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第三则短篇小说，《深渊和望远镜的故事》，皮埃蕾特·弗勒西奥（Pierrette Fleutiaux)①，1976，Jullaird

一些节段或多或少是接近的，而另一些节段则或多或少是远离的。这些节段看似围绕着一个深渊，一种巨大的黑洞。对于每个节段来说，都存在着两种监视者：近观者和远观者。他们所监视的，就是形成于深渊之中的运动、爆发、违法、骚乱和反叛。不过，在两种监视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差异。近观者只有一副简单的望远镜。在深渊之中，他们所看到的是巨大的组织单位的轮廓、宏大的二元性的划分、二元分化、被明确规定的节段，诸如此类：“教室、兵营、廉租房(H.L.M.)，甚或是从飞机上看到的乡村”。他们看到分支、链条、行、列、多米诺骨牌、纹理。偶尔，在边沿之处，他们发现了一个扭曲的形象或一个颤动的轮廓。接着，他们就翻出可怕的射线望远镜(Lunetteà rayon)。但它并非用于观看，而是用于分割、切割。这个几何测量工具放射出一道激光射线，从而令宏大的能指分断处处占据统治地位，并使一度受到威胁的克分子秩序得以恢复。从事分割的望远镜对所有一切进行超编码；它作用于血与肉，即便其自身只是一种作为国家事务的纯粹几何学，以及为这部机器服务的近观者的物理学。几何学是什么？国家是什么？近观者又是谁？这些问题没什么意义(“我的确在说”)，因为问题不在于界定什么，而更在于切实地勾勒出一条线：它不再是一条书写之线，而是一条僵化的节段性之线，在其上，所有人都将根据其个体的或集体的轮廓而被判断和被矫正。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皮埃蕾特·弗勒西奥(Pierrette Fleutiaux，1941—2019)，法国当代作家。她的作品《我们是不朽的》曾获1990年的费米娜(Femina）文学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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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昧含混的远观及远观者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们人数甚少，至多每个节段一个。他们拥有一副精密而复杂的望远镜。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是首领。而且，他们之所见与近观者截然不同。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系列微观一节段性，细致入微：“可能性的滑道”，未及边沿的极微小的运动，以及早在轮廓形成之前就已经被勾勒出来的线或振动，“颠簸运动的节段”。一整个根茎，一种分子的节段性，它不容许一个作为切割机器的能指对其进行超编码，也不容许自身归属于某个既定的形象、集合或要素。这第二种线不能与那种无名的节段化相分离，后者产生出它，并在任何时刻都能对所有一切进行挑战，没有目的、也没有理由：“发生了什么？”远观者能够预言未来，但却始终呈现为这样一种生成的形式，生成为某个已然发生于一种分子物质中的事物，难以发现的粒子。正如在生物学之中：细胞层次的宏观划分、二元分化及其轮廓也同样伴随着迁移、内褶、漂移、形态发生的动力，而这些[微观]过程的节段标记不再体现于可定位的点之上，而是体现于流转于下的强度阈限、将一切都搅和在一起的有丝分裂，以及在大细胞内部及其分断之间相互交叉的分子线之中。在一个社会之中也是如此：僵化的、明确分割的节段在下层被另一种性质的节段化重新进行划分。然而，这既非一方，也非另一方，既不是生物学，也不是一个社会，更非二者之间的相似：“我的确在说”，我勾勒出线，书写之线，而生活就穿梭于其间。一条柔顺的节段性之线被释放出来，它与另一条线截然不同的线纠缠在一起，后者是被远观者的微观一政治以一种颤抖的方式勾勒出的。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它与另一个问题一样具有世界性，甚至更具有世界性，但却位于某个不可叠置、不可公度的等级与形式之中。然而，这同样也是一个知觉的问题，因为知觉始终与符号学、实践、政治、理论一起运作。我们看，我们说，我们思考，在某个等级之上，沿着某条线它可以或不可以与他者之线结合在一起，即便这个他者仍旧是我们自身。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不必坚持，不必争论，而应该逃逸，逃逸，甚至一边逃一边说“同意，同意，举双手同意”。多说无益。你首先应该更换望远镜、口腔、牙齿，以及所有的节段。人们不仅仅确实地在言说，还确实地知觉，确实地生活，也即，沿着那些可以或不可以连接的线而生活，即便这些线是极为异质性的。当这些线是同质的时候，这往往是行不通的。①

1.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在同一部文集中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透明的终极视角》(Le dernier angle de transparence)之中，皮埃蕾特·弗勒西奥抽绎出知觉的三种线，但并没有采用一种预先确立的图式。主人公具有一种克分子的知觉，它着眼于集合和明确划分的要素，以及被明确分布的实处与凹陷（这是一种被编码、由遗传获得的、被那些墙进行超编码的知觉：别坐在你的椅子的旁边，等等)。然而，他同样处于一种分子的知觉之中，它是由精细和动态的节段化，以及独立的特征所形成在其中，洞呈现于实处，而微观形式则呈现于两个事物之间的虚空之中(在这个虚空之中，“所有的一切”通过无数的裂痕而“攒动和躁动”)。主人公的麻烦就在于，他无法在两条线之间作出抉择，而是不断地从一条线跳向另一条。他是否会被第三种知觉（即逃逸的知觉）之线所拯救，准确说来，它是被其他两种线的夹角（打开了一个新空间的“透明的角度”）所“隐约暗示出的假定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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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观者的含混情形就在于：他们敏于在深渊之中察觉出那些最为轻微的微观一违犯(infractions)，而近观者则目力不及；然而，他们也同样观察得到分割镜在其几何学般的公正表象之下所造成的可怕的损害。他们自觉能够做出预言，能够领先一步，因为他们看得到最微小的事物，就仿佛它们已经发生；然而，他们明白，他们的警告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分割镜掌管着一切，无需警告，无需、也不可能进行预测。有时，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有时，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只具有程度上的差异，因而无法被利用。虽然他们与最僵化、最冷酷的控制规划进行协作，但是，对于那些被揭示出来的潜藏的行动，他们又怎么可能不怀有一种隐约的同情？分子线之中的某种含混性，就好像它在两个侧面之间摇摆不定。有一天（将发生什么？），一个远观者将会抛弃他的节段，跨越一座凌驾于黑色深渊之上的窄桥，沿着逃逸线出发，砸碎他的望远镜，与自另一端切近的盲目的副本邂逅。

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我们都被线所穿透：子午线、测地线、回归线、时区线，它们奏出不同的节拍，具有不同的本质。我们是由线所构成，而之前已经谈到了三种。更准确地说，我们是由线簇所构成，因为每种线都具有多样性。我们可能会对这些线中的某一条感兴趣，或许，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条线，它不是限定性的，但却比别的线更重要……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条线的话。因为，在所有这些线之中，有一些是从外部施加给我们的，至少部分如此。而另一些线的诞生则有些偶然，它们是无（rien）中生有，但我们绝不会知道原因。还有一些线可以被创造和勾勒出来，但既没有参照任何原型，也非出于偶然：我们应该创造自己的逃逸线，只要能够这样做，而且我们只有通过在生命之中确实地勾勒出它们才能创造它们。逃逸线，它们难道不是最难实现的吗？某些群体、某些人没有也将绝不会拥有任何的逃逸线。某些群体、某些人欠缺某种类型的线，或已经丧失了它。画家弗洛伦斯·于连（Florence Julien）对于逃逸线倍感兴趣：她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方法，从照片之中抽取出近乎抽象无形的逃逸线。然而，这里存在的仍然是一簇极为多样的线：从学校之中奔跑而出的孩子们的逃逸线，它有别于警察所驱逐的示威者们的逃逸线，也有别于某个越狱的囚徒的逃逸线。不同的动物的逃逸线：每个物种，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逃逸线。费尔纳德·德利尼（FernandDeligny）记录了那些自闭症孩子们的线和轨迹，他绘出了地图：他仔细区分了“游离之线”和“惯常之线”。这并不仅仅适用于漫步。他还绘出了知觉的地图，姿势的地图（烹饪或拾柴火)，由此揭示出惯常和游离的姿势。对于语言来说也是如此，如果确实存在一种语言。德利尼将他的书写之线向生活之线敞开。这些线不断地相互交错，在某一瞬间它们彼此交叉，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又彼此相继。一条游离之线与一条惯常之线相交了，而正是在交点之处，孩子制造出某种不再严格属于任何一边的事物：他重新发现了那个已经丢失的事物—发生了什么？—或者，他跳跃，拍着手，做出轻微而迅捷的动作—但他的姿势却释放出众多不同的线。①简言之，存在着一条已然很复杂的逃逸线，带有其特异性；不过，同样还存在着一条克分子线或惯常之线，具有其节段；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一条分子线，它所具有的量子使得它偏向一面或另一面。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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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德利尼所说，这些线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绘图学的问题。这些线构成了我们，正如它们构成了我们的地图。它们转化着自身，甚至能够彼此转化。根茎。当然，它们与语言无关，正相反，倒是语言必须遵循着它们，比如书写必须从其自身的线之间汲取养分。确实，它们与一个能指无关、与能指对于某个主体的规定无关；相反，能指出现于某一条线的最为僵化的层次之上，而主体则诞生于最低的层次之上。当然，它们与一个结构无关，因为一个结构永远只能被点、位置、树形所占据，它始终对一个系统进行封闭，而这恰恰是为了阻止逃逸。德利尼诉求于一个共同的身体，所有这些线都铭写于其上，就像如此众多的节段、阈限或量子、界域、解域或再结域。线被铭写于一具无器官的身体之上，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被勾勒出来、都在逃逸，而这个身体自身就是一条抽象线，它既没有虚构的形象、也不具有象征的功能：CsO的实在。精神分裂分析的实践目的唯有：你的无器官的身体是什么？你自身的线是什么？你正在制作和修改的地图又是什么？你会勾勒出什么样的抽象线，要付出何种代价，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别人？你自身的逃逸线是什么？你的CsO是什么，它与哪条线混合在一起？你在崩溃？你将要崩溃？你在进行解域？你割断的是哪条线，你延长或再续的又是哪条线，但无论如何都不借助图像或象征？精神分裂分析既不依赖要素或集合，也不依赖主体、关系和结构。它只着眼于那些既贯穿着群体、也贯穿着个体的线条(linéaments)。作为对欲望的分析，精神分裂分析直接就是实践性的、政治性的，无论它所涉及的是个体、群体还是社会。因为，政治先于存在。实践并非在诸项(terme）及其关系已就位之后才进行，正相反，它积极参与到线的勾勒之中，因而也就和这些线一样面临着危险与流变。精神分裂分析恰似短篇小说的艺术(1'artdelanouvelle)。或毋宁说，它不涉及任何实用的问题：它所释放出的线既可以是一生之线，一部文学或艺术作品之线，也同样可以是一个社会之线，这要看所选择的是哪个坐标系。

克分子的或僵化的节段性之线、分子的和柔顺的节段化之线、逃逸线：众多问题被提出。首先，涉及每种线的特性。有人会以为，僵化的节段是被社会预先确定的，是被国家超编码的；与之相反，有人倾向于将柔顺的节段性视作一种内在的、想象的或幻觉性的运作。至于逃逸线，它难道不是完全个人性的，完全是一个个体自身进行逃逸的方式—逃离“他的责任”，逃离世界，逃亡于沙漠之中，甚或艺术之中，等等？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柔顺的节段性与想象无关，而微观政治并不比宏观政治更少广延性和现实性。宏观政治决不能操控它的那些克分子的集合，除非它同时能够处理这些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的微观一注入(iniection）或渗透；确实，克分子的集合越大，就越是产生出一种对于它们启用的机制所进行的分子化。至于逃逸线，它们绝非旨在逃离世界，而毋宁说是使世界得以逃逸，就好像你使一根管子发生爆裂；而且，没有哪个社会系统不沿着各个方向进行逃逸，即便它的节段不断僵化以便封堵逃逸线。在一条逃逸线之上，没有任何想象和象征之物。没有什么比一条逃逸线更为能动的了，无论是在动物还是在人类之中。①甚至历史也不可避免地通过逃逸线而非“具有意谓的分断”而得以运行。在某个既定的时刻，在一个社会之中进行逃逸的是哪些人呢？正是在逃逸线之上，我们创造出新的武器，以便与笨重的国家武器相对抗，而且，“也许我在逃逸，但我却边逃逸边寻觅着一杆枪”。正是沿着逃逸线，游牧部落席卷着征途上的一切，他们所发现的新武器令法老目瞪口呆。对于同一个群体或个体来说，他（们）有可能同时展现出我们已然区分的所有这些线。然而，更为常见的是，一个群体，一个个体，其自身就作为逃逸线而发挥功用；他（们）创造出、而并非是沿循着逃逸线，他（们）将自身铸造为有生命的武器，而非顺手牵羊。逃逸线是实实在在的；它们对于社会来说极为危险，尽管社会离不开它们，并往往对其严加管控。

1.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Fernand Deligny, «Voix et voir», Cahiers de l'immuable, avril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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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涉及每种线分别具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僵化的节段性开始，它更为简单，而且是给定的；接下来，要考察它是怎样或多或少地被一种柔顺的节段性所重新划分的，后者就像是一种环绕着根的根茎。然后，再考察逃逸线是怎样加入其中的。以及那些联盟，那些战斗。然而，同样也可以从逃逸线出发：由于它所进行的绝对的解域，它也可能成为原初的线。很明显，逃逸线并非姗姗来迟，而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即便它仍在等候时机，等待另外两种线发生爆裂。因此，柔顺的节段性仅仅是一种折中，它通过相对的解域而运作，容许再结域形成封锁，进而回到僵化的线之上。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柔顺的节段性被掌控于其他两种线之间，它随时准备偏向其中一方：这就是它的含混性。此外，还应该考察各种各样的组合方式：某个群体或个体的逃逸线很有可能不利于另一个群体或个体的逃逸线；甚而有可能阻断、封堵后者，将其更深地抛进一种僵化的节段性之中。在爱情之中，一个人的创造之线很有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囚禁。存在着一个关于线与线之间的构成的问题，即便这两条线从属于同一个种类。两条逃逸线不一定是相容的、并存的。无器官的身体不一定能被轻易地构成。一次恋爱，一种政治不一定能经得起它。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拉博里(Henri Laborit)曾撰写了一部《逃逸颂》(Éloge de lafuite)(Laffont)，在其中，他揭示了动物的逃逸线所具有的生物学上的重要性。不过，他从中得出了一个过于形式化的概念；而且，在他看来，人类之中的逃逸是与想象的价值联结在一起的，并趋向于增加关于世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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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存在着线与线之间的某种交互的内在性。不再能轻而易举地将它们分离开来。没有哪条线具有超越性，每条线都在别的线之中进行运作。内在性是遍在的。逃逸线内在于社会场域之中。柔顺的节段性不停地瓦解着僵化的节段性所形成的凝固物，然而，它在自身的层次之上又重新构成了所有那些它所瓦解的东西：微观的俄狄浦斯，微观的权力构型，微观的法西斯主义。逃逸线使得两个节段性的系列发生爆裂；不过，它也可能成为最有害的事物—自墙上反弹，落入到一个黑洞之中，走上大规模倒退之路，在其无常的迂回之中再度形成那些最为僵化的节段。你是否曾生活放荡？但完全不进行逃逸则更为糟糕：参见劳伦斯指摘麦尔维尔之处。在一个处于僵化节段性之中的龌龊小秘密的内容、处于柔顺的节段性之中的“发生了什么？”的空洞形式，以及那些不再能够发生于逃逸线之上的秘密性之间，怎能看不到由一种蔓延的力量所引发的剧变—这种力量即是秘密，它具有颠覆一切的危险？在第一种节段性中的配偶、第二种节段性中的副本，以及逃逸线的秘密之间，存在着如此众多的可能的混合和转化的运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最令人苦恼的问题，它涉及每条线所固有的危险。对于第一种线的危险以及它那难以更改的僵化，没有多少好说的。对于第二种线的含混性，也没什么好说的。然而，为何逃逸线即便是撇开其重新落入另外两种线之中的危险—自身包含着一种如此特别的绝望，尽管它所传递的是愉悦的讯息，就好像在所有的一切都瓦解之际，某种直抵其核心的事物对其构成了威胁：一种死亡、一种毁灭？对于契诃夫这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短篇小说家，舍斯托夫曾写道：“毋庸置疑的是，他已竭尽全力，但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破碎了。而此种精疲力竭的起因并不是繁重的苦力：他陷入崩溃，但却并未进行任何不自量力的冒失举动。总之，这只是一个荒唐的偶然事件，他绊了一下，滑倒了。……一个新人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他阴郁而沮丧，是一个罪犯。”①发生了什么？再度重申，这是一个契诃夫笔下的所有人物都面临的问题。是否有可能，人们尽了全力，甚至是打碎了什么东西，但却并未落入一个布满苦涩和沙砾的黑洞之中？然而，契诃夫是否真的跌倒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完全外在的判断？契诃夫自己难道不是有理由说，尽管他的那些人物是如此的阴郁，可他还是承载着“五十公斤的爱”？确实，在这些构成了我们的线之上没有什么轻松的东西，但正是它们构成了短篇小说——往往是好消息——的本质。②

谁是你的配偶，谁是你的副本，什么又是你的隐秘之物，它们之间又是怎样彼此混合的？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爱着我嘴唇上的威士忌的味道，就像我爱着你双眼之中的一种隐约闪现的疯狂，哪些线正在构成，或反之变得不可并存？菲茨杰拉德：“也许在我的朋友和亲眷之中，一半人会好意地告诉您，是我的嗜酒让泽尔达（Zelda）变得疯狂，但是那另一半人则会向您确证，是她的疯狂令我陷入嗜酒之中。这两种判断都无关紧要。朋友和亲眷的这两大阵营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都会处于更健康的状态。讽刺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却从未如此绝望地眷恋过对方。她爱着我嘴唇上的酒精的味道。我珍惜着她的那些最为荒唐的幻想。”“最后，没有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我们已经毁了自己。然而，十分坦诚地讲，我从未想过我们会毁了彼此。”优美的文字。这里存在着所有的线：家庭和朋友之线，也就是所有那些进行言说、解释、精神分析的人，他们厘定着对错及缘由，这整个就是二元性的配偶机器，无论是被整合还是被分解，它都处于僵化的节段性之中(50%)。另外则是柔顺的节段化之线，酒鬼和疯女人从中汲取着不断增殖的副本，就像是吻着唇与眼，直至他们所能够承受的极限状态，连同那些为他们充当内心讯息的暗示。最后，还存在着一条逃逸线，他们分得越开，这条线反倒越为彼此所共有，或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对方的秘密；所有一切越不重要，越是能够重新开始，副本反倒越是成功地获得实现，因为他们已然被摧毁，但却不是被彼此摧毁。没有什么会进入记忆，所有的一切都在线之上，在线之间，在这个“和”（ET）之中—它使得一方和另一方变得不可感知，但这既不是析取也不是合取，而只是一条不停地被勾勒出来的逃逸线，趋向于一种新的认同，它是否对立于放弃和屈从，作为一种新的幸福？

1.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Léon Chestov, L'homme pris au piège, 10—18, p.83.

② 短篇小说（nouvelle）这个词亦有“消息，音信”之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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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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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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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处、在各个方向上被节段化。人就是一种节段性的动物。节段性是所有那些构成我们的层所固有的。居住、往来、工作、游戏：生活被空间性地、社会性地节段化。房屋根据不同房间的用途而被节段化；街道，则根据城市的秩序；工厂，根据劳动和工序的特性。我们被二元性地节段化，遵循着那些主要的二元对立：社会阶层，但同样还有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等等。我们被环形地节段化，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圆圈，越来越大的圆盘和圆环，就像是乔伊斯的“信”：我的事务，我所在街区的事务，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我的世界……的事务。我们被线性地节段化，沿着一条直线或一些直线，在其上，每个节段都代表着一段情节或一次“诉讼”（“进程”，procès)：我们刚结束一个诉讼，就马上开始另一个，我们始终是好诉讼的人或被起诉者，在家庭、学校、军队、工作之中都是如此，学校向我们说：“你已经不在家里了”，军队告诉我们：“你已经不在学校里了……”有时，不同的节段归属于不同的个体或群体，有时，同一个个体或群体则从一个节段过渡到另一个。然而，这些节段性的形象—二元性、圆形、线性——彼此联结在一起，甚至是彼此相互过渡，根据视点（point de vue）而发生转化。“野蛮人”已然体现了这一点：利佐特（Lizot）揭示了公有的房屋是怎样被环形地组织起来的，从内到外形成一个由不同的圆环组成的系列，而各种类型的可定位的活动就在其中进行（祭祀和仪式，随后是财物的交易，然后是家庭生活，还有堆放垃圾和粪便的地方）；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圆环之中的每一个又被横向地划分，每个节段都被转归于一条特殊的谱系，并在不同的亲属群体之中被再划分”①。在一个更为普遍的背景之中，列维-施特劳斯揭示了，原始人的二元性的组织具有一种环状的形式，而且它还以一种囊括了“无论多少群体”(至少三个）的线性形式而运作。②

为何要回到原始人，既然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事实上，节段性的观念是人种学家们所提出的，而他们的目的在于说明所谓的原始社会：它们不具有固定的中央的国家机器，也不具有总体性的政权和专门化的政治机构。这些社会的节段因而具有某种柔顺性，它们随着任务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介于融合和分裂这两个极端之间；在异质性的元素之间也存在着可观的互通性，以至于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连接两个节段；它们具有一种区域性的建构，由此使得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定一个基础性的领域（经济、政治、法律、艺术）；它们还具有外在的、情境性的特征，或不能被还原为结构的内在属性的关联；连续的行动使得节段性不能脱离一个实现中的节段化过程而被把握，此种节段化通过增长、脱离与合并而运作。原始社会的节段性既体现为一种以谱系及其多变的形势和关联为基础的多义的代码，同时又体现为一种以局部的、互相重叠的划分为基础的流动的界域性。代码和界域，氏族的谱系和部落的界域性，它们组成了一个相对柔顺的节段性的织体。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Jacques Lizot, Le cercle des feux, Éd. du Seuil, p.118.

② Lévi-Strauss，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Plon，ch. VIII：“二元性的组织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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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看来，很难说国家社会(sociétés àÉtat）—甚或是我们的现代国家—就更少地被节段化。在节段性和中心化之间的经典对立看起来不甚恰当。②不仅国家将权力施加于那些它所维护或令其持存的节段之上，而且，它还拥有着、强加着其自身的节段性。也许，社会学家们在节段性和中心性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对立有着一种生物学上的背景：多环节的蠕虫和中心化的神经系统。然而，位居中心的大脑自身就是一种蠕虫，甚至比别的蠕虫还要节段化，无论是否将它的所有那些替代活动（vicariances）考虑在内。在中心性和节段性之间不存在对立。现代的政治系统是一个统一化和统一性的总体，然而这是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由并列、交错、有序的亚一系统所构成的集合；对于决策的分析揭示了各种各样的分隔及局部过程，它们虽然彼此连接，但并非不存在偏移和换位。技术统治(technocratie）通过节段性的劳动分工而运作（这同样适用于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官僚体制只有在那些彼此分隔的办公室之中才能存在，并且，只有通过那些“目标的偏移”及相应的“功能障碍”才能发挥功用。等级不仅仅是金字塔形的；老板的办公室既可以位于走廊的尽头，也同样可以位于高塔的顶层。简言之，我们想说，现代生活并没有废黜节段性，反倒是令其变得更为僵化。

与其将节段性和中心化对立起来，我们更应该区分节段性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的”和柔顺的，另一种则是“现代的”和僵化的。此种区分将对之前论述过的种种形象进行重新划分：

（1）二元对立（男人一女人，高等的人和低等的人，等等）在原始社会之中是非常强大的，然而，看起来它是由本身并非二元性的机器和配置所产生的。在一个群体之中，“男人一女人”此种社会的二元性实施着规则，男人和女人就根据这些规则从不同的群体之中选择各自的配偶(这就是为何至少有三个群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维-施特劳斯得以揭示，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二元性的组织绝不会以其自身为基础。相反，现代社会或准确说是国家社会的一个特性，就是利用了如此运作的二元性机器：在共时性上，它通过一一对应的关系而运作，在历时性上，它则通过二元化的选择而运作。阶层、性别，总是成双成对的；三分的现象则是来自一种对于二元的转换，而非相反。我们在面孔的机器那里已经明显看到这一点，就此而言，它有别于原始的头部的机器。看起来现代社会已经将二元的节段性提升到一个自足的组织的层次。因此，问题不在于女人或那些低等人是否拥有一种更好或更差的地位，而在于此种地位所源自的组织类型。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两个典型的研究，可参见 Systèmes politiques africains，P.U.F.：福特斯(Meyer Fortes) 对于塔伦西人(Tallensi)的研究，以及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于努尔人(Nouer)的研究。

②巴朗迪耶（Georges Balandier）分析了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界定此种对立的种种方式：Anthropologiepolitique, P. U. F., pp.16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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