的个体生成放在了与人相同的位置上，彻底地同人本主义决裂了：

前个体现实的个体生成与生命体的多元性相结合，从而得到超个体现实，作为超个体现实的集体区别于纯粹的社会性和纯粹的个体间性，实际上，纯粹的社会性存在于动物社会之中；[…]这个社会的存在条件是不同社会个体在结构与功能上的异质性。相反，超个体的集体聚集了那些同质的个体[…]。1

译后记

91

1 Ibid., p. 165.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异质性出现在许多动物群体之中，不同的个体在群体中有着不同的地位（结构）和分工（功能)。西蒙东在《动物与人二讲》的末尾提到了不同的狮群拥有完全不同的捕猎方法，但没有继续展开说明狮群内部的情况。如果不同的狮群拥有不同的捕猎方法仍然强调的是个体由于具有某种同质性而聚为集体，那么捕猎时狮群内部的明确分工则展现了个体的异质性。虽然西蒙东并未直接提到这一点，但狮群的明确分工早已为人熟知。如果西蒙东并未直截了当地谈论狮群中不同个体的异质性，那么在接下来的海狸的例子中提及的“社会等级”一说则指出了由异质个体构成的社会。这里实际上涉及西蒙东对两种社会性群体的区分：社群（communauté)与社会(société)。简单来说，社群是外在于个体生成的，其中聚集了拥有相似且固定功能的个体，因此“缺少余留的个体生成的潜能”1；而社会则是由个体的积极参与聚合在一起形成的集体，在社会中“标准与价值不可分割，也就是与前个体潜能不可分割，前个体潜能使社会在一个有活力且开放的亚稳定状态中凝聚在一起，社会的标准系统既不会耗尽这个潜能也不会因其终结而规避这个潜能”2。这样的前个体潜能在动物身上表现为严谨的分工秩序，即便是某个成员的缺席也不会影响秩序，因为新的平衡会立即被建立起来。

92

/动物与人二讲

1 Ibid.

在西蒙东的思想体系中，动物的社会性问题自然与“文化”、“技术”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探讨的问题。不过，在进入动物的技术性之前，仍然有一个关于个体生成的问题值得关注。虽然西蒙东只用了很少的篇幅介绍它，但其特殊性将我们引向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纯粹个体”。

译后记

93

1 Gilbert Hottois, Simondon et la philosophie de la « culture technique », Bruxelles, De Boeck-Wesmael, 1993, p. 88.

2 Ibid., p. 89.

(3)“纯粹个体”

“纯粹个体”的概念出现在西蒙东主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二章中，该章第二节的第一句话便引出了问题的关键：“无论是从解剖学和生理学来看，还是仅从生理学来看，即便个体之间并未相互分离，生命仍然能够存在。在动物界，我们可以把腔肠动物(Coelentérés)看作这类存在的典范。”1腔肠动物的特点是通过刺细胞的生成形成一个群体（colonie），这些由刺细胞构成的个体之间会不断出现共骨骼，后者会填补刺细胞之间的空间，从而形成群体的稳固单位，这些共体将会通过刺细胞生成新的个体。而有些群体中的个体会出现分化，形成扮演不同角色(营养、防御、性）的器官，也就是说，这些个体在群体中仍保持着某些差异，呈现出分离的状态。在研究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群体组成模式之后，西蒙东做出了如下结论：“这里，辨别真正个体性（individualité）的标准不是社会或群体中的存在在物质以及空间方面的连接或分离，而是在基础生物单位之外的另外的生命与移行的可能性”。1对腔肠动物来说，一些个体2会完全和群体分离，然后在群体之外完成生殖行为，接着便会死亡，这些新的个体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因此，这些个体实际上既不属于第一个群体也不属于第二个群体，而是处在两个群体之间，可以说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转导的作用。这些非永生（non-immortalité）的、与群体分离之后拥有另外生命的个体就是西蒙东所谓的“纯粹个体”。然而，这只是“纯粹个体”在类似腔肠动物这种生命形态相对简单的动物中的情形，“这样的功能在高级以及高度分化的层面便很难察觉，因为在生命系统的个体生成形式中，个体实际上是一个混合(mixte)”1

94

/动物与人二讲

1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op. cit., p. 165-166.

译后记

/95

1 Ibid., p. 166.

2 西蒙东提到了腔肠动物群体的两种不同的生殖方式，即有性与无性的生殖方式。无性生殖以出芽(bourgeonnement)方式产出水母型世代(les Méduses)；有性生殖是指水母型个体脱离母体，并产出水螅型个体。有性生殖是西蒙东关注的重点。

在生命形态相对复杂的动物中，个体则兼具纯粹个体性（脱离群体的另外生命）与持续生命（群体之中的个体）的特点，个体身上的这两种功能分别表现为本能(instinct与习性（tendance）：本能是转导的动力，“跨越时间与空间传递生命活动”2，而习性是日常与持续的生命特征，它因为体现在群体的绝大多数个体中而获得社会性。

然而西蒙东注意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研究个体的过程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将本能与习性归结为一，认为本能行为是习性的体现；第二个特点是研究的对象往往是“高级”物种，因为它们是所有生命体的模型。针对这两个特点，西蒙东着手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质形论(hylémorphisme）与活力论（vitalisme）进行批判。他认为质形论中所提出的“隐德莱希”(entéléchie)“不能认识到个体的全部含义，并且把纯粹本能的方面搁置在一边，而正是通过本能，个体才成为正在发生的转导，而不是正在实现的潜在性”1。对于西蒙东来说，活力论之所以混淆本能与习性是因为它实际上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而西蒙东对弗洛伊德的批判正是基于其精神分析学说强调习性（例如死亡本能[instinctdemort]是与生俱来的²）而忽视本能这一点。“弗洛伊德的学说因为过于以习性为重点而落入了和形而上学一样的缺陷中，从而放弃将个体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存在，即一个生命持续性与本能奇点的混合’。弗洛伊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活力论与存在的隐德莱希假设，便因此忽视了纯粹个体。”3

96

动物与人二讲

1 Ibid., p.167.

2 Ibid.

1. 动物的技术性

动物的技术性问题的关键是动物与工具之间的关系。

译后记

/97

1 Ibid., p. 168.

2此处死亡本能虽名为本能，但“与生俱来”实际上强调的仍是习性。

3 Ludovic Duhem, « L’idée d' "individu pur"dans la pensée de Simondon », in Appareil, MSH Paris Nord, 2/2008, p. 11.

然而，西蒙东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并未就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只是在不同著作中稍有提及。西蒙东的研究者格扎维埃·古歇（XavierGuchet)写文章详细梳理了西蒙东哲学中动物的技术性问题，认为西蒙东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动物的技术性，但是“我们可以在西蒙东主论文中所展开的个体生成哲学的概念框架内部描述和研究动物的技术性”1。

在《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结论处，西蒙东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动物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我们既不能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与动物的这类实践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器具的制造(这些工具比有机体小且被有机体带在身上)与道路、路线、栖身处以及作为有机体生存环境的领域内部的边界（因此比有机体更大）的建造对立起来。工具与器具就像道路与庇护所一样是个体外廓的一部分，成为个体与其环境关系的中介。”2我们在上文提到西蒙东并没有以“人类学差异”

98

/动物与人二讲

1 Xavier Guchet, « La technicité animale à la lumière de la philosophie de l'individuation de Gilbert Simondon », in Penser le comportement animal de Florence Burgat, op. cit., p. 96.

2 Gilbert Simondon,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1965-1966), Chatou, Les Editions de La Transparence, 2008, p. 186-187.

作为理论基础去构建技术人文主义，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对技术的看法。虽然“对器具的使用在动物那里十分罕见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将器具的建造与制造看作创造力的主要原因；器具与工具只是客体的创造的中继站，是被创造出来的客体与创造它的生命体之间的又一个中介”。从上面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人对工具的创造及使用与动物对工具的创造及使用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古歇认为，如果我们将人与动物的相互区别作为讨论动物的技术性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分辨动物的工具与人的工具之间的差异，我们就陷入了“人类学差异”的过时观点之中。我们应该“使用相同的方法（根据弗里德里克·朱利安[FrédéricJoulian]），这些方法是文化科技、人机工程学以及认知心理学）去描述人与动物的技术及其更加普遍的活动，接着从这个比较的角度出发，尝试去掉两者之间的技术者’的标签”2。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摆脱“人类学差异”，这样的尝试也符合西蒙东在构建技术人文主义之时一直秉承的观点。第二，动物不仅具有使用工具的能力，也有创造工具的能力。实际上，“人类学差异”之所以一直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动物只拥有“自然工具”（可用作工具的器官），而不具备“非自然工具”（制造出来的工具）。但随着20世纪科学研究的深入（西蒙东特别提到了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éLeroi-Gourhan])、让·皮亚杰[Jean Piaget]、安德烈·特里[AndréeTétry]等人的研究成果），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动物身上具备的制造工具的能力，这些成果也成了西蒙东摆脱“人类学差异”的最重要的依据。第三，动物不仅有能力制造工具，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有能力创造技术物(例如，道路与庇护所就不单单是工具，而是技术物)。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第三点展开，就可以到达西蒙东思想中的动物的技术性的核心问题。

译后记

99

1 Ibid., p. 188.

2 Xavier Guchet, « La technicité animale à la lumière de la philosophie de l’individuation de Gilbert Simondon », in Penser le comportement animal de Florence Burgat, op. cit., p. 100-101.

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客观性问题。人们以“人类学差异”为基础区分动物与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人能够创造和使用外在于自身的工具，而动物的工具都是不能被物化的工具，因此，动物便不具有客观性的能力。但是西蒙东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动物不仅能够创造和使用外在于自身的工具，甚至能够创造更加广泛的技术物，也就是说动物具备“与依据环境而进行的即时性动作相比已去中心的操作协同(coordinationopératoire)”1的能力。根据西蒙东的定义，技术物就是通过一系列协同操作使个体与其环境的关系客观化的中介。因此，动物一旦与技术物联系在一起，其客观性就得到了保证。

100

动物与人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