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三、存在着语言活动的常量或共相（universaux），它们能够使我们将语言界定为一个同质的系统

结构的不变项的问题—结构这个观念是不能与这些原子性或关系性的不变项相分离的—对于语言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此种条件之下，语言学才能要求一种纯粹的科学性，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并免受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外在的、语用学的因素的侵扰。这个不变项的问题具有众多紧密相关的形式：(1)一种语言活动的常量（音位的，通过沟通性；句法的，通过转化性；语义的，通过生成性）；(2）语言的共相（通过将音位分解为区分性特征，将句法分解为基本成分，将意谓分解为最小的语义元素）；(3）将常量联结在一起的树，以及树与树之间的那些二元性关系（比如乔姆斯基的线性的树形的方法）；（4）原则上与语言同外延的能力，通过合乎语法性的判断而得到界定；（5）同质性，它依赖于这些要素和关系，同样也依赖于直觉的判断；（6）共时性，它建立起一种语言活动的“自在”或“自为”，不断地从客观系统过渡到对其原则进行把握的主观意识（语言学家自身的主观意识)。

我们可以摆弄所有这些因素，对其进行删减甚或增加。不过，它们将始终保持为一个整体，因为我们可以在某个层次之上发现所有其他层次所共有的本质。例如，语言一言语的区分在合语法性的层次之上则对应于能力一行为的区分。如果有人反对说能力和行为的区分完全是相对的—一种语言能力可以是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美学的，等等；一位小学老师的教学能力参照教学监察员的判断或政府法规才能成为一种行为，那么，语言学家就会回答说，他们正准备增加能力的层次，甚至是将语用值引入到系统之中。比如，布莱克勒(Brekle)就提议增加一种“特异性的（idio-syncrasique）行为能力”的因素，它与所有语言的、心理的或社会的因素相关。然而，如果语用学被视作是拥有着其自身的常量和共相，那么，此种语用学的介入又有何用处？而且，在何种意义上，像“我”“承诺”“知道”这样的表达要比“打招呼”“命名”或“判决”更为普遍？①同样，当我们竭力想要让乔姆斯基式的树长出幼芽、想要瓦解其线性的秩序之时，我们将一无所获、将无法构造出一个根茎，只要那些标志着断裂的语用学组分仍被置于树的顶端、或在衍生的过程之中被消弭。②事实上，最为普遍的问题涉及抽象机器的本性：没有任何理由将它的“抽象”与共相或常量联结在一起，这样就会消除抽象机器的此种特异性，即它是围绕着变量和流变而被构造出来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H. E. Brekle，Sémantique，Armand Colin，pp.94—104：关于一种普遍的语用学和“对话的普遍概念”的观念。

② 关于此种萌芽及其不同的表现，参见 Wunderlich，«Pragmatique，situation d'énonciation et Deixis»。

82

乔姆斯基和拉波夫之间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所在。一切语言活动本质上来都是一种异质性的、混合性的实在，语言学家们理解这一点并且也这样说；然而，这是一个事实性的观察。乔姆斯基所要求的仅仅是，我们应该将这个聚合体修剪成一个同质的或标准的系统，将它作为抽象化和观念化的条件，进而使得一种合乎法则的科学研究得以可能。因此，问题不在于坚守一种标准的英语，因为，甚至当语言学家在研究黑人英语或贫民区的英语之时，他也将不得不抽离出一个标准的系统，它确保了研究对象的恒定性和同质性（人们会说，没有哪种科学会采取别的方式)。因此，乔姆斯基假装相信，当拉波夫肯定了他自己对于语言的多变特性的兴趣之时，无非是将其自身定位于一种外在于语言学的、事实性的语用学之中。①然而，拉波夫却有着另外的抱负。当他抽离出内在流变之线的时候，并非仅将它们视作“自由变量”这些变量从属于外在于系统并维持着系统之同质性的发音、风格及那些不直接相关的特性：同样，他也并未将它们视作两个同质性系统之间的某种事实性混合，就好像讲话者直接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他拒斥了语言学想要为自身保留的那种选择：也即，要么将变量归属于差异的系统，要么将它们驱逐于结构之外。流变自身就是系统性的，不妨理解为音乐家所说的“主题即变奏”。在流变之中，拉波夫看到了一个合法的组分，它从内部作用于每个系统，使其借助自身的力量而疾驰或跃变，并防止其封闭于自身或在原则上被同质化。无疑，拉波夫所考察的这些流变具有各种各样的本性：语音的、音位的、句法的、语义的、风格的。在我们看来，很难指责拉波夫说他忽略了事实和应当之间的区分—或者说语言学和风格学之间的区分，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的区分，相关的特性和不相关的特性之间的区分，能力和行为之间的区分，语言活动的合语法性和言语行为的不合语法性之间的区分。虽然有可能使拉波夫的立场变得僵化，但我们宁愿说，他提出了事实和应当之间的另一种划分，尤其是提出了另一种有关何为应当和抽象化的观念。他举例说，在一个极为简短的句子序列之中，一个年轻的黑人似乎从黑人英语系统向标准系统（及相反）进行了18次转换。不过，确切说来，在两个系统之间所作的抽象区分难道不是被证明为独断的和不充分的吗？既然大部分形式只是通过某个序列的偶然性才得以被归属于一个或另一个系统？难道不应该承认：所有的系统都处于流变之中，因而，它们不是为其常量和同质性、而是相反地为一种流变性所界定此种流变性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内在的、连续的、并根据某种异常特殊的模式被调节（多变的或非强制性的规则②)？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Noam Chomsky et Mitsou Ronat, Dialogues, Flammarion, pp.72—74.

② William Labov，Sociolinguistique，尤其是pp.262—265。我们注意到，拉波夫有时将自身限定于那些近乎同义的陈述，有时又抛弃此种限定，以便遵循着一连串互补但却异质的陈述。

83

怎样构想此种从内部作用于语言活动的连续流变，即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拉波夫为其自身所设定的界限，以及语言学所依赖的科学性条件？在同一天中，某个个体不断地从一种语言活动过渡到另一种。以连续的方式，他先是以“父亲该做的”的方式说话，接着又作为老板；对于爱人，他会说一种幼稚的语言；当处于睡眠之中，他会沉溺于一种梦的语言，而当电话响起之时，他又会突然回归职业的语言。有人会反对说这些流变都是外在的，因而，这仍然不失为同一种语言。然而，这就等于是对要追问的东西作出了预先判断。因为，一方面，尚且不能确定这是否就是同一种音位学，同一种句法学，同一种语义学。另一方面，关键问题就在于，那种被假设为同一的语言是被不变项所界定，还是相反地被贯穿于它的连续流变之线所界定。某些语言学家指出，语言的变化更多地是通过频率的逐渐变更、不同用法的并存和连续而形成的，而并非是通过系统的断裂。比如这样一个陈述“我发誓！”它是不是同一个陈述，全视它是从一个父亲面前的孩子口中说出，还是从一个爱人面前的追求者口中说出，或是从一个面对法庭的证人口中说出而定。这就像是三个序列。[或梅西安（Messiaen）①作品之中那铺陈于七个序列之中的四声“阿门”1。再度重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变量仅仅是情境性的，而陈述自身却原则上保持不变。有多少实现形式，就有多少陈述，不仅如此，而且所有陈述都呈现于其中某个陈述的实现形式之中。因而，流变之线是潜在的（virtuel)，也就是说，它是真实的（réel）但却不是现实的（actuel)；由此，无论陈述发生怎样的跃变，它始终是连续的。将陈述置于连续流变之中，也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变量音位的、句法的、语义的、韵律的—来实现陈述，这些变量能够在最短的瞬间之中作用于陈述（最小的间隔)。通过相应的转化来建构“我发誓！”的连续体。这就是语用学的观点：然而，它已变为一种内在于语言活动之中的内在性的语用学，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语言要素的流变。举例来说，卡夫卡的三种诉讼（procès）之线：家庭之中父亲的诉讼；旅馆之中的订婚的诉讼；法庭的诉讼。人们总是想要去探寻一种“还原”：想通过孩子与父亲、男人与阉割、或市民与法之间彼此关联的情境来解释一切。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就满足于抽取出一种内容的伪一常量，其价值并不比抽取出一种表达的伪一常量更高。置于流变之中，才使我们得以避免所有这些危险，因为它构成了一种无始无终的连续体或媒介。我们不能将连续流变与变量自身的连续或不连续的特征混淆起来：口令，一个不连续变量的连续流变……一个变量可以在其轨迹的某个部分之中是连续的，但接着就发生跃变，不过这并不影响其连续的流变；由此就施行了一种作为“别样连续性（continuité alternative）”的不在场的发展过程，它是潜在的、但却是真实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梅西安，法国20世纪伟大的先锋作曲家。——译注

84

一个常量或不变项更多地是为其作为一个中心的功能，而非其持久性和绵延所界定的，即使这个中心是相对的。在音乐的调性和自然音阶的系统之中，共振和吸引的法则确定了适用于所有调式的、具有稳定性和吸引力的中心。因而，这些中心就对不同的、相互区分的形式进行组织，而这些形式显然是在时间的某些阶段之中形成的：一个中心化的、被编码的、线性的、树形的系统。确实，小“调”(mode）因其音程的特性及其和弦的较小稳定性，从而赋予调性音乐以一种逃逸的、流逝的、去中心化的特征。因而，它就具有了一种含混性：它既从属于按照大调的标准来对它进行矫正的操作，但同时又展现出一种不能被还原为调性的调式（modale）力量，就好像音乐进入一段航程，汇集着所有那些涌现，东方的幻想，想象的国度，各地的传统。不过，此外，调律（tempérament）及调律半音性（chromatisme）体现出另一种含混性：它将中心的作用拓展到最远的音调，但也同时为核心原则的瓦解做好了准备，将连续展开的中心化的形式替换为一种不断自我瓦解和自身转化的形式。当展开部使形式处于从属地位并对整体进行拓展之时（比如在贝多芬那里)，变奏就开始解放自身并成为一种真正的创造。尽管如此，还是应该预料到，当半音性被释放，它就生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半音性，转而反作用于调律，并且不仅仅作用于音高，还作用于声音的所有组分：绵延、强度、音质和起声(attaque)。因而，我们不再能谈论一种会对物质进行组织的声音形式；甚至也不再能谈论一种形式的连续展开。毋宁说，关键在于一种极为复杂和精细的质料，它使那些无声之力得以被听见。质料一力的耦合代了物质一形式的耦合。电子合成器取代了古老的“先天综合判断”，而所有的功能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通过将所有组分都置于连续流变之中，音乐自身生成为一个超线性的系统，一个根茎而不是一棵树，进而为一个潜在的宇宙连续体服务，甚至是孔洞、沉默、断裂和切口都成为这个连续体的构成部分。因而，重要的当然不是在调性系统和无调性音乐之间建立一种伪一断裂；相反，在摆脱调性系统的过程之中，无调性音乐将调律推向其极端的结果(虽然没有哪个维也纳人止步于此)。最关键的几乎可以说是相反的运动：在19一20世纪的广阔时间段之中，一种影响了整个调性系统的亢奋瓦解了调律，拓展了半音性，但却保留了一种相对的调性，重新创造出了新的调式，将大调和小调带入一种新的融合之中，并每次都为某种变量赢得了连续流变的领域。此种亢奋走到了最前沿，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通过其如此精制的分子性质料而使那些始终激发着音乐的宇宙间无声之力能够被听见纯而又纯的片刻时间，一颗具有绝对强度的微粒……调性，调式和无调性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唯有音乐，作为宇宙的艺术，它勾勒出无限流变的潜在之线。

再一次，有人会反对说：音乐不是一种语言，声音的构成要素也不是语言活动的相关特性，而且在二者之间也不存在对应关系。然而，我们并未借助于对应关系，而只是要求，应该将问题保持于开放之中，并拒斥所有那些预设的区分。尤其是语言一言语的区分，此种区分只是为了将所有那些运作于表达和表述内部的变量置于语言之外。与此相反，让-雅克·卢梭提出一种人声一音乐（Voix-Musique）的关联，它不仅能将语音学和韵律学，还能将整个语言学带向另外一个方向。音乐中的人声始终是作为一条特许的实验之轴，因为它同时起到语言和声音的作用。音乐以极为多样的方式将人声和乐器联结在一起；不过，只要人声还只是歌唱，那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tenir）声音，它发挥着一种常量的功能，被限定于一个音符（note）之上，并同时有乐器伴奏。只有当它与音色（timbre）相关之时，才能呈现出某种应用音域，进而使它自身异质化并拥有了一种连续流变的能力：这样，它就不再是被伴奏，而是真正被“机器化”了，它从属于一部音乐的机器，后者将那些语音、歌声、采样音、乐器音，可能还有电子音等等部分在同一个声音的平面之上加以延展和叠合。这是一个普遍化的“级进滑奏(glissando）”的声音平面，它关涉到一个统计性空间的构成，其中每个变量所具有的不是一个均值，而是一种频率的或然性，此种或然性将它与其他变量一起置于连续流变之中。①贝里奥②的《面容》，或施内贝尔③《新语》(Glossolalie)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范例。而无论贝里奥自己说过什么，重要的远非以伪一常量来为人声创造出一种语言或隐喻的拟像(simulacre)，而是要获致那种中性的、隐秘的、无常量的语言活动，全然由间接话语构成，在其中，合成器和乐器与人声一道进行言说，人声则与乐器一道进行演奏。不应该认为，在一个化作机器性和原子性的世界之中，音乐不再懂得如何歌唱；而是说，一个巨大的流变系数(coefficient devariation）作用于、并带动着那同一个声音配置的交际的、非交际的、语言的、诗性的、乐器的、音乐的各个部分—“遍及所有等级的嚎叫”(托马斯·曼)。有许多方法来将人声置于流变之中，不仅有那种通过下降或上升而不断摆脱音高的朗诵式歌唱(sprechgesang)，而且还有那种循环呼吸的技术，以及共鸣腔，它让不同的声音听似发自同一张嘴。在这里，隐秘的语言活动极为重要，无论是对于学院派音乐还是流行音乐。民族音乐学家们曾提出过异常的案例，比如，在达荷美④，有时第一个部分（人声的自然音阶的部分）让位于一种向隐秘语言所进行的半音性下降，从一个音连续滑向另一个音，在越来越小的音程之中对声音的连续体进行调变、直至它变为一种“朗诵调”(parlando）（其中所有音程都变得模糊不清）—有时，自然音阶的部分根据一种梯形的半音等级被转调，而歌唱则偶尔被朗诵调、被一种简单的无准确音高的对话所打断。①此外，那些隐秘语言——行话、黑话、职业用语、儿歌、商贩的吆喝—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价值也许并不在于词汇方面的创造或修辞意象，而更在于它们对语言活动的共同要素进行连续流变的方式。这就是半音性语言，接近于一套音乐的标记法。一种隐秘的语言不仅拥有着一种密码或隐秘的代码，后者仍然通过常量而运作并形成一个亚一系统；而且，它还将公共语言的变量系统置于流变的状态之中。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85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拉波夫正是如此来界定其关于“非强制性的或易变的规则”的观念，此种规则与恒定的规则相对立：不仅仅是一种被观察到的出现频率，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量，它标志着频率的概率或规则的运用（参见Leparler ordinaire, Ed. de Minuit, t. II, p.44 sq).

② 贝里奥(Luciano Berio，1925—2003)，意大利杰出的音乐家和指挥家，对 20世纪的学院派先锋音乐和电子音乐影响巨大。——译注

③ 施内贝尔(Dieter Schnebel，1930—2018)，德国作曲家、音乐著作家。——译注

④ 达荷美王国(Dahomey)，位于今日的贝宁。——译注

86

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一种普遍化的半音性……将任意要素置于连续流变之中，这种操作或许将产生新的区分，但它并不想保留任何后天的区分，也不会给出任何先天的区分。相反，此种操作原则上同时依赖于人声、言语、语言和音乐。没有任何理由作出先在的、原则性的区分。普通语言学尚未摆脱某种大调，某种自然音阶的等级，某种对于属音(dominante)、常量和共相的古怪癖好。然而，所有的语言活动都处于内在的连续流变之中：既非共时性、也非历时性，而是异时性，是一种作为语言活动的连续多变状态的半音性。让我们迈向一种半音性的语言学：正是它赋予语用学以强度和价值。

人们所称的风格，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物了，它恰恰就是一种连续流变的过程。不过，在语言学所肇始的所有那些二元论之中，没有什么比语言学和风格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更缺乏根据的了：一种风格不是一种个体性的心理创造，而是一种表述的配置，人们不能阻止它在一种语言活动之中创造出另一种。这张随手列出的单子上面有我们所钟爱的作家：我们不止一次地援引了卡夫卡，贝克特，盖拉桑·吕卡②，让-吕克·戈达尔……人们会注意到，这些作家或多或少都处于一种双语的情形之中：卡夫卡是出生于捷克的犹太人，并用德语写作；贝克特是爱尔兰人，同时用英语和法语写作；吕卡具有罗马尼亚血统，戈达尔想成为瑞士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机缘巧合，而这种巧合别的地方也有。人们同样注意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不仅仅是作家，或一开始并不是作家（贝克特与戏剧和电视，戈达尔和电影及电视，吕卡和他的视听机器)：这正是因为，当人们使语言的要素经受一种连续流变的处理之时，当人们在语言之中引人一种内在的语用学之时，人们也必然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非语言的要素（比如姿势、工具），就好像语用学的这两个方面汇合于同一条流变之线之上、同一个连续体之中。此外，也许观念一开始就是来自外部，而语言只是随后才跟进，正如一种风格必然有着外在的来源。然而，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作家中的每一个都拥有其流变的手法，拓展的半音性，以及对于速度和间隔的疯狂生产。盖拉桑·吕卡在诗篇《激情洋溢》之中的创造性的口吃。①另一种口吃，戈达尔的口吃。在戏剧之中，鲍勃·威尔森②的无明确音高的细语，卡梅洛·贝内（CarmeloBene）的上升与下降的流变。口吃，这容易办到，不过，要让语言自身口吃，那可是另一回事，因为这需要将所有语言的要素、乃至非语言的要素、表达的变量和内容的变量都置于变化之中。冗余的新形式。和……和……和……在语言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动词“是”（être）和连词“和”（et）之间、在是（est）与和（et）之间的冲突。这两个词只是在表面上才彼此和谐、相互结合，因为一个是作为语言之中的常量并形成了语言活动的自然音阶等级，而另一个则将一切都置于流变之中并构成了普遍化的半音性之线。二者之间完全不平衡。比起我们，那些用英语或美语写作的作家们愈发意识到了此种冲突及其重要性，以及“et”的价值。③普鲁斯特说：“杰作是以一种外语写成的。”这和口吃是一回事，然而，是语言自身的口吃而并不单单是言语之中口吃。在自己的母语中作一个异乡人，而并不只是说另一种外语。作一个双语者、多语者，但却要在同一种甚至不带方言或土语的语言之中。作一个私生子、混血儿，但却是通过一种种族的纯化。正是在这时，风格变为语言。正是在这时，语言有了强度，变为具有强度和价值的连续体。正是在这时，一切语言活动都变得隐秘，但却无所隐藏，这与在其中形成一个隐秘的亚系统的做法正相反。人们只有通过节制和创造性的缩减才能够达到这个结果。连续流变只拥有禁欲之线，几株草，一点纯水。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参见 Gilbert Rouget，«Un chromatisme africain»，in L'Homme，septembre 1961(在其中附有《达荷美仪式咏唱》的唱片)。

② 吕卡（Gherasim Luca，1913—1994)，罗马尼亚诗人，超现实主义理论家。——译注

87

人们可以撷取任意的语言变量，并将其在一条线上加以变化，这条连续的线必然是潜在于这个变量的两个状态之间。我们不再处于某些语言学家的情形之中，他们期望着语言活动的常量能够经历某种突变的考验，或承受住只在言语中累积的变化效应。变化之线或创造之线完全、直接地构成了抽象机器的一部分。叶姆斯列夫指出，一种语言活动必然带有未被开发的可能性，而抽象机器理应包含这些可能性或潜能。④确切说来，“潜能”“潜在”并不与真实相对立；相反，富有创造性的现实，变量的连续流变，这些仅仅与它们的恒常关联的实在规定性相对立。每当我们勾勒出一条流变之线，变量就具有了某种独特的本性（音位的、句法的或语法的，语义的等等)，但这条线本身却是不相关的(a-pertinente)、不合句法或语法的，非语义的。比如，作为言语的偶然特征的不合语法性不再与语言活动的合语法性相对立，相反，它是将语法变量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的那条线的理想特征。不妨参考尼古拉·吕维特(NicolasRuwet）的一项分析，它涉及卡明斯（Cummings）①的一些独特表达：他舞动他所做的(he danced his did)，或他们走着他们的来(they went their came)。我们可以重新构造出那些变化，正是它们使得语法的变量潜在地向这样的不合语法的表达进行流变[他跳他的舞（hedid his dance)，他舞他的舞(he danced his dance)，他跳他所跳的(he danced whathe did) ……，他们走了，在他们到来之时(they went as they came)，他们走他们的路（they went their way） ……]。②尽管有吕维特的结构性解释，但我们不应该认为不规则的表达是由连续的正确形式所产生的。毋宁说是不规则的表达产生出了正确形式的流变，并使它们脱离其常量的状态。不规则的表达构成了语言活动的一个解域之点，它起到了张量（tenseur）的作用，也即，使语言活动趋向于其要素、形式或概念的极限，趋向于一种接近（en-deçà）语言或逾越（au-delà）语言的状态。张量运作着一种语句的传递性，它使得末项沿着整个链条回溯并进而反作用于首项。它确保了对于语言的强度性和半音性的处理。一个像“和………”这样简单的表达也可以起到遍及整个语言的张量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和”是一个连词，还不如说它更像是将所有可能的连词置于连续流变之中，进而形成不规则表达。因而，张量不可被还原为一种常量或变量，相反，它通过每次都减去常量的值（n-1）而确保了变量之流变。张量与任何的语言学范畴都不一致；但它们是对于表述的配置和间接话语来说至为重要的语用学价值。③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Gherasim Luca，Le chant de la carpe，Éd. du Soleil noir；以及吉沃丹(Givaudan)所出版的唱片，在其中吕卡朗诵了《激情洋溢》(«Passionnément»）这首诗。

② 威尔森(Bob Wilson)，美国著名剧场导演，编舞家。——译注

③“et”，and，在英语文学之中具有一种尤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旧约圣经之中，而且也在那些涵藻语言的“少数分子”那里发挥作用：比如辛格(Synge)[参见勒尼奥(François Regnault)对英语—爱尔兰语之间的协调作用的评述，Baladin du monde occidental 的译本，Bibl. Du Graphe]。人们不会满足于将“et”作为一个连词来进行分析；毋宁说，它是所有可能的连词的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它使一种语言的逻辑发挥作用。我们将在让·华尔(Jean Wahl)的著作之中发现一种对于“et”的此种意义、对于它挑战动词“être的优先地位的方式的深刻思索。

④ Hjelmslev, Le langage, Éd. de Minuit, p.63 sq.

88

某些人会认为，这些流变并未体现出语言活动中的通常运作，因而它们始终是边缘性的，预留给诗人、儿童和疯人。但这只是因为这些人想要以常量来界定抽象机器，而常量只能以次一级的方式来加以变化，即通过累积的效应或意群的突变。然而，语言活动的抽象机器既非普遍、更非一般，它是特异的；它不是实在的，而是潜在一真实的；它不具有强制的或不变的规则，而只有伴随着流变不断变化的非强制性规则，正如在一种游戏之中，每一步都牵涉到（porter sur）规则。由此产生出抽象机器和表述配置之间的互补性，二者彼此介入。抽象机器就像是一个配置的构图。它勾勒出那些连续流变之线，与此同时，具体的配置则对变量进行处理，根据这些线来组织变量之间的极为多样的关联。在某个流变的层次之上、根据某种解域的程度，配置对变量进行协调，以便确定哪些变量将进入到恒常的关联之中、或将遵守强制性规则，而相反地，哪些变量又将作为流变的流动物质。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配置仅仅因为具有某种阻力或惰性而与抽象机器相对立；因为，即便“常量”的关键作用在于对流变发生于其中的潜在进行确定，但它们自身仍然是被随意选择的。在某个层次之上，很可能存在着制动装置（freinage）和阻力，但在另一个配置的层次之上，只有不同种类的变量间的往复运动，以及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转变过程：变量总是同时将一部机器的所有关联实现出来。因此，没有必要在一种集体性的、恒常的语言活动与易变的、个体性的言语之间进行区分。抽象的机器始终是特异的，被一个群体或个体的专名所指涉，而表述的配置则始终是集体性的，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群体之中。列宁的抽象机器与布尔什维克的集体性配置……在文学和音乐之中也是如此。不存在个体的优先性，而只有一个特异的抽象者及与之密不可分的集体性的具体物。抽象机器不可独立于配置而存在，配置也不可独立于机器而发挥作用。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卡明斯(E. E.Cummings，1894—1962)，美国诗人。——译注

② Nicolas Ruwet, «Parallélisme et déviations en poésie», in Langue, discours, société, Éd. Seuil, 1975.吕维特分析了卡明斯的《诗五十首》(Fiftypoems)中的第29首；他对于流变的现象给出了一种限制的、结构主义式的解释，并借助于“平行论”的观念；在其他文本之中，他又缩减了这些流变的作用范围，并将它们与边缘性的作用关联在一起，这些作用并不涉及语言之中的真正变化；不过，在我们看来，他的评注甚至超越了其解释所具有的局限性。

③ 参见 Vidal Sephiha，«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intensif>，Langages，mars 1970。这是最早对语言的不规则的张力（tension）和流变（尤其当它们出现于所谓少数语言之中时）所进行的研究之一。

89

四、只有在一种多数的（majeur）或标准的语言活动的条件之下才能科学地研究语言

既然所有人都知道语言活动就是一个异质的、多变的实在，那语言学家对于形成一个同质性系统的要求（以便使得科学研究得以可能）又有何意义呢？问题就在于从变量之中抽取出一个常量的集合，或，在变量之中确立起恒常的关联[我们已经在音位学家们所说的交换性（commutativité）之中清楚看到这一点]。然而，将语言活动化作一种研究对象的那种科学模式与一种政治模式联为一体，而正是通过后者，语言活动自身才被同质化、中心化、标准化，形成一种多数的、主流的语言，一种权力的语言。语言学家徒劳地仰仗科学，没有别的，唯有纯科学；但科学的秩序却被用来维护另一种秩序的要求，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支配着陈述的合语法性、符号S、范畴符号是什么呢？在作为一种句法标记之先，它们已经是一种权力的标记：乔姆斯基之树在权力变量之间确立起恒常的关联。对于一个正常个体来说，形成语法上正确的句子，这就是服从社会法则的先决条件。谁也不可以无视合语法性，而那些无视它的人则属于特殊的体制(institutions)。语言的统一性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不存在母语，而只存在通过一种主流语言而实现的对于权力的掌控，此种语言时而形成一个大规模推进的阵线，时而又分化为众多同时并存的中心。我们可以构想出一种语言活动被同质化的多种方式：共和的方式并不一定与王权的方式相同，但也并非是最不严苛的。①然而，获致常量和恒常关系的科学研究活动始终同时也是一项政治的事业，即将这些常量和恒常关系强加于那些言说者并传递口令。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90

清楚地、大声地说

是的，一种多么令人赞叹的语言

为了雇佣

颁布命令

指定作品之中的那些死气沉沉的时刻

以及那焕发生机的间歇（pause）……

那么，是否应该区分两种语言，“高级的”和“低级的”、多数的和少数的(mineur)？前者为常量的权力(pouvoir）所界定，而后者为流变的力量（puissance）所界定。我们不想简单地将多数语言的统一性与方言的多样性对立起来。毋宁说，每种方言都具有一个转换和流变的区域，或进一步说，每种少数语言都具有一个真正的方言性流变的区域。根据马尔伯格(Malmberg）的论述，我们鲜能在方言的地图之上发现清晰的边界，相反，在其上只存在接壤的、过渡性的、不可分辨性的区域。也可以说“魁北克语言之中有着如此丰富的地域性语调的流变和调变以及轻重音的游戏，因而毫不夸张地说，用乐谱比用一整套拼写系统能够更好地保存它”。②方言的概念自身是极为不确定的。此外，它还是相对的，因为必须要了解它是在与何种多数语言的关联之中发挥其作用的：比如，魁北克语言不仅在与一种标准法语的关联之中得到评价，而且，它还在与作为多数语言的英语的关联之中被评估—它从此种英语之中借用了各种各样的语音和句法的要素并将它们置于流变之中。班图人（bantous）③的方言并不只参照一种母语而得到评价，而且还参照作为多数语言的南非荷兰语，以及为黑人所偏爱的作为反一多数语言的英语。①简言之，方言的概念并未澄清少数语言的概念，相反，是少数语言通过其自身流变的可能性界定了方言。那么，是否应该区分多数语言和少数语言，此种区分或是基于一种双语或多语的地域性环境（它至少具有一种支配性的语言或受支配的语言），或是基于一种世界性的环境(它赋予某些语言以一种统治其他语言的帝国主义力量—比如当今的美式英语)？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关于语言状态的延展和散播—有时以“油斑”的方式，有时以“空降部队”的方式，参见BertilMalmberg，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linguitique，P. U. F. ch. III [援引|了林德奎斯特 (N. Lindqvist) 对方言学的非常重要的研究]。因此，应该对某种多数语言被同质化和中心化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个方面来看，法语的发展史与英语的发展史是完全不同的：而它们与作为一种同质化形式的书写之间的关联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法语这门尤为中心化的语言，我们可以参考塞尔托(M. de Certeau)，朱利亚(D. Julia)，雷维尔(J. Revel)的分析(Une politique de la langue，Gallimard)。此项分析着眼于18 世纪末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期，围绕着格列高利教父，揭示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中心性的语言与乡村的方言相对立的阶段，正如城市与乡村、首都与外省之间的对立；另一个则是中心性的语言与“封建时代的习语”、流亡者的语言之间相对立的阶段，正如国家与所有那些异乡人和敌人之间的对立(p.160sq：“同样明显的是，对于方言的拒斥源自某种技术上的无能，即无力在口语或地域性的言语之中把握到稳定的法则”)。

②参见 Michèle Lalonde，in Change，n° 30。人们可以同时在其中发现之前的那首诗《说“白”话》(«Speak White»)，以及一份关于魁北克语言的声明。

③ 非洲苏丹以南说班图语系诸语言的各族人民的统称。——译注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