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思想不是树形的，大脑是一种既不具有根基，也不具有分枝的物质。人们错误地称作“树突”的东西并不能确保神经元在一个连续网络之中的连接。细胞之间的不连续性，轴突的作用，突触的功能，突触的微裂隙的存在，每种信息跨越这些裂隙的跃迁，所有这些将大脑形成为一种多元体，它沉浸于其容贯的平面或神经胶质之中—一个不确定的、或然性的系统，一个不确定的神经系统。很多人的脑袋里面生长着一棵树，然而，大脑自身却更像是一株草而非一棵树。“轴突和树突相互缠绕，就好像牵牛花绕着荆棘，在每个刺棘上都有一个突触。”②对于记忆也是如此……神经学家和心理生理学家区分了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以一分钟为限)。不过，此种区分并不仅仅是量上的：短时记忆从属于根茎和图样(diagramme）的类型，而长时记忆则是树形和中心化的（印记，痕迹，仿图或照片)。短时记忆完全不遵守对象的邻近性和直接性的法则，它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外发生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现或复归，但始终是以不连续、断裂或多元性为条件。此外，两种记忆不是作为对于同一个对象的两种统觉的时间模式而被区分的；它们所把握的不是同一个对象，不是同一个记忆，甚至不是同一个观念。卓绝的短时观念：一个人以短时记忆（因而也就是以短时的观念）来写作，即使他凭借长时概念（des longs concepts）的长时记忆来阅读或重读。短时记忆包含着遗忘的过程；它不与瞬间结合在一起，而是与集合性的、时间性的神经根茎结合在一起。长时记忆（家庭、种族、社会或文明）进行模仿和转译，然而它所转译的东西持续地在它之中产生作用—此种作用是在一定的间距之外、以意外的方式、“不合时宜地”、非瞬时地进行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Dieter Wunderlich, «Pragmatique, situation d’énonciation et Deixis», in Langages, n°26, juin 1972, p.50 sq. 考利(Mac Cawley)，萨多克(Sadock）和文德利希（Wunderlich）的目的就是想在乔姆斯基的树形之中 引入“语用学的特性”。

② Steven Rose, Le cerveau conscient, Éd. du Seuil, p.97, et, sur la mémoire, p.250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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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或根产生出思想的一种糟糕的形象，它不断地基于一种更高的、中心化或节段化的统一性来模仿“多”。事实上，如果人们考察分支一根的集合，树干起到的是对立的节段的作用，以便使某个子集自低向高地进行提升：这样的节段将是一个“连接的偶极”，它有别于由单一中心放射出的线所形成的“偶极一单位”。①即便连接自身可以衍生——如在胚根系统中那样，人们也永远无法摆脱“一—二”，以及那些仅仅是伪装的多样性。再生，复制，回归，水螅和水母，这些都不能令我们走得更远。树形系统是等级分明的系统，它包含着主体化和意义的中心，包含着核心的自动机制（比如被组织起来的记忆)。与此相应的模式就是：一个要素只从一个更高的统一体接受信息，并且只沿着预先确定的路径接受主体的情感。人们在信息科学和电子仪器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科学仍然保留了最为古老的思想模式，因为它仍然将权重赋予一种记忆或一个核心器官（organe)。在一篇批驳了“命令之树形意象”(中心化的系统或等级化的结构）的出色论文之中，罗森斯蒂尔(Pierre Rosenstiehl)和珀蒂托(Jean Petitot)指出：“承认等级化结构的首要地位，这就等于是赋予树形结构以特权。……树形模式允许一种拓扑学的解释。……在一个等级化的系统里面，一个个体只拥有一个能动的相邻者，即那个在等级上高于他的个体。……传输的通道是既定的：树形系统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在整体之中拥有一个确切的位置”(意谓和主体化)。作者们就此指出，即便当一个人自认为已达到一个多元体，这个多元体也很可能是假的—我们称其为胚根类型—因为它表面上非等级化的表达或陈述实际上只能导致一种完全等级化的结果：这就是著名的友谊定理(théorème de l'amitié)，“如果在一个社会之中，任何两个个体都恰好只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个体，他是所有其他人的朋友”。[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问道，谁是这个共同的朋友？“在这个由配偶所组成的社会之中，谁是共同的朋友：教师，神甫，医生？这些观念以异样的方式远离了作为出发点的公理”，这个人类之友是谁？是那个出现于古典思想之中的爱一智者（philo-sophe）吗？—即使他是一种夭折了的、只有通过其不在场或主体性方可发挥作用的统一性，并喋喋不休地说道“我一无所知，我谁也不是？”]作者们在此论及的是独裁的定理。这确实是树一根的原则，或者说，是它们的产物或结果：胚根的解决方案，权力（Pourvoir）的结构。①

1. 导论：根茎

① 参见 Julien Pacotte，Le réseau arborescent，schème primordial de la pensée，Hermann，1936。该书分析并发展了树形的多种多样的图式，这里树形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形式系统，而是作为“形式化的思想的现实基础”。他将古典思想推至极致。他汇集了“一—二”（即偶极（dipôle）的理论）的所有形式。树干—根一分枝的集合因而采取了下表的形式：

N sesment ofoé 17

最近，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分析了在极为不同的科学领域中的树形的变体和序列：树是怎样从“网络”之中形成的(La Traduction，Éd. de Minuit，p.27 sq.;Feux et signaux de brume，Grasset，p.3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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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中心化的系统相对立，两位作者提出了非中心化的系统，即有限自动机的网络，在其中，沟通在任意两个相邻者之间进行，分支或通道不是预先存在的，所有的个体之间都是可交换的，它们仅仅是通过某个既定时刻的状态而得到界定，这就使得局部的运作之间相互协调，并使得最终的整体效果相同步—此种同步不依赖于某个中心机构。一种强度状态的传导取代了拓扑学，并且“调节信息流通的图表（graphe）与等级化的图表之间形成了某种对立……这个图表没有任何理由成为一个树形”(我们已经将此种图表称为一种地图)。战争机器的问题，或射击队的问题：为了让n个个体同时开火，是否一定需要一个将军？一个无需将军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一个非中心化的多元体之中找到，后者通过指示相应速度的信号来处理有限数量的状态，此种解决方案是从一个战争的根茎或一种游击战逻辑的观点出发的，不包含任何模仿和任何一种对中心秩序的复制。作者们甚至揭示了：此种机器性的多元体、配置或社会抛弃了所有的中心化和统一化的自动机制，将其视作“反社会的入侵者”。②在这些情形之中，n实际上始终是n-1。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强调指出，中心化一去中心化之间的对立，它作为一种应用于事物的计算模式要比它所指涉的事物更有价值。树可能与根茎相对应，或反之，它可能萌生出根茎。一般说来，同一个事物确实可以接受两种计算模式或调节方式，但却必然会导致它的状态的某种特殊变化。还是拿精神分析为例：不仅仅在其理论中，而且在其计算和治疗的实践中，它都把无意识从属于那些树形的结构、等级化的图表、概括性的记忆、中心器官、阳物(phallus)、阳物一树。从这方面看，精神分析不能改变其方法：它将其特有的专断的权力奠基于无意识这个专断的概念之上。精神分析的可操作性的范围因此是极为有限的。在精神分析及其对象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将军，一个首领（弗洛伊德将军)。相反，神经分裂分析将无意识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也即一个有限自动机所形成的机器性的网络(根茎)，并以此达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无意识状态。这些见解也适用于语言学；罗森斯蒂尔和珀蒂托很有理由设想出一种“有文字社会的去中心化组织”的可能性。对于陈述和欲望来说，关键决不是按照一种树形模型对无意识进行还原、解释和赋义。关键在于生产出无意识，并借助它生产出新的陈述，别样的欲望：根茎就是此种对于无意识的生产。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Pierre Rosenstiehl et Jean Petitot, «Automate asocial et systèmes acentrés», in Communications, n° 22, 1974. 关于友谊定理，参见 H. S. Wilf，The Friendship Theorem in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Welsh Academic Press；关于一个同样类型的定理，即集体的不确定性，参见 K. J. Arrow，Choix collectif et préférences individuelles, Calmann-Lévy。

② Pierre Rosenstiehl et Jean Petitot，«Automate asocial et systèmes acentrés». 非中心化系统的主要特征就是：局部的主动行动之间的相互协调是独立于某个中心机构的，计算是在网络（多元体）的整体之中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唯一能够保存人的档案信息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因为唯有在那里才能够提供对于他们自身的描述并使其与时俱新：社会就是唯一可能的人的档案库。一个自然形成的非中心化的社会将中心化的自动机制作为反社会的入侵者而抛弃”(p.62)。关于“射击队的定理”，参见pp.51—57。甚至有可能，将军们在其关于采用游击战的形式技巧的幻想之中，已经求助于“同步模数”的多样性，并令其“基于数目众多但却相互独立的轻量的单元(cellule)”，它们理论上仅包含一种最低限度的中心权力和“等级化的承继关系”：比如 Guy Brossollet, Essai sur la non-bataille, Berli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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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解之处在于，树怎样主宰了西方的思想和现实—从植物学到生物学、解剖学，同样还有认识论、神学、本体论、所有的哲学……：根一基，Grund①，roots和fundation②。西方与森林、砍伐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有的关联；在森林之中所开辟的土地被种植上种子植物，它们是由一种基于树形谱系的耕作所产生的；而在休耕地上所进行的畜牧业则选择了那些形成为一整套动物一树形的谱系。东方则呈现出另一种形象：它与庭园、草原（在另一些情形中，则是沙漠和绿洲）而非森林和耕地相关联；通过个体的碎片化来培育块茎；将局限于封闭空间之中的畜牧业置于从属、次要的地位，或将其推向游牧民族出没的草原。西方：农业，它基于一条选定的谱系，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可变的个体；东方：园艺学，它基于少数个体，但却来自范围广泛的“无性繁殖系（clones）”。难道在东方，尤其是在大洋洲，根茎的模式不是已经在各个方面与西方的树形模式形成对立？奥德里古（Haudricourt）甚至将此作为另一种对立的理据西方所珍视的超越性的道德或哲学与东方所珍视的内在性的道德或哲学之间的对立：播种与收割之神，与之相对的则是移植与挖掘的神（移植与播种相对立③)。超越性，欧洲所特有的疾病。音乐也不相同，大地的音乐是不同的。同样，性征（sexualité）也是如此：种子植物—即便是那些兼具两性的植物—将性征从属于繁殖的模式；相反，根茎则是一种性征从繁殖和生殖之中的解放。在西方，树深植于我们的肉体之中，它甚至使性征也变得僵化和层化。我们已经失却了根茎与草。亨利·米勒写道：“中国是生长于人类的甘蓝田之中的莠草。……莠草是对于人类努力的报应(Némésis)。在我们赋予植物、野兽和星辰的那些虚构的存在之中，莠草也许有着最具智慧的生命。确实，莠草不开花，也没有产生出战舰，山上的布道。……然而，最终，总是莠草占据了上风。最终，所有的一切都要复归于中国的状态。这就是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黑暗的中世纪。除了草，不存在别的出路。……草只生长于广大的未耕耘的空间之中。它填补空隙。它在其他的事物之中、之间生长。花是美的，甘蓝是有益的，而罂粟则让人发狂。然而，草是满溢，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教训。”①—米勒说的是哪个中国呢？古代的，当今的，还是某个想象中的中国？甚或是另一个中国—它构成了一个变幻不居的地图的一部分？

1. 导论：根茎

①德文词，兼有“土地，基础，理由”等义。—译注

②分别是英文的“根”和德文的“基础”。—译注

③ 关于西方的种子植物的农业与东方的块茎（tubercules）的园艺，关于播种一改种之间的对立，以及与畜牧业的对 比，参见 Haudricourt，«Domestication des animaux，culture des plantes et traitement d'autrui»(L'Homme，1962) 以及 «L'origine des clones et des clans»(L'Homme，janvier 1964)。玉米和大米并不能构成反证：它们只是被“块茎的培育者在很晚才采纳的”谷物，并以相应的方式进行加工；或许，大米最初是“作为一种生长于芋头沟之中的杂草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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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给美国另外留出一个位置。当然，它没有摆脱树的统治和对于根的探寻。人们甚至可以在其文学之中看到这一点：对于民族身份的寻觅，甚至是对于一种欧洲的血统或谱系的寻觅[凯鲁亚克（Kérouac）出发去寻找其先辈]。不过，所有那些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重要事物都经由了美国的根茎：垮掉的一代，先锋艺术，地下组织，团伙和黑帮，与某个外部直接相连的接续而侧生的旁系。美国的书与欧洲的书不同，即便当美国人去寻觅树之时。书的概念有所不同。《草叶集》。美国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在东部，是对树形的寻觅以及对于古老世界的回归。而在根茎式的西部，则有着无直系祖先的印第安人，不断消弭的界限，变动和移位的边境；在西部，形成了一整幅美国的“地图”，在那里，甚至连树也形成为根茎。美国颠倒了其方向：它将其东方置于西部，就好像大地在美国恰好变成了圆形；它的西部是东部的边缘②（印度并未构成东西方的中介，如奥德里古所相信的那样：美国才是颠倒的枢纽和机制)。美国歌手史密斯(Patti Smith）唱出了美国牙医的圣经：别寻根溯源，要沿着运河走……

难道不是存在着两种官僚体制，甚至三种(乃至更多)？西方的官僚体制：它的农业的、地籍的起源，根与耕地，树及其划界的作用，征服者纪尧姆(Guillaume le Conquérant)的大规模清查，封建制度，法国国王的政策，将国家奠基于财产之上，通过战争、诉讼和婚姻来解决土地纠纷。法国的国王选择了百合花徽，正因为这种植物深深扎根于斜坡之上。东方的官僚体制也是如此吗？当然，描绘出一个根茎式的和内在性的东方，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在东方，国家并不是根据某种树形图式而运作的—此种图式与既定的、树化的和根深蒂固的阶层相对应；东方的官僚体制是运河式的，比如，著名的“所有权不明确”的水能的案例，在其中，国家产生出被运河化和进行运河化的阶层（参见威特福格尔(Wittfogel)著作之中那些从未被否弃的方面)。专制君主如河流而非源头那般行动，因为源头仍然是一个点，一个树一点或根；他与水流并进，而非安坐于树下；佛陀之树生成为根茎；毛泽东的江河与路易王的树。在这里，美国难道不是同样作为中介而运作？因为它既通过内在的根除和肃清而运作(不仅仅是印第安人，还有农民，等等)，也通过来自外部的连续的移民浪潮而运作。资本之流形成了一条庞大的运河，一种通过直接的“量子”(quanta）而实现的权力的量化，在其中，每个人都以其自身的方式从货币流的进程之中获利（穷人变成亿万富翁，接着又再度沦为穷人，这样的现实版神话就此上演)：所有的一切都汇聚在美国之中，它同时既是树又是运河，既是根又是根茎。不存在普遍的资本主义，也没有独立自存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位于各种不同构型的交叉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它始终是新一资本主义，它创造出自身的东方面貌和西方面貌，并重塑这二者—出于最坏的打算。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Henry Miller, Hamlet, Corrêa, pp.48—49.

② 参见 Leslie Fiedler，Le retour du Peau-rouge，Éd. du Seuil. 我们在该书中找到了对于地理学及其在美国的神话和文学之中的作用，以及方位的颠倒的出色论述。在东部，是对于美国所特有的代码以及一种与欧洲共同进行的再编码的探寻（亨利·詹姆士，艾略特，庞德，等等）；在南部则有奴隶制的超编码，以及它和种植园在南北战争期间的覆灭[福克纳，考德威尔(Caldwell)]；来自北方的资本主义的解码（多斯·帕索斯，德莱塞)，不过，西部却扮演着逃逸线的角色，在其中汇聚着旅行、幻觉、疯狂、土著、精神和感知的实验、边境的变动、根茎「肯·凯西(KenKesey)及其“造雾机器”(machine àbrouillard)，垮掉的一代，等等]。每个伟大的美国作家都创造了一种绘图术，甚至将其风格化；与我们欧洲的情况相对，他们每个人都绘制了一幅地图，它直接与遍及美国的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连接。比如，贯穿于菲茨杰拉德的全部著作之中的对于地理方位的重新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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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由所有这些地理上的分布，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路。一条绝路，好极了。如果说问题在于揭示根茎同样也具有其自身的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甚至还更为严酷，这真是太妙了。因为，不存在二元论，无论何处都不存在本体的二元论，不存在价值论上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也不存在美国式的融合或综合。在根茎之中存在着树形之结点，在根之中也存在着根茎的衍生推动力。此外，存在着根茎所特有的内在性的和运河化的专制构型，正如在树、气根和地下茎的超越性的系统之中存在着无序的畸变（déformation）力量。重要的是，树一根与根茎一运河不是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模型：前者作为原型和超越性仿图而运作，虽然它也可以蕴生出其自身特有的逃逸；后者则作为一种内在性的过程而运作，此种过程颠覆了原型，描绘出了一个地图，虽然它也构成了其自身特有的等级并产生出一条专制性的运河。问题并不在于大地之上的某个场所，也不在于历史之中的某个时刻，更不在于精神之中的某个范畴。问题在于一种模型，它不断地被建立和摧毁；在于过程，它不断地延伸、中断并重新开始。不是别的或新的二元论。写作的问题：为了能确切地指示某物，不精确的表达绝对是必需的。这绝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必然的步骤，或者我们只有通过近似的方式才能前进：不精确绝不是一种近似，相反，它恰恰是精确本身的形成过程。我们提出一种二元论，但只是为了拒斥另一种。我们利用了模型之间的某种二元论，但仅仅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过程，它拒斥所有的原型。思维的矫正器每次都应该瓦解那些我们本不愿形成但却经由其间的二元论。通过所有作为敌手的二元论（但却是完全必要的敌手，是我们不断加以变动的装置)，最终达到了我们都在探寻的那个神奇的原则：多元论=一元论。

1. 导论：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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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概括一下根茎的主要特征：与树及其根不同，根茎连接任意两点，它的线条（trait）并不必然与相同本性的线条相连接，它动用了极为差异的符号机制(régimes)，甚至是非—符号(non-signes）的状态。根茎不可被还原为“一”或“多”。它不是“一”生“二”，更不是“一”直接生成为三、四、五，等等。它不是源自“一”之“多”，也不是“一”被增加于其上之“多”(n+1)。它不是由单位，而是由维度甚或变动的方向所构成。它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而是始终处于中间，并由此生长与漫溢。它形成了n维的、线性的多元体，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可以被展开于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在其上“一”始终是被减去的(n-1)。一个这样的多元体，当它改变维度之时也必然改变自身的本质并发生变形(métamorphoser)。有别于一个为点和位置的集合所界定的结构（在其中，点与点之间存在着二元性的关联，位置与位置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根茎只由线构成：作为其维度的节段性和层化之线，以及作为最高维度的逃逸线和解域线正是根据、沿着这些线，多元体才得以在改变自身本质的同时使自身变形。不应该将这样的线或线条（linéament）与树型的谱系混淆在一起，后者仅仅是点和位置之间的可定位的关联。与树相对立，根茎不是复制（reproduction）的对象：既不是作为树一形象的外在复制，也不是作为树一结构的内在复制。根茎是一种反一谱系。它是一种短时记忆，甚或一种反记忆。根茎通过流变（variation)、拓张、征服、捕获、旁生而运作。有别于绘图法(graphisme)、绘画或摄影，也有别于仿图，根茎与一个必须被产生和构成的地图相关，这张地图始终是可分解、可连接、可翻转、可转变的，具有多重入口和出口，带着其自身的逃逸线。仿图必需参照地图，而非相反。与中心化（甚至是多重中心化）的系统（此种系统具有沟通的等级化模式和既定途径）相对立，根茎是一个去中心化、非等级化和非示意的系统，它没有一位将军，也没有组织性的记忆或中心性的自动机制，相反，它仅仅为一种状态的流通所界定。在根茎之中，问题在于与性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动物、植物、世界、政治、书、自然物和人造物之间的关联，但所有这些都与树形的关联不同：各种各样的“生成（devenirs）”。

一座高原始终是处于中间，既不是开端也不是终点。一个根茎是由高原构成的。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用“高原”这个词来指涉某种极为特别的事物①：一个连续的、自振动的强度区域，它的展开没有任何趋于顶点的方位或外在的目的。贝特森援引巴厘岛文化为例，在其中，母亲一孩子之间的性游戏，甚至是男人之间的争斗都经历了此种奇异的充满强度的稳定化。“一种充满强度的连续性高原取代了性高潮”，取代了战争或某个顶点。这是西方精神的一种令人遗憾的特征：将表达和行动归结于外在的或超越的目的，而不是根据其自身的价值在一个容贯的平面上对其进行评价。①比如，一本由不同章节构成的书拥有顶点和终结点。相反，对于由高原——这些高原之间如大脑那般通过微裂隙而彼此互通—所形成的书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将任何这样的多元体称为“高原”：它可以通过浅层的地下茎与其他的多元体相连接，从而形成并拓展一个根茎。我们将这本书当作一个根茎来写。它由高原构成。我们给予了它一种循环的形式，但这无非是为了博得一笑。每个早上醒来，我们都会自问，将登上哪座高原，在这里写下五行，在别处又写下十行。我们已经拥有了幻觉的体验，我们看到线离开一座高原、向另一座高原延伸，就像是蚁群。我们已经形成了收敛之圆。每座高原都可以从任意位置出发被阅读，而且也可以与任意其他的高原建立关联。对于“多”，应该有一种确实能够建构它的方法；没有什么印刷的技巧、词语的能力、文字的结合或创造，也没有什么大胆原创的句法可以取而代之。事实上，这些方法往往仅仅是为书之形象服务的模仿的手法，被用来散布或移置某种持存于另一个维度的统一性。技术一自恋(Techno-narcissisme)。印刷、词语或句法的创造是必要的，但前提是，它们不再归属于某种潜藏的统一性的表达形式，而是自身生成为凸显出的多元体的一种维度；在这个领域之中，我们只发现很少的成功案例。②我们自己无力实现它。我们仅仅采用那些词语，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作为高原而运作。根茎学 =精神分裂一分析=层的分析=语用学 =微观政治学。这些词语是概念，但概念就是线，换言之，是依附于多元体的某个维度（层、分子链、逃逸线或断裂线、收敛的圆，等等）的数的系统。在任何情形之中，我们都不想觊觎一种科学的称号。我们不懂什么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我们只知道配置。只存在欲望的机器性配置和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不是意谓，也不是主体化：在n次幂上写作（所有的个别表述都仍然为支配性的意义掌控，所有意谓的欲望都与那些被支配的主体相关联)。处于其多元性之中的配置必然同时作用于符号流、物质流和社会流(不依赖于任何一种将它们当作理论或科学素材所进行的再加工)。我们不再拥有此种三分法：现实的领域（世界），再现的领域（书），主体性的领域（作者）。毋宁说，一个配置将分别源自这三个类别的某些多元体加以连接，从而使得一本书不再有续篇，不再有世界之中的客体，也不再将一个或多个作者作为其主体。简言之，在我们看来，从某个外部的名义上来说，写作绝不会是充分的。外部不具有形象，也不具有意谓和主体性。这两种书是相对立的：一种书是通过外部而运作的配置，另一种书则是作为世界的形象。一部根茎一书不再是二元分化的，它没有主根或侧根。决不要扎根，也不要种植根，尽管要想不重新陷入这些古老的步骤之中绝非易事。“那些浮现于我精神之中的事物，不是通过其根向我呈现，而是通过某个接近其中间之点。因此，尝试把握它，尝试把握一段细草，尝试将它抓牢，它只有从茎的中间才能够开始生长。”①为什么会如此困难？这已经是一个知觉符号学的问题。要想从中间来感知事物并不容易，这既不是从高向低看(或相反)，也不是从左往右看（或相反）：试一下，你将会看到，所有一切都变了。在词与物之中看到草并不容易（正如尼采说过，一句格言应该被“反刍”，一座高原绝不会与生长于其上的母牛相分离，它们同样也是空中之云)。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需注意的是，贝特森用的“platform”这个词也有“平台”的含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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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根茎

① Bateson，Vers une écologie de l'esprit，t. I，Éd. du Seuil，pp.125—126. 人们会注意到，“高原”这个词通常被用于对球茎(bulbes)、块茎和根茎的研究之中：参见 Baillon，Dictionnaire de botanique，article «Bulbe»。

②参见 Joëlle de la Casinière，Absolument nécessaire，Éd. de Minuit，这是一本真正游牧式的书。同样的方向，参见“蒙福孔研究中心(Montfaucon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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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写作历史，但却总是从定居的视角出发，并秉承某种统一的国家机构的名义，甚至当他们谈论游牧民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所欠缺的，正是一门游牧学(Nomadologie)，它与历史学相对立。然而，在这方面同样只有少数重要的成果，比如，关于儿童十字军：施沃布（Marcel Schwob）的著作使叙事增殖，化作一座座有着多变维度的高原。安杰耶夫斯基（Andrzejewski）的著作《天堂之门》由一个不间断的句子构成，儿童之流，顿足行进之流，拉伸，加速，孩子们的声声忏悔汇成的符号流向那个引导队列的年迈僧侣告白，欲望和性之流，每个孩子都是出于爱而离开，或多或少为旺多姆伯爵（Vendôme）那阴魂不散的、黑暗的鸡奸欲望所直接引导，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经由收敛之圆—重要的并非是追问这些流是“一还是多”，我们已经逾越了这一点：存在着一个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一个欲望的机器性配置，二者彼此互渗，连通于一个不可思议的外部——这个外部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多元体。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法拉希（ArmandFarrachi）关于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的著作《错位》(La dislocation)，其中的句子相互分隔和弥散，或相互推挤与并置，随着十字军远征变得越来越疯狂，字母、排版也开始舞动。②这些就是根茎式和游牧式写作的范型。写作将一部战争机器和那些逃逸线联结在一起，它抛弃了层、节段性、定居和国家机构。可是，为何还必需一个范型？这些书难道不仍然是十字军运动的一种“形象”？难道它们不是仍然保持着一种统一性—施沃布那里的主根统一性，法拉希那里的夭折的统一性，《天堂之门》这个最为优美的例子之中的死去伯爵的统一性？是否还应该有一种比十字军远征更为深刻的游牧运动—真正游牧民的游牧运动，甚或那些不再迁移也不再模仿的游牧民？他们只进行配置。一本书怎样才能发现一个恰如其分的外部（通过这个外部，它得以在异质者之中展开配置)，而非一个有待再现的世界？从文化上说，书必然是一种仿图：它已经是对其自身的仿图，是对同一个作者的前作之模仿，是对其他的书的模仿(无论它与这些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是对那些既定的概念和词语的不断模仿，是对当下、过去和将来之世界的模仿。然而，即便是反文化之书也仍然有可能渗透着某种异常沉重的文化：不过，它将对之进行能动的运用遗忘而不是记忆，不发达(sous-développement）而不是发展进步，游牧而不是定居，地图而不是仿图。根茎学=波普’分析(POP’ANALYSE)，即便人们除了阅读它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即便学院文化或伪科学性的团体势力仍然是太过沉重或令人难以承受。因为，如果人们任其而为，科学将走向彻底的疯狂。看看数学，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奇妙的行话，而且是游牧性的。即便是、尤其是在理论的领域之中，任何不稳定的和实用性的框架都要比对概念的仿图更有价值，后者所造成的中断与进展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不可感知的断裂，而非示意的中断。游牧民族发明了一种战争机器，用来反抗国家机构。历史学从未理解游牧运动，书也从未理解外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国家已然成为书和思想的原型：逻各斯，哲学王，理念的超越性，概念的内禀性(1’intériorité)，精神的共和国，理性的法庭，思想的官员，作为立法者和主体的人。国家试图成为一种世界秩序的内化形象，并以此来使人扎根。不过，一部战争机器与外部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另一种“原型”，而是一个配置，它使得思想自身变为游牧性的，使书变为适用于一切运动机器的构件，一个根茎的分支（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反抗歌德)。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Kafka, Journal, Grasset, p.4.

② Marcel Schwob, La croisade des enfants, 1896; Jersy Andrzejewski, Les portes du paradis, 1959,Gallimard；Armand Farrachi，La dislocation，1974，Stock.正是针对施沃布的著作，阿尔方德里(PaulAlphandéry）指出，在某些情形中，文学可以更新历史并赋予后者以“真正新的研究方向”(La chrétienté etl'idée de croisade, t. II, Albin Michel,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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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次幂上写作，n-1次幂，遵循着这些口号来写作：创造根茎而不是根，不要种植！不要播种，而要引出旁支！既不是一也不是多，而是多元性！形成线，决不要形成点！速度将化点为线！①要迅如脱兔，即便原地不动！机遇之线，船尾(hanche）之线，逃逸之线。不要在你身上造出一个将军！不要形成一个恰当的观念，恰恰只须形成一个观念(戈达尔)。拥有短时的观念。创造地图，而不是照片或图画。成为粉红豹，令你们的爱恋就像是黄蜂与兰花，猫与狒狒。人们这样谈起老人河：

他不种马铃薯

不种棉花

那些耕种者很快就被遗忘

只有老人河仍旧逝者如斯②

根茎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它始终居于中间，在事物之间，在存在者之间，间奏曲(intermezzo)。树是血统，而根茎则是联姻，仅仅是联姻。树强行规定了动词“是”(être)，而根茎则将连词“和（et）……和……和……”作为自己的织体。正是在此种连接之中，存在着足够的强力，它可以撼动并根除动词“是”。你前往何方？你来自哪里？你想到达何处？这些完全都是无用的问题。形成一块白板，从零点出发或再出发，探寻一个开端或基础，所有这些都蕴含着一种对于旅行和运动的错误概念(此种概念是方法论的，教学法的，启蒙的，象征的……)。然而克莱斯特，伦茨（Lenz）或比希纳（Büchner）①却拥有另一种旅行和运动的方式：从中间、经由中间出发，进入和离开，而不是开始和终结。②此外，正是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已然如此）体现了此种根茎的意义（sens），它懂得在事物之间运动，建立起一种“和”的逻辑，颠覆了本体论，废黜了基础，取消了开端和终结。它懂得如何创造出一种语用学。中间决不是均值，相反，它是事物在其中加速的场所。在事物之间，并不意味着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及相反）的可定位关联，而是一种垂直的方向，一种横贯的运动，它同时卷携着二者：一条无始无终之流，它侵蚀着两岸，并在中间之处加速前行。

1. 导论：根茎

① 参见 Paul Virilio，«Véhiculaire»，in Nomades et vagabonds，10—18，p.43：关于由速度所导致的线性的出现以及感知的模糊。

② 取自《老人河》(Ol'ManRiver)，美国民谣歌手吉米·克罗斯的一首为人传唱的歌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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