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当先知拒绝了上帝施予他的责任之时(摩西、耶利米、以赛亚，等等)，这并不是因为此种责任对于他来说过于沉重，正如帝国的占卜者或预言者以此来拒绝一个危险的使命：正相反，他就像约拿一样，通过躲避、逃逸、背叛来领先上帝的意愿，因而要比单纯的服从更为有效。先知始终为上帝所迫，简直可以说，上帝给予他们的侵害远甚于赐予他们的启示。先知不是祭司。先知不懂得如何言说，上帝将言语深深地置入他们的口中：咀嚼言语，一种新型的噬符号体(sémiophagie)。与预言者不同，先知什么也不解释：他所拥有的更多是一种行动的谵妄而不是一种观念的或想象的谵妄，他与神之间的关联更多地是激情的和独裁的、而非专制的和能指的；他先行一步并探知到未来的力量，而并非是运用过去和当下的权力。颜貌特征的功能不再是阻止一条逃逸线的形成，也不是形成一具意谓之躯体、以此对逃逸线进行控制并仅在其上遣送着一头无面孔的山羊。相反，是颜貌对逃逸线进行组织，在两张憔悴的、偏转的、以侧面呈现的面孔的彼此面对的关系之中。背叛变成一个固定观念，主要的执念，它取代了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妄想狂者的欺骗。“迫害妄想狂一被迫害妄想狂”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切题：在专制的妄想狂机制和独裁的激情性机制之中，它的含义发生着彻底的变化。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林登（JérômeLindon)首次分析了犹太人的先知主义与背叛之间的此种关系，并以约拿作为典型的案例，参见 Jonas，Éd. Minuit，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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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仍然困扰着我们：这就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在希腊世界之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故事的第一部分都是帝国的、专制的、妄想狂的、解释性的、预言式的。然而整个第二部分都是俄狄浦斯的漂泊，他的处于进行双重偏转（他自己面孔的偏转，以及神的面孔的偏转）之中的逃逸线。俄狄浦斯堕入其中的，既不是被有序跨越的精准界限，也不是人们无权跨越的界限[傲慢(hybris)]，而是一种隐蔽的界限。不是解释性的能指辐射，而是一种主观的线性的进程，正是它使俄狄浦斯得以恪守一个作为剩余物的秘密，这个秘密能够再度启动一个新的线性进程。俄狄浦斯，被唤作无神者(atheos）：他创造了比死亡和放逐更有害的事物，他漂泊于、幸存于一条异常确实的解域线或分界线之上。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在这里看出了双重偏转的诞生，面容的变化及现代悲剧的诞生，然而，他们却令人费解地将所有这些都归于古希腊人：结果不再是谋杀与突然的死亡，而是一种在缓刑之中的持存，一种无限的延期。①尼采指出，与普罗米修斯相对，俄狄浦斯是希腊人的闪米特神话，是对激情或被动性的赞颂。②俄狄浦斯，是希腊的该隐。让我们再次回到精神分析。弗洛伊德迫不及待地扑向俄狄浦斯，这绝非偶然。精神分析确实是一种混合符号学的情形：既是一种意谓和解释的专制机制，展现为面孔的辐射；但同样也是一种主体化和先知主义的独裁机制，展现为面孔的偏转（由此，藏身于病人身后的精神分析师顿时就获得了其全部的意义)。对“充当另一个能指之主体的能指”进行解释的新近尝试就是典型的诸说混合：一种主观性的线性进程，但同时也是能指和解释的循环式发展。两种绝对差异的符号机制构成了一个混合体。然而，那些最为可怕和阴险的权力建立于其上。

还需对与专制的、妄想狂式的欺骗相对立的独裁的、激情性的背叛的历史再进行一些论述。所有人都是声名狼藉的，但博尔赫斯的这部恶棍列传却并不成功。③他本应该将欺骗和背叛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区分开。同样，还应该区分背叛的种种不同的形象。实际上，还存在着背叛的第二种形象，它出现于某些时刻和某些场所，但却始终是作为某种伴随新的组分而变异的配置的一种功能。基督教就是混合符号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例，它具有能指的帝国式组合，但同样也具有后一能指的犹太主体性。它转化了能指的理想系统，但同样也转化了后一能指的激情系统。它发明了一种新的配置。异端构成了欺骗的一个部分，正如正统构成了意谓的一个部分。然而，存在着这样一些异端，它们不仅仅是异端，而且还公然宣布纯粹的背叛：比如，“1es Bougres”，也难怪保加利亚人（Bulgares）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①普吕姆（Plume）先生曾说，当心保加利亚人。这是一个与解域的深刻运动相关的界域性问题。在英格兰，这就是另一种界域性或另一种解域：克伦威尔，处处进行背叛，一条与意谓的王权核心和中间循环相对立的激情性的主体化直线：独裁者对抗专制者。理查三世，这个丑陋的、鬼鬼祟祟的人，他的理想就是背叛一切：他与安夫人（LadyAnne）面面相觑②，两个人的脸都偏转了过去，但却心知肚明，他们注定彼此归属。这与莎士比亚的其他历史剧不同：在那些剧作之中，国王进行背叛是为了获取权力，他们本是凶手，但却成为好国王。他们是治国者(des hommes d'Etat)。而理查三世则不同：他的那些纠葛—包括与女人之间的纠葛—源自一部战争机器而非国家机构。他是背叛者，来自那些伟大的游牧民族及其秘密。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说：当他谈起一个秘密的计划，它远不止于对于权力的征服。他想在不稳固的国家与和解的夫妇之中重建战争机器。只有安夫人猜透了这个秘密，这个神魂颠倒、心惊胆战但又唯唯诺诺的安夫人。所有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之中都遍布着这些作为背叛者的人物，他们想要成为绝对的背叛者，有别于那些治国者或廷臣的欺骗。—有多少背叛伴随着基督教世界的重大发现，伴随着对于新的大陆和大洲的发现：在解域线之上，小群体背叛着所有人一他们的同伴，国王，土著，邻近的探险者，而这正是出于那疯狂的希望，即与他们家族中的一位女性一起最终缔造一个标志着全新起点的纯粹种族。赫佐格的影片《天谴》（Aguirre）真的是非常莎士比亚。阿吉雷（Aguirre）提出了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在所有地方、对于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一个背叛者？这里，我就是唯一的背叛者。欺骗的终结就是背叛的开始。多么伟大的梦想！我将是最后一个背叛者，彻头彻尾的背叛者，因而，也是最后的人。—接着是宗教改革：路德的那种背叛所有事物和所有人的惊世形象，他与恶魔之间的私密关联导致了通过善行和恶行所实现的普遍背叛。在这些背叛的新形象之中始终存在着向《旧约》的回归：我就是上帝的震怒。不过，背叛变成人道主义的，它不再发生于上帝及其选民之间；它依赖于上帝，但却发生于上帝的选民与其他那些作为欺骗者而被斥责的民族之间。说到底，只有一个皈依于上帝的人，只有一个作为上帝之震怒的人，这唯一的背叛者对抗着所有的欺骗者。然而，既然每个欺骗者都是混合性的，那么，又有哪个欺骗者不曾将其自身视作这唯一的一个呢？又有哪个背叛者不会有一天对他自已说，他无非只是一个欺骗者？[参见莫里斯·萨克斯(Maurice Sachs)的古怪案例。]

1.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① Hölderlin，Remarques sur Edipe，pp.10—18(不过荷尔德林已经对这样一种“缓慢而艰难”的死亡的特征进行了限定：让·伯弗莱(JeanBeaufret)对此种死亡的本性及其与背叛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精彩的评述：“对于神——其实就是时间(Temps)——的绝对转向，人应该通过将自身转化为一个背叛者而作出回应”)。

② Nietzsche, La naissance de la tragédie, § 9.

③ 即博尔赫斯于1935年出版的《恶棍列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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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书——或书的替代物——在能指的偏执狂机制与后一能指的激情性机制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第一种情形之中，首先存在着一种专制能指的散布，以及文士（scribes）和祭司对其所进行的解释，他们固化了所指并重新给出能指；然而，符号间还存在着一种从一个界域向另一个界域的循环运动，它确保了某种解域的速度（比如，一部史诗的流传，不同城市间为了一位英雄的诞生而进行的竞争，以及祭司一抄写人在界域性和谱系的交换之中的作用①)。然而，那些书的替代物始终具有一个外在的原型，一个指称、面孔、家庭或界域，它们在书中保留着一种口语的特征。相反，我们会说，在激情性机制之中，书似乎被内化了，而且把一切都内化了：它成为神圣的、被书写之书。正是它取代了面孔，而隐藏起面容的上帝将书写石板赐予摩西。上帝在号角和语音之中呈现自身；然而在这阵声音中，人们听到了无一面孔(non-visage)，正如在书之中，人们看到了话语。书已然变为激情的肉体，正如面孔是能指的肉体。现在，谱系和界域是被铭写在最为解域的书上。书“道出”（dire）谱系，但它又必须首先在某一个界域之中才能“被说出”(sedire)。因而，解释完全改变了功能。抑或，它彻底消失了，以利于一种纯粹的字面上的记诵，由此禁止最小的修改、增益或评注（基督徒的“汝当愚钝”(abêtissez-vous②）的著名原则构成了这条激情线的一部分；而《古兰经》则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或者解释仍然存在，但变得内在于书本身，而书则失去了在外部要素之间进行循环流通的功能：比如，正是沿着书的内在之轴，被编码的解释的不同类型才得以固定；正是根据两部书（比如《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一致性，解释才得以被组织起来，甚至有可能引发第三本书，它沉浸于同一个内禀性要素之中。③最终，解释有可能摆脱所有那些中间人和专家而变为直接的，因为书既被写于其自身之中、又被写于心中，在前一种情形之中，它是作为主体化的点，而在后一种情形之中，则又处于主体之中（书的宗教改革式的概念)。无论怎样，书的谵妄激情—作为世界的起源和目的—在这里找到其出发点。独一无二之书，总体之书，所有内禀于书的可能组合，书一树，书一宇宙，所有这些先锋派所珍视的陈词滥调，它们割断了书与外部之间的关联，因而，比能指的赞歌还要更为有害。当然，它们完全是与一种混合的符号学紧密联结在一起。只不过，它们事实上拥有一种尤为虔敬的起源。瓦格纳、马拉美、乔伊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些仍然是“圣经”。如果说激情性谵妄从根本上说是偏执狂的，那么，偏执狂就在一神论和书之中发现了其配置的一个根本要素。最为怪异的狂热崇拜。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Bougres，在中世纪法语之中，源自“保加利亚人”这个词，最初指来自保加利亚的一个异端教派（被怀疑进行“不自然的”践行)，后来用以通指“异端”，直至它获得其现代的意义。——英译本注

② 在这里提到的是莎翁名剧《理查三世》中的情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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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在激情性或主体化的机制之中所发生的情形。不再有与那些拓展的循环或螺旋相关的意谓中心，而只有一个主体化的点，它构成了线的出发点。不再有一种能指一所指之间的关联，而只有一个来自主体化之点的表述主体，以及与之处于可确定的关系之中的陈述主体。不再有从符号到符号的循环性，而只有一种线性的进程，符号通过主体而被卷入其中。应考察三个不同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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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语出帕斯卡。——译注

① 关于史诗“图书馆”的本性（它的帝国的特征，祭司的作用，在城市和神庙之间的流传)，参见Charles Autran, Homère et les origines sacerdotales de l'épopée grecque, Denoël.

③ 参见中世纪时对于书籍的解释技法；以及约阿希姆·德·弗洛尔（Joachim de Flore）的极端尝试，他从两部《圣经》之间的一致之处出发，从内部得出了第三种状态或进程(L'Evangile éternel，Ri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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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帝国相对立的犹太人：上帝隐藏起他的面孔，变为一个主体化之点，以便勾勒出一条逃逸线或解域线；摩西作为表述的主体，是在上帝所赐予的、代替了面孔的石板的基础之上所构成的；犹太民族构成了陈述的主体，为了背叛，但也同样为了一片新的疆土，形成了一种不断更新的联盟或线性的“进程”，而非一种环状的拓张。

(2）所谓的现代哲学、或基督教哲学；笛卡尔与古代哲学之间的对立：无限观念的首要地位，它作为一个绝对必然的主体化之点；我思(Cogito)，意识，“我在思想”，作为表述的主体，它对自己的运作进行反思，而且只有沿着一条体现为怀疑方法的解域之线才能构想自身；进行着必要的再结域的陈述主体则是灵与肉之合体，也即情感，而我思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对其进行确证。我思就是一种始终需要不断重新开始的进程(争讼），而背叛的可能性始终纠缠着这种进程(争讼）—欺骗的上帝和邪恶的妖精。当笛卡尔说：我能推出“我思故我在”而非“我走故我在”，他就区分了两种主体（当代的那些仍然是笛卡尔主义者的语言学家们称之为转换装置(shifter)，虽然他们在第二种主体之中发现了第一种主体的痕迹)。

（3）19世纪的精神病学：从躁狂症（manie）之中分离出来的偏执狂；从观念性的谵妄之中分离出来的主观的谵妄；“着魔”（possession）取代了巫术；一种激情性谵妄的缓慢分离过程，它与妄想狂相区分……根据克雷宏波，激情性谵妄的图式就是：作为主体化之点的公设（他爱我）；傲慢，作为表述主体的声调（对于被爱者的谵妄式追求）；怨恨，积恨（一种向陈述主体的复归所产生的效应)。激情性谵妄是一个真正的我思。在这个被爱幻觉的案例之中—对于嫉妒或寻衅狂也是如此，克雷宏波尤为强调此点：符号应该沿着一个线性的进程或节段，直至其终点，然后才能开始另一个进程或节段；而在偏执狂的谵妄之中，符号则不断地形成了一张在各个方向上展开自身并自我调控的网络。同样，我思遵循着一个必须被重新开始的线性的时间进程。犹太人的历史节奏体现于那些灾难之中，而在每次灾难之后，都恰好有足够数量的幸存者来重新开始一场新的争讼(进程)。一场争讼（进程）的完整过程往往具有以下的标志：只要还存在着线性的运动，则复数就被运用，而一旦出现了一次暂停或中止（它标志着一次运动的终结，另一次运动的起始)，在单数的特异者（Singulier）之中就出现了一段记忆。①基本的节段性：一场争讼必须被终结（它的终点必须被标出），以便另一场争讼能够开始。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比如，Deutéronome XIX，1：“他们从利非丁起行，到达西奈的沙漠，他们在沙漠之中安营，在那里以色列人在山前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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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化之点就是后一能指机制的激情之线的起源。主体化之点可以是任何事物。只要从这个点出发，人们就能够重新发现标志主观符号学的如下特征：双重偏转，背叛，延缓之中的存在。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食物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厌食症患者并未面临死亡，他通过背叛食物而拯救自己，而食物也同样是一个背叛者，因为它被怀疑含有幼虫、蠕虫和细菌)。对于一个恋物癖者来说，一件外衣，一条床单，一只鞋都构成了主体化之点。向爱人呈现的一种颜貌的特征也是如此，但颜貌的意义已然改变，它不再是能指的肉体，而变为一种解域的出发点，此种解域使得所有其余的一切都进入逃逸之中。一个事物，一个动物也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对于所有的事物来说，都存在着我思。“两眼分得很开，一个用石英雕琢而成的脑袋，一个看起来栩栩如生的髋部……每当美人变得诱惑难当之时，她总可以被还原成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作为一条激情线之起点的主体化之点。①此外，众多的点可以并存于一个个体或一个既定的群体之中，它们始终介入于众多不同的、并非始终相容的线性过程之中。那些强加给个体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形式或“标准化”的形式旨在使他改变主体化之点，始终趋向于一个更高级、更高贵、更符合一种预设理想的点。接着，从主体化的点之中产生出表述的主体，作为一种为这个点所规定的精神实在。然后，从表述的主体之中产生出一个陈述的主体，换言之，一个被掌控于与主流现实相一致的陈述之中的主体（而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实在只是这个主流现实的一部分，即便二者有时看起来相互对立)。重要的是将后一能指的激情线转化为一条主体化或役使之线，而这正是通过两种主体的倍增与构成，是一方（表述的主体）回转叠合于另一方（陈述的主体）之中（当语言学家们谈到一种“表述的过程在陈述之中所产生的痕迹”之时，他们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意谓运作着一种表述的实体性的统一化，而主体性则在这里实施着一种集体性的或特殊性的个体化。正如有人说，实体已然变为主体。表述的主体回转叠合于陈述的主体之中，以至于陈述的主体自身又为另一个进程重新提供了表述主体。陈述主体已然变为表述主体的“担保人”，这是通过某种还原性的言语模仿症，并呈现出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同样也体现于精神实在向主流现实的叠合关系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于某种运作于内部的主流现实的吁求（已经存在于《旧约》之中，或者，在宗教改革之中，连同贸易和资本主义)。甚至不再需要一种权力的超越中心，相反，所需要的是一种内在性权力，它与“现实”混合在一起，并以规范化的方式运作。一种古怪的发明：就好像，在某种形式之中，被双重化的主体是作为陈述的原因，而在另一种形式之中，它又成为这些陈述的一部分。这就是取代了暴君一能指的立法者一主体的悖论：你越是服从主流现实的陈述，那么你在精神实在之中就越是作为表述的主体而进行统治，因为，最终是你自己服从于自己，你所服从的正是你自己！是你在发号施令，凭你的理性能力……人们发明了一种新形式的奴役，即做自己的奴隶，或，做纯粹“理性”和我思的奴隶。还有什么比纯粹理性更富有激情？还有哪一种激情比我思更为冷酷、极端和追求私利？

1.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① Henry Miller, Sexus, Buchet-Chastel, 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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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清楚揭示了此种将社会性个体构成为主体的过程：他将其称为“质询(interpellation）”（“喂，在那边的，你！”)，并将主体化之点称为绝对的主体，由此分析了主体的“镜像般的双重化”，并援引上帝、摩西和犹太民族为例证来展开其论证。①像本维尼斯特这样的语言学家提出了一种古怪的语言人格学，它非常接近于我思：你，无疑可以指称对其讲话的那个人，但它更是一个主体化之点，正是从这个点出发，每个人才得以被构成为主体；我，作为表述的主体，指称着那个进行陈述并在陈述之中反思自身运作的那个人（“非指称性的空洞符号”），正如出现于“我在相信，我在假设，我在思索……”这类命题之中的“我”；最后，“我”作为陈述的主体，它指示着一种人们总可以用一个“他/她”来取代的状态(“我在受苦，我在行进，我在呼吸，我在感觉……”)。②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一种语言学的操作，因为一个主体决不会是语言的条件，也不会是陈述的原因：不存在主体，只有表述的集体性配置，而主体化只是这些配置中的一种，它指示着一种表达的形式化或一种符号的机制，而非语言的内在条件。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问题并不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所特有的运动：作为符号机制或表达形式的主体化与一种配置关联在一起，换言之，与一种权力的组织关联在一起，此种组织已经充分运作于经济之中，而并没有将其自身叠加于内容或（被规定为最终实在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之上。资本尤其是一个主体化之点。

精神分析的我思：精神分析师将其自身表现为理想的主体化之点，它将使得病人抛弃那些被称作“神经官能症”的旧点。病人将部分地作为表述的主体，在所有那些他向精神分析师所说的话之中，在治疗过程中的那些人为的精神状态之中：他因而被称为“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人（psychanalysant）”。但是，在另外的言与行之中，他就是陈述的主体，永远要接受精神分析的诊疗从一个线性的进程到另一个线性的进程，甚至要更换分析师，以便越来越从服从于一种主流现实的标准化操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及其混合的符号学充分参与到一条主体化之线当中。精神分析师甚至都不必言说，接受分析者自身就会承担起解释的职责；至于被分析的病人，他越是以节段的方式来思索“他的”下一次或上一次治疗，他就越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主体。

正如妄想狂机制有两条轴—在一条轴上，是指向符号的符号（由此使符号成为一个能指)，在另一条轴上，则是指向所指的能指；同样，激情的机制和主体化之线也具有两条轴，即横组合轴与纵聚合轴：第一条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意识。作为激情的意识恰恰正是此种主体的双重化——表述的主体与陈述的主体，以及一方向另一方的回转叠合。然而，主体化的第二种形式就是作为激情的爱情，爱情一激情，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双重性、双重化和回转叠合。还是在这里，一个多变的主体化之点被用于对两种主体进行分布，它们既隐藏起自己的面孔，但同样也向彼此呈现自己的面孔，并且与一条逃逸线、一条始终使它们相互接近但又彼此分离的解域线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存在着此种双重化意识的一个单身的（célibataire）方面，同样，还存在一对不再需要意识或理性的激情爱侣。然而，这还是同样的机制，即使是在背叛之中，即使背叛是由第三方所进行的。亚当和夏娃，该隐的妻子(《圣经》之中本应更多地谈到她)。理查三世，这个背叛者，最终在梦境之中良心发现，但却仅仅是与安夫人之间的面对面的奇异关系，两个人的面孔相互闪避，但同时又都明白，他们已然彼此相许，沿着那即将令他们分离的同一条线。最为忠诚、最为温柔或最为强烈之爱，它对一个表述的主体和一个陈述的主体进行分布，而这二者不停地互换位置：我自身作为一个赤裸裸地呈现于对方口中的甘美陈述，对方亦作为一个赤裸裸地呈现于我自己口中的甘美陈述。然而，始终存在着一个潜藏着的背叛者。何种爱情不会被背叛？哪个我思不拥有其邪恶的妖精—这个它无法摆脱的背叛者？“特里斯坦……伊索尔德……伊索尔德……特里斯坦……”：两个主体的呼喊就这样攀登着强度的阶梯，直至最终达到那个令人窒息的意识的顶点，而船却沿着海水之线，死亡、无意识、背叛之线，以及一条持续的旋律之线而不断进行。激情之爱是一种双重化的我思，正如我思是一种仅针对其自身的激情。在我思之中存在着一对潜在的爱侣，正如在爱情一激情之中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潜在的主体的双重化。科洛索夫斯基(Klossowski）已经在此种互补性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了最为诡异的形象—即在一种太过强烈的思想和一对太过炽烈的爱侣之间的互补性。主体化之线因此就完全被双重性所占据，然而它却有着两种形象，因为存在着两种双重性：意识的横组合轴形象，或与形式相关的意识的双重性（我=我）；爱侣的纵聚合轴形象，或与实体相关的激情的双重性（男人=女人，这里，双重性直接就是两性之间的差异)。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Althusser, «Idéologî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 La Pensée, juin 1970, pp.29—35.

② Benveniste，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Gallimard，p.252 sq，本维尼斯特谈到了一种“过程/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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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混合的符号学之中发现这些双重性的生成，它们形成了融合，但同样也进行着降解。一方面，激情之爱的双重性—处于爱情一激情之中的爱侣落入到一种夫妻关系之中、甚或是一种“家庭争吵”的情景之中：谁是表述的主体？谁又是陈述的主体？两性之争：你在窃取我的思想，夫妻之间的争吵总已经是一个双重化的我思，一个处于斗争之中的我思。斯特林堡将爱情一激情向专制的婚姻和妄想狂一歇斯底里的争吵之中的陷落推到极致（“她”说她全靠自己发现了它：但事实上，她所做的都归因于我，回声，被窃取的思想，哦，斯特林堡！①)。另一方面，纯粹思想的意识双重性——立法者一主体的对子——则陷入到一种官僚制的关系和一种新的迫害形式之中，在其中，一方攫取了表述主体的地位、而另一方只能沦为陈述的主体：我思自身变成一种“办公室的争吵”，一种官僚主义的爱的谵妄。一种新形式的官僚制取代了古老的帝国的官僚体制或与后者结合在一起，那个官僚说我在思想（卡夫卡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比如在《城堡》之中，索尔提尼与索尔蒂尼，或克拉姆的多种多样的主体化②)③。婚姻是爱侣的发展，正如官僚制是对我思的发展：然而一方被包含于另一方之中：爱情的官僚制，官僚主义的爱侣。人们已经以形而上学的、随心所欲的方式对此种双重性进行了太多的论述，将它置于各处，置于任意的镜像之中，但却既没有在一种混合的符号学之中(它将新的阶段引入其中)，也没有在主体化的纯粹的符号学之中（在其中，它将自身置于逃逸线之上并引入了极为独特的形象）对其所特有的机制进行考察。再度重申：在后一能指的机制之中，思想一意识和爱情一激情这两种形象；在混合性的组合或陷落之中，官僚主义的意识和婚姻关系这两个阶段。然而，即便是在一种混合的状态之中，原初之线也很容易为符号学的分析所发现。

1.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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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种意识和爱情的冗余，它与另一种机制之中的能指的冗余不是一回事。在能指的机制之中，冗余是一种客观的频率的现象，作用于符号或符号的要素（音素，字母，一种语言中的字母的组群）：既存在着与所有符号都相关的能指的某种最大频率，也存在着某两个符号之间的相对频率。但无论任何情形，我们都可以说此种机制展开了一面“墙”(mur)，那些彼此相关、且皆与能指相关的符号就铭写于其上。相反，在后一能指的机制之中，冗余则是一种主观的共振，它首先作用于所有的转换环节(embrayeur)，包括人称代词和专有名次。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将自我意识的最大共振（我=我）和名称之间的一种相对共振（特里斯坦……伊索尔德……）区分开来。但这次不再有一面频率被记录于其上的墙，相反，只有一个黑洞，它吸引着意识和激情，并令二者在它之中产生共振。特里斯坦呼唤着伊索尔德，伊索尔德呼唤着特里斯坦，两人都向着某个自我意识的黑洞前行，在那里，海潮卷携着他们，迈向死亡。当语言学家对冗余的两种形式（频率和共振）进行区分之时，他们往往只给予后者一种派生的地位。④事实上，这里涉及两种符号学，它们虽然相互融合，但各自仍然有着相互区分的原则（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界定冗余的其他形式：比如，节奏的，姿态的，或数字的冗余，它们与其他的符号机制相关)。能指的机制和主观的机制，以及它们各自的冗余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实现的解域的运动。既然能指符号只指向其他符号，而所有符号都指向能指自身，那么，相应的符号学就具有了一种高度的解域；但此种解域仍然是相对的，表现为频率。在这个系统之中，逃逸线始终是否定性的，被赋予了一种否定性的符号。我们已经看到，主观的机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运作：这正是因为符号中断了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意谓关联，并开始沿着肯定性的逃逸线疾驰，它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解域，此种解域表现于意识和激情的黑洞之中。我思的绝对解域。这就是为何主观的冗余看起来既将自身嫁接于能指之上，但又作为次一级的冗余而源自后者。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斯特林堡的才华一方面体现为将婚姻和家庭争吵提升到一个强度的、符号学的层次，并将其塑造为一种在符号机制之中的创造性因素。而在儒昂多(Jouhandeau，1888—1979，法国作家。——译注）那里就并非如此。相反，从一种符号的普遍理论出发，科洛索夫斯基（Klossowski)为双重化的激情性我思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冲突(Les lois de l'hospitalité，Gallimard)。

② 皆为《城堡》之中的人物。——译注

③ 同样参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Le Double)。

④ 对于冗余的这两种形式，参见«Redondance»，in Maritinet，La linguistique，guide alphabétique，Denoël，pp.33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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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比我们所说的还要复杂。主体化将一个肯定性的符号指定给逃逸线，它将解域带向绝对，将强度带向峰值，将冗余带向一种自反的形式，等等。然而，它并未重新落入前一种机制之中，而是以其自身的方式来否弃它所释放的肯定性，或使它所达到的绝对状态相对化。在此种共振的冗余之中，意识的绝对状态就是无力（impuissance）的绝对状态，就是激情的强度，就是虚空的热量。这是因为，主体化从本质上构成了那些有限的线性进程，其中一个进程终结之后另一个方能开始：由此使一个我思总是能够被重新开始，一种激情或请求总是能够被不断重复。每个意识都追寻着其自身的死亡，每种爱情一激情都追寻着其自身的终点，它们为一个黑洞所吸引，而所有的黑洞都处于共振之中。这样，主体化将一种节段性强加于逃逸线之上，由此不断地否弃着这条逃逸线；并将一个废黜点（pointd'abolition）强加于绝对的解域之上，由此不断地阻碍着此种解域、使之发生转向。理由很简单：表达的形式或符号的机制仍然还是层（即使我们从中抽离出内容的形式，并进而仅考察其自身）；和意谓一样，主体化也同样是一个层。

束缚着人类的最主要的层就是有机体，还有意谓和解释，主体化和役使。所有这些层一起令我们与容贯的平面和抽象的机器分离开来，在后二者之中，不再有任何的符号机制，只有实现着其特有的潜在肯定性的逃逸线，以及实现着其绝对力量的解域。然而，从这个方面看，问题倒在于使最有利的配置发生翻转：从其面对层的那个方面转向面对容贯平面或无器官身体的另一个方面。主体化将欲望带到这样一个过剩和脱离之点，以至于它不得不要么自身消失于一个黑洞之中，要么改变平面。去层化，向着一种新功能开放，构图的功能。让意识不再是其自身的复本，让激情也不再成为两个人之间的耦合。将意识形成为一种生命的实验，将激情形成为一个连续强度的场域，一种符号一粒子的放射。造出意识与爱情的无器官的身体。利用爱情和意识来废除主体化：“为了成为伟大的恋人、磁化器（magnétiseur）和催化剂，首先就应该体验那种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的智慧。”①利用我在思想来形成一种生成一动物，利用爱情来形成一种男人的生成一女人。对意识和激情实施去主体化。难道不存在一种构图性的冗余，它有别于能指的冗余和主观的冗余？此种冗余不再是树形的结点，而是一个根茎之中的复苏和剧增？令语言口吃，成为一个身在母语之中的异乡人：

1.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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