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ne do ne domi ne passi ne dominez pas ne dominez pas vos passions passives ne ne do dévorants ne do ne dominez pas vos rats rations vos rats rations ne ne... ②

似乎有必要区分解域的三种类型：一种是层所特有的、相对的解域，它在意谓之中达到顶点：另一种是绝对的，但却仍然是否定性的和层化的解域，它出现于主体化之中[理性与激情(Ratio et Passio)]；最后一种则是在容贯的平面或无器官的身体之上的一种肯定性的绝对解域的可能性。

我们当然未能成功地清除内容的形式（比如，神庙的作用，或一种主流现实的地位，等等)。然而，在人为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分离出一些特征极为多样的符号学。前一能指的符号学，在其中，那种标志着语言的特权的“超编码”以一种扩散的方式被运用：表述是集体性的，陈述自身是多义的，而表述的实体则是多重的；相对的解域被一种界域性和抵御着国家机构的节段性谱系之间的对抗所确定。能指的符号学：在其中，超编码通过能指和颁布能指的国家机构而充分实现；存在着表述的一致化，表达实体的统一化，以及在一种循环机制之中对陈述所进行的控制；在其中，相对解域被一种从符号向符号的无穷指向和冗余推向最高点。反一能指的符号学：在其中，超编码被数字（作为表达或表述的形式）及其所依赖的战争机器所保障；解域借用了一条破坏之线或主动废黜之线。后一能指的符号学：在其中，超编码被意识的冗余所保障；一种表述的主体化发生于一条激情线之上，它使得权力的组织内在化，并将解域提升至绝对，尽管仍然是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符号学仍然是具体的，即便被抽离了内容的形式，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混合性的，它们构成了混合性的组合体。一切符号学都是混合性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功用；每种符号学都不可避免地捕获着来自另一种或多种符号学的碎片（符号的剩余价值)。即便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能指的符号学也不具有任何的特权来形成一种普通符号学：与其他的组合方式—比如激情的符号学与反一能指的符号学的结合，或反一能指的符号学与能指自身的结合（当游牧民族建立帝国之时)，等等—相比较，能指的符号学与主体化的激情性符号学相结合的方式（“为了主体的能指”)并不具有任何的优先性。根本就不存在普通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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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nryMiller，Sexus，p.307。白痴的主题是极为多样的。它明显贯穿于笛卡尔的我思以及卢梭的情感概念之中。然而，俄罗斯文学却将其引向另外的方向，超越了意识或激情。

② Gherasim Luca, Le chant de la carpe, pp.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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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不预设任何一种机制的优先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形成以下涉及能指符号学和后能指符号学的图式，在其中，具体的混合可能性明晰地呈现出来：

然而，另一方面，与之形成互补的图式则是极为不同的，它包括：将一种纯粹的或抽象的符号学转化为另一种纯粹的或抽象的符号学的可能性，这是通过作为语言之特性的超编码所产生的可转译性而实现的。这回，问题不再是具体的混合的符号学，而是从一种抽象的符号学向另一种的转化（即使此种转化自身并不是抽象的，换言之，它确实发生了，但却不是由某个作为纯学者的“转译者”所实施的)。所有那些将某种既定的符号学带入前一能指机制之中的转化可以被称为类比性转化；而那些将它带入能指机制之中的转化则可以被称为象征性转化；带入反一能指机制之中的，是论争的或策略性的转化；带入后一能指机制之中的，是意识性的或模仿的转化；最后，使诸多符号学或符号机制在一个肯定性的绝对解域的容贯平面之上发生爆裂的转化，则是构图性的转化。一种转化有别于单一符号学之中的某个陈述；它甚至也有别于一个含混的陈述—必需一整套语用学的分析方能确定这个陈述所归属的符号学；还有别于一个归属于某种混合符号学的陈述(尽管转化能够具有这样一种效应)。毋宁说，一个转化性的陈述揭示出一种符号学自身对源自别处的陈述进行转译的方式，而此种转译总是令后者发生转向，遗留下难以被转化的剩余物，由此积极地抵抗逆向的转化过程。当然，转化并不局限于上述的清单。唯有通过转化，一种新的符号学才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被创造出来。转译可以是创造性的。人们通过转化和转译而形成符号的全新机制。再度重申，即便在这里人们也不会发现普通符号学，而只有一种转化一符号学(trans-sémio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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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比性转化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睡眠、药物、爱的狂喜能够形成这样的陈述，它们将人们想要强加其上的能指的或主观的机制转译为前一能指的机制，抑或对这些能指的或主观的机制进行抵抗、将一种出乎意料的节段性或多义性强加给这些机制。在向“蛮族”甚或是“野蛮人”进行传播之时，基督教经受了异样的创造性的转译。货币符号被引入于非洲的某些贸易流通之中，由此便经历了一种极难控制的类比性转化（除非当这些流通反之经历了一种破坏性的转化之时)。①美国黑人的歌曲—尤其是其中的那些歌词—具有一种更为典型性的价值，因为它们首先揭示了：奴隶们怎样“转译”英语的能指，形成前一能指的甚或是反一能指的语言用法，将它混合于他们自己的非洲语言之中，正如他们将古老的非洲劳动号子混合于他们自己被强制进行的新的劳作之中；这些歌曲还揭示了，伴随着基督教化和奴隶制的废除，奴隶们经历了一种“主体化”甚或是“个体化”的进程，这个进程转化了他们的音乐，而同时，他们的音乐也反过来通过类比令这个进程发生转化；以及，“颜貌”这个独特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当“扮黑脸”的白人僭取了这些歌词和歌曲，而黑人则做出自己的回应—以另一种增补的色调使他们的面孔变黑，重新赢得自己的舞蹈与歌唱，甚至对白人的舞蹈和歌唱进行转化和转译。②当然，最为粗劣的、可见的转化发生于另一个方向之中：象征性转译，当能指掌握权力之时。前面所举的货币符号或节奏机制的例子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但却是在相反的方向上。从一种非洲舞蹈向一种白人舞蹈的转化往往呈现出一种有意识的、模仿性的转译，伴随着意谓和主体化对于权力的接管。(“在非洲，舞蹈是非个人的，是献祭的和猥亵的。当阳物勃起并像一根香蕉那样被玩弄之时，这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勃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部落的勃起。……大城市之中的性感舞者总是独自起舞；而这个事实自身就有着一种令人吃惊的意谓。法律禁止一切回应和参与。除了肉体的挑逗性动作之外，原始仪式之中没有什么被保留下来。而它们那挑逗的暗示则伴随着个别的观众而发生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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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当白人将货币引入到新几内亚的赛恩人(Siane)之中时，后者着手将纸币和铸币转译为两类 不可转换的商品。参见 Maurice Godelier，«Economie politique et 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in L'Homme, septembre 1964, p.123.

② 关于转译—转化，参见 LeRoi Jones，Le peuple du blues，ch. III—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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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语言的、词汇的、甚或句法的转化决定了某种真正的符号转译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说疯话，这还不够。我们不得不在每种情形之中进行评估：我们所面临的是否为某种改头换面的旧符号学，抑或是某种混合的符号学的新变种，甚或是一种仍然未知的机制的创造过程。比如，不再说“我”，这是比较简单的，但却不能以此来超越主体化的机制；反之，你可以继续说“我”，哪怕仅仅是为了取乐，但却已经进入另一种机制，人称代词在其中只作为虚构而发挥功用。意谓和解释的表层是如此的坚硬，而它们与主体化所形成的某种混合体又是如此的紧致，以至于很容易让人们在不断产生它们的同时还错以为自己已然置身其外。人们往往公然抨击解释，但却展现出一张如此具有意谓性的面孔，以至于他同时就将解释强加于那个为了生存而不断从中汲取养分的主体。谁会真的相信精神分析能够改变一种集所有欺骗于一身的符号学？他们只是改变了角色而已。不再有一个表达意谓的病人和一个进行解释的精神分析师，我们现在有的是一个表达意谓的精神分析师，而病人倒承担起所有的解释职责。在金斯利·霍尔(KingsleyHall）和玛丽·巴恩斯(MaryBarnes）的反一精神病学的实验之中，一位前任女护士变成了“精神分裂者”，并转而信奉一种旅行（Voyage）的新符号学，但这只是为了在共同体中僭取某种真正的权力，并重新引入作为集体性谵妄的最为有害的精神分析的解释机制（“她解释了所有那些人们为她、或为别的某个人所做的事情………”②)。一种高度层化的符号学是极难摆脱的。即便是一种前一能指或反一能指的符号学、甚或一种非能指的构图都带有重合的结点，这些结点随时准备构成潜在的意谓中心或主体化之点。当然，当问题在于破坏某种支配性的氛围符号学之时，一种转译的操作并非轻而易举。处于药物、变幻氛围和别的什么的影响之下的卡斯塔尼达，他的书中令人深感兴趣的一点就在于揭示出，那位印第安人如何对抗解释的机制、以便在其弟子身上慢慢灌输一种前能指的符号学甚或是一种非能指的构图：停！你让我厌倦！要去实验，而不要去意谓和解释！去发现你自己的场所、界域性、解域、机制、逃逸线！将你自己符号化(sémiotiser)，而不要在你那现成的童年和西方的符号论中翻来倒去……“唐望说道，为了看清，则必须中止世界。中止世界所意味着的正是某些意识的状态，在这些过程之中，日常生活的现实性被改变，因为连续的、惯常的解释之流被一系列外在的异样环境所中止。”①简言之，一种真正的符号学的转化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变量，不只是外部变量，还包括隐含于语言之中的变量，以及内在于陈述之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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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nry Miller, Sexus, p.634.

② Mary Barnes et Joseph Berke， Mary Barnes, un voyage à travers la folie， Éd. Seuil， p.269. 金斯利·霍尔(KingsleyHall)的反一精神病学的实验之所以失败，似乎既应该归因于这些内在的要素，也要归因于外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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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因而已经呈现出两种组分。我们可以将第一种组分称为发生性的(générative)，因为它揭示了，多样的抽象机制如何形成具体的混合的符号学，连同哪些变量，它们根据何种主次关系、形成了何种组合。第二种组分则是转化性的(transformationnel)，它揭示了这些符号机制如何彼此转译，尤其是它们如何创造出新机制。发生性的语用学以某种模仿的方式形成了混合的符号学，而转化性的语用学则构造出转化的地图。虽然一种混合的符号学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切实的创造，并有可能仅满足于那些组合而非真正转化的可能性，但转化性的组分却能解释一种机制的原创性，以及它于某个时刻在某个领域之中所介入的混合机制的新颖性。因而，这第二种组分是更为深层的，而且是唯一能够衡量第一种组分之要素的手段。②比如，我们可以探问布尔什维克式的陈述最初是何时出现的，而当其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决裂之时，列宁主义又是怎样进行一种真正的转化，并由此创造出一种原创的符号学，即便此种符号学必然将堕入斯大林式组织的混合符号学之中。在一项典范性的研究之中，法耶（Jean-PierreFaye）细致入微地探索了那些产生了纳粹主义的转化，这里，纳粹主义被视作在某个既定的社会场域之中的一个新陈述的系统。是这种类型的问题：在何时、在何种领域之中，一种符号的机制被建立起来？—在一个民族的整体之中？还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之中？在一家精神病院的某个可明确定位的边缘地带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种主体化的符号学既可以在犹太人的既往历史之中被发现，但同样也可以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诊断之中被发现显然，连同那些在相应的符号学之中的深层流变乃至真正转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处于语用学的权限之内。无疑，今天最为深刻的、创造性的转化或转译不是在欧洲进行的。语用学理应拒斥一种不具有转化的不变项的观念，即便这是一种支配性的、“合语法性”的不变项。因为在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之前，语言首先是政治的问题；即使是对于合语法性程度的评估也已经是政治的问题了。

何为一种符号学——也即，一种符号的机制或一种表达的形式化？它们同时既多于又少于语言（langage)。语言将超线性（surlinéarité）作为其界定条件；而语言活动（langues）则通过一种音位的、句法的、语义的秩序的常量、要素和关系来得到界定。无疑，每种符号机制都实现着语言的条件并利用着语言活动的要素，然而，仅止于此。没有哪种机制能够被等同于条件自身，或具有常量的属性。正如福柯清晰揭示的，符号的机制仅仅是语言的现存的功能(fonctions d'existence)，它们时而贯穿于多样的语言活动之中，时而又被分布于同一种语言活动之中；它们不能被混同于某种结构或某种既定秩序的单位，而是与所有这些相互交错，并使它们出现于时间和空间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符号的机制就是表述的配置，而没有哪个语言学的范畴能够充分说明此种配置：那些将一个命题甚或一个简单的词语形成为一个“陈述”的事物指向着隐含的、不可解释的预设，它们发动了表述所特有的语用学变量(非实在转化)。这就排除了以能指或主体来解释配置的做法，因为它们反过来要被归属于配置之中的表述的变量。意谓或主体化预设着一种配置，而非相反。我们给予符号机制的那些名字“前能指、能指、反能指、后能指”，所有这些都仍将陷于进化论的窠臼之中，除非使它们与配置的异质性的功能或变样切实对应起来(节段化，意谓和解释，计数，主体化)。这样，符号机制就被那些内在于表述自身的变量所界定，它们始终外在于语言活动的常量，因而不能被还原为语言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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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staneda, Le voyage à Ixtlan, Gallimard, p.12.

②“发生性的”与“转化性的”是乔姆斯基的术语，对于他来说，转化正是实现生成语法的最佳的和最深刻的手段；不过，我们则在另外的含义上运用这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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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一切都发生翻转，而符号机制之所以少于语言的理由同样变成了它之所以多于语言的理由。配置只有在其一个方面之中才能成为表述的配置，才能将表达形式化；而在它的另一个不可分离的方面之中，它则将内容形式化，成为一种机器性的配置或实物的配置。然而，内容无论如何都不是依赖于能指的“所指”，也不是与主体处于某种因果关联之中的“客体”。就它们具有其自身的形式化而言，它们与表达的形式之间不具有任何象征性的对应关系或线性的因果关系：两种形式是互为前提的，并且我们只有通过一种极为相对的方式才能将双方分离开来，因为它们本就是一个配置的两个方面。同样，在配置自身之中，应该达到某种比这些方面更为深层的事物，它能够同时说明两种互为前提的形式—表达的形式或符号的机制(符号系统）、内容的形式或物体的机制(物理系统)。这正是我们所谓的抽象机器，它构成了并联结起配置的所有解域之点。①应该说，抽象的机器必然要比语言“多得多”。当语言学家们（步乔姆斯基后尘）建立起一种纯粹以语言为基础的抽象机器的观念之时，我们会立即反驳说，他们这部机器远非是过于抽象，而反倒是不够抽象，因为它仍然局限于表达的形式，以及语言自身所预设的那些所谓的共相。由此，如果单从抽象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容所进行的抽象就是一种更为相对的和不充分的操作。一部真正的抽象机器，其自身不具有任何的手段来区分一个表达的平面和一个内容的平面，因为它勾勒出唯一一个容贯的平面，并将根据层或再结域对内容和表达进行形式化。抽象机器自身是去层化的、被解域的，它自身不具有形式(甚至也不具有实体），也不能被区分为内容和表达，尽管它在其自身之外掌控着此种区分，并将其分布于层、领域和界域之中。一部抽象的机器自身既不是物理的、实在的，但同样也不是符号性的，而是构图性的（它同样无视自然和人为之间的区分)。它通过物质进行运作，而非实体；通过功能，而非形式。实体和形式从属于表达“或”内容。然而，功能尚未“在符号学上”成形，同样，物质也尚未“在物理上”成形。抽象的机器，就是纯粹的物质一功能。作为构图，它不依赖于它即将进行分布的形式和实体，表达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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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柯在一系列层次上发展了一种陈述的理论，并重新划分了这些问题。(1)在《知识考古学》之中，福柯区分了两种“多元体”，即内容的多元体和表达的多元体，它们不能被还原为一致性或因果性的关系，但却互为前提：(2）在《规训与刑罚》之中，他探询这样一种机制，它能够说明两种相互交错、紧密联系的异质的形式，进而，他在权力的配置或微观一权力之中发现了此种机制；(3)不过，这些集体性的配置的序列(学校、军队、工厂、医院、监狱，等等）同样也只是处于一种抽象的“构图”之中的等级或特异性，而此种构图自身有着独一无二的质料和功能（需要被控制的人类的多样性)；(4)《性史》向另一个方向行进，因为与配置相关或相对的，不再是某种构图，而是一种作为抽象机器的“人口的生命政治”。—我们与福柯之间的差异仅在于以下各点：（1）在我们看来，从根本上说，配置并非是权力的配置，而是欲望的配置，欲望始终是被配置的(agencé)，而权力只是配置的一个层化的维度；(2）构图或抽象的机器具有原初的逃逸线，这些线在一个配置之中不是抵抗或回击的现象，而是创造与解域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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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抽象机器界定为这样的方面和阶段，在其中只存在功能和物质。一个构图实际上既不具有实体也不具有形式，既不具有内容也不具有表达。①从物理学和符号学的角度看，如果说实体是一种成形的物质的话，那么物质就是一种未成形的实体。如果说表达和内容具有相互区分的形式，而且二者之间可以进行实在的区分，那么，功能就只具有内容和表达这两种“特征”(traits)，它确保了二者之间的连接：我们甚至不能说它是一个粒子抑或一个符号。一种物质一内容只具有强度、抵抗力、传导性、热量、拉伸、速度或延迟的程度；一种表达一功能只具有“张量”，比如数学或音乐的书写。因而，书写甚至运作于现实之中，就好像现实以物质的方式进行书写。因此，构图维系着解域最彻底的内容和表达，以便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而解域的最大化则有时是来自一种内容的特征，有时是来自一种表达的特征。某种特征在与另一种特征的关系中可被称作“解域的施行者”(déterritorialisant)，但这正是因为它使另一种特征构图化，卷携着后者，并将后者提升到它所特有的力量。最大化解域使得另一种解域越过了一个阈限，由此使得二者各自的解域化得以联结，形成一种共同的加速运动。这就是抽象机器的肯定性的、绝对的解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图应该与作为界域符号的记号区分开来，同样，也应该与再结域的图像和相对的或否定性的解域的象征区分开来。②一部抽象机器是为其构图学（diagrammatisme）所界定的，它既不是一种最基础的底层结构，也不是一种至高的超越理念。毋宁说，它具有一种引导的功能。一部抽象的或构图性的机器的功用并不是再现即便是再现某种现实的事物，而是构建一种将要到来的现实，一种新型的现实。因此，它不是外在于历史的，而始终是“先于”历史的，在每个时刻它都构成着创造或潜能之点。所有的一切都在逃逸，所有的一切都在创造，但却绝非是单独进行的，而总是借助一部抽象机器，它运作着强度的连续体、解域的接合，以及表达和内容的抽离。它是一种真实一抽象，对立于一部被视作纯粹的表达机器所具有的虚构性抽象。它是一个绝对者，但既不是未分化的，但也不是超越性的。同样，抽象的机器有着其所专有的名称(以及日期)，这些名称当然不再指称着人或主体，而是指涉物质和功能。之所以援用一位音乐家的名字、一位学者的名字，那就相当于一位画家的名字被用来指称一种颜色、一种浓淡，一种色调，一种强度：它始终关涉物质和功能的某种结合。人声和乐器的双重解域体现于一部瓦格纳式的抽象机器之中，一部韦伯恩①式的抽象机器之中，等等。在物理学和数学之中，我们会谈到一部黎曼式抽象机器，在代数之中，则有一部伽罗瓦（Galois）②式的抽象机器（恰好为一条被称作附加线的任意线条所界定，它与一个作为起点的物体结合在一起)，等等。每当一部特异的抽象机器直接在一种物质之中发挥功用之时，一个构图就出现了。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叶姆斯列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未成形、无定形、或不成形的“物质”或“意义”： 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 § 13; Essais linguistiques, Éd. Minuit, p.58 sq (以及 François Rastier 的前言，p.9)。

② 形迹(indice)、图像(icône）和象征(symbole)的区分来自皮尔斯(Peirce)，参见 Ecrits sur le signe，Éd. Seuil。然而，他是通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来对它们进行区分的（形迹的邻近性，图像的相似性，以及象征的约定性规则)；这就使得他将“构图”作为图像的一种特殊情况（关系的图像)。皮尔斯是符号学的真正创始人。这就是为何我们从他那里借用了这些术语，即便我们已经改变了它们的词义。一方面，在我们看来，形迹，图像和象征是通过界域性一解域化的关系而相互区分的，而不是通过能指一所指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构图由此就具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它不能被还原为图像和象征。对于皮尔斯的这些基本区分以及构图的复杂地位，可以参考 Jakobson，«A la recherche de l'essence du langage»，in Problèmes dulangage, Gallimard, «Diogène»,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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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构图的层次或容贯平面之上，甚至严格说来都不存在符号的机制，因为不再有表达的形式与内容的形式之间的真实区分。构图只能辨认出这样的特征（线条）或点—就它们是质料性的而言，它们仍然从属于内容，就它们是功能性的而言，它们仍然从属于表达，然而，它们相互驱动、彼此承接、混合于一种共同的解域运动之中：符号一词缀、微粒。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一种表达的形式和一种内容的形式之间的真实区分只有经由层才能实现，并且随着层的不同，此种区分也发生着多样的变化。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双重连接，它对表达的特征和内容的特征进行形式化，并将物质转化为物理学或符号学意义上的成形实体，将功能转化为表达的或内容的形式。这样，表达就构成了进入到机制或符号学之中的记号，图像或象征。内容就构成了进入到物理系统、有机体和组织结构之中的物体，事物和客体。将物质和功能结合在一起的最深层运动—与大地自身相同一的绝对解域只有以分立的界域性、相对或否定的解域，以及补充性的再结域的形式才能出现。无疑，所有这一切在一个语言层之上达到了顶峰，这个层在表达的层次之上建立起一部抽象机器，并试图通过剥夺内容自身的所有形式来深入推进内容的抽象化（语言的帝国主义，一种普通符号学的野心）。简言之，层将构图的物质实体化了，将一个内容的成形平面和一个表达的成形平面分离开来。它们将分别被实体化和形式化的表达和内容掌控于双重连接之钳中，由此确保着内容和表达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或真实区分，并使得一种不停地对自身进行复制或再划分的二元论居于统治的地位。通过在层间及层内引入中断，它们瓦解了强度的连续体。它们阻碍了逃逸线之间的接合，清除了解域之点，这或是通过使得这些运动彻底相对化的再结域，或是通过赋予这些线中的某一条以一种单纯否定性的价值，或是令其节段化，阻塞它，封堵它，将它猛抛进某个黑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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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恩(或译魏本)(Anton von Webern，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新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前卫音乐的真正鼻祖之一。——译注

② 伽罗瓦(Évariste Galois，1811—1832)，法国天才数学家，群论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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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不应该将构图学与一种公理化的（axiomatique）操作相混淆。公理化远未勾勒出创造性的逃逸线，也没有将肯定性解域的线条结合在一起，而是阻塞了所有这些线，将它们从属于一种点状的系统，并中止了那些沿着各个方向进行逃逸的代数的和几何的书写。就像是物理学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一种“重建秩序”的方法被用来使其与物理决定论相调和。数学的书写被公理化了，也即，被再一层化，再一符号论化；物质之流被再一物理学化了。这既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科学不应该走向疯狂……希尔伯特和德布罗意(deBroglie）①既是科学家又是政治家：他们重建了秩序。然而，一种公理化、一种符号论化、一种物理学化，它们都不是构图，而且恰恰与构图相对立。层的规划(programme）与容贯平面的构图相对立。不过，这并未阻止构图重新开始其逃逸之旅，并拓展开种种新的特异的抽象机器[荒谬函数（fonctions improbables）这个数学创造正是与公理化针锋相对，正如不可觅粒子(particules introuvables）这个物质发明对抗着物理学化]。因为，在这样的科学之中，正如在所有其他事物之中，存在着一种其所特有的想要获得或重新恢复秩序的疯狂。同一个科学家可兼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拥有其自身的疯狂、治安、意谓、主体化，另一方面，他还有抽象机器：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其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能力。“科学的政治”(politique de la science)所指的更是这些内在于科学的趋向，而不仅仅是外在的环境和国家的因素—这些环境和因素作用于科学，使得它在这里造出个原子弹，在那边又搞出个跨空间计划，等等。这些外在的政治的影响和决断将毫无作用，除非科学已经具有其自身的极点，振动，层和去层化，逃逸线和秩序的重建简言之，其自身的至少是潜在性的政治事件，它的所有的“论战”，它的内在的战争机器（从历史上说，那些受到挫折的、被迫害和被阻碍的科学家都归属其中）。指出公理化不能说明创造与发明，这还不够：它拥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想要去中止、固化、取代构图，而这是通过将自身安置于一个凝固的抽象化的层次之上而实现的，这个层次对于具体来说太大，对于现实来说又太小。我们将看到在何种意义上这正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层次。

然而，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种二元对立：一方面是容贯的平面，及其构图或抽象的机器，另一方面则是层，及其规划和具体的配置。抽象的机器并不只存在于它们展布开构图的容贯平面之上；一般说来，它们已经被包含于或被“嵌入”于层之中，甚至被安置于某些特定的层之上，在那里它们同时组织起一种表达的形式以及一种内容的形式。在后一种情形之中，关于一部全然语言性或表达性的抽象机器的观念是虚假的，但关于一部层内的抽象机器的观念却并非如此，因为它理应对两种不同形式的相关性进行说明。因此，存在着一种双重运动：通过一种运动，抽象的机器对层施加作用，并不断地令其上的某物逃逸；通过另一种运动，抽象机器自身却确实被层化了，被层捕获了。一方面，层决不会被组织起来，除非它们捕获了构图的物质和功能，并从表达和内容的双重角度对这些物质和功能进行形式化；因此，每种符号的机制—甚至是意谓和主体化的机制——都仍然是构图的效应（虽然是相对化的或否定化的)。另一方面，抽象的机器决不会存在，即便在层内，除非它们已经拥有抽取出去层化的符号一粒子或令它们加速的权力或潜能(向绝对的过渡)。容贯性不是总体化的，也不是结构化的，而是解域化的（比如，一种生物层的进化不是根据统计学数据，而是根据解域之点）。因此，层的安全、安稳和同态均衡决不会获得彻底的保障：只需延伸那些对层施加作用的逃逸线、充实那些虚线、将解域的进程加以结合，就足以重新发现一个容贯的平面，它将自身置于千差万别的层化系统之中，并从一个系统跃迁至另一个。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已经看到，意谓和解释、意识和激情何以延续自身，而同时又向一种真正的构图性的经验开放。所有这些抽象机器的状态或模式都恰好并存于所谓的机器性的配置之中。实际上，配置具有两个极点或向量，一个朝向层，它在其上分布界域性、相对的解域与再结域，另一个则朝向去层化或容贯平面，它在其上将解域的进程结合在一起并将它们带向作为绝对者的大地。正是沿着层的向量，配置区分出一个表达的形式（在其中，它呈现为表述的集体性配置）和一个内容的形式（在其中，它呈现为物体的机器性配置）；而且，它还使一种形式与另一种形式、一种显像（apparition）与另一种显像相匹配，将它们置于互为前提的关系之中。然而，沿着它的去层化的或构图的向量，它则不再具有两副面孔，而只保留着内容和表达的特征，并从中抽取出彼此增补的解域程度，以及相互结合的点。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due de Broglie，1892—1987)，法国物理学家，192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波动力学的创始人，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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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符号的机制不只有两个组分。实际上，它有四个，由此构成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第一个是发生性的组分，它揭示出，在一个语言层之上，表达的形式如何始终诉诸众多组合在一起的机制，也即，所有不同的符号机制或符号学如何具体地混合在一起。在这个组分的层次之上，我们能够抽象出内容的形式，而当我们将重点放在混合于表达形式之中的不同机制之上的时候，此种抽象化就能够更好的进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出某种足以建构普通符号论或对形式进行整合的主导性机制。第二种组分是转化性的，它揭示了一种抽象的机制是怎样被转译、转化为另一种，尤其是，它怎样从其他机制之中被创造出来。这第二种组分显然是更为深层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混合的机制不曾预设着机制之间的如此这般的转化：无论此种转化是过去的，现实的，还是潜在的（作为创造新机制的一种功能)。还是在这里，我们抽离出或能够抽离出内容，因为我们所依据的是内在于表达形式的变型，即使表达的形式并不足以对这些变型进行说明。第三种组分就是构图性的：它旨在把握符号的机制或表达的形式以便从中抽取出那些符号一粒子，它们虽然不再被形式化，但却构成了彼此之间可组合的、未成形的特征。抽象化在这里达到了最高点，然而，这同样也是抽象变为现实的时刻：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真实一抽象的机器而发生的(被命名、具有日期)。我们能够抽象出内容的形式，但前提是必须同时抽象出表达的形式，因为我们只应保留二者的未成形的特征。由此，一部纯粹语言性的抽象机器是荒谬的。显然，此种构图的组分要比转化的组分更为深层：一种符号机制的转化一创造实际上是通过不断更新的抽象机器的产生而进行的。最后一个组分准确说来就是机器性的，它揭示了抽象机器是如何在具体的配置之中得以实现的；正是这些配置同时赋予表达的特征及内容的特征以明确的形式—这两种形式是互为前提的，或有着一种必然的、未成形的关联，正是此种关联再次阻止了我们将表达的形式视作自足的(尽管严格从形式上来看，它也具有其独立性或独特性)。

1.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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