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② 参见 Newsweek，16 mai 1977，p.57。

① Philippe Gavi，«Les philosophes du fantastique»，in Libération，31 mars 1977。——对于之前的那些情形，有必要根据生成一动物来理解某些被称为神经官能症的行为，而不是将生成一动物与一种对这些行为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的解释联结起来。我们已经在受虐狂的情形之中看到了这一点[洛里托(Lolito）已经解释了，他的壮举源自某些受虐狂的体验；莫雷尔(Christian Maurel)在一篇优美的文章之中将一对受虐狂伴侣身上的生成一猿猴和生成一马结合起来]。同样应该从生成一动物的角度来考察厌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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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所有的生成都是分子性的：我们所生成的动物、花或石头是分子的集合体，是个别体，而不是我们从外部来认识，并通过经验、科学或习惯来进行确认的克分子的主体、客体或形式。如果这是实情，那么对于人类来说也理应如此：存在着一种生成一女人，一种生成一儿童，它们并不与那些作为被明确区分的克分子实体的女人或儿童相似(尽管女人或孩子可能—仅仅是可能——在这些生成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克分子的实体（比如说）就是这样的女人，她被掌控于一部将女人与男人相对立的二元性机器之中，被其形式所限定，拥有了器官和功能，进而被指定为主体。然而，生成一女人并不是要去模仿这个实体，也不是要转化为这个实体。当然，我们不会忽视，在某些男同性恋那里，模仿或模仿的阶段是重要的；更不会忽视某些异装癖者所进行的真实转化的奇妙尝试。我们只想说，生成一女人的这些不可分离的方面首先应该根据别的事物来理解：不是模仿，也不是装扮出女人的形式，而是放射出粒子，这些粒子进入一种微观一女性（micro-féminité）的动与静的关系或邻近性之中，也即，在我们身上产生出一种分子性的女人，创造出分子性的女人。我们并不想说这样一种创造就是男人的特权，相反，作为克分子实体的女人应该生成一女人，以使得男人也生成为女人或能够生成为女人。当然，女人必然要实施一种克分子的政治，其目的就在于重新赢得她们自身的有机体、历史和主体性：“我们作为女人……”因而就显现为表述的主体。然而，将自身局限于这样一种主体是危险的，因为此种主体的运作必然会耗竭一个来源或中止一股流。生命之歌往往是那些最为枯竭的女人所吟唱的，因为她们受到怨恨、强力意志和冰冷母爱的激发。这就正如，一个耗竭的儿童却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儿童，因为不再有童年之流能从他身上涌出。此外，说每种性别都包含着另一种性别，因而应该在其自身之中发展那对立的一极，这不再是充分的。雌雄同体（bisexualité）并不是一个比两性分离更为恰当的概念。将二元性的机器微观化、内在化，这与令其增强的做法同样有害。因此，有必要构想出一种分子性女人的政治，它潜入克分子的对抗之中，穿越于它们之下、之间。

当有人质问弗吉尼亚·伍尔夫什么才是一种真正的女性写作之时，她对“作为女人”而写作的观念感到惊愕。毋宁说，写作必须产生出一种作为女性之原子的生成一女人，这些原子能够遍布和渗透整个社会领域，能够感染男人、令他们进入到这种生成之中。极为轻柔的粒子，但同样也是坚硬的，顽固的，不可被还原的，难以被制服的。女性在英语小说写作之中的地位提升并未将男人排斥在外：那些被视作最有男性气概、最大男子主义的作家——劳伦斯和米勒—不断地捕获着、释放着这些粒子，它们进入女人的邻近或难以分辨的区域之中。他们通过写作而生成一女人。这是因为，问题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有机体、历史或表述主体，它们在一部宏大的二元性的机器之中将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问题首先涉及肉体—他们从我们这里窃取此种肉体来制造出可对立的有机体。然而，人们首先是从女孩那里窃取了此种身体：快别这么于，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姑娘了，你又不是一个假小子，凡此种种。人们首先窃取了女孩的生成，而这是为了将一种历史，或一种前一历史强加给她。对男孩之生成的窃取则发生在其后，然而，正是通过向他展示女孩的例子，向他指示出作为其欲望对象的女孩，人们才将他造就为一种与女孩对立的有机体，同样，人们还特意为他编撰了一部权威性的历史。女孩是第一位受害者，然而，她同样也必须充当例证和陷阱。这就是为何，反过来说，将肉体重构为无器官的身体、肉体的非有机体化(anorganisme)，这些都不能与一种生成一女人或一种分子性女人的生产相分离。无疑，在有机体或克分子的意义上，少女生成为女人。然而，反之，生成一女人或分子性女人却是少女自身。当然不能以童贞来界定少女，而应该以一种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来进行界定，通过一种原子的组合、粒子的放射来界定：个别体。她不停地在一具无器官的身体上奔跑。她就是一条抽象线或一条逃逸线。同样，少女不归属于一个年龄段，一种性别，一种秩序或一个领域：她们到处滑行，穿行于秩序、行为、年龄、性别之间；她们完全穿越了二元性的机器，并由此在逃逸线之上产生出n种分子性别。唯一一种摆脱二元论的方式，就是处于……之间(être-entre)，就是穿越……之间(passer entre)，间奏曲，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极为真切地体验到的；在她所有的著作之中，她不断地在生成。少女就像是生成的断块，它与每个可对立的项—男人、女人、儿童、成人同时并存。并非是少女生成为女人，而是生成一女人形成了一般的（universelle）少女：并非是儿童生成为成人，而是生成一儿童形成了一般的青春。特罗斯特(Trost)，这位神秘的作者，曾对少女进行了一番形象的描绘，并将革命的命运与此种描绘联系在一起：她的速度，她的自由的机器性身体，她的强度，她的抽象线或逃逸线，她的分子性的生产，她对于记忆的漠视，她的非图像化的特征—“欲望的非图像性（non-figuratif)”①。贞德？俄罗斯恐怖主义之中的少女的独特角色：投掷炸弹的少女，守卫炸药的少女？确实，分子性的政治是通过少女和儿童而进行的。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少女和儿童不是从对她们进行驯服的克分子身份之中，也不是从她们所承受的有机体和主体性之中获取力量的；她们是从分子性的生成之中获得全部力量的，她们在性别和年龄之间进行着此种生成，成人的（正如儿童的）生成一儿童，男人的(正如女人的）生成一女人。少女和儿童不进行生成，因为生成自身就是一个儿童或少女。儿童并未变为成人，同样，少女也并未变为女人；然而，少女是每种性别的生成一女人，正如儿童是每种年龄的生成一青春。学会变老并不意味着青春常在，而是从其年龄之中萃取出粒子、快与慢、流，正是它们构成了这个年龄的青春。懂得去爱并不意味着保持为一个男人或女人，而是从其性别之中萃取粒子、快与慢、流以及n种性别，正是它们构成了此种性别的少女。年龄自身就是一种生成—儿童，正如性别——无论何种性别——就是一种生成一女人，也即一位少女。——这都是为了回答这个傻问题：为什么普鲁斯特创造了阿尔伯特·阿尔贝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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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Trost，Visible et invisible，Arcanes et Librement mécanique，Minotaure：“她同时既处于其感性的现实之中，又处于她的那些线条的观念性延伸之中，就像是向着一个未来的人类群体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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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所有的生成都已经是分子性的，其中也包括生成一女人，那同样也应该说，所有的生成都开始于并经历了生成一女人。它就是所有其他生成的关键。战士乔装成女人，他乔装成女孩逃跑，他乔装成女孩藏身，这些并不是他生涯之中的暂时的不光彩事件。隐藏、乔装，这就是一种作战的能力；而逃逸线吸引着敌人，穿越着某种事物并使之进行逃逸；正是在一条无限延伸的逃逸线之上，才出现了战士。然而，如果说战士的女性特征不是偶然的，我们也不能因而就将其视作结构性的，或通过一种关系之间的一致性来对其进行调控。我们很难看出，这两种关系“男人一战争”与“女人一婚姻”—间的一致性怎能推出一种战士和少女（作为拒绝结婚的女人）之间的等同。①我们更看不出，一般的双性恋，或是军事团体之中的同性恋怎能对此种既非模仿性亦非结构性的现象作出解释，因为此种现象毋宁说体现着一种战士所必不可少的“异常”(anomie)。必须通过生成来理解此种现象。我们已经看到，战士是怎样通过其狂热（furor）和迅捷来进入难以抗拒的生成一动物之中的。这些生成正是在战士的生成一女人之中或在战士与少女的联盟之中、在他与少女所发生的感染之中发现了它们的条件。战士不能与亚马逊女骑士相分离。少女和战士的联合并未产生出动物，但却在同一个“断块”之中同时产生出战士的生成一女人和少女的生成一动物：在这个断块之中，战士通过感染少女而生成为动物，同时，少女则通过感染动物而生成为战士。所有的一切都被联结于一个不对称的生成的断块之中，一条瞬时性的曲折线。正是在一部双重性的战争机器—既是希腊人的战争机器（它不久之后就要为国家所取代）、又是亚马逊女骑士的战争机器（它不久之后就会土崩瓦解）的残存之中，在一个分子性的眩晕、晕厥和昏迷的系列之中，阿喀琉斯和彭忒希勒娅彼此选择了对方，一位是最后的战士，另一位则是最后的众少女之王后，阿喀琉斯进入生成一女人，而彭忒希勒娅则进入生成一狗。

原始社会之中的异装癖或男扮女装的男人一生成一女人的仪式并不能解释为一种在既定关系间建立起对应性的社会组织，抑或一种使男人想变成女人或女人想变成男人的精神组织。②社会的结构和精神的同一化忽视了太多特殊的因素：异装癖所发动的生成的链接、释放和互通；从中所产生的生成一动物的力量；尤其是这些生成对于一部独特的战争机器的归属。对于性欲来说亦是如此：性别的二元对立的组构并未很好地对性欲作出解释，而每种性别之中的某种双性恋的组构也是如此。性欲发动了极为不同的、相互接合的生成，它们就像是n重性别，一整部战争机器，爱情正是通过它才得以进行。这并非是回归到爱情与战争间的愚蠢透顶的隐喻，诱惑与征服，性别之战与家庭纠纷，或是斯特林堡式的战争：仅当爱情终结、性欲也干涸之际，事态才会如此呈现。然而，重要的是，爱情本身就是一部战争机器，它有着异样的、近乎恐怖的力量。性欲就是一种不可胜数的性别的生产，这些性别就像是如此众多的难以控制的生成。性欲通过男人的生成一女人和人类的生成一动物而得以运作：放射出粒子。为此，并不需要兽奸(bestialisme)，尽管兽奸可能会在其间出现，而众多精神病学的案例亦以种种有趣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记载，不过，这些方式是过于简单了，因而也就变得离题和荒唐。问题不在于“装扮成”狗，就像是一张明信片上的一位老先生；同样，问题也不在于与野兽性交。从根本上说，生成一动物是另一种力量，因为它们的真实性不在人们所模仿的或人们与之相一致的动物身上，而在其本身之中，在那些骤然攫住我们或使我们进行生成的事物之中，一种邻近，一种难以分辨性，它从动物身上获取某种共同的要素，而这要比所有的驯化、效用和模仿都有效得多：“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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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韦尔南(J.-P. Vernan)所提出的例证和结构分析，收于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 Éd. Mouton, pp.15—16。

② 关于原始社会之中的异装癖，参见 Bruno Bettelheim，Les blessures symboliques，Gallimard(这本书给出了一种同一化的精神分析的解释)，尤其可参见 Gregory Bateson，La cérémome du Naven，Éd. de Minuit(这本书提出了一种原创的结构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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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生成一女人是第一个量子或分子节段，而接着到来的是与它连接在一起的生成一动物，那么，它们到底趋向何处？无疑，趋向于一种生成一不可感知。不可感知是生成的内在目的，它的宇宙法则。比如，马特森①的“缩小的人”穿越了各个领域，在分子之间滑动，直至生成为一个难觅踪迹的粒子，它无限地沉思着无限。保罗·莫兰②的“零先生”逃离了大国，穿越了那些最小的国家，他不断缩小着国家的规模，只是为了在列支敦士登建立一个只由他自己所构成的无名的社会，不知不觉地死去，用他的手指形成粒子0：“我是一个泅水而逃的人，所有人都朝我开火……我可不该再被当作靶子。”然而，在所有始于生成一女人的分子性生成的终结之处，生成一不可感知意味着什么呢？生成一不可感知想要表达的含义众多。非有机的不可感知者、非意谓的不可分辨者与非主体的无人格者之间有何关联?

首先，我们想说：像众人那般去存在。这就是克尔凯郭尔在其关于“信仰骑士”的故事之中所描述的生成的人：人们徒劳地观察他，但没发现任何引人注意之处，他只是一个布尔乔亚而已。这就是菲茨杰拉德所体验到的：在一次真正的崩溃结束之后，我们最终……真正变成泯然众人。不过，要想不引人注意，这绝非易事。去成为默默无闻的人，即便在看门人和邻居眼中也是如此。如果说“像”众人那样是如此的艰难，这是因为，它涉及一个生成的难题。并非所有人都如众人那般生成，也并非所有人都能使众人成为一种生成。这需要更多的苦行、节制、创造性的内卷：一种英式的优雅，一块英国布料与墙壁混同在一起，抹去了太过明显的东西，太容易被感知的东西。“消除了所有那些浪费，僵死和奢华之物”，呻吟和抱怨，未获满足的欲望，防卫和辩护，所有那些使每个人（众人）扎根于他自身之中、扎根于他的克分子性之中的事物。因为，众人就是克分子的聚合体，但是生成众人却不然，它发动了宇宙及其分子的组分。生成众人，就是世界化，就是创造一个世界。①经由不断的消除，我们就化为一条抽象线，或一幅抽象拼图之中的一个碎片。正是通过与其他线、其他碎片相接合、相接续，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世界，它得以覆盖第一个世界，就像是一种透明的物质。动物的装饰，鱼的伪装，隐秘者：这条鱼浑身遍布着抽象线，它们什么不相似，甚至也不遵循其器官的划分；它是如此的无组织、不连贯，它以一块岩石、沙和植物之线来创造世界，从而生成一不可感知。这条鱼就像是中国的诗画家：它既不是模仿性的，也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宇宙性的。程抱一揭示了，诗人既不追求相似性，也不对“几何比例”进行算计。他仅仅保留着、萃取出自然的那些本质性的线和运动，他只以连续或叠加的“线条”(trait)进行创作。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成整个世界，将世界化作一场生成，这就是世界化，就是创造出一个世界，众多世界，也即，发现其邻近和难以分辨的区域。宇宙就像是一部抽象机器，而每个世界就像是实现这部机器的具体配置。如果我们将自身缩减为一条或多条抽象线，它们将延伸于、接合于其他的线，从而直接、立刻产生出一个世界（在其中，是这个世界在生成)，那么，我们就生成为整个世界。如中国诗画中的线条那般去写作，这正是凯鲁亚克的梦想，或已经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梦想。她曾说，应该“使每个原子饱和”，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要进行清除，消除所有的相似和类比，但同样也要“将一切置于其中”：消灭所有那些超越于这个时刻的东西，但要置入所有那些它所包含的东西—这个时刻不是瞬间性的，它就是个别体，我们潜入到其中，并通过一种透明的介质而潜入到其他个别体之中。③与世界同步。不可感知，难以分辨，非人格，这三重效力（yertu）之间的关联正在于此。将你自身缩减为一条抽象线，一根线条，以便发现你自身与其他线条之间的难以分辨的区域，由此进入个别体和非人格的创造者之中。这样一来，我们就像是草：我们将整个世界化作一场生成，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必然是互通性的世界，因为我们在自身之中清除了所有那些阻碍我们在事物之间滑动和生长的东西。我们将“所有一切”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马特森(Richard Matheson，1926—2013)，美国剧作家。——译注

② 保罗·莫兰(Paul Morand，1888—1976)，法国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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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out lemonde”既有“所有人，众人”，也有“整个世界”之意，作者们很显然利用了这个双关之意，从“生成一众人”转向“生成一整个世界”。因而，在下文适当的地方，我们将酌情把“devenir tout lemonde”也译作“生成整个世界”——译注

② François Cheng, L'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 pp . 20 sq.

③ Virginia Woolf，Journal d'un écrivain，t. I，10—18，p.230：“我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使每个原子饱和”，等等。关于所有这些要点，我们参考了扎万(FannyZavin）的一篇研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未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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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组合起来：不定冠词，不定式一生成，以及对我们进行还原的专有名词。使饱和，进行消除，安置一切。

运动与不可感知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系，它本性上就是不可感知的。这是因为，感知难以把握运动，除非将其视作一个运动者的位移或一种形式的展开。运动，生成，也即快与慢的纯粹关系，纯粹的情动，这些都处于感知的阈限之下或之上。无疑，感知的阈限是相对的，因而，对于某个阈限来说难以把握的事物，始终可以为另一个阈限所把握：鹰眼……然而，恰当的阈限也可以只作为一种可感知的形式、一个被感知和被辨认的主体的功能。这样，运动本身继续在别处进行着：如果说人们是以系列的方式来构成感知的，那么，运动就始终在高于最大阈限和低于最小阈限之处形成，在拓展和收缩的间距之中形成（微观一间距)。就像是壮硕的目本相扑力士，他们的前进太过缓慢，抓抱又太过迅速和突然，以至于难以被看清：因而，扭作一团的，与其说是相扑力士，还不如说是一种无限缓慢的期待（将会发生什么?）与一种无限迅速的结果（刚刚发生了什么?)。必须触及摄影和电影的阈限；不过，就相片而言，运动和情动依然隐蔽于其上或其下。当克尔凯郭尔提出“我只注视运动”这令人惊叹的格言之时，他化身为电影的一位非凡的先驱者，并且，他根据多变的快与慢的速度而不断增衍着一出爱情剧—阿涅斯（Agnès）与特里通（Triton）——的不同版本。他有充分的理由说，只存在无限的运动；无限的运动只能在一种作为少女的生成之中通过情动、激情、爱情而实现，它并不参照任何的“沉思”；这样的运动摆脱了任何中介性的感知，因为它已经实现于每个时刻之中，舞者或爱人在他/她重新下落的瞬间，乃至跃起的瞬间，也仍然是“醒着并走着”的。①运动，正如作为逃逸之存在的少女，是不能被感知的。

不过，必须立刻进行纠正：运动也“必须”被感知，它只能被感知，不可感知者也是percipiendum。这没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如果说运动从本性上说就是不可感知的，那这也总是相关于感知的某个阈限而言的，这个阈限从本性上说是相对的，在一个对阈限和被感知者进行分配的平面之上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正是这个平面将有待被感知的形式给予进行感知的主体：这个组织和发展的平面、这个超越的平面给出被感知者，但其自身没有，也不能被感知。然而，在另一个平面（内在性的平面或容贯的平面）之上，构成的本原自身必须被感知，它只能被感知，与它所构成或给予的事物同时被感知。这里，运动不再与一个起中介作用的相对的阈限相关，从本性上来说，它无限地逃避着这个阈限；无论其快与慢的速度为何，它触及了一个绝对的、但却差异化的阈限，这个阈限与连续平面的某个区域之构成联为一体。我们也可以说，运动不再是一种始终相对的解域的进程，而变为绝对解域的过程。正是这两种平面之间的差异解释了这一点：在一种平面上不能被感知的事物只能在另一种平面之上被感知。正是通过从一个平面跃向另一个平面的运动，或从相对的阈限跃向与它们并存的绝对阈限的运动，不可感知者才必然生成为被感知者。克尔凯郭尔指出，无限的平面—他称之为信仰的平面—应该生成为纯粹的内在性的平面，这种平面不断地直接给出、重新给出、重新聚集着无限：与无限弃绝的人相反，信仰的骑士作为生成的人将会拥有少女，将会拥有一切有限者，将会感知到不可感知者，他就是“有限世界的直接继承者”。这是因为，感知将不再处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之中，而是处于作为此种关系之界限的运动之中，处于与主体和客体关联在一起的时段之中。感知将面对其自身的界限；它将处于事物之间，贯穿于其自身的全部邻近区域之中，它将作为一个个别体在另一个个别体之中的呈现、一方被另一方所攫取或从一方过渡到另一方：只注视运动。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我们依据的是《恐惧与战栗》，在我们看来，这是克尔凯郭尔的最伟大著作，这样说是基于它提出运动和速度的问题的方式不仅在其内容之中，而且也在其风格和布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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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诧异的是，“信仰”这个词是用来指示一个转向内在性的平面。然而，如果说骑士就是生成的人，那么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骑士。既然信仰就是一种毒品，那难道不也同样存在着吸毒成瘾的骑士吗？只不过，其含义完全不同于宗教就是一种鸦片。这些骑士声称，在必需的谨慎和实验的条件之下，毒品是不能与一个平面的展布相分离的。在这个平面之上，不仅生成一女人、生成一动物、生成一分子、生成一不可感知结合在一起，而且，不可感知者自身必然生成为一个被感知者，与此同时，感知必然生成为分子性的：达到洞孔，达到物质之间的微间距，达到颜色和声音，而逃逸线、世界线、透明线和截面线就奔涌进其中。①改变感知；这个问题以正确的方式被提出，因为它将“那个”毒品表现为一个蕴生的整体，而不依赖于那些次要的特性(是否会引起幻觉，是浓还是淡，等等)。所有的毒品都首先涉及速度，涉及速度的变化。能够使得我们对一种毒品的配置一无论在毒品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一进行描绘的，正是一条感知的因果性之线，它使得：（1）不可感知者被感知，（2）感知是分子性的，（3）欲望直接投入到感知和被感知者之中。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曾谈论毒品所特有的一种分子性的革命。接下来，是卡斯塔尼达式的宏大综合。菲德勒（Fiedler）已经标示出美国梦的不同极点：深陷于屠杀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这双重噩梦之间，美国人既构建起一种在精神之中被压抑的黑人形象（作为情动之力，作为情动的增殖之力)，亦构建起一种在社会之中被压制的印第安人的形象(作为精微的感知，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细分、无限延缓或加速的感知)。②在欧洲，亨利·米肖试图更为主动地摆脱仪式和文明，以便拟定奇妙的、精微的体验方案，清除所有关于毒品的因果性的问题，尽可能对毒品进行限定，进而将它与谵妄和幻觉区分开。然而，准确说来，所有的问题都汇聚到这一点：再一次，这个问题被很恰当地提出，当我们说毒品驱除了形式和人格，当我们发动了毒品的疯狂快速和吸毒之后的不可思议的缓慢，当我们令快与慢如一对相扑力士般绞合在一起，当我们赋予感知以把握微观现象、微观运作的分子性力量，赋予被感知者以释放出加速或延缓的粒子(在一种不再归属于我们的飘逸的时间之中)、释放出那些不再归属于这个世界的个别体的力量：解域，“我迷失了方向……”（一种对于事物、思想、欲望的感知，在其中，欲望、思想和事物已然蔓延到整个感知：不可感知者最终被感知。）只有快与慢的世界，它无形，无主体，无面孔。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线，就像是“一个狂暴的赶车人的马鞭”，它撕碎了面孔和风景。①感知的一系列根茎式的运作，在这样一个时刻，欲望和感知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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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屡见于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著作，尤其是《伊斯特兰之旅》(Voyageà Ixtlan)，p.233 sq。

② Leslie Fiedler，Le retour du Peau-rouge，Éd. du Seuil。他解释了美国白人与黑人或印第安人的隐秘联盟，此种联盟是通过逃离克分子的形式和掌控的美国女性的欲望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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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殊的因果性问题是重要的。只要人们还是求助于那些太过普遍或外在的因果性（心理学、社会学上的因果性）来解释一种配置，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说。今天，一种谈论毒品的话语已经被建立，但它所作的无非是引发那些关于快感和厄运、沟通困难这些始终来自别处的原因的宏篇大论。人们越是无力从外延上去把握一种特殊的因果性，就越是装出一副颇为理解这种现象的样子。无疑，一种配置决不会具有一种因果性的深层结构。不过，它在最高的程度上包含着一条创造性的或独特的因果性的抽象线，它的逃逸线，解域之线，这条线只有通过与具有另一种本性的普遍因果性相关联才能实现自身，不过，它却完全不能被这些因果性所解释。我们认为，毒品的问题只能在欲望直接投入感知这个层次之上才能被理解，在那里，感知生成为分子性的，而同时，不可感知者则生成为被感知者。毒品于是呈现为此种生成的施动者。正是在这里，将会出现一种药物一分析(pharmaco-analyse)，理当将它与精神分析相比较、相对照。因为，精神分析必须同时被当作是一个原型、一种对立和一种背叛。确实，精神分析可以被视作一个参照的原型，因为，对于那些本质上是情动性的现象，它能够建构起一种独特的因果性图式，后者有别于那些通常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普遍性。然而，此种因果性图式仍然依赖于一个组织的平面，此种平面自身不能被把握，而始终是从别的事物之中被推论、被推出，它躲避了感知的体系，由此被非常恰切地称为无意识。因而，无意识的平面仍然是一种超越的平面，它理应为精神分析的存在及其解释的必要性进行担保和辩护。这个无意识的平面始终与感知一意识的体系形成克分子的对立，而且，正因为欲望必须在这个平面之上被转译，它自身就与大的克分子体联结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冰山的潜藏部分（俄狄浦斯的结构或阉割的基石)。正因为不可感知者在一部二元性机器之中与被感知者相对立，它就变得更为难以感知。但在一个容贯的或内在性的平面之上，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平面被建构起来的过程之中，它自身必然是可感知的：实验取代了解释；无意识变为分子性的，而不再是形象性的或象征性的，这样的无意识在微知觉之中被给予；欲望直接投入知觉场域之中，不可感知者就在其中呈现为欲望自身的被感知的对象，“欲望的非形象性”。无意识不再指示超越性的组织平面的隐藏本原，而是指示着内在性的容贯平面的进程，它在构建自身的过程之中呈现自身。因为，无意识是被构造出来的，而不是被重新发现的。不再有一部二元性的机器（意识一无意识)，因为无意识所存在或更准确说是被产生之处，也就是意识被这个平面所带向的地方。毒品赋予无意识以精神分析总是不得要领的内在性和平面（从这个方面看，或许有关可卡因的著名案例标志着这样一个转折点，它迫使弗洛伊德放弃对于无意识所进行的一种直接入手的研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Michaux，Misérable miracle，Gallimard，p.126：“恐惧之处尤其在于，我只是一条线。在正常的生活之中，我们是一个球体，一个涵盖了全景的球体。……现在，只余下一条线。……我已经生成为加速线……”参见米肖的线绘。然而，正是在《精神的重大考验》(Les grandes épreuves de l'esprit)之中，在这本书的前80页中，米肖进一步发展了对速度、分子性感知，以及“微观一现象”或“微观一运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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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毒品确实指向此种分子性的、内在性的知觉因果性，那么问题仍然在于，它们是否确实能够勾勒出那个作为其运作条件的平面。毒品的因果性之线或逃逸线始终通过毒瘾、迷狂、剂量和毒贩这些最为僵化的形式而被节段化。而即便是在其柔顺的形式之中，它也能够调动知觉的级度和阈限，从而明确趋向于生成一动物、生成一分子，只不过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在阈限之相对性这个背景之下形成的：此种相对性仅限于对一个容贯的平面进行模仿，而非在一个绝对的阈限之处对其进行勾勒。如果说速度和运动持续向别处进行逃逸，那么，像一只迅捷的鸟儿那般进行感知又有何用处呢？解域仍然是相对的，它与最为可鄙的再结域形成互补，这样，不可感知者和感知纵然不断地相互承继或彼此追逐，但却从未真正结合在一起。世界之中的孔洞并未使世界之线自身得以逃逸，相反，是逃逸线缠卷起来，开始在黑洞之中回旋起舞；对于每个吸毒者来说，他的群体或个体之洞就像是一只滨螺。他深陷其中(enfoncé)，而非穿透而过(défoncé)。根据毒品的不同，分子性的微知觉预先就已经被幻觉、谵妄、虚假的感知、幻象、妄想狂的爆发所掩盖；它们在每个时刻都恢复着形式和主体，作为如此众多的幻象或复本，这些形式和主体不断地阻碍着平面的建构。此外，正如我们之前在列举危险之时所已经看到的：容贯的平面不仅有在其他因果性（它们对一个这样的配置进行干预）的影响之下被背叛或被偏转的危险，而且，它自身就能引发其所固有的危险：在它被建构的同时，也具有瓦解的危险。我们不再是，它自身也不再是速度的主宰。瘾君子们并未形成一具足够丰富或充实的无器官身体来传送强度，而是构建起一具空洞的或玻璃化的身体，或一具癌变的身体：因果线、创造线或逃逸线立时转变为死亡之线和毁灭之线。可怕的血管玻璃化，鼻子上的紫癜，吸毒者的玻璃状身体。黑洞和死亡线，阿尔托和米肖的警示汇聚在一起（它们要比救治和援助中心的那些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的、或信息性的话语更具技术性，也更为一致)。阿尔托说：你将无法避开幻觉、错误的感知、无耻的幻象或邪恶的情感，它们就像是这个容贯平面之上的如此众多的黑洞，因为你的意识同样也会进入到这个充满陷阱的方向之中。①米肖说：你将不再是自己的速度的主宰，你将深陷于一场在不可感知者和感知之间展开的疯狂竞赛，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关的，这场竞赛就变得愈发具有循环性。②你自身将不断膨胀，你将失去控制你将处于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处于一具无器官的身体之中，但是你也同样将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在其中，你将不断地令它们遭致失败，掏空它们，瓦解着你所创造出的东西，僵死的破布。没有什么词语比“错误的感知”（阿尔托）和“邪恶的情感”（米肖）更为简洁地说出了那些最具技术性的方面：欲望所具有的内在性的、分子性的、感知的因果性在毒品一配置之中遭受失败。瘾君子不断地重新落入到他想逃避的事物之中：一种由于身处边缘而更为僵化的节段性，一种由于建基于化学实体、幻觉的形式和虚幻的主体化之上而愈发具有人为性的结域。瘾君子可以被视作是先驱者或实验者，他们不懈地开拓出新的生命之路；然而，他们的谨慎是欠缺基础的。于是，他们或是加入到虚假英雄的阵营之中，后者遵循着由一次欲仙欲死和一段漫长的疲惫所构成的因循守旧的道路。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将为这样一种尝试推波助澜，而只有不吸毒者或已戒毒者能够继续此种尝试并从中获益，这些人以一种次生的方式对那个始终遭遇失败的毒品的平面进行修正，并通过毒品而发现了那些为毒品所缺乏的东西，以便构建起一个容贯的平面。吸毒者的失误难道不正在于：在那个理应中止、理应“从中间”出发或实施转向的时刻，他却每次都从零重新开始，或是为了继续吸毒、或是为了戒毒？终于自感满足，但却是通过饮用纯水（亨利·米勒)。终于达到高潮，但却是通过节制，“掌控和节制，尤其是节制”，我是一个嗜水者(米肖)。终于达到了这一点，那里的问题已经不在于“吸不吸毒”，而在于：毒品是否已经充分改变时空感知的一般条件，从而使得不吸毒者也能够成功地穿越世界的孔洞、沿着逃逸线而行，到达那个必须以不同于毒品的其他手段来达到的地方。毒品并未确保内在性，毋宁说，是毒品的内在性使得戒毒成为可能。期待着别人去进行冒险，这是一种怯懦和坐享其成吗？不，这是始终从中间开始一个过程，但却改变着它的方法。有必要进行选择，选择适合的分子，水分子、氢或氦的分子。这与原型无关，因为所有原型都是克分子的：有必要确定分子和粒子，正是在与它们的关联之中，“邻近区域”（难以分辨性，生成）才被产生和被界定。生命的配置，生命一配置，从理论或逻辑上来说，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分子（比如硅）才得以可能。然而，我们发现，从机器性上来说，此种配置并非是通过硅而得以可能的：抽象机器不允许它通过，因为它不能对建构起容贯平面的邻近区域进行分布。①我们将看到，机器性的理由与逻辑的理由或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并非与一个原型保持一致，而是骑着一匹良驹驰骋。吸毒者并未选对合适的分子或马匹。他们太过笨拙，根本就无法把握不可感知者，无法生成为不可感知者；他们相信毒品会赋予他们一个平面，然而事实上，这个平面却必须过滤掉其自身的毒品，并保持为速度和临近区域的主宰。

1. 1730年：生成一强度，生成一动物，生成一不可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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