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确定这两种运动（解码一解域和超编码一再结域）得以并存或同时的“阶段”。对于这个阶段，我们区分出分子性的方面和克分子的方面：一方面是群众或流，连同它们的变异，解域的量子，连接和加速；另一方面，则是阶层或节段，连同它们的二元性的组织，它们的共振，结合或聚集，以及凌驾于别的线之上的超编码之线。①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所考察的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更在于不同的参照系统，这要看我们所考察的是一条以节段的方式被超编码的线，还是一股以量子的方式进行变异的线。僵化的体系并未阻止另一种体系：流在线之下持续着，不断地变化，而线却在进行总体化。群众和阶级不具有同样的边界，也不具有相同的动力机制，尽管同一个群体可能受到两种符号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群体和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然，无论是在群体还是在阶级之中，都存在着同样众多的力量的关系和暴力。然而，准确说来，同一场斗争具有两个迥然有别的方面，而与这两个方面相关的胜利和失败也就截然不同。群体的运动彼此加速和承接（或在很长一段时间之中变得模糊不清，由此进入长期的僵固)，但却从一个阶级跃向另一个阶级，经历着变异，释放出新的量子这些量子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重新质疑它们的超编码和再结域，在别处形成新的逃逸线。在阶级的再生产之下，始终存在着一张群体的多变地图。政治通过二元性的宏观决策和选择以及二元分化的利益而运作；但是可以被确定的领域却是非常狭小的。由此政治决策必然深入到一个微观决断（micro-détermination）的世界之中，一个诱惑和欲望的世界，它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来预测和评估这个世界：在线性的概念和节段性的决策之下，存在着一种对于流及其量子的评估。在一段奇妙的篇章之中，米什莱（Michelet）指责弗朗索瓦一世②对使得大量反教会者涌进法国的移民流作出了不当的估计：弗朗索瓦一世仅仅将其视作一股注入的潜在兵源，而并没有从中体察到一股群体的分子流，而法国原本可以将这股流转而为自身谋利，并由此成为另一场不同以往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③问题总是如此。无论好坏，政治及其决断总是克分子性的，但是，它却是由分子及对分子的评估所“造就”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Euvres 1，Maspero)提出了群众和阶级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的问题，它却仍然基于一种主观性的观点：群众作为“阶级意识的本能性基础”(参见 Boulte et Moiroux in «RosaLuxemburg vivante»，Partisans，1969)。巴迪欧(Badiou)和巴尔梅斯(Balmès)提出了一种更为客观性的假设：群众应当是“不变项”，它们与一般的国家形式和剥削相对立，而阶级却是历史性的变项，它规定着具体的国家以及（在无产阶级的情形之中）一种有效解体的可能性(De l'idéologie，Éd. Maspero)。然而，我们很难看出：一方面，为何群众自身不是历史性的变项；另一方面，为何群众被限定于被剥削者之中(“作为农民—平民的大众”)，既然这个词也同样适用于领主的群体(masse)，资产阶级的群体(masse)或甚至是货币的集群(masse)。

②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被视为开明的君主，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1515—1547年在位)。——译注

③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la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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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处于描绘一张地图的更佳位置。如果我们重新赋予“线”这个词以一种尤为普遍的含义，那么就会看到，不只有两种线，而是实际上有三种：（1）相互纠缠的代码和界域性的相对柔顺的线，这就是为何我们从一种所谓原始的节段性出发，在其中界域和线的节段化构成了社会空间；(2）僵化的线，它通过节段的二元性组织、共振的同心圆，以及普遍化的超编码而运作：社会空间在这里意味着一种国家的装置。这个系统有别于原始的系统，这正是因为超编码不是一种更为强大的代码，而是一种不同于代码程式的另一种特殊的程式(procédé)(同样，再结域不是另外增加的一片界域，而是发生于有别于界域空间的另一种空间之中，准确说来即被超编码的几何空间）；(3）一条或多条逃逸线，为量子所标记，为解码和解域所界定（在这些线上，始终运作着某种作为战争机器的事物）。

然而，此种表述仍然具有缺陷，它会导致这样一种误解，仿佛原始社会就是原初的。实际上，代码决不能与解码的运动相分离，而界域也决不能与渗透于它们之中的解域向量相分离。超编码和再结域并非延后发生。更准确地说，存在着这样一个空间，在其中并存着三种类型的线，它们紧密地纠葛在一起：部落、帝国和战争机器。我们也同样可以说，逃逸线是原初的，或已然僵化的节段是原初的，而柔顺的节段化就不停地在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妨考察历史学家皮雷纳(Pirenne）在谈到野蛮部落时所提出的一个命题：“蛮族并非自发地对帝国发动攻击；它们是被匈奴人的奔袭所驱动，后者才决定了一系列的入侵……”①这里，一方面是罗马帝国的僵化的节段性，连同其共振的中心及边缘，它的国家，它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它的几何学，它的军营，它的边界(limes)。接下来，处于远景之处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线，那些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的线，他们进行着一种能动的和流动的逃逸，将解域带向各处，令那些量子激荡其中之流向前奔涌，而这些流的驱动力则来自一部无国家的战争机器。那些迁移的野蛮人正是介于这两极之间：他们到来和离去，他们逾越并再度逾越边界，劫掠或勒索，不过，他们自身也不断被整合和再结域。有时，他们深陷于帝国之中，成为后者的一个节段，变为雇佣兵或同盟者，由此定居下来，占领土地或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睿智的西哥特人)。有时则正相反，他们转向游牧部落的那一面，与后者结成同盟，变得不可分辨(才华横溢的东哥特人)。也许正是因为汪达尔人(Vandales）不断地受到匈奴人和西哥特人的攻击，他们这些“次要地区的哥特人”才勾勒出一条逃逸线，由此使自己变得与他们的主人一样强大；他们是唯一跨越地中海的集群和群体。然而，他们也同样形成了最为出人意料的再结域，建立起一个非洲帝国。②因此，看起来这三条线不仅并存，而且还相互转化，彼此进入到对方之中。此外，在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个简要的例子之中，这些线分别体现于不同的群体之中。而当这些线处于同一个群体或个体之中时，我们的结论就更为适用。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P. U. F., p.7.

② 参见 E.F. Gautier，Genséric，roi des Vandales，Payot(“正因为他们是最为弱小的，总是被别人从背后驱赶，他们才被迫行进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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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更应该考察抽象机器的那些同时并行的状态。一方面，存在着一部超编码的抽象机器：正是它界定了一种僵化的节段性，一种宏观节段性，因为它生产着、或毋宁说是再生产着节段，将这些节段两两相对，使所有的中心之间产生共振，并拓展着一个同质性的、可分的、在各个方向上被层化的空间。这样一部抽象机器与国家装置联结在一起。然而，我们不能将它和国家装置自身等同起来。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几何学的方式来界定抽象机器，或者在不同条件之下，还可以通过一种“公理系统”来进行界定；然而，国家装置却既不是几何学也不是公理系统：它只是再结域的配置，在某种限度之内和某种条件之下实现着超编码的机器。我们至多只能说，国家装置越来越倾向于与它所实现的这部抽象机器相同化。这里，集权国家的观念才体现出其含义：一个国家之所以变成集权国家，这正是因为它没有在其自身的界限之内实现着世界性的超编码机器，而是与这部机器相同化，由此创造出一种“自给自足（autarcie）”的条件，通过“闭关锁国”和人为制造空缺来产生一种再结域（这决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而毋宁说是一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作)。①

另一方面，在另一极上则存在着一部变异的抽象机器，它通过解码和解域而运作。正是它勾勒出逃逸线：它引导着量子流，确保着流的创造一连接，并释放出新的量子。它自身就处于逃逸的状态之中，并在这些线之上建立起战争机器。如果说它构成了另外一极，这正是因为，僵化的或克分子的节段不停地堵塞、阻碍、封堵着逃逸线，而这部机器却不断地使逃逸线得以流动—在僵化的节段“之间”、在另一个亚分子（sub-moléculaire）的方向之上。此外，在两极之间，还存在着一整个确切说来是分子性的贯穿、转译、转导的领域，在其中，时而克分子线已经受到了裂隙和裂痕的作用，时而逃逸线已经被引向黑洞、流的连接已经被限定性的结合所取代，而量子的释放则已经被转换为中心点。所有这些都是同时进行的。逃逸线连接着、延续着它们的强度，使得符号一粒子向黑洞之外进发；但同时，逃逸线也突然转向那些它们盘旋其中的微型黑洞、转向那些阻断着它们的分子性结合；同样，逃逸线还进入到那些稳定的节段之中，这些节段被二元化、同心化、超编码，它们围绕着一个中央黑洞进行排列。

什么是一个中心或一个权力的核心？——这个问题足以揭示出所有这些线之间的纠葛。人们谈论军队的权力、教会的权力、学校的权力，以及公共的或私人的权力……很明显，权力的中心涉及僵化的节段。每个克分子的节段都有一个或多个中心。可以反驳说，这些节段自身已经预设了一个权力的中心，后者对它们进行区分和聚合，令它们相互对立并形成共振。然而，在节段性的部分和中心化的装置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对立。一方面，最僵化的节段性并未阻止中心化：共同的中心点并不是别的点混合在一起的地方，而是作为一个居于边界之处的共振之点，它位于所有别的点的后面。国家并不是一个将所有别的点掌控于自身之中的点，相反，它对于所有的点来说构成了一个共振箱。即便是集权国家，仍然具有在不同的中心和节段之间形成共振的功能：只不过，此种功能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实现的，此种状态拓展着其内在的范围，或使“共振”与一种“受迫运动”耦合起来。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则相反，最为严格的中心化并未消除中心、节段和循环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进行超编码的线被勾勒出来，它确保着某个节段相对于别的节段的优势(在二元的节段性的情形之中)，它给予某个中心一种与别的中心相关共振的能力(在环状的节段性的情形之中)，它贯穿着某个主导性节段并由此将其凸显出来(在线性的节段性的情形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心化始终是等级性的，但等级始终是节段性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集权主义并不是为公共部门的规模所界定，因为在许多情形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自由的经济。它是被人为建构起来的“隔绝的领域”所界定的，尤其是货币的甚至工业的领域。正如丹尼尔·格兰(DanielGuérin)所揭示的，首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才是集权国家(Fascisme et grand capital, Maspero, ch. 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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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权力中心都是分子性的，它运作于一个微观的织体之上，并在其中只是以弥散的、分布的、增强的、微观化的状态存在，不断地移动，通过精细的节段化而运作，在细节以及细节的细节之中运作。福柯对于“规训”及微观权力的分析（学校、军队、工厂、医院，等等）揭示了这些“不稳定的核心”，在其中，集聚和累积相对峙，逃脱和逃逸相对峙，由此产生出种种倒置(inversions)。①不再是学校之中的“那位”校长，而是学监，是最优秀的学生、差生、门卫，等等。不再是将军，而是下等军官、士官、潜藏于自我之中的那个士兵，还有那些刺儿头：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倾向、极、冲突，以及力的关联。之所以提到军士和门卫，这正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解释；因为他们都拥有着一个克分子的方面和一个分子的方面，而这就向我们明示了一点：将军和地主也同样也已经拥有着这两个方面。我们会说，当专名进入这些不可分辨性的区域之中时，它并未丧失其力量，而反倒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不妨像卡夫卡那样说：不再是公务员克拉姆(Klamm)，也可能是其秘书莫姆斯(Momus）②，或是别的分子性的克拉姆，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与克拉姆之间的差异是尤为巨大的，这是因为他们是不能被确定的「“这些公务员并不是始终埋头于同样的簿记，但他们并不移动簿记，而是改变他们自身的位置，在狭窄的过道上，他们不可避免地挤作一团……”“这个公务员看起来很像克拉姆，如果他置身于他的办公室里面，坐在他专用的办公桌前，而且门上还有他的名字，那我将没有片刻的怀疑……”，巴纳比(Barnabé)说，他梦想着一种如此僵化和可怕的、独一无二的克分子的节段性，将其当作确定性和安全性的唯一保障。然而，他不得不清楚地意识到，克分子的节段必然沉浸于这个分子汤之中，后者为它们提供着养分，并使得它们的轮廓开始颤动]。任何权力的中心都具有此种微观构造。正是它—而不是受虐狂—解释了一个受压迫者怎样可以在压迫的体系之中占据一个能动的地位：富国的工人能动地参与了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独裁政府的军备，以及大气污染。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②皆为《城堡》中的人物。——译注

① Foucault，Surveiller et punir，p.32：“这些关系进一步深入到社会之中，它不能被定位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之中，也不能被定位于阶级的边界之处，它并不满足于再生产出……法律或政府的普遍形式。……它界定了不稳定的中心之间的不可胜数的对峙点，这些中心之中的每一个都带有着其危险：冲突，斗争，力的关系的（至少是）暂时性的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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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奇怪，因为此种构造介于具有僵化节段的超编码之线和终极的量子线之间。它不停地在二者之间振荡，时而将量子线遏制于节段线之上，时而又使得流和量子自节段线之中逃逸。权力中心或其边界的第三个方面正在于此。因为这些中心的唯一存在理由就是尽其所能地将流的量子转译为线的节段（只有节段才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被总体化)。然而，这既是它们的力量之源，但同时又是它们那无力之根基(fond)。不过，力量和无力之间远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并彼此增强，结合于一种具有诱惑力的满足感之中。人们尤其在那些最为平庸的政客身上发现此种满足感，正是它界定了他们的“荣耀”。他们从自身的鼠目寸光之中获得荣耀，从自身的无力之中获得权力，因为它确证一件事：别无选择。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将自身与流相连接，化身为引导性的符号、粒子符号，并释放出那些逃离了黑洞的量子：这些人只有在逃逸线之上，在勾勒、探测、跟随、或领先逃逸线的过程之中才能彼此相遇，即便他们有可能失误或失败「希伯来人摩西，汪达尔人盖塞里克(Genséric)，蒙古人成吉思汗，中国人毛泽东……]。然而，不存在对这些流自身进行调控的权力。人们甚至也不能对一种“货币总量”的增长进行控制。当人们在宇宙的最大范围之内投射一种主宰者的意象、一种隐秘的国家或政府的观念之时，就好像有一种统治正被以同样的方式施加于流和节段，那么就会陷入一种荒唐的和虚构的表象之中。股市比国家更好地给出了流及其量子的一种形象。资本家可以掌控剩余价值及其分配，但他们不能支配剩余价值所源自的那些流。与此相对，在权力中心运作的那些点上，流被转换为节段：它们是交换器，是转换器，是振荡器。然而，并非是节段自身依赖于一种决策的权力。相反，我们已经看到，节段（比如阶级）在集群和被解域之流的相互结合之中形成，而解域最彻底之流决定着主导节段：比如，美元节段支配着货币，资产阶级节段支配着资本主义，等等。节段自身因而依赖于一部抽象机器。然而，依赖于权力中心的，正是实现着这部抽象机器的配置，换言之，这些配置不断地按照主导节段和从属节段的关系使集群和流的变化与僵化线的节段相适应。在此种适应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存在众多反常的创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比如说）银行业的权力（世界银行、中央银行、信贷银行)：如果说金融货币、信用货币之流涉及经济交易的总量，那么，银行所统辖的，则是将被创造出来的信用货币转换为被占有的节段性的支付货币，也即国家货币或金属货币，用来购买那些本身已经被节段化的商品（从这个方面看，利率是重要的)。银行所统辖的，正是这两种货币之间的转换，将第二种货币的节段转化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或将第二种货币转化为无论何种商品。①对于所有的权力中心，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所有的权力中心都具有三个方面或三个这样的区域：（1）它的权力区域，与一条僵化的、稳固的线所具有的节段相关；（2）它的难以分辨性的区域，与它在一种微观一物理学的织体之中的扩散相关；（3）它的无力的区域，与流和量子相关，它只能对这些流和量子进行转换，但却不能最终控制或决定它们。然而，正是从其无力的根基之处，每个权力中心才获得其力量：从中产生出其极端的恶毒和自负。与其作为一部克分子的转换器、振荡器和分配器，还不如作为流之中的一个微小量子！回到货币的例子：第一个区域体现于公共的中央银行之中；第二个区域体现于“在银行和借贷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不确定序列”之中；第三个区域则体现于货币的欲望流之中，它的量子被经济交易的总量所界定。确实，正是在这些交易的层次之上，同样的问题被提出和重新发现，但却与别的权力中心相关。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中，权力中心的第一个区域是在国家装置之中被界定的，后者作为配置实现着克分子超编码的抽象机器；第二个区域在此种配置沉浸于其中的分子性织体之中被界定；第三个区域则为变异、流和量子的抽象机器被界定。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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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说，这三条线中的某一条本质上必然是有害的或有益的。研究每条线上的危险，这就是语用学或精神分裂分析的目的，因为它们并不试图去进行表象、解释和象征化，而只是力图形成地图并抽取出线，进而标明它们的融合与区分。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卡斯塔尼达借印第安人唐望之口所说的正是此：存在着三种甚至四种危险，首先是恐惧，其次是清晰，接着是权力，最后则是强烈的厌恶，渴望杀戮或死亡，毁灭的激情。②恐惧，我们能够猜出它是什么。我们始终害怕迷失。安全感，则是支撑着我们的克分子的宏观组织，我们紧紧抓住的树形，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界定的位置的二元性机器，我们进入其中的共振，支配着我们的超编码系统我们欲望着所有这些。“价值、道德、祖国、宗教、私人的信念，所有这些我们的自负和自满所慷慨地赐予我们的东西，正是世界为那些想要在稳定的事物之中立足和休憩的人所提供的居留地；他们对所趋向的巨大的混乱一无所知……自逃逸之中逃避。”③我们自逃逸之中逃避，令自身的节段僵化，并将自己交付给二元性的逻辑；人们越是在某个节段之上与我们一起变得僵化，我们自己就越是在另一个节段之上变得更为僵化；我们在任意事物之上对自身进行再结域；我们只知道克分子的节段性—无论是在我们所归属的大型集合体的层次之上，还是在那些我们进入其中的小型群体的层次之上，抑或在那些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最内在和最私密的事情的层次之上。这涉及方方面面：知觉的方式、行动的类型、运动的方式、生活的模式、符号学的机制。男人回到家，问道：“汤准备好了吗？”，女人回答道：“板着个脸干吗！你心情很差？”两个相互对峙的僵化节段所产生的效应。节段性越是僵化，它就越是令我们放心。这就是恐惧，以及它如何将我们遏制于第一条线之上。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关于这些涉及银行业权力的要点，参见 Suzanne de Brunhof，L'offre de monnaie，Maspero，尤其是pp.102—131。

② Castaneda, L'herbe du diable et la petite fumée, pp.106—111.

③ Blanchot, L'amitié, Gallimard, 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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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危险，清晰，似乎并非那么显而易见。实际上，清晰涉及分子。这里同样涉及方方面面，知觉，符号机制，只不过是在第二条线之上。卡斯塔尼达揭示了（比如说）药物向我们敞开的一种分子性知觉的存在（然而，有如此众多的事物可以充当药物）：我们进入到一种微观的视觉和听觉之中，它呈现出空间和空隙，就像是在克分子结构之中的孔洞。清晰，正在于此：在看似充实的事物之中所建立起来的这些区分，在致密的事物之中的这些孔洞；相反，在我们刚刚看到了截然划分之节段的终点之处，现在却涌现出那些不确定的边缘，侵蚀、交叠、迁移，不再与僵化的节段性相一致的节段化运作。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清晰的柔顺性，充实之中的空隙，形式之中的模糊，线条之中的颤动。所有的一切都具有了一种显微镜式的清晰。我们相信已阐释了一切，可以推导出结论了。我们是新的骑士，甚至还拥有一项使命。一种迁移者的微观物理学取代了定居者的宏观几何学。然而，此种柔顺和清晰不仅仅具有其自身的危险，而且，它们自身就是一种危险。柔顺的节段性的危险首先在于，它会在微观上复制僵化节段性的情状(affection）：人们用一个社群（communauté）来取代家庭，用一种交易和迁移的机制来取代婚姻制度，但这只会更糟，因为微观俄狄浦斯被建立起来，微观法西斯主义则成为法则，母亲自觉有义务对孩子进行管教，而父亲则变成了妈咪。含混的清晰并不来自任何一颗星，它产生出这样一种可悲之事：此种变动的节段性直接来自最为僵化的节段性，并与后者形成直接的互补。集合体越是变成克分子性的，就会有越多的元素及其关系变成分子性的：分子的人对应于克分子的人类。人们对自身进行解域，形成集群，但只是为了束缚并取消集群的运动和解域的运动，为了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最糟糕的边缘性再结域。然而，尤其要注意，柔顺的节段性所产生的自身特有的危险并非只是在微观上复制克分子节段性，它们并非源自后者或对其进行补充；我们已经看到，微观法西斯主义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可以凝结为一种宏观法西斯主义，但同样也可以浮动于柔顺的线上，并浸透每个微小单元。存在着大量的黑洞，它们也可以不被中心化，相反，作为病毒，它们适应着最为多样化的环境，在分子性的知觉和符号学之中挖掘出空隙。无共振的互动。我们现在不再处于妄想狂的强烈恐惧之中，而是处于不可胜数的偏执狂之中，处于明证和清晰之中，它们自每个黑洞之中进发而出，不再形成系统，而是形成喧哗与嘈杂，形成炫目的光线，由此赋予随便哪个人以一个法官、一个审判者、一个警察、一个管理住宅区的党卫军人的职责。我们已经战胜了恐惧，驶离了安全的海岸，但却进入了一个同样被同心化和组织化的系统之中，这是一个微观危险的系统，它将每个人引向其自身的黑洞并在其中变为危险者，他对所处的情形、他的地位和职责拥有着一种清晰性，但此种清晰性要比第一条线的明确性更为令人不安。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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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第三种危险，因为它同时处于两条线之上。它从僵化的节段及其超编码和共振出发，拓展到精细的节段化及其扩散和互动，或与此相反。所有的掌权者都从一条线跃向另一条线，他在一种低微的样式和一种宏伟的样式之间、在一种恶棍的样式和一种波舒哀（Bossuet）①的样式之间、在烟纸店的煽动性宣传和高级官吏的帝国主义之间交替轮换。然而，这整条权力链和整个权力网浸没于一个逃避着它们的世界之中，一个变异之流的世界。而正是权力自身的无力使得它变得如此危险。掌权者不停地阻止着逃逸线，以便将变异的机器掌控、固定于超编码的机器之中。然而，他只有通过形成空隙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即首先稳固超编码的机器自身，将它纳入旨在实现着它的局部配置之中，简言之，就是赋予配置以机器的维度：这些就是在集权主义或“闭关锁国”的人为环境之中所产生的东西。

然而，还存在着第四种危险。无疑，它是令我们最感兴趣的，因为它涉及逃逸线自身。我们有理由将这些线描绘为一种变异、一种创造，但它们不仅是在想象之中，而且也是在社会现实的织体自身之中被勾勒出来的；我们有理由赋予它们以箭般的运动和一个绝对者的速度一但是，如果认为它们所畏惧和面临的危险只是被重新捕获、被堵塞、束缚、恢复、再结域，这实在是太过简化了。它们自身散发出一种异样的绝望，就像是一种死亡和牺牲的气息，就像是一种人们耗尽全力才得以摆脱的战争状态：它们有着其自身的危险，不能将其与前论的种种危险混淆起来。正如菲茨杰拉德所说：“我心中涌起这样一种情感，黄昏时分，我站在一片废弃的靶场之中，手里是一杆弹夹空空的步枪，面前是倒下的靶子。没有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唯有寂静，唯一的声音来自我自己的呼吸。……我的自戕就是一阵浸湿和阴暗的烟雾。”②为何逃逸线是这样一场战争，我们在摧毁了所有那些能够摧毁的东西之后，却仍然有可能陷于失败和毁灭的危险？第四种危险正在于此：逃逸线逾越了墙壁，逃离了黑洞，但它并未与别的线连接在一起并每次都增强着它的价值，而是转向毁灭、完全而彻底的毁灭、毁灭的激情。这就是克莱斯特的逃逸线，以及他所发动的异样的战争；就像是自杀，双重自杀，作为这样一种结局：它将逃逸线形成为一条死亡之线。

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波舒哀(Jacques-Benigne Bossuet，1627—1704)，17世纪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支持法王路易十四，鼓吹绝对君权论。——译注

② Fitzgerald, La fëlure, Gallimard, pp.350,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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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未求助于任何的死亡冲动。在欲望之中不存在内在的冲动，只有配置。欲望始终是被配置的，配置决定了它的存在。勾勒出逃逸线的配置与这些线处于相同的层次之上，并且属于战争机器的类型。变异源自这部机器，后者的目的当然不是战争，而是释放出解域的量子、令变异之流得以贯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创造都是通过一部战争机器而实现的)。很有理由相信，战争机器来自另一个起源，它是有别于国家装置的另一种配置。它有着游牧的起源，因而倾向于对抗国家机器。国家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将这部与它相异的战争机器占为己有，使它成为自身装置的一个部分，将其作为一种稳固的军事体制；在这个方面，国家始终将遭遇到巨大的困难。然而，正是当战争机器不再以战争为目的之时，当它因而用毁灭取代了变异之时，它才释放出了最具灾难性的能量。变异决不是战争的一种转化形态，相反，战争就像是变异的一种陷落和失败，一旦战争机器失去了其变异的力量，战争就变成它所保留的唯一目的。因而，我们必须说，战争仅仅是战争机器的令人厌恶的残渣，这或者是当战争机器被国家装置占为己有之时，或者更为糟糕地，当它将自身构成为一部国家装置（其唯一的功用就是破坏）之时。这样一来，战争机器所勾勒出的就不再是变异的逃逸线，而仅仅是一条纯粹的、冰冷的毁灭之线。(对于战争机器和战争之间的此种复杂关系，我们将在稍后提出一个假设。)

正是在这里，我们重新发现了法西斯主义的悖论，及其与集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因为，集权主义与国家相关：它本质上涉及作为一种局部化配置的国家与此种配置所实现的超编码的抽象机器之间的关系。即便是在一种军事独裁的情形之中，也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非一部战争机器掌控了政权，并将国家提升到集权的阶段。集权主义是尤为保守的。然而，法西斯主义则涉及一部战争机器。当法西斯主义自身建立起一个集权国家之时，这并非意味着一支国家的军队夺取了政权，相反，这意味着一部战争机器掌控了国家。维利里奥的一段古怪的评论为我们揭示了方向：在法西斯主义之中，国家更多的是自杀式的，而非集权性的。在法西斯主义之中，存在着一种被实现了的虚无主义。与竭力堵塞所有可能的逃逸线的集权国家不同，法西斯主义是在一条强度性的逃逸线之上被建构起来的，它将这条线转化为纯粹的破坏和毁灭之线。令人好奇的是，纳粹从一开始就向德国宣布了他们所要实现的：同时既是婚典又是死亡，既包括他们自身的死亡，也包括德国人民的死亡。他们知道自身将消亡，但他们的事业将以各种方式被重新开始，在欧洲，在全世界，在整个太阳系。人民高声喝彩，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而是因为他们意欲着此种经由他人之死而实现的死亡。这就像是一种意志，每一次都想重新押上一切，为了他人之死而赌上自身之死，想以“测损仪”来衡量一切。克劳斯·曼（Klaus Mann）的小说《梅菲斯特》(Méphisto）给出了全然日常的纳粹话语和对话的一个样本：“悲怆的英雄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已经越来越少。……事实上，我们不是以军人般的步伐行进，而是蹒跚前行。…我们那无比受人爱戴的元首引领着我们进入黑暗和虚无。……我们这些诗人，与黑暗和深渊之间维系着独特的关联，我们怎能不赞美他？……地平线上的火光，所有街道上的血流，那些幸存者的迷狂之舞，所有那些在死尸周围的幸存者！”①自杀并不是作为一种惩罚出现，而是对他人之死所进行的加冕。人们总是可以说，它涉及含混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无非是意识形态而已。但是，这并非实情：即便不足以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经济学和政治学上的界定，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必要引入所谓意识形态的含混规定性。我们宁愿遵循法耶的论述，他准确考察了纳粹陈述的形成过程，它们运作于政治、经济，以及那些最为荒唐的话语之中。在这些陈述之中，我们总是能够重新发现这样的“愚蠢的和令人厌恶的”鼓噪：死亡万岁！即便是在经济的层次之上也是如此：在其中，重整军备的拓张取代了消费品的增长，投资从生产工具的领域转移到纯粹的破坏性手段的领域。保罗·维利里奥的分析在我们看来是极为准确的，他不是以集权国家的观念，而是以自杀式国家的观念来界定法西斯主义：与其说所谓的全民战争是一种国家的事业，还不如说它是一部战争机器的运作，这部机器掌控了国家，并将一股绝对战争之流引入其中，而这股流的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国家的自我毁灭。“一种前所未闻的物质过程爆发了，它实际上既无界限也无目的。……一旦爆发，它的机制就不会以和平为结果，因为间接的策略有效地将统治权力置于时间和空间的通常范畴之外。……正是在那种对于日常生活及其环境的恐惧之中，希特勒最终发现了最为可靠的统治手段、他的政策和军事决策的合法化，直至其终结。因为，全面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恐惧、罪行和混乱远未肃清其权力的令人反感的本性，而反倒是拓展了其作用的范围。71号电文：如果战争失败了，那整个民族就该灭亡，在这里，希特勒决意将其自身的力量与敌对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以便最终实现对其自己民族的毁灭，毁灭那些最后的资源：居住环境以及各种日常的储备（饮用水、燃料、粮食，等等)，这是正常的结果………”②此种逃逸线向毁灭线的转化已然激活了法西斯主义的所有的分子性核心，并使它们在一部战争机器之中形成互动，而并非是令它们在一部国家装置之中形成共振。一部只以战争为目的的战争机器，它宁愿消灭自己的添弹手，也不愿停止毁灭。与此种危险相比，别的线所具有的种种危险实在是算不上什么。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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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Klaus Mann，Mephisto，Denoël，pp.265—266.这种类型的宣言充斥于纳粹横行之时。参见戈培尔(Goebbels)的著名论述：“在希特勒行动于其中的那个绝对宿命的世界之中，任何事物都不再有意义，也不再有善与恶，不再有时间和空间，其他所有人所谓的成功都无法作为衡量的标准。……希特勒有可能以灾难告终…….”(Hitler parle à ses généraux，Éd. Albin Michel)。此种灾变论可以与强烈的满足、良知和惬意的宁静协调一致，正如我们在另一个背景之中、在某些自杀者身上所同样见到的。存在着一整套灾难的官僚体制。关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尤其可以参考(M. A. Macciochi，«Sexualité féminine dans l'idéologiefasciste»，TelOuel，n°66：女子骑兵敢死队，服丧的寡妇和母亲的队列，“棺材和摇篮”的口号。

② Paul Virilio，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ch.I. 此外，汉娜·阿伦特尽管将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等同起来，但她还是得出了这个纳粹统治的原理：“他们的统治观念不能通过一个国家或一部单纯的暴力机器来实现，而只能通过一种处于持续运转之中的运动来实现”；即便是战争，以及战争失败的危险，所起到的也是加速器的作用(Le système totalitaire,Éd. du Seuil，pp.49，124 sq., 140 sq.，20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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