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每个人都会认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被协助、被赋予灵感、被多元化。

一本书不具有客体，也不具有主体，它由形态各异的材料、迥异的日期和速度所构成。当人们把一本书归属于一个主体之时，就忽视了这些材料的运作及它们间的外部关联。人们为地质学的运动杜撰出一个造物主。书如万物，其中存在着衔接（articulation）或节段性（segmentarité）之线，层(strates），界域性(territorialités)；然而，还存在着逃逸线(ligne de fuite)，解域(déterritorialisation）和去层化（déstratification）的运动。这些线上的相对流速引发了相对延迟与粘滞的现象，或反之引发了加速和断裂的现象。所有这些—线和可度量的速度一构成了一个配置(agencement)。一本书就是这样一个配置，因此是无所归属的。它就是一个多元体（multiplicité）——不过，当它不再作为属性，而是被提升为名词之时，我们不再能理解这个“多（multiple）”的含义。一方面，一个机器性的（machinique）配置面向层，而后者无疑将它构成为一种有机体，要么是一种意谓的（signifiant）总体性，要么是一种可被归属给某个主体（sujet）的规定性；然而，它同样也面向着一具无器官的身体(corps sans organes)，后者不断地瓦解有机体、使得那些非意谓的（asignifiant）小品词和纯粹的强度（intensité）得以流通和传布，进而将那些主词归属给它自身，并且只留给它们一个作为强度痕迹的名字。一本书的无器官身体是什么呢？存在着许多种，这要视被考察的线的本性、它们所特有的成分和浓度，以及它们汇聚于一个“容贯的平面”(plandeconsistance）（正是这个平面确保了对它们的选择）的可能性而定。此处一如别处，关键在于度量的单位：使书写量化。一本书所表达的东西和它的创作方式本是一回事。因此，一本书不再具有客体。作为配置，它自身只与其他配置相连接、与其他无器官身体相关联。我们将不再追问一本书想要表达什么，无论它是作为能指还是作为所指；我们将不再试图在一本书中去理解什么，而是要追问，它通过何物而展开运作，在与何物的关联之中它传布了（或未传布）强度，它将自身的多元性引入或化入哪些多元性之中，它令自身的无器官身体与哪些无器官身体相聚合。一本书只有通过外部（dehors）并在外部而存在。因而，一本书本身就是一部小型的机器，在何种可度量的关联之中，这部文学机器和战争机器、爱的机器、革命机器等等相关？—与那部卷携着它们的抽象机器相关？人们指责我们过于经常地援引文学。然而，当人们写作之时，唯一的问题正是要了解，为了使这部文学机器得以运转，能够或必须将它与哪部别的机器相连接。克莱斯特(Kleist)与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卡夫卡与一部闻所未闻的官僚机器……(如果一个人经由文学——当然不是以文学的方式——生成为动物或植物呢？难道不首先是通过语音，人们才生成为动物?）文学就是一种配置，它与意识形态无关，文学没有、也从未有过意识形态。

我们所言无他：唯有多元性，线，层和节段性，逃逸线和强度，机器性配置及其不同类型，无器官的身体及其构造和遴选，容贯的平面，以及每种情形之中的度量单位。测层仪(stratomètres)，计损仪(déléomètres)，浓度的 CsO单位①，聚合的CsO单位，这些不仅仅形成了一种写作的量化，而且还将写作界定为始终作为其他事物的度量尺度。写作与意谓无关，但和土地测量、地图绘制，乃至未来的领域相关。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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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第一种类型，是“书一根”(livre-racine)。树已经是世界的形象，或者说，根是“世界一树”的形象。这是经典之书，作为有机的、意谓的、主观的崇高内在性（书之层）。书模仿世界，正如艺术模仿自然：运用其自身所特有的手段，产生出那些自然不能或不再能创造出的东西。书之法则，正是反思/映像(réflexion)之法则，即“一”生成为“二”。那书的法则又怎能存在于自然之中，既然它统辖着世界与书、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区分？一生成为二：每当我们遇到这个法则即便被毛泽东策略性地提出，或被人们最为“辩证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着的正是最为经典、最具反思性、最古老、最令人厌倦的思想。自然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在自然之中，根是直根，具有更为大量的侧面的或环绕的（而非二元分化的）分支。精神落后于自然。甚至作为自然实在的书也是一种直根，有着垂直的轴和环绕的叶。然而书作为精神实在—树或根的形象—却不断展现着一生二、二生四的法则……二元逻辑是“树一根”的精神实在。即使像语言学这样“领先的”学科也仍然恪守着“树一根”这个基本形象，由此与反思的古典传统联结在一起(比如乔姆斯基和他的意群树：从一个点S开始，以二元分化的方式衍生)。可以说，此种思想从未理解多元性：它必需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以便遵循一种精神的方法来达到“二”。从客体的角度来说，遵循自然的方法，人们无疑可以直接从“一”达到三、四或五，但却始终必须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性作为前提，即支撑着次级根的直根的统一性。这并不能使我们走得更远。取代二元分化之二元逻辑的，只不过是连续的循环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无论是直根还是二歧根，都不能更好地解释多元性。前者运作于客体之中，后者运作于主体之中。二元逻辑和一一对应关系仍然统治着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在解释施列伯（Schreber）病例时所运用的谵妄之树]、语言学、结构主义，乃至信息论。

胚根系统，或束根，是书的第二种形象，我们的现代性欣然仰赖于它。这回，主根已然夭折，或者，它的末端已然被摧毁；一个任意的、直接的次级根的多元体被嫁接于它之上，并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长态势。这回，自然实在显现于主根夭折的过程中，但根的统一性仍然持存，作为过去或将来，作为可能性。我们须追问，是否反思性的精神实在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对此种事态进行弥补：即转而诉求一种更为全面的隐秘统一性或更为广泛的总体性。不妨采用威廉·巴勒斯的剪裁法（cut-up）：将一篇文本叠合（pliage）进另一篇之中、由此构成了多元的，甚至是偶生的根(比如一根插穗)，这对于所考察的文本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替补的维度(dimension supplémentaire)。正是在这个叠合的替补维度之中，统一性继续着其精神的劳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为碎片化的著作也同样可以被视为“全集”或“巨著”。绝大多数用来令系列得以增殖或令多元性得以拓展的现代方法在某个方向上（比如线性的方向）是极为有效的，而一种总体化的统一性却在另一个维度（循环或周期）之中获得了更为有力的肯定。每当一个多元体被掌控于一种结构之中时，其增长就被后者的组合法则所缩减甚至抵消。主张摧毁统一性的人也正是天使的缔造者，天使博士(doctores angelici)，因为他们肯定了一种真正的、至上的、天使般的统一性。乔伊斯的词语可谓名副其实地“具有多重根”，它们有效地粉碎了词语乃至语言的线性统一，但由此却得出了一种句子、文本或知识的循环统一。尼采的格言粉碎了知识的线性统一，但却由此回归于永恒轮回的循环统一[作为思想之中的非一知(non-su)]。如此说来，束根系统尚未真正摆脱二元论，它展现出主客之间、自然实在和精神实在之间的互补性：在客体之中，统一性不断遭到阻碍甚至阻止，但在主体之中，一种新的统一性却获得胜利。世界失去了其主根，而主体也不再能够进行二元分化，但却在对于其客体的维度始终构成替补的维度中，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统一性，一种矛盾的或超定(surdétermination）的统一。世界生成为混沌，但书仍然是世界的形象：胚根一混沌体(chaosmos)，而不再是根一宇宙(cosmos)。诡异的迷思：因其碎片化而更具有总体性的书。书作为世界的形象，无论如何都是乏味的观念。确实，仅仅说“多元性万岁”，这还是不够的，尽管要想发出这样的呼声也绝非易事。没有哪种排版、词语、甚或句法的技巧能足以使其被听见。必须形成“多”，但不是通过始终增加一个更高的维度，而是相反，以最为简单而节制的方式，始终对已有的维度进行n-1的操作（只有如此，一才成为多的构成部分，即始终是被减去)。从有待构成的多元体中减去独一无二者；在n-1的维度上写作。这样的体系可以被称为根茎(rhizome)。作为地下的茎，根茎截然有别于根和胚根。球茎和块茎都属于根茎。具有根或胚根的植物从所有其他的方面来看也可以是根茎式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植物学从其特性上来说完全是根茎式的。甚至某些动物也是根茎式的，在其集群（meute）的形态之中。鼠群就是根茎。兽穴也是根茎，它们有着各种栖居、储藏、移动、躲避、断裂的功能。根茎自身具有异常多样的形态，从表面向四面八方延展、直到凝聚成球茎和块茎的形态。当鼠群之间彼此窜动之时。存在着最好的和最糟的根茎：土豆，茅草和莠草。动物和植物，茅草就是螃蟹草（crabgrass)。我们觉得，如果不列举一些根茎的大致特征的话，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1. 导论：根茎

① CsO在本书之中为“无器官的身体”的法文缩写形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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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2）连接和异质性的原则：在根茎之中，任意两点之间皆可连接，而且应该被连接。树或根就不一样，它们固定了一个点或一种秩序。乔姆斯基式的语言树仍然是从一点S开始，以二元分化的方式展开。而根茎则正相反，并非其中的每个特征都必然与一种语言特征相关：各种特性的符号链与异常多样的编码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相连接，这就发动了种种不同的符号机制（régimes）和事物状态。表述（énonciation）的集体性配置实际上直接运作于机器性配置之中；我们不可能在符号的机制及其对象之间建立彻底的断裂。在语言学中，即便人们试图将自身局限于明显之物的范围内、不对语言作出任何预设，这也仍然是处于一种话语（discours）的领域之内，它隐含着特殊的社会权力类型和配置模式。乔姆斯基的合语法性，支配着所有句子的范畴符号S，它首先就是一种权力的标志，其次才是作为一种句法的标记：你将形成语法上正确的句子，你将把每个陈述分解为名词语段（syntagme）和动词语段（最初的二元分化……）。我们不会指责这些语言学模式过于抽象，相反，它们还不够抽象，还尚未形成抽象机器，而正是此种机器将一种语言（langue）与陈述（énoncés）的语义和语用内容、表述的集体性配置、社会场域的一整套微观政治连接在一起。一个根茎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以及关涉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的事件之间建立起连接。一个符号链就像是一个凝聚了异常多样的行为的块茎——不仅仅是语言的行为，还包括知觉的、模仿的、姿态的、认知的行为：不存在语言自身，也不存在语言的共相(universalité)，而只有一种方言、土语、行话、专业术语的集聚。不存在理想性的说者一听者，也没有同质性的语言共同体。根据魏因赖希（Weinreich)的原则，语言就是“一种本质上异质性的实在”。不存在母语，而只有一种支配性的语言在一个政治的多元体之中所掌握的权力。语言在一个教区、一个主教辖区、一座都城的周围稳定下来。它形成球茎。它通过地下的茎和流（flux）而衍生，沿着河谷或铁路沿线，它就像一块油迹般扩散。①人们总是有可能将语言解析为其内在的结构性要素：从根本上来说，这无异于一种寻根。在树之中总是存在着某种谱系之物，这不是一种通行的方法。相反，一种根茎式的语言分析法只会使其偏离中心，向其他的维度和领域展开。除非是行使一种无力的功能，否则一种语言绝不会自我封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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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性原则：只有当“多”确实被视作名词和多元体，它才能终止与“一”之间的任何关联——无论“一”是作为主体或客体，自然的实在或精神的实在，还是作为形象或世界。多元体是根茎式的，它揭穿了树形的伪一多元体。统一性不再作为客体领域的主根，也不再作为主体领域的二元分化。甚至也不存在夭折于客体，但又“复归”于主体之中的统一性。一个多元体既不具有主体，也不具有客体，它只有规定性、量值、维度，而所有这些只有在多元体改变自身的本质的同时才能获得增长(因此，组合法则就与多元体一起增长)。木偶的提线作为一个根茎或多元体，并非与被预设的一个艺术家或表演者的意志关联在一起，而是与神经纤维所构成的一个多元体关联在一起，这个多元体又形成了另一个木偶，并通过另外的维度与前一个木偶相连接：“驱动木偶的提线或拉杆——我们将它们称作网状结构。人们会反驳说，其多元性源自演员的人格，正是后者将它投射于作品之中。就算如此，但演员的神经纤维同样也形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深入到灰质和栅极（grille）之中，直至未分化处……此种游戏接近于编织者的完美动作，而神话中将其归于命运女神帕尔卡（Parques）和诺恩（Nornes)。”①一个配置正是此种多元体的维度的增殖，它在拓张其连接之时必然改变其自身的本质。与结构、树或根不同，在一个根茎之中，我们无法发现点或位置。在其中只存在线。当格林·古尔德（GlennGould）加速演奏一个段落之时，这并不只是炫技，而是将音乐之点转化为线，他令聚合体增殖。数不再是一个普遍概念，根据要素在某个维度之中的位置对其进行测量，而是生成为一种多变的多元体，随着所考察的维度一起变化「一个域（domaine）对于从属于它的某个数的组合来说具有优先性]。我们不再有度量的单位，而只有度量的多元体或多变体(variété)。统一性的观念绝不会出现，除非在一个多元体中产生了能指对权力的掌握，或一种相应的主体化进程：这样，就出现了“统一性一主根”，它为一种客观的要素或点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的集合体奠定基础，或为“一”奠定了基础—这个“一”遵循着区分性的二元逻辑在主体之中被分化。统一性始终运作于被考察的系统的某个替补的空维度之中「超编码(surcodage)]。准确说来，一个根茎或多元体不允许其自身被超编码，不会拥有一个超越于它的线的数目（也即超越于与这些线联结在一起的数之多元体）之上的替补维度。所有的多元体都是平伸的，因为它们填满了、占据了其所有的维度：因此，我们会说一个多元体的容贯平面，即便这个“平面”的维度会伴随着其上所确立起来的连接数量而一起增长。多元体是被外部所界定的：被抽象线，逃逸线，或解域所界定，伴随着此种解域，它们在与其他多元体建立连接之时改变着自身的本质。容贯的平面（网栅）是所有多元体的外部。逃逸线同时标志着以下几点：多元体确实占据的有限数量的维度的现实性；不可能存在任何替补的维度，除非多元体沿着逃逸线转化自身；将所有多元体平铺于同一个外在性（extériorité）或容贯性的平面之上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无论它们的维度有多少。一本书的理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外在性平面之上展开所有的事物，在一页纸上，在同一页纸上：经历的事件，历史的规定性，被思索的概念，个体，群体及社会构型(formation)。克莱斯特创造了一种这个类型的写作，一条情动(affect）的断裂链条，带有着多变的速度，加速与变型，始终与外部相关联。开放之环。因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他的文本与（为一个实体或主体的内在性所构成的）古典的及浪漫派的“书”都是相对立的。“战争机器一书”反抗“国家机构一书”。N维的平伸的多元体是非意谓的和无主体的(asubjective)。它们为不定冠词或部分冠词所指涉（这株茅草，这个根茎……)。

1. 导论：根茎

① Bertil Malmberg, Les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linguistique, P. U. F. (l’exemple du dialecte castillan) , p.9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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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Ernst Jünger, Approches drogues et ivresse, Table ronde, p.304, §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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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意谓断裂的原则：不同于过度意谓的间断，后者分离不同的结构或贯穿单一结构。一个根茎可以在其任意部分之中被瓦解、中断，但它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或其他的线而重新开始。人们无法消灭蚁群，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动物的根茎：即使其绝大部分被消灭，仍然能够不断地重新构成自身。所有根茎都包含着节段性的线，并沿着这些线而被层化、界域化(territorialiser)、组织化、被赋意和被归属，等等；然而，它同样还包含着解域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每当节段线爆裂为一条逃逸线之时，在根茎之中就出现断裂，但逃逸线构成了根茎的一部分。这些线不停地相互缠结。这就是为何人们无法采用某种二元论或二分法的原因，即使是以善恶对立这个基本形式。我们可以制造一个断裂，我们可以勾勒出（tracer）一条逃逸线，不过，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在其上有可能重新遭遇到对所有一切再度进行层化的组织，重新赋予一个能指以权力的构型，以及重新构成一个主体的属性—所有你想要的，从俄狄浦斯的重现、直到法西斯主义的凝结。群体和个体都包含着微观一法西斯主义，它们就等着形成结晶。是的，茅草也是一个根茎。善与恶只能是某种主动的、暂时性的选择的产物—此种选择必须不断重新开始。

解域的运动和再结域（reterritorialisation）的进程怎能不相互关联、不断联通、彼此掌控？兰花解域而形成一个形象，一个黄蜂的仿图（calque)；然而，黄蜂在这个形象之上再结域。但黄蜂也被解域，其自身变为兰花的繁殖器官的一个部分；然而，通过传播其花粉，它使兰花再结域。兰花和黄蜂作为异质性的要素——形成了根茎。人们会说，兰花模仿着黄蜂，它以一种意谓的方式复制了后者的形象(模仿、拟态、伪装，等等)。然而，这仅仅在层的等级上才是真的—两个层之间形成平行关系，一方之中的某种植物的组织结构模仿着另一方之中的某种动物的组织结构。同时，它还牵涉到另外的事物：不再是模仿，而是代码（code）的捕获（capture)，代码的增值（plus-value)，价（valence）的增长，真正的生成，兰花的生成一黄蜂，黄蜂的生成一兰花，每种生成都确保了其中一方的解域和另一方的再结域，两种生成在一种强度的流通之中相互关联、彼此承继，而此种流通则总是将解域推进得更远。不存在模仿和相似，只有两个异质性的系列在一条逃逸线之上的爆裂，这条线由一个共同的根茎构成，它不再能够被归属于、从属于任何意谓之物。肖万（RémyChauvin）说得好：“两种生物之间的非平行性进化，二者之间绝没有任何相关之处。”①更普遍说来，进化的图式有可能被迫放弃陈旧的树和谱系的模型。在某些条件下，一种病毒可以与生殖细胞联结在一起，并将自身转化为一种复合物种的细胞基因；此外，它还会逃逸，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物种的细胞之中，但却携带着来自第一个宿主的“基因信息”[比如，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和托达罗（Todaro）最近对于一种C型病毒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它与狒狒的DNA和某些种类的家猫的DNA之间的双重连接]。进化的图式将不再仅遵循树形谱系的模式(即从最小差异化到最大差异化），相反，它还展现出一种根茎的形态，此种根茎直接在异质性之中运作，并从一条已然差异化的线跃变到另一条。①再度重申，存在着狒狒和猫之间的非平行性进化，其中任何一方显然都不是另一方的原型或摹本（猫的生成一狒狒并不意味着猫“扮作”狒狒)。我们和自身的病毒一起形成了根茎，或更确切地说，我们的病毒使得我们与其他动物一起形成根茎。正如雅各布（Jacob）所说，通过病毒或其他方式进行的基因材料的传输、源自不同物种的细胞之间的合并，它们会产生出类似于“古代和中世纪所珍视的那种可憎恋情”的结果。②不同的线之间的横向互通扰乱了谱系之树。始终要去寻找分子、乃至亚分子的粒子，要和它们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进化和死亡更多是源自根茎式的、多形态的流感，而非遗传疾病或那些自身就有其谱系的疾病。根茎是一种“反一谱系”。

1. 导论：根茎

① Rémy Chauvin, Entretiens sur la sexualité, Plon, 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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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书和世界来说也是如此：与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左，书并不是一种世界的形象。它和世界一起形成根茎，在书和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平行性的进化，书确保着世界的解域，世界则进行着一种书的再结域，而接下去，书又使其自身在世界之中进行解域(如果它能够，如果它可以）。对于那些本质截然不同的现象来说，模仿是一个异常拙劣的概念，因为它依赖于二元逻辑。鳄鱼并没有再现一段树干，同样，变色龙也没有再现四周环境的颜色。粉红豹没有模仿、再现任何东西，它以其自身的颜色来装点世界，粉上加粉，这就是它的生成一世界，以便令它自身变得不可感知和非意谓，形成它的断裂，它自身的逃逸线，遵循着它的“非平行性的进化”，直至终点。植物的智慧：即使它们自身是有根的，但却始终存在着一个外部，在其中，它们和其他事物一起形成根茎一风，某个动物，或人类(从某个方面看，动物也形成了根茎；人类亦然，等等）。“醉作为植物向我们自身之中的成功侵入。”始终通过断裂而追随着根茎，拉长、延长、接续逃逸线，使它变化，直至产生出最为抽象和曲折的线，它有着n重维度和彼此断裂的方向。把被解域的流联结起来。跟随着植物：我们从第一条线开始，它的边界是由收敛于连续的特异点（singularité）周围的圆所限定的；接着，在这条线的内部，我们要看新的收敛的圆是否通过那些外在于边界并处于其他方向之中的新的点而形成。书写，形成根茎，通过解域而拓张界域，延伸逃逸线直至一点，在其中它变为一部覆盖了整个容贯平面的抽象机器。“首先前往你的第一株植物，从那点出发，仔细观察水流的痕迹。雨一定已将种子带到远处。沿着水流所形成的小沟，你将辨认出水流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寻找那株离你最远的植物。所有那些在这二者之间生长的魔鬼草都属于你。随后，最远的植物又将传播它们自己的种子，而通过跟随从每株植物出发的水流的痕迹，你得以拓张你的界域。”①音乐总是不停释放出逃逸线，作为如此众多的“变形的多元体”，甚至颠覆着那些使它结构化或树形化的代码；这也是为何音乐形式及其断裂和衍生可以被比作一株莠草，一个根茎。②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本维尼斯特(R. E. Benveniste)和托达罗(G. J. Todaro)的研究工作，参见 Yyes Christen，Le rôledes virus dans l'évolution»，La Recherche，n°54，mars 1975：“在一个细胞中进行整合—提取(extraction)之后，由于切除（excision）之中的某个错误，病毒可能携带其宿主的DNA片段并将它们传递到新的细胞之中：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工程的基础。结果，通过病毒，一个有机体所固有的基因信息可以被转移到另一个有机体之中。如果人们对极端的情况感兴趣，那么，甚至可以设想此种信息转移的实现方向是从一个进化程度较高的物种向一个进化程度较低的物种进行——或者，后者是作为前者的祖先。因而，此种机制将会与经典意义上的进化背道而驰。要是这样的信息转移已经具有了某种突出的重要性的话，那么，我们甚至在某些情形之中不得不用网状的图式（以及那些分化出来的分支之间的互通）来取代目前被用来再现进化的灌木丛(buisson)或树的图式”(p.271)。

② François Jacob, La logique du vivant, Gallimard, pp.31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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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6）绘图法和转印法（décalcomanie）的原则：一个根茎不能由任何结构的或发生的（génératif)模型来解释。它与所有那些深层结构或演变轴线的观念都格格不入。一条演变轴线是作为客观的、主根的统一性，连续的阶段在其上被组建起来；一个深层结构则更像是一个基本的序列，它可以被分解成直接的构成组分(constituant)，而其产物的统一性则进入到另一个转换性的、主体的维度之中。因而，人们尚未摆脱树或根的再现模式—主根的或束根的（比如，乔姆斯基的“树形图”与一个基本序列相关联，并根据一种二元逻辑来再现其发生过程)。最古老的思想的一种变体。在我们看来，演变轴线或深层结构归根结底就是仿图（calque）的可被无限复制的逻辑。所有的树的逻辑都是仿图和复制的逻辑。在语言学和精神分析中都是如此，它将本身就是再现性的无意识作为对象，此种凝结为被编码的复合体（complexe）的无意识要么被分布于一条演变轴线之上，要么被分配于一个语段结构之中。它的目的就是描绘一种事实状态，维持主体间关联的平衡，或探索一种已经存在的无意识此种无意识隐藏于记忆和语言的幽暗角落。它旨在模仿某种完全作为既成之物而被给予的事物，而此种模仿是基于某种超编码的结构或支撑性的轴线。树连接起模仿，并使它们等级化，仿图就像是一棵树的叶片。

而根茎则截然不同，它是地图（carte）而不是仿图。要绘制地图而非仿图。兰花没有复现黄蜂的仿图，它在一个根茎之中和黄蜂一起绘制地图。如果说地图和仿图相对立，那正是因为它彻底转向一种与以现实为基础的实验。地图没有复现一种封闭于自身的无意识，相反，是它构成了无意识。它促进了场域（champs）

1. 导论：根茎

① Carlos Castaneda, L'herbe du diable et la petite fumée, Éd. du Soleil noir, p.160.

② Pierre Boulez，Par volonté et par hasard，Éd. du Seuil，p.14：“你将它种植于某片土壤之中，骤然间，它就如一团莠草那般开始衍生。”关于音乐的衍生，在书中随处可见，比如原书第89页：“一种漂浮的音乐，在其中，书写自身使得演奏家不可能与某种律动的时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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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连接，清除了无器官的身体之上的种种障碍，在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最大限度地敞开了无器官的身体。它自身构成了根茎的一部分。地图是开放的，它可以在其所有的维度之中被连接，它可分解，可翻转，易于接受不断的变化。它可以被撕裂、被翻转，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剪接(montage)，可以被某个个体、群体、或社会构型重新加工。我们可以将其绘制于一面墙上，可以将其视作一件艺术作品，将其构成为一种政治行动或一种沉思。或许根茎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始终具有多重入口；在这个意义上，兽穴是一种动物根茎，它往往包含着作为通道的逃逸线与储藏或栖居的层之间的明确区分(比如麝鼠)。一个地图具有多重入口，这与始终回到“同一”的仿图正相反。一个地图与表演相关，而仿图则始终涉及一种所谓的“能力”。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的能力将每种欲望和陈述都限制于某条演变轴线或超编码结构之中，并对这条轴线上的不同阶段或这个结构中的不同组分进行无限的、单调的模仿。与此相反，神经分裂一分析（schizo-analyse）拒斥所有被模仿之命运的观念，无论人们赋予此种命运以何种名字：神圣的、神秘的、历史的、经济的、结构的、遗传的或语段的。[显然，克莱因(MélanieKlein)根本无法理解一位患病儿童（小理查德）所画出的地图，她总是满足于得出现成的仿图俄狄浦斯，好爸爸坏爸爸，好妈妈坏妈妈但孩子却绝望地试图继续某种精神分析所完全无法了解的表演①]。冲动和部分客体（objet partiel）既不是演变轴线之上的诸阶段，也不是一个深层结构之中的诸位置，它们是对于问题的政治性选择，是入口和出口，是孩子政治性地体验到的僵局也即，带着其欲望的全部力量。

然而，当我们把地图和仿图作为好坏两方面对立起来的时候，难道不是恢复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难道一个地图的本性不就是能够被模仿？难道一个根茎的本质不就是使根交错、并往往和它们混合在一起？一张地图难道不带有某些冗余（redondance）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已经是作为其所特有的仿图？一个多元体难道不具有某些层，在其中，统一化、总体化、一体化、模仿的机制、意谓对于权力的掌控、主体的属性都得以扎根？甚至是那些逃逸线，由于它们可能具有的歧异性，难道没有复制出那些它们需瓦解和翻转的构型？然而，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应该始终将仿图带回到地图。此种操作与前一种操作之间完全不对称。因为，严格说来，说仿图复制了地图，这并不确切。它更像是一张照片、一张X光片，它始于对那些它想要去复现的东西进行选择或隔离，借助于人工的手段(比如着色或其他的限制性的手段)。模仿者始终在创造着、诱引着原型。仿图已经将地图转译成一种形象，它已经将根茎转化为根与胚根。根据自身的意谓和主体化的轴线，它对多元体进行组织、稳定化并使其失去效力。它繁殖出（générer）根茎并使其结构化，当仿图相信它是在复制其他事物的时候，它只是在复制自身而已。这就是为何它是如此危险。它注入冗余，并使之繁殖。仿图从地图和根茎之中所复现的，只是僵局、障碍、主根的萌芽或结构化之要点。看看精神分析和语言学吧：前者永远只能获得无意识的模仿和照片，而后者呢，永远只能获得语言的模仿和照片—及其所预设的种种欺骗和诡计（并不奇怪的是，精神分析已经将它的命运和语言学紧密关联在一起)。看看在小汉斯身上所发生的事件，这是对于孩子所做的纯粹的精神分析：人们总是不停地瓦解其根茎，玷污其地图，令他安分守己，封堵他的所有出口，直到他开始欲求自身的耻与罪，直到人们在他身上深植入耻与罪，恐惧症（人们先是禁止他进入楼房的根茎、接着是街道的根茎，人们将他扎根于父母的床铺之中，在他的肉体上布下胚根，令他专注于弗洛伊德教授)。弗洛伊德明确考察了小汉斯的地图绘制法，但却始终只是将其投射回一张家庭照片之中。再看看梅拉尼·克莱因对于小理查德的地缘政治性的地图都做了些什么：她从中获取了照片，将其制成仿图；无论是装模作样，抑或遵循着某条轴线、发生的阶段或结构的命运，你的根茎都将遭到瓦解。人们允许你生活和言说，但条件是封住你所有的出口。当一个根茎被封死、被树化之时，它就完结了，激发不出任何欲望；因为，正是通过根茎，欲望才始终得以运动和产生。每当欲望沿着树而运动之时，内部的作用就会使它遭遇挫折并引向死亡；然而，根茎却是通过外在的和生产性的推动力对欲望施加影响。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Mélanie Klein, Psychanalyse d’un enfant, Tchou: Le rôle des cartes de guerre dans les activités de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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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何尝试另一种相反的、但却非对称的操作是如此重要。将仿图重新联结于地图之上，将根或树重新连接于一个根茎。在小汉斯的病例之中探索无意识，这就是要展示他如何尝试建构一个根茎—通过家里的房间，但也同样通过楼房、街道等等的逃逸线；这些线是如何被封堵的，孩子是怎样被扎根于家庭之中的，在父亲的身前留下逼真的再现，对母亲的床形成仿图；接着，弗洛伊德教授的介入又是怎样确保了能指对权力的掌控，对情动施行主体化的操作；孩子是怎样只有以被视作耻和罪的生成一动物的形式才得以逃逸(小汉斯的生成一马，真正的政治性选择)。然而，始终应该在地图之上重新定位那些绝路，以便从那里向可能的逃逸线敞开。对于群体的地图也是如此：要揭示在根茎的哪个点上形成了整体化、官僚机制、领导地位、法西斯化，等等，而哪些线又得以持存仅仅是以隐蔽的方式—并不断地在暗中形成根茎。德利尼（Deligny）的方法：描绘出一个自闭症儿童的种种姿态和行动的地图，在同一个孩子身上、在不同的孩子身上将不同的地图结合起来①.…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地图或根茎确实具有多重入口，人们会认为，也可以通过仿图或树一根的道路而进入其中，只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就可以了(在这里，我们同样放弃了一种善恶截然对立的二元论)。比如，人们往往被迫转向绝路，被迫借助意谓的权力或主体的情感，被迫依赖于俄狄浦斯的或偏执狂的构型或更糟糕的，依赖于某种使得另外的转换操作得以可能的僵化的界域性。甚至有可能求助于精神分析，唉，幸亏有它。与此相反，还存在别样情形，我们可以直接依赖于逃逸线，正是它使得层和根发生断裂，使得新的连接得以运作。因此，伴随着解域的多变的系数(coefficient)，存在着极为多样的地图一仿图、根茎一根的配置。在根茎之中存在着树或根的结构，反之，一根树枝或一块根部也可以萌发出一个根茎。在这里，参照系不再依赖于预设着共相的理论分析，而是依赖于一种语用学，后者由强度的多元体或聚合体(ensemble)构成。在树的核心，在根的中空处，或在一根分枝的弯曲处，会形成一个新的根茎。或确切地说，正是树一根的一个微观要素—即一个胚根——萌生了根茎。会计和官僚机制通过仿图而运作：但它们也可以萌发、生出根茎的细枝，正如在卡夫卡的小说中那样。一种强度的特征（trait）开始运作，一种幻觉，一种联觉，一种反常的突变，一种形象的游戏被释放，而能指的霸权遭到质疑。在孩子身上，姿态、模仿、嬉戏，以及其他的符号体系重新恢复了自由，摆脱了“仿图”(也即，摆脱了教师的语言的支配性力量）—一个微观的要素扰乱了权力的局部平衡。这样，根据乔姆斯基的语段模型所建构起来的生成语法之树，也可以在各个方向上被打开，其自身也可以形成根茎。①具有根茎的形态，也就是产生出这样的茎和细丝，它们看起来具有根的外表，甚或穿透主干而与根连接在一起，但却将根投入新的、异样的用途。我们已然厌倦了树。我们变得不再相信树、根或胚根，我们已经受够了它们。所有的树形的学科都奠基于它们之上，从生物学到语言学。相反，没有什么是美的，没有什么是充满爱意的，没有什么是政治性的，除了那些潜藏的茎、气生的根、偶然的增生和根茎。阿姆斯特丹，一座完全无根的城市，一座具有运河之茎的根茎城市，在其中，效用与最为狂热的谵妄连接在一起，并与一部贸易的战争机器相关联。

1. 导论：根茎

① Fernard Deligny, «Voix et voir», Cahiers de l'immuable, vol.1, Recherches, avril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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