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至少有两个原因阻止我们采取此种观点。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一种方言、贫民区的语言或少数语言无法摆脱某种处理方式，后者从它们之中得出一个同质性系统并抽取出常量：黑人英语同样有其自身的语法，它不能被界定为一种与标准英语相悖的错误或违规的总和，确切地说，只有将应用于标准英语的规则同样地应用于此种语法之中，才能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多数语言和少数语言的概念似乎不具有任何语言学上的意义。法语，在失去了其世界性多数语言的地位之后，并未失去任何稳定性、同质性和中心化。相反，当南非荷兰语成为一种与英语相对抗的地区性少数语言之时，它就获得了其同质性。尤其是从政治上来说，这就是少数语言的拥护者们所必须实施的书写之操作，即通过赋予它稳定性和同质性将其形成为一种能够迫使官方承认的地区性多数语言[而那些强调某种少数语言之权力的作家们所拥有的政治地位正在于此]。不过，相反的论证显得更有价值：一种语言越是拥有或获得多数语言的特征，它就越是受到将其转变为“少数”语言的那些连续流变的作用。要想通过揭露一种语言引入到其他语言之中的变质来批判此种语言的世界性帝国主义，这是徒劳的[比如，那些纯粹主义者们针对英语的影响所进行的批判，对于“夹杂英语的法语”（franglais）的布热德式的②和学院式的揭露]。因为一种语言（比如英语、美语）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性的多数语言，就是因为它必然已经受到了世界上的所有少数族群（minorité）的影响，这些群体运用着极为多样的流变手法。盖尔语、爱尔兰英语对英语所进行的流变。黑人英语和如此众多的“贫民区”对于美语所进行的流变，以至于纽约几乎成为一个无语言的城市。（当然，离开少数族群的语言运作，美语及其与英语的差异是根本无法被构成的。）再比如之前奥地利帝国的语言状况：德语在与其他少数族群的关联之中成为多数语言，但正是因此，它必然要受到这些少数群体的作用，由此形成为一种与德国人的德语相关的少数语言。不过，任何语言都具有其内在的、内生的、语言内部的少数族群。因而，从语言学的最为普遍的观点来看，乔姆斯基和拉波夫的立场不断地相互渗透、彼此转化。乔姆斯基会说，即使一种语言是少数的、方言的、或来自贫民区，它也只能在那些从它之中获取不变项并清除“外来的或混杂的”变量的条件之下才能被研究；然而，拉波夫会回答说，即使一种语言是标准的和多数的，对它的研究同样要依赖于那些确切说来既非外来亦非混杂的“内禀”变量。您不可能发现这样一个同质系统，它不是仍然或已经被某种内在的、连续的、被调节的流变所作用。(为什么乔姆斯基就是装作不懂呢？)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南非荷兰语的复杂情况，参见 Breyten Breytenbach，Feu froid，Bourgois；洛里(G. M. Lory)的研究(pp.101—107)清楚揭示了布雷滕巴赫(Breytenbach)的研究活动，他对于语言进行诗性处理的暴力，及其想要成为“说着一种混种语言的混血儿”的意愿。

② 布热德运动(poujadisme)：指1954年法国的布热德(Pierre Poujade)创立“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后来这个词也被转义作“目光短浅的要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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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存在两种语言，而只有对于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可能的处理方式。人们对变量进行处理，有时是为了从中获取常量和恒常的关系，有时则是为了将其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有误的，即仿佛常量与变量并存，语言的常量则与表述的变量并存：这只是出于表述上的方便。因为很明显，常量得自变量；共相在语言学和经济学之中都没有多少独立的存在，它们始终得自一种对于变量所进行的普遍化或统一化。常量并不与变量相对立，相反，形成对立的是对于变量所进行的某种处理与另一种处理（即连续流变)。所谓的强制性规则与第一种处理相对应，而非强制性的规则涉及一种流变的连续体之构成。而且，不能求助于某些范畴和区分，它们不能被应用，但也不可被反驳，因为它们已经预设了第一种处理并完全从属于对于常量的研究：比如，与言语相对立的语言；与历时性相对立的共时性；与行为相对立的能力；区分性的特征与非区分性（或次级区分性）的特征。这是因为，非区分性特征—无论是语用的、风格的还是韵律的特征—并不仅仅是遍在的变量，因而有别于某个常量的出现与否；它们不仅仅是超线性的和“超节段性”(suprasegmentaux）的要素，因而有别于线性的、节段性的要素：它们自身的特征赋予它们以力量，将语言的所有要素都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比如动作对于音素的作用，声调对于词素的作用，语调对于句法的作用。因此，它们不是次要的特征，而是对于语言的另一种处理，它们无需通过上述的那些范畴展开操作。

“多数的”和“少数的”所界定的不是两种语言，而是语言的两种用法或功能。双语现象确实具有一种典范性的价值，但是，此种价值同样并非仅仅出于便利。无疑，在奥地利帝国之中，捷克语与德语相比是一种少数语言；然而，与维也纳或柏林的德语相比，布拉格的德语已经潜在地作为少数的语言而运作；卡夫卡这位生活在捷克的犹太人，他用德语写作，但对德语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少数语言式的处理，构建出一个流变的连续体，协调不同的变量，以便限制常量并同时拓展变量：令语言口吃，或使其“哀号”……将张量展开于整个语言甚至是书面语言之中，并从中汲取喊叫、叫嚷、音高、时值、音质、音调、强度。人们经常指出，在所谓少数语言之中，存在着两种相关的趋势：一种贫乏，一种句法或词汇形式的衰减；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变动效应的令人惊叹的增殖，一种对于超载（surcharge）或改编的品味。我们在布拉格德语，黑人英语和魁北克法语之中都很能发现这两种趋势。然而，除了罕见的例外，语言学家对此的解释却是相当的充满敌意，将其贬为贫乏与矫揉造作这一体两面。实际上，所谓的贫乏正是一种对于常量的限制，正如超负荷是一种对于流变的拓展，以便令一个带动着所有组分的连续体得以展开。此种贫乏并非是欠缺，而是一种空隙或省略，它使得人们可以绕过一个常量而不必卷入其中，或使得人们从上面或下面接近这个常量而不是置身其中。此外，超负荷不是一种修辞的意象、一种隐喻抑或象征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转述，证明了在所有陈述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可定位的间接话语。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对于方位标（repères）的拒斥，以及为了实现动态差异而对恒定形式进行某种瓦解。而且，一种语言越是进入到此种状态之中，它就越是接近于一种音乐的记谱法、乃至音乐本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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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减并置于流变之中，删除并置于流变之中，二者是同一种操作。不存在这样一种贫乏或超负荷，它在与一种多数或标准语言的关联之中体现出少数语言的特征；但存在着一种节制或流变，它们作为对于标准语言的一种少数化处理，一种多数语言的生成一少数(devenir-mineur)。问题不在于多数语言和少数语言之间的某种区分，而在于一种生成。问题不在于在一种方言或土语之上进行再结域，而在于对多数语言进行解域。非裔美国人并没有将黑人与英语对立起来，而是将美语作为他们固有的语言接受下来，进而转化为一种黑人一英语。少数语言不是独立自在的：它只有在与一种多数语言的关联之中才能存在，它也是此种语言的投入(investissements)、以便使它自身成为少数的。每个人都应该去发现其少数语言—方言甚或是个人习惯语，由此他将使其固有的多数语言少数化。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少数”作家的力量，他们事实上是最为伟大的，而且只有他们才是伟大的：他们不得不征服他们固有的语言，也即，在对于多数语言的运用之中保持节制，以便将其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这与一种地方主义正相反)。正是在其固有的语言之中，人们才能成为双语或多语者。征服多数语言，以便在其中勾勒出尚未被认识的少数语言。利用少数语言，以便令多数语言开始疾驰。运用少数语言的作家是在其固有语言之中的异乡人。如果他是私生子，如果他像私生子那样生活，那这并不是通过一种语言的混合或混杂，而毋宁说是通过拓展张量进而对其自身的语言进行缩减和变化。

少数族群这个概念非常复杂，既指向音乐、文学、语言学，也指向法律和政治。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并不只是以一种量的方式而彼此对立的。多数族群包含着一种常量一表达或内容的常量，作为一种它借以被评估的度量标准。假设这个常量或标准就是任何一个异性恋的一说一种标准语言的一欧洲的一居住于城市的一成年的一男性的一白种的一人(乔伊斯或埃兹拉·庞德笔下的尤里西斯)。很明显，“男人”是多数族群，哪怕他在数量上要少于侏儒、儿童、女人、黑人、农民、同性恋者……这是因为，他出现了两次，一次作为常量，另一次作为常量从中被抽取的变量。多数族群预设着一种掌权或支配的状态，而非相反。它预设着度量标准，而非相反。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几乎总是从男性的、35岁以上的、称职的、本国的工人的角度来对统治权进行转译”①。从本性上来看，一种有别于常量的规定将因而被视作是少数性的，无论其数量为何，换言之，即被视作一种亚系统或外一系统（hors-système)。人们在所有的操作（选举或其他操作）之中都将清楚看到这一点，在其中，您被允许进行选择，但条件是您的选择必须和常量的范围相符合(“您一定不要选择去改变社会……”)。然而正是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被逆转。因为，既然多数族群被分析地包含于抽象标准之中，那它就决不指任何人，而始终是无人(Personne）—尤里西斯，而少数族群则是所有人的生成，此种生成是潜在性的，因为它偏离了原型。存在着一种多数派的（majoritaire）“事实”，但它仅仅是无人的分析性事实，它与所有人（toutlemonde）的生成一少数相对立。这就是为何我们应该区分：多数派，作为一个同质的和恒定的系统；少数族群(minorité)，作为亚系统；而少数派(1eminoritaire）则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被创造的、潜在的生成。问题决不在于去赢得多数，即使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常量。不存在生成一多数派，因为多数决不是一种生成。只有少数派的生成。女人，无论其数量为何，总是一种少数族群，可以被界定为状态或亚系统；然而，她们只有通过实现一种生成才能进行创造，但此种生成并非归她们所有，相反，她们自身也不得不进入其中，这是一种关涉到所有人类—男人和女人都包括其中—的生成一女人。对于少数语言也是如此：它们不单单是亚一语言，个人习惯语或方言，还是潜在的施动者、使多数语言的所有维度和所有要素都进入到一种生成少数的运动之中。我们将区分少数语言，多数语言，以及多数语言的生成一少数。当然，少数是可以被客观界定的状态语言、族裔、性别的状态，连同它们的那种少数族群区的界域性；然而，它们同样应该被视作生成的萌芽和晶体，其价值正在于启动那些难以控制的运动、那些对于均值和多数性的解域。这就是为何帕索里尼（Pasolini）揭示了，在自由的间接话语之中，关键之处既不在一种语言A之中，也不在一种语言B之中，而是“在某种语言X之中，它在真实地生成为语言B的过程之中并未与语言A有所不同”②。存在着一种作为所有人之生成的少数派意识的普遍形象，而此种生成正是创造。人们并非是通过赢得多数而实现此种生成的。此种形象，正是连续的流变；作为一种幅度，它不断地通过过度和不足来逾越代表多数标准的阈限。通过建立起一种少数派的普遍意识的形象，我们就趋向于生成的力量，它从属于一个不同于政权和统治的领域。正是连续流变构成了所有人的生成一少数，此种生成与无人的多数派事实相对立。作为意识的普遍形象，生成少数可被称为“自主的”。人们不是通过运用一种作为方言的少数语言、通过形成地方派或少数族群区而成为革命者；相反，通过运用众多的少数性要素、将它们连接起来、结合起来，人们才创造出一种自主的、难以预料的生成。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对于少数语言的这两个方面——贫乏一省略，超负荷一流变，可以参考一些典范性的分析：瓦根巴赫(Wagenbach)对于 20 世纪初布拉格的德语所进行的分析(Franz Kafka，anées de jeunesse，Mercure deFrance)；帕索里尼(Pasolini)的分析则证明了，意大利语不是在某个标准的或平均的层次之上被构成的，而是同时爆发于两个方向之上，“朝向低处和朝向高处”，简化的质料和过度的表达(L'expérience hérétique，Payot，pp.46—47)；迪拉德(J.L. Dillard)的分析得出了黑人英语的双重趋势，即一方面是省略、遗漏、或清除，另一方面则是超负荷、酝酿一种“花言巧语”(fancy talk)(Black-english，Vintage Book，New York)。正如迪拉德所揭示的，不存在通过与一种标准语言相比较而形成的劣等性，而只有两种相互关联的运动，它们必然摆脱了语言的标准的层次。琼斯(LeRoi Jones)始终关注着黑人英语，他揭示了这两个相联的方向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音乐的语言(Le peuple du blues，Gallimard，pp.44—45，以及整个第 II 章)。更为一般地，可以参考布勒兹(PierreBoulez）对于一种音乐的双重运动的分析，即形式的瓦解，超负荷或动态的增殖：Par volonté et par hasard, Éd. Seuil, p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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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ann Moulier, Ouvriers et Capital, “序言”， de Mario Tronti, Bourgois。

② P. P. Pasolini, L'expérience hérétique,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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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模式和少数模式是对于语言的两种处理方式，前者致力于抽取出常量，而后者则致力于将常量置于连续的流变之中。然而，既然口令就是表述的变量，它实现着语言的可能性条件并根据两种处理中的某一种来规定要素的用法，那么就应该回归到口令，将其视作一种能够对这双重方向和对变量的双重处理进行说明的“元语言”。如果说关于语言的功能的问题往往被不恰当地提出，这正是因为人们总是将此种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功能的口令一变量搁置于一旁。与卡内蒂的指示相一致，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语用学状况出发：口令就是一种死亡判决，它始终包含着这样一种判决，即便此种判决是十分温和的，或已然变为象征性的、初始性的、暂时性的，等等。口令将赋予那个接受命令者以直接的死亡，或一种潜在的死亡—如果他不服从的话，或一种他必须加之于其自身、带往别处的死亡。父亲向儿子传达的命令，“你得做这个”“你不能那样做”，这些都不能与某种小型的死亡判决相分离，而儿子则是从其个人的角度来经验此种判决的。死亡，死亡，这就是唯一的判断，它将判断形成为一个系统。裁决。然而口令同样还是另外的事物，后者与其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它就像是一声警告的喊叫或一条逃跑的讯息。说逃跑就是对于口令所作出的一种对抗反应，这是太过简单了；毋宁说，它被包含于口令之中，作为它在某种复杂配置之中的另一面，它的另一个组分。卡内蒂有理由援引狮子的吼叫，它同时宣布了逃跑或死亡。②口令具有两种语调。先知既以逃逸、也以期待死亡的方式来领受口令：犹太教的先知主义将赴死之誓愿、逃亡的冲力与神圣的口令紧密结合在一起。

然而，如果我们思索口令的第一个方面，也即表达于陈述中的死亡，就将清楚看到它对应着之前的要求：虽然死亡本质上关涉于肉体，被归属于肉体，但它的直接性和瞬间性赋予它一种非肉体性转化的真正特征。先于它和紧随它的，可能是一种行为和情感的长时系统，一种肉体的缓慢劳作；但其自身则既不是行为也不是情感，而是纯粹的行动，是表述将它与陈述和判决紧密结合在一起纯粹的转化。这个人死了…你在接受口令之时就已经死了……死亡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是那条无法逾越的、理想的界限，它分离了肉体及其形式和状态；而且，以它为条件(即使是初始性的、象征性的），一个主体才得以改变其形式和状态。卡内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映像形态”(énantiomorphose)：一种指向着永恒的、庄严神圣的主宰者（Maître）的体制，它在每个时刻都通过常量来制定法则，对变型（métamorphose）进行严格的禁止或限制，为形象固定清晰稳定的轮廓，在形式之间建立起两两对立的关系，强迫主体赴死以便从一个主体过渡到另一个。始终是通过某种非肉体性之物，肉体之间才得以相互分离并彼此区分。作为一个肉体的极限(extrémité)，形象就是非肉体性的属性，它限定并终结了肉体：死亡就是形象。正是通过死亡，一个肉体既在时间之中、也在空间之中得以终结；正是通过死亡，它自身之线才形成、勾勒出一个轮廓。存在着死亡的空间，正如存在着死亡的时间。“映像形态的重复导向了一种对于世界的还原……对于变型的社会性禁止也许是最为重要的。……被置于阶级之间的，正是死亡这个最为严格的边界。”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中，所有新的肉体都需要建立起一种可对立的形式，以及相互区分的主体构型：死亡就是普遍的非肉体性转化，它被归属于所有肉体，无论从它们的形式和实体的角度来看皆是如此（比如，不借助一种映像性的操作，不借助于新的活动分子的形成一他们必须以前一代活动分子的灭亡为前提，党的实体就不可能独立出来)。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关于魁北克语言的“集体性策略”的宣言，收于Change，n°30：它揭穿了“颠覆性语言的神话”，就好像拥有一种少数的状态就足以获致一种革命性的地位(“此种机械的等同源自于一种对于语言的流俗概念。……一个人之所以拥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不是因为他说着工人阶级的语言。……那种认为若阿尔语(joual)[深受英语影响的魁北克地区的民间法语译注]具有一种颠覆性的、反文化的力量的论点完全是理想化的”，p.188)。

② Elias Canetti，Masse et puissance.(参见与口令的两个方面相对应的两个关键章节—“命令”及“变形”；以及，尤其是pp.332—333，对于麦加朝圣的描绘，及其两个被编码的方面，即丧葬般的木然与惊惶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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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我们在这里既考察了内容，也考察了表达。实际上，在两个平面彼此最截然区分的那个时刻—也即分别作为肉体的机制和一个配置中的符号机制它们也仍然互为前提。非肉体性转化是口令的表达，但也同样是肉体的属性。不仅仅是表达的语言变量、还有内容的非语言变量，它们都分别进入到形式上的对立与区分的关系之中，进而便于抽取出常量。正如叶姆斯列夫所指出的，一种表达被划分为（比如说）语音单位的方式与一种内容被划分为物理的、动物的、或社会的单位（“小牛”被划分为幼小的一雄性的一牛①）的方式是相同的。二元性或树形的网络适合于任何一方。然而，在两个平面之间，却不存在任何分析性的相似，对应或符合。不过，它们的独立性却并不排斥同构性，换言之，即同样类型的恒常关系在二者之上都存在。而且，正是这类关系使得语言的要素和非语言的要素从一开始就彼此不可分离，虽然它们之间缺乏对应性。内容的要素赋予物体的混合以清晰的轮廓，与此同时，表达的要素则赋予非肉体性表达以判决或判断的权力。所有这些要素都具有不同的抽象和解域的程度，然而它们每次都在某种口令或轮廓之上进行着一种整体配置的再结域。确实，综合判断学说的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在判决和形象之间、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关联（同构性）。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我们已经看到，叶姆斯列夫对于内容的平面与某种“所指”之间的类同化提出了一种限制条件。人们有理由反驳他，说他所提出的那种对于内容的分析更适用于其他学科（比如说动物学）而不是语言学（比如Martinet，La linguistique，Denoël，p.353)。然而，此种反驳在我们看来正和叶姆斯列夫所提出的限制条件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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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思索口令的另外一个方面—逃逸而非死亡，那么，看起来变量在其中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即连续流变的状态。向极限的过渡现在呈现为非肉体性转化，然而，它却仍然从属于肉体：这是唯一的方式，不是为了消除死亡，而是将其还原、或将其自身形成为一种流变。此种运动将语言推向自身的界限，而与此同时，物体则被带入其内容的变型运动之中、或被带入使它们达到或超越形象之极限的穷尽（exhaustion）运动之中。这里，在少数科学和多数科学之间会产生对立：比如，折线转化为曲线的冲力，由此出现了一整套研究线与运动的操作性的几何学，作为一种研究如何引入流变的实用科学，它的运作完全不同于研究不变项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这种主流的或王权的（royale）科学，而且它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备受怀疑乃至压制的历史(我们在后面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最微小的间隔总是恶魔般的：变形的大师与永恒神圣的国王相对立。这就好像一种强度性质料或一个流变的连续体被释放：这里是在语言的内部张量之中，那里又是在内容的内在张力之中。最小间隔的观念并不适用于具有相同本性的形象，而是至少包含着一条曲线和一条直线，一个圆与一条切线。我们看到了一种实体的转化和一种形式的瓦解，向极限的过渡或偏离轮廓的逃逸，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有利于流体动力、流、气、光、物质，比如某个并不停留于任何明确的点之上的物体或词语。我们看到了此种强度性物质所具有的非实在的力量，此种语言所具有的物质性力量。一种比物体和词语更为直接、流动、强烈的物质。在连续流变之中，甚至都不能区分出一种表达的形式和一种内容的形式，而只有两个互为前提的不可分离的平面。现在，它们之间的相对区分在容贯平面之上被充分实现了，在其上，一种已然具有绝对性的解域带动着配置。绝对并不意味着无差异：差异，现在变为“无限小的”，它在同一种物质之中被构成，对于表达，此种物质充当非实在的力量；而对于内容，它又充当无界限的实体性。内容的变量和表达的变量之间互为前提的关系不再需要两种形式：毋宁说，变量的连续流变使得两种形式彼此接近、使二者的解域之点相互联结，这个过程发生于同一种被释放物质的平面之上此种物质没有形象、断然是未成形的，它的作用只是令这些点、张量或张力保持于表达和内容之中。姿势和事物，语音和声音，都被纳入同一部“歌剧”之中，被卷携于口吃、颤音、震音以及漫溢的多变效应之中。一部合成器将所有参数都置于连续流变之中，并渐渐使得“那些彻底异质性的要素最终以某种方式相互转化”。只要存在此种结合，一种共同的物质就出现了。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够达到抽象的机器或配置的构图。合成器取代了判断的位置，正如物质取代了形象和成形实体的位置。甚至不再应该一方面将能量的、物理一化学的、生物学的强度集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将符号的、信息的、语言的、审美的、数学的（……等等）强度集合在一起。一旦配置被这些逃逸的向量和张力所带动，强度系统的多元体就在整个配置之中相互结合并形成一个根茎。因而，问题并不是：怎样避开口令？—而是怎样避开它所包含着的死亡判决，怎样展开其逃逸的力量，怎样阻止此种逃逸转变为想象之物或堕入一个黑洞，怎样维持或获取一句口号的革命潜能？当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①）奔向“德国，德国！”这句口号，他的诉求就是再结域，即便是在一面“忧郁之镜”中。然而，在这句口号之下，他还听到了另一句口号：就仿佛德国的古老“形象”仅仅是一些常量，它们现在模糊不清了，进而显现出一种与自然、与生命之间的更为深刻但也更为多变的新关联在何种情形之中，此种与生命之间的关联应该是一种拉紧，而在何种情形之中，又应该是一种顺从；何时应该反抗，何时又应该屈从甚或保持无动于衷；何时必需一种枯燥的话语，何时又必需一种奔放的情感和戏谑？②无论存在何种中断或断裂，只有连续的流变才能释放出这条潜在的线，这个潜在的生命连续体，“日常生活背后的真实或本质的要素”。在赫佐格(Herzog）的一部电影之中，有一句精彩的陈述。电影的主角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谁会回答这个回答呢？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问题，人们只会对回答做出回答。面对已包含于一个问题之中的回答（审讯、会考、全民表决，等等)，我们应该针锋相对地用来自别的回答的问题来回应。我们应该提出一种口令的口令。在口令之中，生必需对死的回答作出回应，但不是通过逃逸，而是通过使逃逸发生作用并进行创造的运作。在口号之中存在着密码(mot de passe)。这些密码就是过程(passage)，就是过程的组分，而口号则标志着中止或被层化、有组织的构成。同一个事物或词语无疑具有此种双重本性：应该从一方之中抽取另一方—将命令的成分转化为过程的组分。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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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和散文作家。——译注

② 参见霍夫曼斯塔尔的一篇书信的详细内容，Lettres du voyageur à son retour(1901 年 5 月 9 日的信)，Mercur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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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Crdr de suarche des Israilites

至少在语言性表达的情形之中，我们将任何特殊表达的形式化称为符号机制。一种符号机制构成了一门符号学(sémiotique)。然而，要想考察这些符号学自身，似乎十分困难：实际上，始终同时存在着一种内容的形式，它不依赖于表达的形式，但同时也不能与之相分离；这两种形式归属于那些尤其非语言性的配置。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表达的形式化就当作是独立自足的。但即便如此，在表达的形式之中也仍然存在着一种如此丰富的多样性，在这些形式之间也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混合的状态，以至于我们不能赋予“能指”的形式或机制以任何特殊的优先性。如果我们仅将能指的符号学称为符号学，那符号学就只是许多符号机制之中的一种而已，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种。由此，有必要回归于一种语用学，在其中，语言自身决不具有任何的普遍性，自足的形式化，也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论（sémiologie）或元语言。因此，正是对于能指机制的研究首先从符号机制的角度出发证明了语言学预设的不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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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能指机制（作为能指的符号）具有一个简单的普遍公式：一个符号指向并仅指向另一个符号，如此以至无穷。这就是为何我们少不了符号的观念，哪怕是在极端的情形之中，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无法研究它与其所指称的物态、所意谓的实体之间的关联，而只能思索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联，此种关联规定了一条所谓的能指链。能指的无限性取代了符号。一旦我们预设了指谓(dénotation）[在这里即是指称（désignation）和意谓（signification）的整体]构成内涵的一部分，就已完全处于此种符号的能指机制之中。我们并未特别专注于标记(indice)，也即，构成了可被指称之物的那些界域性物态。我们并未特别专注于图像(icône)，也即，构成了可被意谓之物的那些再解域的操作。因此，符号已经达到了一种相对解域的较高程度，它在其中被视作象征(symbole)，处于从符号指向符号的持续运动之中。能指，就是与符号处于冗余关系中的符号。任何符号都形成着符号。问题不再是去了解某个符号意谓着什么，而是去了解它指向着哪些其他的符号，哪些其他的符号被增加到它之上，从而形成一个无始无终的网络，这个网络将其阴影投射于一个氛围式的、无定形的连续体之上。正是这个无定形的连续体在这里起到了“所指”的作用，然而，它不断地滑进能指之中，并仅将这些能指当作媒介或屏障：一切内容所特有的形式皆溶解于其中。内容的气化或世界化。人们正是这样来对内容进行抽象化。我们所处的状况列维-施特劳斯已经描述过：在人们知道世界意谓着什么之前，它已经开始意谓；所指被给出、但却尚未被认识（connu)。①您的妻子以一种怪异的神情注视着您，而这个早上门房交叉着手指向您摊开一张税单，接着您踩到一摊狗粪，您在人行道上看到两根小木棍、就好像是一块手表的指针，在您到达办公室的时候，人们在您背后窃窃私语。重要的并非是这到底意谓着什么，它始终在意谓。指向符号的符号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无力(impuissance)、一种不确定性，然而，构成为链的能指却是强有力的。同样，偏执狂分享着此种被解域的符号的无力，后者在滑动的气流之中从各个方向侵袭着他，但他却因此更为接近能指的超级力量，带着愤怒而庄严的情感，就像是在氛围之中漫溢的网络的主宰者。偏执狂的专制机制：它们侵蚀着我，使我遭受痛苦，但我能猜测出它们的意图；我走在它们之前，我始终明白这一点，即便身处无力之中我也仍然拥有力量，“我会搞定它们”。

1.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① Lévi-Strauss,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in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 U. F., pp.48—49(列维-施特劳斯在随后的文本之中将区分出所指的另一个方面)。对于气态连续体的这第一个方面，参见宾斯万格和阿瑞提（Arieti）的精神病学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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