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在这样一个机制之中，人们不能终结任何东西。它就是这样被产生的，它就是无限债务的悲剧性机制，在其中人们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一个符号指向着另一个符号，前者进入后者之中，而后者在从符号到符号的运动之中又再度将前者引向其他的符号。“直至形成一种循环往复……”不仅符号之间形成无限的网络，而且符号的网络还是无限循环的。陈述在其对象消失之后仍然持存，名字在其拥有者消失之后仍然持存。时而穿越其他的符号，时而又在某段时间之中被留存，符号在其物态和所指消失之后仍然持存，它像一只野兽或一个死者那般跃起，以便重新占据其在序列之中的位置并创造出一种新的状态、一个新的所指—但它将再度从中脱身。①永恒回归的印记。存在着一系列由游移的、游荡的陈述，由悬置的名字，等待着回归并被链条向前推进的符号所构成的机制。作为被解域符号的自身冗余，能指就是一个可怕的阴森森的世界。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循环或链条的多样性，而非符号的此种循环性。符号并不只在同一个循环之中指向其他的符号，而且还从一个循环到另一个循环，从一个螺旋到另一个螺旋。罗伯特·罗维（Robert Lowie）②记述了乌鸦族人（les Crow)和霍皮族人(Hopi）在被妻子欺骗之时是怎样作出不同反应的（乌鸦族是游牧的猎人，而霍皮族则是维系于一种帝国传统的定居民族)：“一个乌鸦族人，当被妻子欺骗之时，会割破她的脸，而一个霍皮族人在遭受同样不幸之时，则不会失去冷静，而是选择隐退，并诅咒干旱和饥荒降临这个村子。”我们能看出哪一方是偏执狂，专制的要素或能指的机制又是什么，或再度援引列维-施特劳斯的说法，即“盲信（labigoterie）”：“实际上，对于一个霍皮族人来说，所有一切都彼此关联：一种社会的无序或一个家庭的事件对整个宇宙的系统提出控诉，因为这个系统的不同层次通过多重的对应关系被整合在一起；某个平面之上的纷扰只有在作为投射于、影响着其他层次的别样纷扰之时才是可以被理解的，在道德上也才是可以被容忍的。”③霍皮族人从一个循环跳到另一个循环，或从一个螺旋上的符号跳向另一个螺旋上的符号。人们离开了村庄或城市，但只是为了再度回到那里。有时，这些跳跃不仅被前能指（présignifiant）的仪式所调节，而且还被一整套帝国的官僚体制所调节，正是这个体制决定了它们的合法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或无规则地进行跳跃；这些跳跃不仅是被调节的，而且，还存在着对于它们的禁令：不能逾越最外围的循环，不能接近最核心的循环……循环之间的差异源自于此：尽管所有相互指涉的符号都是被解域的、趋向同一个意义的核心、被分布于一个无定形的连续体之中，但它们却拥有着不同的解域的速度，由此见证着一个源初的场所（寺庙、宫殿、房屋、街道、村庄、灌木丛，等等)，拥有着差异性的关联，由此维持着循环之间的区分或构成了气态连续体的阈限（私人的和公共的，家庭的事件和社会的无序)。此外，这些阈限与循环还具有一种随情境而变的动态分布。在系统之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欺骗。从一个循环跳到另一个，始终移换着场景，在别处进行表演：这就是那个作为主体的欺骗者所展示的歇斯底里性操作，他回应着被置于其意谓核心的专制的偏执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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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Lévi-Strauss，La pensée sauvage，Plon，p.278 sq(两个案例分析)。

② 出生于奥地利的美国人类学家，对北美平原的印第安人曾作广泛研究，其中对克劳族印第安人的研究堪称典范。——译注

③ Lévi-Strauss, Préface à Soleil Hopi, Plon, p.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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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能指的机制并不仅仅面临着将源自各处的符号组织成循环的任务；它必须不断地确保循环或螺旋的拓展，必须为中心提供更多的能指，以便克服系统内在的熵，或，以便使新的循环得以充分发展、旧的循环得到补充。因此，必需一种为意谓服务的从属性的机制：这就是阐释（interprétance）或解释。这回，所指获得了一种新的形象：它不再是那种仅仅被给予但却未被认识的无定形的连续体，符号的网络在其上得以编织。人们将会规定一个所指的部分与一个符号或一个符号的集合相对应、相一致，由此使它得以被认识。在指向别的符号的组合（syntagmatique）轴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聚合（paradigmatique）轴，在其上，被形式化的符号为其自身形成了一个适配的所指（因而，这里仍然存在着内容的抽象化，但却呈现出一种新的方式)。掌握解释权的祭司，预言者，都是神一专制君主手下的官僚。欺骗的一个新的方面出现了，即祭司的欺骗：解释可以无限地进行，而且，它所遇到的任何有待解释的事物都已然是一种解释了。因而，所指不停地重新给出能指，它重新充实着或产生着更多的能指。形式始终来自能指。终极所指，因而就是处于冗余或“过剩”之中的能指自身。想要通过能指的生产而超越解释乃至沟通，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正是解释和沟通始终促进着能指的生产和再生产。无疑，我们并不能以此来复兴生产的观念。这已经是那些精神分析的“祭司们”的发现（不过，所有其他的祭司和预言者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发现）：解释应该被从属于意谓，直至这样一个程度，能指给出所指的前提唯有所指本身重新给出能指。说到底，实际上不再有什么需要被解释的东西，但这是因为最好的解释—最有分量的、最根本的解释—正是极具意谓的沉默。众所周知，即便精神分析学家们已不再言说，但他们却跟以往一样在进行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令那个从地狱的一层跳到下一层的主体张口进行解释。实际上，意谓和解释狂（interprétose）是大地和皮肤的两种疾病，同时也是人类的痼疾，即神经症。

对于意谓的核心(即能指自身)，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它既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又是一个纯粹的原则，也就是说，什么都不是。缺乏抑或过剩，这并不重要。说符号无限地指向符号，或说符号的无限集合指向一个大能指(signifiant majeur)，这都是一回事。不过，准确地说，能指的此种纯粹的形式上的冗余不能脱离一种特殊的表达实体而被思索，应该为此种实体找一个名字：颜貌(visagéité)。不仅颜貌的特征始终伴随着语言，而且，面容（visage）还使所有的冗余发生结晶，它释放、接收、放射并重新捕获那些能指符号。它自身拥有一整具肉体：作为意谓核心的肉体，所有被解域的符号都附着其上，它由此标志着这些解域的界限。语音发自面孔；这就是为何，无论在帝国的官僚体制之中的某种书写机器如何至关重要，被书写的东西本身都保持着一种口语的特征，而非书本的特征。面孔就是能指机制所特有的图像，就是系统内的再结域。当解释重新将能指归于其实体之时，是面孔赋予能指以实体，是面孔引发了解释，是面孔在发生变化，在改变着特征。瞧，他的表情变了。能指始终是被颜貌化的(visagéifié)。颜貌从质料上支配着这个意谓和解释的集合体(心理学家们已经就婴儿和母亲的面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多撰述，同样，社会学家也就面孔在大众媒体和广告之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论述)。神一专制君主从未隐藏其面孔，正相反：他自身呈现为一个乃至多个面孔。面具没有掩藏面孔，它就是面孔。祭司和神父操控着神的面孔。在专制君主身上，一切都是公开的，而之所以如此，恰恰是通过面孔。谎言，欺骗，这些构成了能指机制的根本性的部分，然而，秘密却并非如此。①反之，当面孔消隐之时，当颜貌的轮廓消失之时，能够确定的是，我们已经进入到另外一种机制之中，进入到另外的至为沉默和不可感知的区域之中，潜藏的生成一动物、生成一分子、那些逾越了能指系统边界的暗中进行的解域就运作于其间。专制君主或神炫示着他的太阳般的面孔，它就是他的整个肉体，作为能指的肉体。他带着一种古怪的神情注视着我，他皱起眉，我做了什么令其动容？我把她的照片放在面前，人们会说她在注视着我……面孔的监视，正如斯特林堡②所说。能指的超编码，向各个方向上的散射，难以定位的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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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专制君主或神的面孔或肉体还有着一种“对称的肉体”(contre-corps)：受刑者的肉体，或更准确说是被排斥者的肉体。无疑，这两种肉体是互通的，因为有时专制君主的肉体也会遭受凌辱乃至刑罚之苦，抑或放逐与排斥之苦。“在另一极上，我们可以设想出犯人的肉体，它也有其法律上的地位，它产生了其仪式……但不是为了奠定君王本人的那种最大化权力，而是为了将那些烙印在接受刑罚者身上的最小化权力加以编码。在政治领域的这个最阴暗的地带，罪犯构成了国王的颠倒而对称的形象。”③受刑者，首先就是那些丧失了其面孔的人，他们进入到一种生成一动物、一种生成一分子的运动之中，他们将这些运动所产生的灰烬播撒在风中。然而人们会说，受刑者根本不是最终项，而是开始驱逐的第一步。俄狄浦斯至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对自己施刑，刺瞎了双眼之后离去。那个仪式，那个替罪羊的生成一动物的仪式清楚体现了这一点：第一只赎罪的山羊被献祭了，而第二只却被驱逐、被弃置于荒芜的沙漠之中。在能指机制之中，替罪羊体现了符号系统之中的熵增的新形式：在某个特定时期，它背负着所有的“恶”，也即所有那些抵制着能指符号的东西，所有那些摆脱了贯穿不同循环而进行着的符号互指的东西；它同样承担起所有那些无法在其核心处重新充实能指的东西，承载着所有那些逾越了最外围循环的东西。最终，它尤其实现了能指机制所无法容忍的逃逸线，换言之，即此种机制必须加以阻止或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才能确定的一种绝对解域这正是因为此种解域已然超越了能指符号的解域限度，无论此种限度能达到多强。逃逸线，就像是贯穿意谓之圆和能指之圆心的一条切线。它将蒙受诅咒。山羊的肛门与专制君主或神的面孔相对立。对于那些胆敢逃离系统的事物，人们对其进行杀戮，或任其逃逸。所有那些超越了能指的过剩或低于能指之物都将被打上负面价值的标记。您只能在山羊的臀部和神的面孔之间、在巫师和祭司之间进行选择。因此，完备的系统就包含着：神一专制君主的偏执狂的面孔或肉体，它居于庙宇的意谓核心；进行解释的祭司，他不断重新充实着庙宇之中的所指，并将其转化为能指；在庙宇之外的歇斯底里的人群，排成一个个紧密的圆圈，并且从一个圆圈跃向另一个；沮丧的、没有面容的替罪羊，它来自中心，经祭司选出、处理并加以装饰，将穿过层层圆圈而向沙漠逃亡。这幅过于简略的图画不仅适用于帝国的专制体制，而且还显形于所有那些中心化的、等级性的、树形的、被役使的群体之中：政治党派，文学运动，精神分析协会，家庭，配偶制……到处都遍布着照片，颜貌，冗余，意谓和解释。能指的沉闷乏味的世界；它那始终具有现实功效的古老特征；它那不可或缺的欺骗蕴涵着各个方面；它那具有深意的滑稽举动。能指支配着每一个居家场景，正如它支配着所有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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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在班图神话之中，国家的奠基人显露其面容，他公开地进行饮食，而猎人和战士则创造了一种秘密的艺术，他们隐藏于一块帘幕之后，并在那里就餐：参见 Luc de Heusch，Le roi ivre ou l'origine de l'Etat,Gallimard，pp.20—25。德豪胥(de Heusch）在第二种情形之中看到了一种更为“精致的”文明的证据：在我们看来，问题涉及另一种符号系统，也即战争的符号系统、而不再是公共工程的符号系统。

② 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译注③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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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能指机制可以通过八个方面或原则来加以界定：（1）符号无限地指向符号（意谓的无限性，它对符号进行解域）；(2）符号是被其他符号所引导的，并不断复归（被解域的符号的循环性）；（3）符号从一个循环跃至另一个循环，既与中心相关联，同时又不断地令中心迁移（符号的隐喻或歇斯底里）；（4）那些给出所指并重新给出能指的解释始终确保着循环的拓展（祭司的解释狂）；（5）符号的无限集合指向着一个大能指，它既呈现为缺乏，也呈现为过剩（专制的能指，系统的解域边界）；(6)能指的形式拥有一种实体，或，能指拥有一具作为面孔的肉体（颜貌特征的原则，这些特征构成了一种再结域）；（7）系统的逃逸线被赋予了一种负面价值，并因其逾越了能指机制的解域力量而遭受惩罚（替罪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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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是一种普遍欺骗的机制，既运作于那些跳跃之中，也运作于被调控的循环、预言者对解释所进行的操控、颜貌化中心的公开性，以及对于逃逸线的处理之中。

这样一种符号学不仅并非是首要的，而且，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从某种抽象的进化论观点出发来赋予它一种独特的优先性。我们想非常简要地勾画出另外两种符号学的某些特征。首先是所谓原初的前一能指的符号学(sémiotique pré-signifiante)，它极为接近那些不以符号来运作的“自然的”编码。我们在其中无法发现任何向作为表达的唯一实体的颜貌的还原：不存在任何通过所指的抽象而对内容的形式所进行的消除。不过，仍然存在着从严格的符号学视角出发对内容进行的抽象，这都是为了有利于一种表达形式的多元化或多义性(polyvocité)，它们驱除了能指所掌控的所有权力，并保留了内容自身所特有的表达形式：比如肉体性(corporéité)、姿态（gestualité)、节奏、舞蹈、仪式的形式，它们与语音的形式处于异质并存的关系之中。①表达的多样化的形式和实体相互交错、彼此承接。这是一种节段性的，但却是多线性的、多维度的符号学，它预先防止了所有能指的循环性。节段性是谱系的法则。在这里，符号具有其自身的相对解域的程度，此种解域不再与符号的无限互指相关，而是与界域性及对比节段之间的张力相关，而所有符号都是从此种张力中抽取出来的（营地、灌木丛、营地的变化)。不仅陈述的多义性被保存下来，而且，我们还能够终结一个陈述：一个陈旧的名字被废黜，而这是一种与能指符号学之中的保存和转化完全不同的情形。作为一种前能指机制，食人风俗恰恰具有这样的含义：吃掉一个名字，这就是一种符号图像学(sémiographie)，它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符号学的构成部分，尽管它与内容之间尚有所关联(不过却是一种表达性的关联)。②不应该认为，这样一种符号学之所以起作用，正是通过无视、抑制、或丧失能指。相反，它被一种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强烈预感所激活，为了进行对抗，它无需进行理解；在其节段性和多义性的限定之下，它注定要去阻止那些已经呈现的威胁：普遍化的抽象，能指的建立，对于表述所进行的实体性或形式性的一致化，陈述的循环性，连同它们的相关物—国家机构，专制君主的登基，祭司的等级，替罪羊，等等。每当他们吃掉一个死人，就可以说：国家又将少拥有一人。

接下来，还有另一种符号学，我们将其称为反一能指的(contre-signifiante)符号学（尤其是指那些可怕的、尚武的、畜牧的游牧民族的符号学，它们与从属于前一种符号学的狩猎的游牧民族相对)。这回，符号学更多地是通过算术和计数、而不是节段性来进行运作。当然，数字已经在节段性谱系的分化或整合之中起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同样还在能指的帝国官僚体制之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功能。然而，这样一种数字仅仅是进行再现或意谓的数字，“被不同于它自身的其他事物所诱发、产生、引发”。相反，一个数字符号（un signe numérique）的产生绝不会外在于任何对它进行标记的系统，此种系统体现出一种多元的和动态的分布，它自身就确定了关系和功能，由此所实现的是布局（arrangement）而非总和、是分布而非集合，它通过中断、转换、迁移、累积、而非单位的组合来展开操作：看起来，这样一种符号从属于一种游牧式战争机器的符号学，它与国家机构相对立。进行计数的数字（Nombre nombrant)。①将数字排列为10，50，100，1000，等等，以及与之相关的空间排列，这些操作显然会被国家军队重新收编，但它们首先所体现的正是那些伟大的草原游牧民族—从希克索斯人(Hyksos)到蒙古人所特有的一种军事系统，它被迭加于谱系的原则之上。此种战争机器之中的数字符号学的重要元素就是机密和间谍。数字在《圣经》中的作用并非与游牧民族无关，因为摩西是从他的岳父叶忒罗(Jéthrole Qénien）那里获得数字观念的：他将它作为行进和迁移的一个组织原则，并将它用于军事的领域之中。在这种反一能指的符号学之中，帝国的专制逃逸线被一种转而反抗庞大帝国的废黜之线（ligned'abolition）所取代，后者穿透并摧毁着了前者，或者，它征服了前者并与之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混合的符号学。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Greimas，«Pratiques et langages gestuels»，in Langages，n°10，juin 1968；不过格雷马斯将此种符 号学与“陈述主体”“表述主体”这样的范畴关联在一起，而在我们看来，这些范畴则属于另外的符号机制。

② 关于食人现象作为驱除死者的灵魂和名字的方式，及其作为“历法”的符号学的功能，参见PierreClastres, Chronique des Indiens Guayaki, Plon, pp.33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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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想进一步论述第四种符号的机制，即后一能指（post-signifiant）的机制，它的新特征与意谓相对立，它为一种独特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的过程所界定。—存在着众多的符号机制。我们所开列的清单是独断的、有限的。没有任何理由将一种机制或符号学与一个民族或某个历史阶段等同起来。在同一个阶段或同一个民族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混合状态，以至于我们只能说：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或一个阶段确保着某种机制的相对的支配地位。也许所有的符号学都是混合性的，它们不仅与多种多样的内容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将不同的符号机制结合在一起。在能指机制之中，前一能指的要素始终是能动的，反一能指的要素始终处于当下的运作状态，而后一能指的要素亦已然存在。但这过于突出了时间性。符号学及其混合可以出现于某个历史时期在其中不同的民族相互对抗并混合；也可以出现于语言之中在其中不同的功能相互竞争；还可以出现于一个精神病医院之中—在其中不同的疯狂形态彼此并存，甚至在某个病例中可以彼此接合；以及，出现于某种日常的对话之中在其中操着同一种语言活动（langue）的人们所说的却并不是同一种语言（langage）（突然出现了某种出乎意料的符号学的一个片段)。我们不想构造进化论，也不想构造历史。符号学依赖于配置，而正是配置决定了：在某种有限的情形之中，某个民族，某个阶段或某种语言活动，甚至是某种风格，风尚，病变，某个微小的事件，这些确保了一种或另一种符号学的支配地位。我们尝试建构起符号机制的地图：我们可以颠倒它们，保留它们的某些坐标和维度；在不同情况之下，我们将获得一种社会构型，一种病态的谵妄，一个历史事件，等等。我们还将在另一个场合之中看到这一点：有时，人们与一种具有明确日期的社会系统直接相关—“骑士之爱”(amour courtois)；有时，又与一种被称作“受虐狂”的私人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可以将这些地图组合或分开。为了区分符号学的两种类型—比如说后一能指机制与能指机制，我们必须同时考察极为多样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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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涉及数的表述借自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不过，她将其用于以“能指”为预设的文学文本的分析：«signifiant» ：Semeiotikè，Éd. Seuil，p.294 sq，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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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当精神病学处于其临床技术的顶峰之时，它面临着非幻觉性谵妄的难题，此种谵妄保有精神上的完整性，而且没有“理智上的削弱”。第一种重要的类型—妄想狂或解释狂—已经体现出不同的方面。不过，关于另一种类型可能具有的独立性，在埃斯基罗尔(Esquirol)对于偏执狂的分析之中，以及克雷佩林（Kraepelin）①对于寻衅狂（Quérulance）的分析之中已经初具雏形，接着，塞里厄（Serieux）和卡普格拉（Capgras）又将其界定为请求狂，而克雷宏波（Clérambault）则将其界定为激情性谵妄[“寻衅狂或请求狂（revendication)，嫉妒，色情狂（érotomanie）”]。一方面根据塞里厄和卡普格拉、另一方面根据克雷宏波（他将此种区分推进得最远）的极为精彩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一种偏执狂一解释狂的意谓的理想机制与一种激情性的后能指的主观机制进行对照。前一种机制可被界定为：一个开始的潜伏期，一个隐藏的中心，它体现出围绕一个观念被组织起来的内生的力量；接着，它在一个无定形的连续体、一种滑动的氛围（在其中最微小的事件也能够被带动）之上展开为网络；一种呈环状向外辐射的组织，一种向各个方向进行环状辐射的拓张，在其中个体从一个点跃向另一个点，从一个循环跃向另一个循环，接近或远离中心，形成展望或回顾；氛围的一种转化，沿着簇集于一个主要核心的周围的多变线条或次级中心。第二种机制则相反，它自身为一种决定性的、外在的机缘所界定，并处于与外部之间某种关系之中，此种外部更表现为情感而非观念、努力与行动而非想象（“行为而非观念的谵妄”)；为一个运作于单一象限的有限星丛所界定；为一种“公设”或一种“简明法则”所界定，它们构成了一个线性序列或进程的出发点，这个序列或进程不断展开，直至耗竭，由此标志着一个新的进程的起点；简言之，被界定为有限进程的时间性的、线性的接续，而非无限拓展的循环之间的同时性。②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德国精神病学家。——译注

② 参见 Sérieux et Capgras, Les folies raisonnantes, Alcan 1909;Clérambault, Euvre psychiatrique, rééd. P.U.F.；不过，卡普格拉相信一种本质上是混合的或多形态的符号学，而克雷宏波则抽象地得出了两种纯粹的符号学，即使他曾承认二者之间的事实性的混合。——关于对这两类谵妄进行区分的来源，可以主要参考Esquirol，Des maladies mentales，1838[在何种范围之内，“偏狂(monomanie)”可以与躁狂(manie)相分离？]；以及 Kraepelin，Lehrbuch der Psychiatrie[在何种范围之内，“寻衅狂(quérulance)”可以与偏执狂（paranoia）相分离?]。第二种谵妄的问题，或激情性谵妄的问题，由拉康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加以复述和阐述，De la psychose paranoïaque, Éd. Seuil, 以及 Lagache, La jalousie amoureuse, P. U.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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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于这两种并不削弱理智的谵妄的历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并未扰乱某种预先存在的精神病学，而反倒是处于19世纪的精神病学的构成核心，由此解释了为何精神病医生自始至终都将保持其原初状态：他诞生于困境之中，处于人道、治安、司法等等各种需求的掌控之下，他被指责为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生，被怀疑为把那些没疯的人当作疯人、但却认不出那些真正的疯人，而他自己则为良知的困窘所折磨——这是最后一个黑格尔式的美好灵魂。如果我们对这两种谵妄进行原样考察，那就可以说，第一种类型看起来彻底疯了，但实际上却没有：施莱伯庭长向各个方向展开其辐射性的妄想狂及其与上帝之间的关联，但他可没疯，甚至还一直能精明地打理资产，还能辨别出不同的循环。而在另一极上，则是那些看上去根本没疯、但实际上却处于疯狂之中的人，这体现于他们那些骤然间的举动，比如争吵，纵火，谋杀（埃斯基罗尔所区分的偏执狂的四种主要类型—色情的，理智的，纵火的，谋杀的——已然如此)。简言之，精神病学决不是在与疯狂概念甚或其某种变体的关联之中被构建起来的，而毋宁说是通过它沿着这两个对立方向所进行的分解。精神病学所揭示的难道不正是我们所有人身上的双重形象：要么是看起来疯但实际上没疯，要么是看起来没疯但实际上却疯了？(这种双重理解仍然将是精神分析的出发点，也是它得以与精神病学相联结的方式：我们看起来疯了，然而实际上却没疯，比如在梦中；我们实际上是疯了，但看上去却没有，比如在日常生活之中)。因而，精神病学有时倾向于为理解和宽容辩护，强调监禁之无效性，呼吁精神病院敞开大门(open-door)；有时又相反，倾向于要求增强监控，建立具有安全措施的特殊精神病院，正因为疯人表面看起来并不疯、反而需要一种更为严苛的措施。①而两种主要的谵妄——观念的和行动的—之间的区分与阶级之间的划分颇为相符，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些不那么需要被监禁起来的妄想狂往往总是资产阶级，而偏执狂和激情性请求狂则最经常地是来自农民或工人阶级，正如在政治暗杀的边缘性案例之中②)？一个有着发散性、辐射性观念的阶级（必然）与一个被还原为局部的、部分的、零星的、线性的行动的阶级相对立……并非所有的妄想狂患者都是资产阶级，并非所有的激情性谵妄患者或偏执狂患者都是无产阶级。不过，在混合性的现实之中，上帝与他的那些精神病学家们负责去辨认出两类人：一类人即便在谵妄之中也维护着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另一类人则导致混乱、甚至是被严格定位的混乱，比如，在木柴堆上纵火，谋杀父母，逾越阶级等级的爱情或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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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Serieux et Capgras，p.340 sq。以及 Clérambault，p.369 sq：激情性的谵妄病人是被轻视的，即使是在精神病院之中，因为他们总是安静而狡猾，“得了一种谵妄症，它的程度轻到足以让他们明白我们是怎样评判他们的”；但正因此就更有必要将他们维持于监禁之中；“这样的病人不应该被质问，而应该被操控，为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扰动他们的情感。”

②埃斯基罗尔(Esquirol)指出，偏狂是一种“文明的疾病”，具有一种社会性的演化过程：它开始的时候 是宗教性的，但随后却愈发成为政治性的，不断被警察追踪(Des maladies mentales，t. I，p.400)。同样参见 评论, Emmanuel Regis, Les régicides dans l'histoire et dans le présent,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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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们试图区分出一种能指的、妄想狂的、专制的机制，以及一种后一能指的、主观的或激情性的、独裁的（autoritaire）机制。确实，独裁和专制不是一回事，激情性谵妄和妄想狂不是一回事，主观性和能指不是一回事。在与之前所界定的能指机制相对立的第二种机制之中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一个符号或一组符号从辐射性的环状网络之中分离出来，开始其自身的直线运动，就好像它涌入了一条开放的狭窄路径之中。能指系统已经勾勒出一条逃逸线或解域线，这条线逾越了它的被解域的符号所特有的指数(indice)；然而，准确说来，它赋予这条线一种负面价值，并使替罪羊沿着这条线进行逃亡。我们现在会说，这条线接受了一种肯定性的符号，而且，它确实为一整个民族所栖布和跟随，这个民族在其中发现了其存在的理由和命运。当然，还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构建历史：我们不会说一个民族创造了这种符号的机制，而只会说，这个民族在某个阶段实现了那个确保此种机制得以获得相对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的配置（此种机制，此种统治地位，此种配置，也可能在其他的条件之下得以确立，比如，病理学的，文学的，爱情的，或全然日常的条件，等等)。我们不会说一个民族被某种类型的谵妄所掌控，而只会说，某种谵妄的地图，就其基本框架而言，可能与某个民族的地图（同样也就其基本框架而言）相重合。这不就是妄想狂的法老和激情谵妄的希伯来人？在犹太民族那里，一组符号从它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埃及帝国的网络之中挣脱出来，并开始沿着一条逃逸线向沙漠之中运动，以最为独裁的主体性来对抗专制的意谓，以最为激情性和最少解释性的谵妄来对抗解释性的妄想狂，简言之，就是以线性的“进程（诉讼）或请求”来对抗辐射性的循环网络。你们的请求，你们的进程，这就是摩西对他的人民所说的话，而这些进程则沿着一条激情之线彼此承接。①卡夫卡提出了其特有的寻衅（quérulance）和诉讼的概念，以及线性节段之间的接续：父亲一诉讼，旅馆一诉讼，船一诉讼，法庭一诉讼……

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或波及最广的事件：耶路撒冷的圣殿先后两次被摧毁(公元前587年，公元70年)。圣殿的整部历史，首先是不断迁移且易损的约柜，接着是所罗门王修建的第一座圣殿，在大流士时期得以重建，等等；然而，这段历史只有通过与不断重复着的摧毁的进程[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分别是尼布甲尼撒(Nabuchodonosor）和提图斯（Titus)]相关才有意义。流动的、脆弱的、或被摧毁的圣殿：约柜只是他们随身所携带着的一小组符号。这样一条完全是否定性的逃逸线是不可能出现的：它为动物或山羊所占据，并带有着所有那些威胁着能指的危险。让不幸降临于我们身上，这个原则正是犹太历史的节奏：我们必需跟随着最为解域之线，替罪羊之线，但我们将改变其符号，将其转化为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激情、我们的争讼或请求的肯定性之线。我们将是我们自己的替罪羊。我们将成为羔羊：“上帝，像一头狮子，牺牲之血被敬献给他，而他现在必须被置于背景之中，但这仅仅是为了被献祭的上帝能够占据前景。……上帝变成了被屠杀的动物，而不是进行屠戮的动物。”①我们遵循着那条将大地与海水分离的切线，与它紧密联结在一起，我们将循环的网络和滑动的连续体分开，我们将分离之线归为己有，以便沿着它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并将能指的要素进行分解(诺亚方舟上的鸽子)。一条狭窄的通道，一个居间者，但却不是均值，而是一条细长的线。一种犹太人的特性已经在某种符号学之中获得肯定。然而，此种符号学并不比另一种符号学更少混合性。一方面，它与游牧民族的反一能指的符号学密切相关（希伯来人拥有着一段游牧的过去，与他们从中得到启示的游牧性数字组织之间的一系列现实关联，一系列独特的生成一游牧民；他们的解域之线颇多借鉴了游牧式摧毁的军事之线②)。另一方面，它又与能指符号学有着本质性的关联，而希伯来人及其上帝将始终怀念这套符号学：重建一个帝国式社会并与之合为一体，像所有人那样效忠于一个王(撒母尔)，重建一座终将牢不可破的圣殿(大卫和所罗门，撒迦利亚)，建造不断上升的巴别塔并再度发现上帝的面容；不仅要停止漂泊，而且还要克服那种流散的状态—流散，只是了为了那个大团聚的理想。我们只能揭示出，在此种混合的符号学之中，哪些要素体现了一种后一能指的、主观的或激情谵妄的新机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Deutéronome，I，12。在Pléiade版《圣经》之中，编者多尔姆(Dhorme)明确指出：“你们的请求，就是你们的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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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貌经受了一种深刻的转化。神转过脸去，任何人都不可以看到他的面孔；然而，反过来，被一种对于神的真正敬畏所震慑，主体也转过他自己的面孔。被偏转的面孔只以侧面呈现，它取代了辐射状面孔的正面形象。正是这双重的偏转勾勒出一条肯定性的逃逸线。先知正是此种配置之中的主角；他需要一种确证圣言的符号，他自己受到一个符号的冲击，而正是这个符号标志着他所归属的那个特殊机制。正是斯宾诺莎提出了一种最为深刻的先知主义的理论，并对其所特有的符号学作出了阐释。当上帝转过脸去之时，该隐自己也转过脸，他已跟随循那条解域之线，并得到那个使他避死的符号的庇护。该隐的符号。比帝王赐死更可怕的惩罚？犹太教的上帝创造了缓刑(sursis)，缓刑中的生存，无限的延期③。但他还创造了肯定性的盟约，将其作为一种与神之间的新型关联，因为主体始终是有生命的。亚伯（Abel）无关紧要，他的名字是空幻的，但该隐却是一个真实的人。远非是作弊和欺骗的整套系统激活了能指的面孔、预言者的解释和主体的移位。相反，是背叛、普遍背叛的机制，在其中，真实的人不停地背叛着上帝，正如上帝也带着一种界定了新的肯定性的神怒背叛着人。在死之前，摩西领受了关于伟大的背叛之歌的话语。与祭司一预言者相反，甚至先知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个背叛者，因此他要比一个忠诚的信徒更好地履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命约拿前往尼尼微，为了让那里的总是不断背叛上帝的居民改邪归正。然而，约拿的第一个举动正是朝向相反的方向，他自己就背叛了上帝，逃走了，“远离主的面前”。他登上了一条前往他施的船并睡下，就像是一个正直的人。上帝卷起的狂风骤雨将他投入水中，他被鲸鱼吞入腹中，又被吐在水陆交界之处，这条分界线或逃逸线曾为诺亚方舟上的鸽子所占据(约拿正是鸽子的名字)。然而，通过逃离上帝的面前，约拿恰恰履行了上帝所意欲的事情，即将尼尼微的罪恶承揽于自己的身上，而且，他更好地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他走在了上帝之先。这就是为何他像一个正直的人那样入睡。上帝保全了他的性命，让他暂且庇护于该隐的树下，但随后却让这棵树死去，因为约拿已经通过占据逃逸线而恢复了盟约。①是耶稣将背叛的系统普遍化：他背叛了犹太人的上帝，背叛了犹太人，他被上帝背叛（你为何弃我而去?)，又被犹大这个真实的人背叛。他将罪恶承揽于自己身上，然而，杀害他的犹太人同样也将罪恶承揽在他们自己身上。人们质问耶稣，他是否拥有一种神圣血缘的符号：他援用了约拿的符号。该隐，约拿，耶稣，形成了三大线性进程，沿着它们，符号奔涌着、并互相承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进程。到处都存在着沿着逃逸线所展开的双重偏转。

1.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① D. H. Lawrence, L'Apocalypse, Balland, ch. X.

② 参见 Dhorme, La religion des Hébreux nomades, Bruxelles, 以及 Mayani, Les Hyksos et le monde de la Bible,Payot。作者强调了希伯来人与哈比鲁人(Habiru)(游牧的战士)，以及与奎尼安人(Qénien)(游牧的锻工）之间的关系；摩西所特有的，不是借鉴自游牧民族的数字组织的原则，而是一种始终可废止的约定一争讼，契约一争讼的观念。马亚尼(Mayani)明确指出，这个观念既不是来自定居的农耕者，也不是来自游牧的战士，甚至也不是来自迁徙的民族，而是来自一个行进中的部落，它以主观自觉的命运的概念来思索自身。

③ 参见Kafka，Leprocès。(通译为《审判》，但我们为了和前文的译法一致，还是将这个标题译作《争讼》—译注)。正是画家蒂托雷利(Titorelli)提出了关于无限延期的理论。除了并不存在的彻底宣判无罪，蒂托雷利还区分了“诡称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这两个司法的机制（参见《审判》第七节译注）：前者是循环性的，指向一种能指的符号学，而后者则是线性的和节段性的，指向着激情的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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