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我们不可倒退。只有那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或劳伦斯所称的“背叛者”，欺骗者——才试图进行一种倒退。能指的白墙，主体性的黑洞，面孔的机器，这些都是死路，是对我们的屈服和役使进行测量的尺度；但是，我们就是在其中诞生，而正是在那里，我们应该坚持战斗。不是在一个必然阶段的意义上，而是在一种工具的意义上：必须为它创造出一种新的用法。只有穿越能指之墙，才能释放出非意谓之线，这条线清除了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反复、所有可能的意谓和可被提供的解释。只有在主观的意识和激情的黑洞之中，你才能发现那些被捕获、被激荡、被转化的粒子，你应该重新驱动这些粒子，不过这回是为了一种非主观性的、充满生命的爱，在其中，每一方都与另一方身上的未知空间连接在一起，但却既没有进入、也没有征服这些空间。在此种爱之中，那些折线（lignesbrisées）被构成。只有在你的面孔之上，在你的黑洞深处、在你的白墙之上，才能解放那些颜貌的特征，令它们像鸟儿一般自由，但不是为了回归一个原始的头部，而是为了创造出种种组合方式，由此将那些特征与已然挣脱了风景的风景性特征、已然挣脱了各自代码的图画性的特征和音乐性的特征连接在一起。伴随着如此的愉悦，画家们运用着基督自己的面孔，将它向各个方向和各种意义进行拓展；但这并不单单是一种作画的欲望所产生的愉悦，而是所有欲望所产生的愉悦。当宫廷小说中的骑士紧张症发作之时，是否有可能判断：他是处于黑洞的深处，还是已然驾驭着那些粒子逃离黑洞并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曾与兰斯洛特相媲美的劳伦斯写道：“要独自一人，失魂落魄，盲无目的，失却记忆，接近大海。……就像是一个土著那样孤独、存在和消失，那个阳光普照的沙滩上的棕黑色土著。……远远地，远远地，就仿佛他已然触及另一个星球上的土地，就好像是一个告别人世的人。……风景？他的眼中并没有风景。……人性？不存在。思想？就像是一颗落入海水之中的石子。浩淼的、闪耀着光芒的过去？已然枯竭和陈旧，就像是一片被弃掷于海滩之上的脆弱的、半透明的贝壳。”②在这个不确定的瞬间，白墙一黑洞的系统，黑点一白色海滩的系统与那些逃离它、突破它、穿越它的运动联为一体，就像是一幅日本的铜版画。

我们已经看到了抽象机器的两种极为不同的状态：有时，它被掌控于层之中，在其上产生出那些仅仅是相对的解域，或那些虽然是绝对的，但却仍然是否定性的绝对解域；有时则相反，它被展开于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后者赋予它一种“构图”的功能，一种解域的肯定性价值，以及形成新的抽象机器的能力。有时，像颜貌这样的抽象机器，会迫使不同的流趋向于意谓和主体化、趋向于树形的结点和毁灭之洞；有时则相反，在它实施着一种真正的“去颜貌(dévisagéification)”的操作之际，会释放出某种类似于探头(têtes chercheuses)①的装置，一路瓦解着层，穿透着意谓之墙，并自主体性的洞之中喷射而出；它们伐倒了树，以便形成真正的根茎，并沿着肯定性的解域之线或创造性的逃逸之线对流进行驾驭。不再有以同心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层，不再有盘绕着镶边之线的黑洞，也不再有二元分化、二元性、二极化的价值依附其上的墙壁。这样一张面孔不复存在：它借助一片风景、一幅画、一个短小的乐句而形成冗余，在整一化的墙面之上，抑或在黑洞的中心漩流之中，其中任何一方都会让人联想到另一方。正相反，每种被解放出来的颜貌的特征都与一种被解放出来的风景性、图画性、音乐性的特征形成了一个根茎：这并非部分性客体的一种集合，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断块，一种茎与茎之间的连接，正是在其中，一张面孔的特征连同一处未知风景的某种特征、绘画或音乐的某种特征一起进入到一个真实的多元体或构图之中—这些特征根据绝对的、肯定性的解域的量子（quanta）被切实地产生出来、创造出来，而不再根据再结域的系统被回忆或唤起。黄蜂的一种特征与兰花的一种特征。量子标志着抽象机器的如此众多的变样，其中任何一部机器都利用着别的机器。敞开一个可能性的根茎空间，它使可能性具有潜能(potentialisation)，从而去对抗呈现为一种封闭和乏力的树形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D. H. Lawrence, Ibid.

② Lawrence, Kangourou, Galli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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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多么可怕，它天然地就是一种月下的风景，连同其毛孔、棱面、毛糙面、光泽、洁白和洞：不需要借助一种特写来使其成为非人的，它天然地就是一种特写，天然地就是非人的，一个奇形怪状的头罩。这不可避免，因为它就是被一部机器生产出来的，而且是为了满足一种启动这部机器的特殊权力装置的需要，此种装置虽将解域推向绝对，但却将其维持在否定性的状态之中。在早些时候，当我们将精神性的、原始的、人类的头部与非人的面孔对立起来之时，就陷入了一种迷恋回归和倒退的怀乡症之中。实际上，存在的只有非人性，人只是由非人性所构成的，只不过，这些非人性之间是极为不同的，它们具有极为不同的本性和速度。原始的非人性，前一面孔的非人性，展现出一种符号学的所有多义性，在其中，头部是身体的一部分，而身体则已然经受了相对的解域，并与精神性的一动物性的生成相连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非人性超越了面孔：不再是原始的头部的非人性，而是“探头”的非人性；这里，解域之点变为操作性的，解域之线变为肯定性的和绝对的，它们构成了新的奇异的生成，新的多义性。生成一隐秘，令根茎遍地生长，从而创造出一种非人的生命的奇迹。面孔，我的爱，你最终变为一个探头……禅之年，欧美伽之年，ω年……是否应该终止于这三种状态之中，无需更多：原始的头部、基督的面孔、探头？

1. 元年：颜貌

① 原为军事用语，指导弹的自动导引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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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短篇小说（nouvelle）”的本质不难界定：当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发生了什么？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问题被组织起来之时，短篇小说就出现了。故事（conte）是短篇小说的反面，因为它让读者被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压得喘不过气：将会发生什么？总有某些事将会发生，将会到来。至于小说(roman)，虽然在其中也总是发生着什么，但小说将短篇小说和故事的要素整合于其持续的活生生的当下的流变（绵延）之中。从这个方面看，侦探小说是一种尤为混合的类型，因为最常见的就是，某发生的事件=X属于一种谋杀或盗窃的类别，然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仍然有待于在当下由典型的侦探来发现，来确定。不过，当人们将这些差异的方面还原为时间的三个维度之时，就犯了错误。某事件已经发生，或某事件将会发生，这些可以指称着某个如此紧邻的过去、或某个如此切近的未来，以至于它们与当下自身的持存（rétention）和预存（protention）联结为一体（胡塞尔会这样说）。此种区分之所以是有效的，这是因为，激活当下的不同运动与当下自身是同时的：一种运动与当下一起运动，另一种运动则在当下一成为当下之时就已经将它抛进过去(短篇小说)，还有一种运动则同时将当下带向未来(故事)。幸运的是，我们可以考察这样一个主题，一位故事作家和一位短篇小说家都对其进行了加工处理：一对恋人，其中一个突然死在另一个的房间之中。在莫泊桑的故事《阴谋》（Uneruse）之中，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将会发生什么？幸存者将怎样从这个局面之中脱身？那个作为救星的第三方—在这个故事之中是一位医生又能作出什么样的构想？”而在巴尔贝·德·奥尔维利（Barbeyd'Aurevilly①）的短篇小说《深红色的窗帘》之中，所有的一切则围绕着这个问题：某事件已发生，但到底是什么事件？这不只是因为人们并未真正了解那个冰冷的少妇的死因，而且，还因为人们将决不会明白为何她会委身于这个小官吏，更不会知道那个作为救星的第三方—这里就是那个军团的上校——是怎样随即对局面进行处理的。②不应该认为将一切置于不确定之中是更为容易的：某件事甚或一连串事情已经发生了，即便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真相，但无论在此种情形（即短篇小说）还是相反的情形（即故事）之中，我们都同样需要对细节和详情进行细致入微的了解；只不过在相反的情形之中，作者不得不构想出那些必须要去了解的细节。你决不会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或者，你总是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这就是读者被短篇小说和故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两种情形，但它们也同样是活生生的当下在每一个瞬间被分化的两种方式。在短篇小说之中，我们所期待的并非某事将会发生，而更是某事刚刚发生。短篇小说总是最后一部，而故事则总是第一个。故事作者的“在场”与短篇小说家的“在场”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也与小说家的“在场”不同)。因此，不要过于依赖于时间的维度：短篇小说与一种对于过去的记忆或一种反思的行动之间的关联是如此之微弱，以至于它反倒是运用着一种根本性的遗忘。它展开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要素之中，因为它将我们置于与一个未知者或不可感知者之间的关联之中（而非相反：这并非是因为它谈及一个过去，但却不可能令我们认识这个过去)。在最极端的情形之中，什么也没发生，但正是这个“无事”(rien）令我们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我忘记了放钥匙的地方，或者我记不得是否寄过这封信，等等？我大脑之中的哪一根小血管发生了破裂？是何种‘无事’导致了某事已经发生？”短篇小说从根本上说与一个秘密相关联（不是与有待发现的某种秘密的内容或对象相关联，而是与仍然难以参透的秘密的形式相关联)，而故事则与发现（découverte）相关联（发现的形式独立于能被发现的事物)。同样，短篇小说还演示着身体和精神的样态(posture)，就像是褶皱或包含；而故事则调动着姿态(attitude）或位置，它们就是展现与展开，甚至是最出人意料的那些。我们在巴尔贝那里清楚看到了他对于身体样态的兴趣，也即当某事件刚刚发生之时，身体呈现出惊异的样态。在《恶魔》的前言之中，巴尔贝甚至指出，存在着一种恶魔般的身体样态，一种性感，一种对于这些样态的色情的、淫秽的描绘，所有这些都有别于那些同样、同时标志着身体的姿态和位置的性感和描绘。样态就像是一种颠倒的悬念(suspens)。因此，问题不在于将短篇小说指向某个过去，或是将故事指向某个未来，而应该说，短篇小说在当下自身之中指向着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形式维度，即使这个事件是“无事”或始终保持于未知的状态。同样，我们不再试图在短篇小说一故事的差异与幻象、不可思议之事这样的范畴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这将是另一个问题，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短篇小说之链就是：发生了什么？(模态或表达），秘密（形式），身体的样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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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奥尔维利(Jules Barbeyd'Aurevilly，1808—1889)，法国小说家，擅长神秘故事。对普鲁斯特等作家有着重要的影响。——译注

②参见Barbey，Les Diaboliques，1874。当然，莫泊桑自己并不只写故事：他也写作短篇小说，或包含短篇小说要素的作品。比如，在《一生》之中，丽松（Lison）姨母的那段情节：“那是当丽松姨母骤发精神错乱之时……大家从未再度谈及这件事，它就像是被笼罩于雾气之中。一个晚上，那时年方二十的丽丝(Lise)人不知鬼不觉地自溺于水中。在她的一生之中，在她的行为举止之间，没有任何此种错乱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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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菲茨杰拉德为例。他是一位天才的故事写手和短篇小说家。然而，每当他这样自问之时，才是短篇小说家：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才使得事情达到这个地步？只有他才懂得怎样将这个问题导向那个强度之点。在一个关于童年、行动或生命冲动的故事之中，问题却并不在于记忆、反思、衰老或疲惫。确实，只有在菲茨杰拉德自己精力衰竭、疲惫不堪、深陷疾病之中时，他才会向自己提出短篇小说的问题。然而，这里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这也同样可能是一个关于活力，关于爱的问题。即使是在绝望的情形之中，也仍然如此。毋宁说，应该将此视作一个知觉的问题：你进入一个房间之中，感知到已经在那里发生的某件事情，就仿佛它刚刚发生，但实际上可能尚未发生。或者，你知晓了某件正在进行的事情，但这却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它已经终结。你听到一句“我爱你”，你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知觉的符号学。上帝，即便所有一切都是、并始终是不可感知的，但为了让所有一切都将是、并永远是不可感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外，短篇小说除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之外，还对某种普泛的内容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因为我们都是由线所构成。我们所说的不仅仅是书写之线。书写之线与别的线结合在一起，有生命之线，机遇之线或厄运之线，有的线令书写之线自身进入流变，有的线则介于书写之线之间。短篇小说以其所特有的方式产生出、组合起这些本来属于所有人和各种体裁的线。普洛普（Vladimir Propp）曾极为审慎地说，故事自身必须为外在的和内在的运动所界定，它确定了这些运动的性质，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形式化和组合。①我们想揭示的是，短篇小说为活生生的线、肉身（chair）之线所界定，它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呈现着这些线。马塞尔·阿尔兰（MarcelArland）有理由说短篇小说“只是纯粹的线，无论我们深入怎样的细枝末节，而且只是词语的纯粹的、有意识的功效”②。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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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则短篇小说《在笼中》，亨利·詹姆斯，1898

女主角是一位年轻的报务员，过着一种清晰明了、明确规划的生活，此种生活通过明确划分的节段（segments）而不断延续：她每天先后记录的电报，那些发送电报的人，他们的社会阶层及运用电报的不同方式，必需加以计算的字词。此外，她这个报务员身处的笼子就像是与隔壁的、她未婚夫在那里工作的食品杂货店相邻的一个节段。界域的相邻性。这个未婚夫不停地规划着、勾勒着他们的未来，工作、假期、住房。对于我们来说显然的是，这里存在着一条僵化的节段性之线，在其上，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可计算和可预测的：一个节段的开端和终点，从一个节段向另一个的过渡。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被构成：不仅那些大的克分子的集合体（国家、机关、阶层），而且那些作为一个集合体的要素的个人，那些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的情感，所有这些都被节段化了，但此种节段化的方式并不是为了扰乱和驱散每种情形的同一性(其中包括了个人的同一性)，而反倒是为了对其进行增强和控制。未婚夫会向少女说：虽然在我们的节段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我们有着相同的品味，我们是同类的人。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是报务员，我是杂货商，你计算字词，我称量货品，我们的节段彼此适合，相互匹配。婚姻，就是一系列被明确限定、规划的界域之间的游戏。他们有一个未来，而却没有生成。这就是生活的第一条线，僵化的或克分子的节段性之线，它绝不是僵死的，因为它占据着并贯穿着我们的生活，并且似乎最终总是会占据上风。它甚至包含着很多的温情和爱意。说“这条线是有害的”，这是太过轻易了，因为你在所有地

1.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V. Propp, Morphologie du conte, Gallimard.

② M. Arland, Le Promeneur, Éd. Pav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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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所有别的线之中都会发现这条线。

一对富有的夫妇走进邮局，向少女呈现出、或至少是肯定了另一种生活：被编码的、多种多样的电报，但签的都是化名。我们不太清楚他们是谁，也不太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与僵化的、由明确划分的节段所构成的线相反，电报现在形成了一个为量子所标记出的柔顺之流，这些量子就像是如此众多的运作起来的小型节段化，从其产生之时起就被视作仿佛是处于一线月光或一个强度的等级之中。多亏了“她那出色的阐释技艺”，少女明白了，这个男人藏着一个将他不断推向危险境地的秘密，他处于一种危险的样态之中。问题不单单在于他与这个少女之间的爱恋的关系。亨利·詹姆斯最终在这部作品之中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他已不再关心某个秘密的内容，即便他已经成功地令这个内容变得平淡无奇和无关紧要。现在，重要的是秘密所具有的形式，而其内容甚至无须被发现（我们决不会发现它，因为存在着众多的可能性，存在着一种客观的不确定性，一种秘密的分子化)。正是通过与这个男人之间的直接的关系，年轻的报务员展开了一种异样的激情的共谋，这完全是一种强度性的分子性的生活，它甚至并行于她与未婚夫一起度过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然而，这种生活并非在她的头脑之中，它并不是虚幻的。我们宁愿说，在这里存在着两种政治，正如少女在一段与未婚夫之间的引人注意的对话之中所暗示的：一种是宏观政治，一种是微观政治，而它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考察阶层、性别、个体和情感。或者说存在着两类极为不同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内在的关系，其中包括被明确界定的要素和集合体（社会阶层，男人和女人，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人）；但还有一种更难以被定位的关系，始终外在于他们自身，并涉及挣脱了那些阶层、性别、个人的粒子和流。为何这后一种关系是双重性（double）的关系，而不是配偶性（couple）的关系？“她惧怕那另一个自己，后者无疑正在外面等她；也许，他正等着她，他就是令她恐惧的那另一个自己。”无论如何，这条线与之前那条线极为不同，这是一条柔顺的或分子性的节段化之线，其上的节段就像是解域的量子。正是在这条线之上，一种“当下”的形式得以界定，那就是发生的、已经发生的某事件（无论你离它有多近）的形式，因为这个事件的难以把握的内容是完全分子化的，它所具有的速度超越了日常感知的阈限。然而，我们不会说它一定就更好。

确实，两条线不停地相互干扰，相互作用，彼此将一股柔顺之流或一个僵化之点引人到对方之中。在其论小说的文章之中，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赞美了英国的小说家，因为他们不仅如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般发现了无意识的重要的运动、界域和点，由此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时间并复活了过去，而且还不合时宜地遵循着这些既是当下的、但又是不可感知的分子之线。她揭示了，对话或交谈确实遵守某种固定的节段性的划分，遵守那些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姿势和位置而被相应调控的大规模的分布；但同样，她也揭示了，它们是怎样被所有这些微观一运动所遍布和驱动的：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分布的精细节段化，某种不具名称的物质的难以被发现的粒子，由不同诉求所实施的微小的裂痕和样态(甚至是在无意识之中)，以及失去方位的或解域的隐秘之线。如她所说，在对话之中存在着一系列潜—对话（subconversation)，换言之，一种对话的微观政治。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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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詹姆斯的女主角在柔顺的节段性或流之线(lignedeflux）之中达到了一种最大化的量子，她无法超越此种量子再往前进（即便她想前进，也不可能走得更远)。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这些渗透着我们的振动可能会不断加剧，从而超出我们的承受限度。话务员与发电报者之间的分子性关系瓦解于秘密的形式—发生了什么？之中，因为什么也没发生。两个人都被抛向一种僵化的节段性：他将娶这个沦为寡妇的女人，而她将嫁给她的未婚夫。然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她已触及一条新的、第三类线，一种同样真实的逃逸线，即便它就是在原处形成的：这条线根本不能容忍节段，它更像是两个节段性系列的爆裂。她已穿透墙壁，逃离黑洞。她已经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解域。“她最终明白，她不再能够解释任何东西。对于她来说，不再有任何的阴影能促使她看得更为清楚，而只有一线强烈的光芒。”在生活之中，我们无法比詹姆斯的这句话走得更远。秘密再度改变了本质。无疑，秘密始终与爱相关，与性相关。然而，在之前的论述当中，它要么仅仅是一种在过去之中被给出的隐藏的内容(它藏得越深，反倒越显得寻常），而我们并不清楚应该赋予它何种形式：看，我被我的秘密压得直不起腰，看，纠缠着我的是何种奥秘。这是一种看似有趣的方式，劳伦斯称之为“龌龊的小秘密”，我的某种俄狄浦斯。要么，秘密成为某事物的形式，它所有的物质都被分子化，变得不可感知，不可确定：不是一种在过去之中的给定物，而恰恰是不可给定的“发生了什么”？然而，在第三条线上，甚至不再有任何形式只有一条纯粹的抽象线。正是因为我们不再能隐藏任何事物，我们也就不再能够被理解。令自身化作不可感知，瓦解爱以便获得爱的力量。瓦解固有的自我，以便真正成为独自一人，并在线的另一端与自己的真正副本邂逅。一次静止的旅行之中的隐秘旅行者。生成一泯然众人，但准确说来，只有对于那些懂得不再成为“谁”，而是成为“谁也不是”的人，它才是一种生成。他在自身的灰色之上再涂上灰色。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没有什么能将信仰骑士与一个回到家中或前往邮局的德国中产阶级区别开来：他并未发出任何特殊的电报符号；他不断生产着或再生产着有限的节段，然而他已经在另一条线之上进行运动，甚至没有人会对这条线有所怀疑。②无论如何，电报之线不是一个象征，而且它也并不是单一的。至少存在着三种电报线：僵化的、节段性的线或被明确划分的线；分子性的、节段化的线；接下来就是抽象线、逃逸线，和别的线一样，它既是死气沉沉，但又是生机勃勃的。在第一种线上，存在着众多的言语和对话，问题或回答，无穷尽的解释，精确度。而第二种线则是由沉默、幻觉、仓促的暗示所构成，所有这些都引发着解释。然而，如果说第三种线闪烁着光芒，如果说逃逸线就像是一列运行之中的火车，这是因为，人们在其上进行线性的跳跃，人们最终能够“真正地”谈论任何事物，一根细长的草叶，一次灾难或一种感觉；并且，当任何别的事物都不可能发生之时，还能够平静地接受所发生的事件。当然，这三种线不停地相互纠结在一起。

1.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L'ère du soupçon，«Conversation et sous-conversation»，Gallimard)揭示了普鲁斯特是怎样对最微小的运动、目光或语调进行分析的。不过，他是在记忆之中把握它们的，并赋予它们以一种“位置”，将它们视作是一个因和果的序列，“他极少试图在当下重新体验它们，或令读者在当下重新体验它们，相反，它们是作为如此众多的微型戏剧（其中每一个都有着其独特的历险、神秘，及不可预测的结局）而形成和展开的”。

② Kierkegaard, Crainte et tremblement, Aubier, pp.52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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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则短篇小说《崩溃》，菲茨杰拉德，1936

发生了什么？在接近尾声之际，菲茨杰拉德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他有一次说：“当然，生活完全就是一个瓦解的过程。”怎样理解这个“当然”？首先，我们可以说生活总是不断地进入到一种越来越僵化和枯萎的节段性之中。对于作家菲茨杰拉德来说，旅行及其明确划分的节段已经失去了效用。同样，节段之间还存在着经济危机，财富的损失、疲惫和衰老、嗜酒、婚姻的失败、电影的兴起、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到来、成就和才赋的丧失—但正是在这个时刻，菲茨杰拉德将发现他的天赋所在。那些“来自或仿佛是来自外部的猛烈的、骤然的冲力”，它们通过极具意谓的分断（coupures）而进行，并使得我们根据连续的二元性的“选择”从一项过渡到另一项：富有一贫穷……即便当变化在另一个方向上进行之时，也没有什么能对僵化和衰老进行补偿，而正是它们对所有发生的一切进行超编码。这就是一条僵化的节段性之线，它动用着大规模的群体，尽管在开始之时它曾是柔顺的。

然而，菲茨杰拉德指出，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爆裂，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节段性。它们不再是宏观的分断，而是仿佛一个盘子之上的微小裂隙：它们更为精细、更为柔顺，准确说来，只有当事物在另一面上运行得更好之时，它们才得以产生。如果说在这条线上仍然存在着衰老，那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当你在这条线上衰老之时，你不会在另一条线上体验到、注意到它，除非当“它”已经在这条线上发生之后。在这个时刻它不与另一条线上的任何年龄相对应—你达到了一种程度，一个量子，一种强度，你无法超越它们再往前进。（关于这些强度，是极为微妙的：最精细的强度会变得有害，当它在某个既定的时刻超越了我们的力量之时；因而，必须具有承受它的能力，必须处于良好的状态)。然而，确切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没有任何可确定的或可知觉的事件发生；分子的变化，欲望的重新分布，它们导致这样的情况：当某事件发生之时，那个原本等待着它的“我”已然死亡，或者那个将会等待着它的人却尚未到来。这回，存在着的是一个根茎的内在性之中的推动力和爆裂，而非为一棵树的超越性所规定的宏大的运动和分断。崩溃“在几乎无人知晓的情形之下产生了，但人们确实一下子就注意到它”。这条更为柔顺的分子线同样令人不安、更为令人不安，它不单是内在的或个人性的：它同样发动了所有的事物，但却是在另一个等级之上、在另一些形式之下、通过另一种性质的（也即根茎式的而非树形的）节段化。一种微观一政治。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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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还存在着第三种线，就像是一条断裂之线，它标志着另外两条线的爆裂和震荡……是为了别的什么？“我最终认识到，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已经完成了一次真正的断裂。断裂有着丰富得多的含义，它与越狱无关，因为越狱犯有可能要么进入到另一个监狱之中，要么被遣返原来的监狱。”①菲茨杰拉德在这里将断裂与所谓能指链之中的结构性伪一分断对立起来。然而，他同样将断裂与“旅行”这种更为柔顺、更为潜藏的连接或茎区分开来，甚至与分子的传送区分开来。“著名的大逃亡或远离一切的逃逸是一次自投罗网的远足，即便这个罗网里面也包括南太平洋，而到那里去的人无非是为了挥毫泼墨或乘风破浪。你无法返归到一次真正的断裂之中；它是不可恢复的，因为它使过去不复存在。”旅行是否有可能始终是一种向着僵化的节段性的返回？你在旅行之中所遇到的是否始终是老爸老妈，即便你远赴南太平洋，就像麦尔维尔那样？坚硬的肌肉？我们难道必须要说，柔顺的节段性自身在微观和微型的层次之上重新构成了那些它试图逃避的宏大形象？贝克特的这句令人难忘的话对所有的旅行来说意义重大：“就我所知，我们不是为了旅行所带来的愉快而去旅行的；我们都很愚蠢，但还没蠢到这个地步。”

因而，在断裂之中，不仅过去的内容消失不见，而且所发生的事件的形式、发生于某种不稳定物质之中的不可感知的事件的形式也都不复存在。在一次静止的旅行之中，我们自身生成为不可感知的和隐秘的。什么也不能发生，什么都未曾发生。没有任何人能为了我或针对我而有所作为。我的界域不在掌控之中，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虚构的，正相反：因为我正在勾勒出它们。大大小小的战争都已然终结。而始终尾随某物的旅行亦已终结。我不再怀有任何秘密，因为我已然丧失面孔、形式和物质。我现在只是一条线。我变得能够去爱，但并非去爱一个抽象的、普遍的情人，而是去爱那个我将要选择的情人，而她也将盲目地选择我，作为我的复本，她和我一样不再有自我。我们被爱情拯救，我们为了爱情而获得拯救，但却是通过放弃爱情和自我。我们自身只是一条抽象的线，就像是一支穿越空间的箭。绝对的解域。我们如众人[整个世界(tout le monde)]一般进行生成，但却由此使得没人能够如众人那般进行生成。我们在自己身上描绘出整个世界，而并非是将自我投射为一整个世界。不应该说天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也不应该说所有的人都有天赋。天才，就是那个懂得将众人（整个世界）纳入一种生成的人(也许是尤里西斯：乔伊斯的抱负遭遇挫折，而庞德则成功了一半)。我们进入到生成一动物之中，进入到生成一分子之中，最终进入到生成一不可感知之中。“我肯定始终是处于敌对的阵营之中。充满狂喜的可怕感觉持续着。……我试图尽可能正确地成为一只动物，如果您朝我扔来一根上面还残留着很多肉的骨头，那我甚至可能舔舔您的手。”为何此种语调显得如此绝望？断裂之线或真正的逃逸线难道就没有其自身的危险，甚至比别的危险还要可怕？是时候赴死了。无论如何，菲茨杰拉德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区分三种线的方式，它们渗透着我们，并构成了“一生”(借用莫泊桑小说的标题)。分断之线，崩溃之线，断裂之线。僵化的节段性之线，有着克分子性的分断；柔顺的节段化之线，有着分子性的崩溃；逃逸线或断裂线，它是抽象的，死气沉沉的和生机勃勃的，但却不是节段性的。

1.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这里所援引的法译本似乎与菲茨杰拉德的原文稍有出入，我们这里按英文原文译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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