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2）我们同样会注意到，在原始社会之中，环状的节段性并不必然意味着那些圆环是同心的或具有同一个中心。在一种柔顺的机制之中，中心已然作为如此众多的结点、眼睛、或黑洞而发生作用；然而，它们并未产生整体共振，并未落于同一个点上，并未汇聚于同一个中央黑洞之中。存在着一个泛灵论的眼睛的多元体，其中的每一个眼睛都被赋予了（比如）一种特殊动物的灵魂（蛇的灵魂，啄木鸟的灵魂，凯门鳄的灵魂……)。每个黑洞都被一只不同的动物的眼睛所占据。无疑，我们到处都看到僵化和中心化的操作：所有的中心都汇聚于一个圆之上，而这个圆自身只具有一个中心。萨满教的巫师在所有的点或灵魂之间勾勒出线条，勾画出一片星群，一棵位居中心的树的诸根所构成的发散性集合。一种中央权力诞生了，它通过一个树形系统来对所有原始根茎的增长进行规范？①树在这里既作为一种二元分化或二元性的原则，同时又作为一条旋转的轴……然而，萨满巫师的力量仍然是完全局部化的，它紧密依赖于一个特殊的节段，并受到药物的影响，而且每个点都持续释放出它的独立的序列。我们不会说，在现代社会甚或国家之中也是如此。当然，中心化并不与节段性相对立，而那些圆环仍然是彼此区别的。不过，它们变为同心的，并明确地被树形化。节段性变得僵化，以至于所有的中心都形成共振，所有的黑洞都落入到一个聚积点之中，这个点就像是一个位于所有眼睛后面某处的聚焦点。父亲的面孔、教员的面孔、上校的面孔、老板的面孔，它们开始形成共振，指向一个意谓的中心，它穿越着不同的圆环，并再度遍历所有的节段。柔顺的微型头部（micro-tête）和动物性的颜貌化被一种宏观面孔（macro-visage）所取代，后者的中心是遍在的，而它的边界却无处可寻。不再有空中的、或在生成一动物和生成一植物之中的n只眼睛，而只有一只作为中央计算机的眼睛，它进行着全范围的扫视。中央政府的建立不是通过废黜环状的节段性，而是通过不同的圆环之间的一种同心性，或在中心之间所组建起来的共振。在原始社会之中，已然存在着众多的权力中心；或者，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说在国家社会之中仍然存在着更多的权力中心。然而，国家社会作为共振的装置而运作，它们组建起共振，但原始社会却禁止共振。②

(3)最后，在线性的节段性情形之中，我们可以说，每个节段都是被强调的，被矫正的，在其自身之中，但也在与其他节段的关联之中被同质化的。不仅每个节段都有着其自身的测量单位，而且，在单位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等价性和可转译性。居于中心的眼睛与一个它移动于其中的空间相关，而它自身则在这些移动之中保持不变。从古希腊的城邦和克里斯蒂尼的改革开始，出现了一种同质的和同位的（isotope）的政治空间，它对谱系的节段进行超编码，而与此同时，那些不同的核心则开始围绕一个作为公分母而运作的中心产生共振。①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揭示了，在古希腊城邦之后，罗马帝国强制规定了一种线性的或几何式的国家理由，它包括一种对于军营和要塞的大体勾画，一种“通过划线来限定”的通用技艺，一种对界域的规划，一种用空间来取代场所和界域性的操作，一种从世界向城市的转化，简言之，就是一种越来越僵化的节段性。②一旦被强调和被超编码，节段似乎就丧失了其萌芽的功能，丧失了与实现着的、处于结合和瓦解的过程之中的节段之间的动态关联。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几何学”[原几何学(proto-géométrie)]，它就是一种操作性的几何学，在其中，所有的图形决不会与它们的情状(affections)、它们的生成之线、它们的节段化之节段相分离：存在着“圆形”(ronds)，但不存在圆(cercle)，存在着“排直”(alignement)，但不存在直线，以此类推。相反，国家的几何学——或准确说是国家和几何学之间的联合—则自身体现于元素一定理的优先性之中，它用固定的或理想的本质取代了柔顺的形态学的构型，用属性取代了情动，用预先确定的节段取代了实现着的节段化。几何和算术拥有了一种解剖刀的力量。私有制意味着一个通过测量来进行条块分割和超编码的空间。不仅每条线都有其节段，而且一条线的节段与另一条线的节段相互对应：比如，薪酬体制就在货币的节段、生产的节段和消费品的节段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对于一个萨满巫师的秘密祭仪，以及树在亚诺玛米族（Yanomami)印第安人那里的地位，参见 JacquesLizot，pp.127一135：“在他们两脚之间匆忙挖出一个洞，将杆子的基部插进去，让它竖在那里。图拉韦(Turaewë)在土地上勾勒出想象的线条，它们向四周发散。他说：这些就是根。

②因此，国家并非仅界定为一种公共权力的类型，而且，它还作为一种作用于公共和私人权力的共鸣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是一种内在于资产阶级的法律的区分，它在那些资产阶级法律行使其权力的从属领域之中才有效用。国家的领域则摆脱了此种区分，因为它是超越法律之上的。……它反倒是所有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得以可能的条件”(«Idéologie et appareilsidéologiques d'Etat», La Pensée, juin 1970).

192

我们可以对僵化的节段性和柔顺的节段性之间的基本差异进行总结。在僵化的模式之中，二元的节段性自身就有价值，它依赖于直接二元化的宏观机器，而在另一种模式之中，二元性则是由“n维的多元体”所产生。其次，环状的节段性倾向于变为同心的，也即，令所有的焦点重合于唯一的中心，这个中心虽然处于持续的运动之中，但却自身保持不变，并且归属于一部共振的机器。最后，线性的节段性通过一部超编码的机器而进行运作，这部机器构成了依几何学建立起来的（moregeometrico）同质空间，并抽取出在其实体、形式和关系之中被确定的节段。人们会注意到，每一次，树都表现着此种僵化的节段性。树是树形的结点或二元分化的原则；它是确保着同心性的旋转轴；它是对可能之物进行条块分割的结构或网络。然而，如果我们因而就将一种树形化的节段性与根茎式的节段化对立起来，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指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状态，而且也同样是为了分离出两个彼此有别的过程。因为，原始社会本质上是通过代码和界域性运作的。其实，正是这两种要素之间的区别界域的部落系统以及谱系的氏族系统—阻止了共振。①而现代社会或国家社会则通过一种单义的超编码取代了那些日趋衰落的代码，用一种特殊的、恰好发生于超编码的几何空间之中的再结域取代了已然丧失了的界域性。节段性总是作为一部抽象机器的产物而出现；然而，运作于僵化的和柔顺的节段性之中的是不同的抽象机器。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J.-P. Vernant， 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Maspero，t. 1， Ille partie. [“当灶台(foyer) 成为公共的，当它被建立于广场的开放空间之中而不再局限于私人住所的内部，它就表现为一个中心(centre)，后者作为城邦(polis)中所有家庭的公分母”，p.210。]

②Virilio，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Stock，p.120，pp.174—175. 关于“设营术”(castramétation)：“对于国家权力在时空之中的被计算的拓展来说，几何学提供了必需的基础；反之，国家因而在其自身之中拥有了一种充分的、理想性的形象，但前提是这是一种完美的几何图形。……然而，为了与路易十四的国家政策相对抗，费奈隆(Fénelon）宣称：当心几何学的恶魔般的属性和诱惑！

193

因此，将中心化和节段性对立起来，这并不充分。然而，将两种节段性（一种是柔顺的和原始的，另一种是现代的和僵化的）对立起来，也同样是不充分的。因为，尽管在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区别，但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彼此交叠、纠缠在一起。原始社会有着僵化和树形化的核心，它既预示着，但同时又抗拒着国家。反之，我们的社会持续沉浸于一个柔顺的织体之中，没有它，那些僵化的节段将无法维系。我们不能将柔顺的节段性局限于原始社会之中。它甚至也不是一个在我们身上残存着的野蛮人，而完全是一种现实的功能，并且不能与僵化的节段性相分离。因此，所有的社会、所有的个体都同时被两种节段性所渗透：一种是克分子的，另一种则是分子的。如果说它们是彼此区别的，这是因为它们不具有相同的项、关系、本质，乃至多元性的类型。然而，如果说它们是不可分离的，这是因为它们是并存的，彼此进入对方之中。它们在原始人和我们身上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但两种节段性始终是互为前提的。简言之，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然而，每种政治都同时是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比如知觉或情感的集合体：它们的克分子的组织和僵化的节段性都并未排除一整个无意识的微知觉、无意识的情动、精细的节段化的世界，所有这些所把握和体验到的是不同的事物，而且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布和运作。一种知觉、情状、对话（等等）的微观政治。如果我们对那些宏大的二元性的集合体（比如性别或阶层）进行考察，将会清楚看到，它们同样也进入到具有另一种本质的分子性配置之中；而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双重的依赖。因为，两种性别各自都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分子性的组合体，它们不仅发动了女人之中的男人和男人之中的女人，而且还发动了每一种性别与动物、植物（等等）之间的关系：无数种微性别（petits-sexes)。而社会阶层自身则指向着“群众”(masse)，后者不进行同样的运动，不具有同样的分布，没有相同的目标，甚至连斗争的方式也不相同。对群众和阶层进行区分的这种意图实际上趋向于这个界限：群众的观念就是一种分子性的观念，它得以运作的那种节段性的类型不能被还原为阶层的克分子的节段性。然而，阶层是从群众之中被塑造出来的，它令后者结晶化。群众不停地流动，不停地从阶层之中溢出。然而，它们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并没有排除二者在视角、本质、等级和功能上的某种差异（被如此理解的群众的观念与卡内蒂所提出的涵义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福特斯分析了“大地的守卫者”与首领在塔伦西人之中的差异。此种权力的区别在原始社会之中是相当普遍的；然而，重要的是，它之所以被如此组织形成，恰恰是为了阻止权力之间的共振。比如，根据贝尔特(Berthe）对于爪哇的巴杜伊人（Baduj）的分析，大地守卫者的权力一方面被视作消极的和女性的，另一方面则被归属于长子：它不是“亲属关系对于政治秩序的一种僭越”，正相反，它是“一种将政治秩序转译为亲属关系的需要”，以便阻止一种得以产生出私有制的共振的建立(参见 Louis Berthe，«Aînés et cadets，l'alliance et la hiérarchie chez les Baduj», L'Homme, juillet 1965).

194

这样的做法是不充分的，即仅通过一种僵化的节段性来界定官僚体制—相邻的办公室的区划，掌管着每个节段的办公室主任，以及位于走廊的尽头或高塔之顶的相应的中心化。因为，同时还存在着一整套官僚体制的节段化，一种办公室的柔顺性及它们之间的互通性，一种官僚体制的反常，甚至一种对抗着行政法规的持续的创造性或独创性。如果说卡夫卡是官僚体制的最伟大的理论家，这是因为他揭示了，在某个层次之上(但到底是哪个层次呢，这是难以被定位的)，办公室之间的屏障不再是“明确的分界线”，而是陷入一个分子性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在瓦解着它们的同时也使得领导自身在微观形象之中不断增殖和扩散，这些形象本身不可被辨认或同一化，或者说，只有当它们是可被中心化之时才是可被辨识的：这是另一种机制，它与僵化节段的分离和总体化并存。①我们甚至会说，法西斯主义包含着一种分子性机制，它既有别于克分子的节段，也有别于它们的中心化。无疑，法西斯主义发明了集权国家的概念，然而，没有理由用一种法西斯主义自己的发明来对它进行界定：还存在着非法西斯主义的集权国家，比如军事独裁的国家。集权国家的概念仅适用于宏观政治的层次之上，它指向着一种僵化的节段性和一种总体化、中心化的特殊模式。然而，法西斯主义是不能与分子性的核心相分离的，这些核心不断增殖、相互作用，从一个点跃向另一个点，而所有这些运动都先于它们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所形成的整体共振。乡村的法西斯主义和城市的或社区的法西斯主义，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和身经百战的老法西斯主义，左派的法西斯主义和右派的法西斯主义，配偶的、家庭的、学校的或办公室的法西斯主义：每种法西斯主义都为一个微型黑洞所界定，而后者自身就能发挥效用，并与别的黑洞彼此相通—此种相通先于它们在一个普遍化的中央大黑洞之中所形成的共鸣。②每当一部战争机器被安置于一个黑洞、一个壁龛之中，法西斯主义就出现了。即使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已然被建立之后，它也仍然需要那些微观法西斯主义的持存，因为后者赋予它一种作用于“群众”的无与伦比的行动方式。丹尼尔·格兰(DanielGuérin）有理由说，之所以希特勒掌控了政权，但却不必接管德国政府的参谋部，这正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操控着微观组织，而正是后者赋予他“一种渗透于社会的所有单元（cellule）之中的无可匹敌的、不可替代的能力”，即一种柔顺的和分子性的节段性，以及那些能够渗透于每种单元之中的流。相反，之所以资本主义最终将法西斯主义的经验视作灾难性的，之所以它宁愿与（在它看来是更为明智也更可掌控的）集权主义结成联盟，这正是因为后者具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更少流动性的节段性和中心化。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正在于它的微观政治的或分子性的力量，因为它是一种群众的运动：一个癌变的身体，而不是一个集权主义的有机体。美国电影常常描绘出这些分子性的核心：团伙、帮派、宗派、家庭、村庄、社区、车辆的法西斯主义，它们不会姑息任何人。只有微观法西斯主义才能为这个总体性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什么欲望会欲望着其自身的压抑，它又是怎样欲望着自身的压抑？当然，群众并不是消极地服从权力；同样，他们也不“想”再被抑制于一种受虐狂式的歇斯底里之中；他们不会再被一种意识形态的圈套所欺骗。然而，欲望决不能与复杂的配置相分离，这些配置必然与分子层次联结在一起，不能与微观构型相分离—这些构型已然形成着姿态、姿势、知觉、预期、符号系统，等等。欲望决不是一种未分化的冲动性能量，相反，它自身产生自一种精心构制的装配(montage)、一种具有高度互动性的工程(engineering)：一整套柔顺的节段性，它对分子性能量进行处理，并有可能给予欲望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规定。左派的组织并不是产生出微观法西斯主义的最后一种组织。想要在克分子的层次之上成为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这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但你甚至都没有看到你自身所是的那个法西斯分子，那个你通过那些个人的和集体性的分子所维护着、孕育着、珍惜着的法西斯分子。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Kafka，Le château，尤其是第 14 章[巴纳比(Barnabé)的声明]。两间办公室——克分子的和分子的—的寓言因而不仅仅具有一种物理上的解释(比如爱丁顿的解释)，而且还有一种真正的官僚机制上的解释。

② 法耶(Faye)的著作《集权主义语言》(Langages totalitaires，Hermann)的力量就在于，它阐释了这些既是实践的，又是符号学的核心的多样性，正是由这些核心出发，纳粹主义才得以构成。这就是为何法耶既是第一个对集权国家（在其意大利和德国的起源之中）的概念进行严格分析的学者，但同时也是第一个拒绝用这个概念[它在有别于“潜层过程”(procès sous-jacent)的另一个平面之上发挥作用]来界定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的学者。关于所有这些要点，法耶在《对语言及其经济学的批判》(La critiquedulangage et son économie，Éd. Galilée)一书中进行了解释。

195

应该避免四种涉及此种柔顺的和分子的节段性的错误。第一种错误是价值论的，它以为只需一点点柔顺性就足以使事情变得“更好”。然而，正是微观法西斯主义使法西斯主义变得如此危险，因而精细的节段化和最为僵化的节段化是同样有害的。第二种错误是心理学的，就好像分子是处于想象的领域之中，并仅仅指向个体或个体间性。然而，无论在哪条线上都存在着同样多的社会一实在。第三种错误，两种形式不能仅仅通过维度而被区分，比如一种小的形式和一种大的形式；虽然分子确实运作于细节之处和小群体之中，但是，它并不比克分子的组织更少扩及于整个社会场域。最后，两条线之间的质的差异并未阻止它们的互相推进或彼此交叉，在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成比例的关系，或是成正比，或是成反比。

其实，在第一种情形之中，克分子的组织越是强大，它就越是能够引发一种其自身的要素、关联以及基本装置的分子化。当机器变成全球的和宇宙的，配置就越来越倾向于微型化、趋向于变成微观一布局。根据戈尔茨（Gorz）的原则，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唯一的劳动要素就是分子性的或分子化的个体，也即作为“群众”的个体。对于一种有组织的、克分子的宏观安全所进行的管理相关于一整套对微小的恐惧所进行的微观一管理、一整套持续存在的分子层次的不安全性，以至于内务部长的座右铭可以被表述为：一个社会的宏观政治是为了、并通过一种应对不安全性的微观政治而实现的。①不过，第二种情形是更为重要的：分子的运动并未实现、或毋宁说阻挠着和突破着世界性的大型组织。这正是德斯坦总统②在其关于政治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教程之中所指出的：世界越是在“东西”方之间通过一部超编码和超级武装的（surarmée）的二元性机器而处于均势，那么，它在另一条“南北”之线上就越是处于“不稳定”（déstabilise）的状态。总会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或一个巴斯克人、或一个科西嘉人来形成“一种区域性的安全的不稳定化”③。因而，西方和东方这两大阵营不断地受到一种分子性的节段化的作用，它导致了一种曲折的裂痕，使得双方难以保持它们所固有的节段。就好像始终存在着一条逃逸线，它或许始于涓涓细流，流经节段之间，但却躲避着它们的中心化，逃避着它们的总体化。扰动着一个社会的深层运动就以此种方式旱现出来，即便它们必然会“被再现”为一种克分子的节段之间的冲突。人们这样说是错的（尤其是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一个社会是为其矛盾所界定的。这仅仅在宏观的尺度之上才是事实。从微观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是为其逃逸线所界定的，而这些逃逸线是分子性的。始终有某物在流动和逃逸，它避开了二元性的组织，避开了共振的装置和超编码的机器：那些被归结为“风俗的演变”的事物，年轻人、女人、疯人，等等。法国的1968年5月风暴是分子性的，而从宏观政治的观点来看，其形势尤为不可感知。有时，那些极为狭隘的人和年迈昏花的人会比最为进步的政治家—或那些基于组织的观点而自认为如此的政治家—更好地把握事件。正如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Tarde④）所说，必须要了解：哪些农民，在法国南方的哪些地区，已经开始不再欢迎当地的地主。在此种情形之中，一位落伍的、年迈的地主可能比一位现代主义者更好地评价事物。1968年5月风暴也是如此：所有那些以宏观政治的术语来进行判断的人都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事件，因为某些无法被确定的事物已然逃逸。政治家、党派、工会、众多左派分子，在他们身上汇聚起一股强大的怨恨；他们不停地提醒人们注意，“时机”尚未成熟。就好像人们已经暂时废黜了那令他们成为有资格的对话者的一整部二元性的机器。奇怪的是，戴高乐（甚至蓬皮杜）要比其他人理解得更深。一股分子性之流逃逸着，起初是微型的，接着就进行扩张、但却仍然是作为不可确定者……然而，相反的情况也是事实：分子性的逃逸和运动将变得无关紧要，除非它们重新回到克分子的组织，进而对其节段，对其性别、阶层、党派的二元性的分布进行重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196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对于“安全的宏观政治——恐惧的微观政治”之间的此种互补性，参见 Virilio，ibid.，pp.96，130，

228一235。人们经常注意到，在现代的大城市之中，此种持续“施压”的微观组织是一直存在着的。

② 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1974年至1981年间的法国总统。2003年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被誉为欧盟宪法之父。——译注

③ 参见德斯坦，1976年6月1日在国防高等研究院的讲演（完整稿见 Le Monde，4juin 1976)。

④ 塔尔德(Gabriel Tarde，1843—1904)，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译注

197

因此，问题就在于，分子和克分子并非是通过尺寸、尺度或维度而得以划分的，而要视不同的参照系的本性而定。因而，也许应该将“线”和“节段”这些词保留给克分子的组织，并去寻找另外一些词语，它们更适合于分子性的构成。其实，每当我们能够确定一条由明确划分的节段所构成的线，就会发现这条线以量子流这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在每种情形之中，我们都能够在二者之间的边界之处定位一个“权力中心”，对这个中心的界定并非是通过它在某个领域之中的绝对运作，而是通过它介于线和流之间所实施的相对的适应和转变。比如一条带有节段的货币之线。这些节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比如，从一种企业预算的角度来看：实际工资、净利润、薪酬管理、资本利息、储备金、投资，等等。不过，这条货币一支付之线还指向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也即一个货币一资金之流，它不再包含节段，而是有着极、特异点和量子（流之极就是货币的创造和毁灭；特异点就是名义性的流动资产；而量子就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滞胀，等等)。这一点使人们得以谈论一种“突变的、骤发性的、创造性的、循环性的流”，它与欲望联结在一起，总是潜藏于牢固的线及其节段(它们决定着利率和供求）之下。①在收支差额（balance de paiement）之中，我们重新发现了一种二元的节段性，它区分了（比如）所谓的自主性操作和补偿性操作；然而，准确说来，资本的运动不容许其自身如此被节段化，因为它们是“最彻底地被分解的，根据它们的本质、持续的时间，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人资格”，因而，当面临这股流之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将界限置于何处”②。在这两个方面之间同样存在着持久的相互关联，因为正是通过线性化和节段化，流才趋于枯竭，但同样，也正是从它们之中才产生出一种新的创造。当我们谈到银行业的权力之时（尤其是集中在那些中央银行之中)，问题确实在于此种相对的权力，它致力于“尽”可能地调节流通（circuit）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互通、转换和相互适应。这就是为何，一个权力中心更多地为逃离它们之物或其自身的无力，而非其权力作用的领域所界定。简言之，分子、微观经济、微观政治，这些并不是为其元素的微小性所界定，而是为其“集群”的本性所界定—量子流有别于被划分为克分子节段的线。①使节段与量子相对应、依照量子来对节段进行调节，这些任务就牵涉到节奏和模式的随机变化，而非某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始终有某物逃逸。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具有突变力量的流”和两种货币之间的区分，参见 Bernard Schmitt，Monnaie，salaires et profits，Éd. Castella, pp.236, 275—277。

② Michel Lelart, Le dollar monnaie internationale, Éd. Albatros, p.57.

198

我们还可以举几个别的例子。比如，当我们谈论基督教会的权力，它始终关联于某种对于罪孽(它有着一种牢固的节段性)、罪孽的类型(七宗罪)、衡量的单位（多少回?）、等价与赎罪的规则（忏悔、补赎……）所进行的管理。然而，还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但却互补性的流，可称之为易犯罪性（peccabilité）的分子流：它紧紧围绕着一个线性的区域，甚至好像是转而贯穿其间，但它自身却只包含极（原罪一救赎或恩典）和量子[“(没有意识到罪孽的）罪孽”，（意识到罪孽的）罪孽，（由对罪孽的意识所产生的）罪孽]。②我们同样可以谈及一种犯罪行为之流，它有别于由一种司法代码及其划分所构成的克分子之线。或者，当我们谈论军事权力、军队的权力之时，我们所考察的正是一条根据战争的类型而被节段化的线，这些类型恰好与发动战争的国家及其为自己所设定的政治目标相对应(从“有限的”战争到“全面”战争)。然而，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洞见，战争机器则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绝对的战争之流，延展于一个进攻极和一个防御极之间，并且仅仅为量子所标记（精神性的和物质性的军力，就像是战争的名义性的流动资产)。关于纯粹的流，我们可以说，它是抽象的，但却是真实的；是观念性的，但却是有效的；是绝对的，但却是“差异化的”。确实，我们只有通过在节段化的线上的标记才能把握流及其量子；但反过来说，这条线、这些标记都只有通过浸没着它们的流才能存在。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中，我们都看到带有节段之线（宏观政治）沉浸于、延伸于量子流（微观政治）之中，后者不停地重组、激荡着它的节段：

向塔尔德（1843一1904）致敬：他的久为人所遗忘的著作在美国社会学（尤其是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之下重又展现出其切实性。他曾经受到涂尔干及其学派的打压(类似于居维叶和乔弗罗伊·圣-希拉尔之间的争论，并且同样激烈)。涂尔于所偏好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的集体表象：一般说来，此种表象是二元性的、共振的、超编码的……塔尔德反驳说，这些集体表象已经预设了那些必须被解释的东西，即“不可胜数的人们之间的相似性”。这就是为何塔尔德对于细节或极微小的世界更感兴趣：微小的模仿、对立和创造，这些构成了一整个亚表象的（sub-représentative）材料的领域。在那些最为出色的篇章之中，塔尔德对于一种微观的官僚机制或语言的创新进行了分析。涂尔干主义者们回应道，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是心理学或交互心理学，而不是社会学。然而，这只是貌似有理，仅仅是一种初步的粗略描述：微观模仿看起来确实是在两个个体之间进行的。但同时，在更深的层次之上，它相关于一股流或一阵波，而非一个个体。模仿就是一股流的蔓延；对立就是二元化，就是将流置于二元性之中；创造，就是不同的流之间的某种接合（conjugaison）或连接。那么，在塔尔德看来，什么是一股流呢？它就是信仰或欲望(每个配置的两个方面)，一股流总是信仰之流和欲望之流。信仰和欲望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为它们是流，因而是“可量化的”，是真正的社会性的量；相反，感觉是定性的，表象则是简单的合成。①因此，极微小的模仿、对立、创造就像是流的量子，它们标志着信仰和欲望的一种拓展、二元化或接合。统计学的重要性正源于此，但前提是它专注于点，而不仅仅是表象的“固定的”区域。因为，差异最终根本不在于社会和个体之间[或个体间(inter-individuel)]，而是在于表象（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表象）的克分子领域与信仰和欲望的分子领域（在其中，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区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流既不能被归属于个体，但同样也不能被集体性的能指进行超编码）之间。表象已然界定了大型的集合，或确定了一条线上的节段；而信仰和欲望则是那些为量子所标记之流，这些流被创造、被耗竭、或被转变，它们被加合、被减去、或被组合。塔尔德是一种微观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充分拓展了它的宽度和广度，并预先就否弃了那些它后来将会遭受的误解。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比如福柯在《规训与刑罚》之中的分析，他称之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首先，它所涉及的尤其是微观的机制，那些运作于细节或无穷小量之中的分子性的核心，它们在学校、军队、工厂、监狱等等之中构成了如此众多的“规训”。(p.140sq.）然而，其次，这些节段自身，以及在微观物理学的等级上对它们进行加工的那些核心，都呈现为一个抽象的“构图”（它展布于整个社会场域之中）的特异性，或呈现为从某股流之中所提取出的量子——这股流现在被界定为有待被控制的“一种个体的多样性”。(参见p.207 sq.)

②关于“量化的罪孽”，量子，以及质的飞跃，我们可以回顾克尔凯郭尔在《畏惧的概念》(Le conceptd'angoisse)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微观神学。

199

这样，我们就能够区分节段线和量子流。一股变化之流始终意味着某种倾向于规避、逃离代码的事物；而量子恰恰就是对被解码之流的解域所具有的符号或等级。相反，僵化之线则意味着一种超编码，它取代了那些趋于衰退的代码，它的节段就像是在一条进行超编码或被超编码的线之上的再结域。让我们回到原罪的例子：它正是一股流的运动，由此标志着一种与创世相关的解码（连同为圣母所保留的唯一一座小岛)，以及一种与亚当的土地相关的解域；然而，它同时也通过二元性的组织和共振而实施着一种超编码（政权、教会、帝国、富人一穷人、男人一女人，等等），以及与之形成互补的再结域(在该隐的土地之上，在劳作、繁衍、金钱……之上)。然而，与此同时：两个参照系彼此之间是成反比的，在这个意义上，前者规避着后者，而后者又阻止着前者继续进行逃逸；不过，它们又是严格互补和并存的，因为一方只有根据另一方才能存在；它们是差异的，成正比的，但却不是逐项对应的，因为后者只有在一个“平面”之上才能阻止前者，但这个平面却不再是前者所特有的平面，虽然前者在其自身的平面之上延续着它的冲力。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在塔尔德看来，心理学是量化的，但却仅仅在它研究感觉中的欲望和信仰组分的范围之内才是如此。逻辑是量化的，当它不再局限于表象的形式，而是拓展到信仰和欲望的等级及其组合形式之时：参见Lalogique sociale, Alcan, 1893。

200

一个社会场域不断地被各种各样的解码和解域的运动所激活，它们以不同的速度和步调影响着“群众”。它们并不是矛盾，而是逃逸。在这个层次之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群众的问题。比如，从10世纪到14世纪，我们看到解码的要素和解域的速度猛然加快：最后的入侵者的群体骤然自北方、东方和南方出现；军事群体演变成为劫掠的团伙；教会群体面临着异端和异教徒的威胁，他们为自己提出了越来越解域的目标；农民的群体离开了领主的土地；领主的群体则被迫去寻找那些远比农奴制更少界域性的剥削手段；城市居民的群体脱离了穷乡僻壤，并在城市之中发现了越来越少界域化的社会布局。女性群体摆脱了激情和婚姻的古老代码；货币的集群不再作为一种储藏的对象，以便被投入到庞大的贸易流通之中。①我们可以援引十字军运动，将其视作一种对于流的连接操作，其中每股流都推动着、加速着别的流[甚至是在“远方的公主”(Princesselointaine）之中的女性之流，甚至是13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之中的儿童之流]。然而，与此同时，超编码和再结域也随之出现。教皇对十字军运动加以超编码并赋予它界域性的目标。圣地，“上帝的和平（la paix de Dieu）”运动②，一种新型的修道院，货币的新形象，通过租佃和雇用劳动而实现的剥削农民的新模式(或奴隶制的复辟)，城市的再结域，等等，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在以下两个观念之间引入一种区别：流的连接（connexion）与接合（conjugaison)。“连接”所表示的是被解码和被解域的流彼此推动、加快共同逃逸、增加或激发量子的方式；而这些流之间的“接合”所表示的则是它们的相对中止，就好像是一个积聚点，它现在阻塞或封堵了逃逸线，进行着一种普遍的再结域，并使得这些流之中的某一股能进行超编码的流占据支配性的地位。然而，准确地说，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对不同过程进行集聚和结合的始终都是解域最彻底之流，而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它则决定着超编码并充当再结域的基础（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定理：再结域始终是在解域最彻底的流之上发生的)。比如，城市之中的商业资产阶级使得一种知识、一种技术、配置和流通相互接合或资本化，而贵族、教会、手工业者，甚至农民都将会进入到对它们的依赖之中。正如资产阶级是一个解域之点，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粒子加速器，它也同样进行着一种整体性的再结域。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关于所有这些要点，尤其参见 Dobb，Étud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Maspero；Duby， Guerriers et paysans, Gallimard.

②10世纪末由基督教会在西欧大陆发起的运动。它包括“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两个阶段，主要通过和平集会等活动来限制贵族的私战和骑士的暴力行为，从而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保护。这一运动改善了西欧的社会秩序，促进了西欧的经济复兴。—译注

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