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我们是否可以将此种生成、此种涌现称为艺术？这就将界域作为一种艺术的产物。艺术家，第一个树立起界石或做出标记的人……群体或个体的专属性（专属领地，propriété）就由此产生，即便它是服务于战争或压迫。专属性从根本上说是艺术性的，因为艺术首先就是海报(affiche)，布告(pancarte)。正如洛伦茨所说，珊瑚鱼就是海报。与拥有相比，表达才是原初的，表达的属性或物质必然是专有的，它们构成了一种比存在更为深刻的拥有。②这倒不是说这些属性归属于某个主体，相反，它们勾划出了一个将归属于某个主体的界域，而这个主体将会拥有它们或产生出它们。这些属性就是签名，但签名和专名并不是一个主体的被构成的标记，而是一个领域、一个居所的构成性的标记。签名并非是指示某个人，而是偶然形成一个领域。居所有其专有名称，它们领受了启示。“受启示者及其居所……”，然而，启示是与居所一起出现的。一旦我喜爱一种颜色，我就将其作为我的标志或布告。人们在一个物件之上签名，就像将旗帜插在一片疆土之上。一位高中的学监将撒满院子的所有落叶做上标记，再将它们放回原处。他签了名。界域的标记是现成的(ready-made)。同样，所谓的“原生艺术”(art brut）根本不是病态的或原始的，而只是在界域性运动之中所实现的此种对于表达之物质的构成和解放：艺术的基底和土壤。可以将任何东西形成为一种表达的物质。齿嘴园丁鸟实践着原生艺术。艺术家就是齿嘴园丁鸟，即便当他们撕碎自己的布告之时。当然，从这个方面来看，艺术并非人类的特权。梅西安有理由说，许多鸟不仅是演奏高手，而且还是艺术家，这首先就是因为它们拥有界域性的歌唱（如果一个入侵者“想要非法地占据一块不属于它的地盘，那个真正的领主就会歌唱，这歌声是如此地动听，以至于那个入侵者只能逃之夭夭……但如果入侵者的歌声更优美，那领主就会将地盘拱手相让”①)。迭奏曲，就是被结域的节奏和旋律，因为它们已然变为表达性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它们在施行结域。这不是循环论证。我们想要说的是，存在着一种表达属性的自发运动(auto-mouvement)。表达性不能被还原为一种冲动（它在一个环境之中发动了一个行为）的直接效果：与其说这样的效果是表达，还不如说它们是主观的印象或情感（比如，一条淡水鱼在此种冲动的作用之下所暂时呈现出的颜色)。相反，表达属性，比如珊瑚鱼的颜色，以自身为对象(auto-objectives)，也就是说，它们在自身所勾勒出的界域之中发现了一种对象性。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洛伦茨（Lorenz）始终倾向于将界域性作为种系内的攻击行为所产生的一种效应：参见 pp.45，48，57，161, etc.

② 关于“拥有”(avoir)在生命和美学上的首要地位，参见 Gabriel Tarde，L'opposition universelle，Al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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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对象性的运动为何？一种物质（作为表达的物质）又能够做些什么呢？它首先是一张海报或布告，但并不止于此。它仅仅是经由这条途径，只此而已。签名变成风格。实际上，表达的属性或表达的物质彼此进入到变动不居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将会“表达”它们所勾勒出的界域与外部环境及冲动的内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然而，表达并不是依赖性的，还存在着一种自主性的表达。一方面，表达的属性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这些关联构成了界域的动机：这些动机有时凌驾于内在冲动之上，有时又被叠加于内在冲动之上，有时它们将一种冲动建基于另一种冲动之上，有时它们使一种冲动转化为另一种冲动，有时它们又将自身置于两种冲动之间，然而，它们自身是不“受冲动控制的”。有时，这些非冲动的动机以一种固定的形式出现，或看似如此；有时，同样是这些动机（或另一些动机）却会具有多变的速度和联接；无论是它们的固定性还是多变性都使得它们独立于那些它们对其进行组合或遏制的冲动。“我们知道，即便当我们的狗不饿的时候，它们也会充满热情地对一个想象中的猎物进行着嗅、找、跑、追、咬、晃弄至死的运动。”另一个例子是刺鱼（1'Epinoche）的舞蹈：在它的之字线（zigzag）的动机之中，“曲”（zig）是一种朝向舞伴的挑衅性的冲动，而“折”（zag）则是朝向巢穴的性冲动；不过，“曲”与“折”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突出和定向的。另一方面，表达的属性也同样进入到另一些内在关系之中，后者形成了界域的对位法（contre-point)：这指的是它们在界域之中构成点的方式，这些点将外部的环境置于对位关系之中。比如，一个敌人在接近，或突然出现，或者，开始落雨，太阳升起，太阳落下……还是在这里，点或对位点在它们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固定性或多变性之中体现出一种自主性，并由此表达了外部环境与界域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此种关系可以在外部环境未被给定的条件之下被给予，正如与冲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冲动未被给定的情况下被给予。即便当冲动与外部环境都被给定，关系仍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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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梅西安对于鸟之歌的论述细节，他对于它们的美学属性的评价，以及他的方法（或是为了再现它们，或是为了将它们用作一种质料)，参见 Claude Samuel，Entretiens avec Olivier Messiaen(Belfond)以及Antoine Goléa，Rencontres avec Olivier Messiaen(Julliard)。关于梅西安为何不运用鸟类学家所惯用的磁带录音机和声谱仪，尤其参见Samuel，pp.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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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处于关系之中的事物。表达性物质之间的关系表达了界域与内在冲动及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便在此种表达之中，它们仍然具有一种自主性。事实上，界域的动机和对位法探查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潜能。人种学家们已经将这些现象总括于“仪式化”这个概念之中，并揭示了动物的仪式与界域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个词却不一定适合于那些非冲动的动机、非定位的对位点，因为它既无法解释它们的多变性，也无法说明它们的固定性。固定性或多变性不是或此或彼(ou)的关系；某些动机或点之所以是固定的，当且仅当别的动机或点是多变的，或者，这些动机或点在某种情形之中是固定的，但在另一种情形之中却成为多变的。

更应该说，界域的动机形成了节奏性的面孔或人物，而界域的对位法则形成了旋律性的风景。当我们不再处于一种节奏的简单情境之中—此种节奏与一个人物、一个主体或一种冲动关联在一起，节奏人物就出现了：现在，节奏自身就是整个人物；它可以保持不变，但同样也可以被增强或减弱，通过增减声音或持续增减时值，通过一种扩大或消弭(它导致了死亡和重生，呈现与隐没)。同样，旋律性的风景不再是一种与一处风景联结在一起的旋律；旋律自身就是一处声音的风景，它将其与一片潜在风景的所有关系皆形成为对位。我们正是由此脱离了布告的阶段：虽然就其自身而言，被考察的每种表达的属性、每种表达的物质都是一张海报或布告，但此种考察却仍然是抽象的。表达的属性彼此间有着多变或稳定的关系（这就是表达的物质所做的）；它们所构成的，不再是标划出一个界域的布告，而是表达着界域与内在冲动及外在环境之间关系的动机和对位，即便这些冲动和环境并不是给定的。不再是签名，而是一种风格。将一只懂音乐的鸟与一只不懂音乐的鸟客观地区分开来的，正是此种形成动机和对位的禀赋，正是这些多变的甚或恒定的动机和对位使表达的物质不再成为一张海报，而是构成一种风格，因为它们连贯起节奏并使旋律之间和谐一致。于是，我们可以说，懂音乐的鸟从忧伤转为喜悦，或者，它迎接升起的太阳，或者，它使自身置于危险之中、以便开始歌唱，或者，它自己的歌声赛过了另一只鸟。这些样式之中没有哪一个带有丝毫的拟人论的危险，或隐含着丝毫的解释。这更像是一种地貌学(géomorphisme)。正是在动机和对位之中，与喜和忧，太阳，危险，完美之间的关系被给予，即便其中任何一种关系所包含的项并不是既定的。正是在动机和对位之中，太阳、喜或忧、危险生成为声音，节奏或旋律。①

人类的音乐也经由这条途径。对于斯万这位艺术爱好者来说，凡德伊的简短乐句往往起到一张布告的作用，并与布洛涅森林的风景、与奥黛特的性格和面容关联在一起：就好像它让斯万确信，布洛涅森林就是他的领地，而奥黛特就是他的财产。此种聆听音乐的方式已然颇具艺术性。德彪西曾批评瓦格纳，将他的主导主题与指示性的标牌相提并论，后者指示着一个情境中的隐藏环境、一个人物中的隐秘冲动。在某个层次上或在某些时刻之中，此种批评是恰切的。不过，随着作品不断发展，动机越是彼此接合，也就越是赢得了它们自己的平面，越是拥有了一种自主性，进而不再依赖于戏剧中的行动、冲动、情境，也不再依赖于人物和风景；它们自身生成为旋律性的风景和节奏性的人物，这些风景和人物不断地丰富着它们的内在关系。因而，它们可以保持相对恒定，或反之增强或减弱，拓张或收缩，令展开的速度发生流变：在这两种情形之中，它们不再是冲动性的和被定位的，乃至常量也为流变服务；它们越是暂时性的，就越是展现出它们所抵抗的连续流变，也就变得越僵化。①准确说来，普鲁斯特是最早对此种瓦格纳式动机的生命进行强调的人之一：动机非但没有与某个出场的人物联结在一起，相反，它自身的每次出现都构成了一个节奏性人物，在“一首充盈的乐曲实际上满布着如此众多的段落，而其中每一个都是一个存在”。如果说《追忆》之中对于凡德伊的小乐句的学习达到了一种类似的发现，这绝非偶然：这些乐句并不指向一处风景，而是在自身之中带动着、展现着那不再存在于外部的风景（白色的奏鸣曲和红色的七重奏……)。对于真正的旋律性风景和真正的节奏性人物的发现标志着这样一个艺术的时刻，即它不再作为指示牌上的一幅无声的绘画。或许，这并非是艺术的最终定论，但艺术经由此途，酷似鸟儿：动机和对位形成了一种自我发展，也即一种风格。我们可以在李斯特那里发现旋律性或声音性风景的典型正如我们可以在瓦格纳那里发现节奏性人物的典型。更普遍地说，抒情曲是风景的音乐艺术，是最具绘画性、最有印象派风格的音乐形式。然而，这两极是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至于在抒情曲之中，自然也同样呈现为一种处于无限转化之中的节奏人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所有这些要点，参见 Claude Samuel，Entretiens avec Olivier Messiaen，ch. IV；关于“节奏人物”的论述，参见pp.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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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域，首先就是两个同种的生物之间的临界间距：标记出你的间距。归属于我的，首先就是我的间距；我只拥有间距。我不想任何人碰我，如若有人进入我的领地之中，我就会发出低吼，树起布告牌。临界的间距是一种基于表达性物质的关系。重要的是将那咄咄逼人的混沌的力量保持在一定间距之外。矫揉造作(Maniérisme)：ethos既是居所又是方式，既是故土又是风格。我们在所谓巴洛克式的或矫揉造作的界域之舞中清楚看到这一点：在其中，每个姿势、每种运动都建立起这样一种间距。（萨拉班德舞、阿勒曼德舞、布雷舞、加沃特舞……②）存在着一整套姿态、姿势、身段、脚步和人声的艺术。两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相互交谈或闲逛，他们遵循着可能为我们所忽视的界域和边界的法则。当混沌形成威胁之时，勾勒出一个便携的、可充气的界域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必要的话，我会将界域置于我的肉体之上，我将令我的肉体界域化：乌龟的壳，甲壳类动物的隐身之所，以及所有那些将肉体形成为一个界域的文身。临界的间距不是一种节拍，而是节奏。然而，准确说来，此种节奏被掌控于一种生成之中，后者卷携着人物之间的间距，使他们成为彼此之间或近或远、或多或少可组合的节奏性人物（间隔，intervalle)。两个同性、同种的动物相对峙：一方的节奏“拓张着”，当它接近自己的领地或其中心之时；而另一方的节奏则缩减着，当它远离自己的领土之时。在二者之间，在边界之处，一个振荡的常量被确立起来：一种主动的节奏，一种被动承受的节奏，以及一种目击者（témoin）的节奏①？抑或，动物为一个异性同伴微微敞开界域：一个复杂的节奏性人物在二重唱和交替轮唱之中形成，比如非洲的伯劳鸟。此外，必须兼顾界域的两个方面：它不仅通过将同一种类之中的成员相互分离而确保着、调控着它们的共存，而且，它还对不同的种类进行专门化，从而使同一个环境之中有最大数量的物种得以共存。同种的成员介入到节奏性人物之中，与此同时，不同的物种也介入到旋律性风景之中；这是因为，风景之中栖居着人物，而人物则归属于风景。一个例证就是梅西安的《时间的色彩》(Chronochromie)，其中有十八段鸟之歌，它们形成了自主的节奏性人物，同时也通过复杂的对位、隐含的或创造性的和弦而呈现出一片奇异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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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Boulez, «Le temps re-cherché», in Das Rheingold, Bayreuth, 1976, pp.5—15.

② 关于风格主义和混沌，关于巴洛克风格的舞蹈，以及精神分裂症与风格主义及舞蹈之间的关系，参见Evelyne Sznycer, «Droit de suite baroque», in Schizophrénie et art, de Léo Navratil, Éd. Compl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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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会等到人类出现时才开始；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质疑艺术是否曾经在人类之中出现过，除了在那些迟来的和人为的状况之中。人们常常注意到，人类艺术长期以来与具有另一种本性的劳动和仪式紧密联结在一起。然而，此种说法或许并不比那种艺术起源于人类的说法更有分量。这是因为，在一片界域之中，确实有两种引人注意的效应发生了：一种是功能的重组，另一种则是力量的重聚。一方面，功能性的行为只有在获得一种新形态之时才能被界域化（新功能的创造比如建造一个居所；或旧功能的转换，比如攻击性改变了本性、变为种系内的)。这就像是那个有关分工或专业的新生主题：如果说界域性的迭奏曲常常转化为专业性的迭奏曲，这是因为专业存在的前提就在于，在同一个环境之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活动，并且在同一个界域之中，同样的行为不得拥有其他的施动者。专业性的迭奏曲在环境之中彼此交织，就像商人的吆喝，不过，每种吆喝都标划出一片界域，在其中别人不能进行同样的活动或发出同样的吆喝声。在动物之中，正如在人类之中，存在着为竞争服务的临界间距：我在人行道上的一角之地。简言之，存在着一种功能的界域化，它构成了这些功能得以作为“职业”或“行业”而出现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种系内的或专门化了的攻击性必然首先是一种界域化了的攻击性，它无法对界域作出解释，因为它就是从中产生出来的。这样，我们随即就可以承认：在界域之中的所有活动都具有了一种新的实践的形态。然而，没有理由就此推论说艺术自身并不存在于界域之中，因为艺术呈现于界域化的要素之中，而此种要素是劳动一功能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Lorenz，L'agression，p.46.——关于分别被界定为能动者、被动者与目击者的这三种节奏人物，参见Messiaen et Goléa, pp.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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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结域的另一种效应，情形也是如此。这另一种效应不再与劳动相关，而是与仪式或宗教相关，它致力于此：界域将所有来自不同环境的力重新聚集于一个由大地之力所构成的集束（gerbe）之中。唯有在每个界域的最深层次，才能将所有那些弥散的力归属于作为蓄池和基座的大地。“周围的环境被体验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些原初的直觉之中，很难将那些真正归属于大地的东西与那些仅仅通过大地而呈现出来的东西—山川、森林、水域、植被—区分开来。”这样，气、水、鸟、鱼的力量生成为大地的力量。而且，虽然从外延（extension）上看，界域将大地的内在之力与混沌的外在之力分离开来，但从“内涵”(intension)和深度上来看则并不是这样：在其中，两种类型的力在一场以大地作为筛分机和赌注的争斗之中彼此抱紧、结为连理。在界域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场所，一棵树，或一片小树林，在那里，所有的力汇聚在一起，处于能量的肉搏之中。大地就是这场肉搏。这个强度中心既位于界域之中，但同时又外在于众多的界域，而这些界域在一场浩大的朝圣之旅的终点处向它汇聚（由此导致了“故乡”的含混性)。在它自身之中或之外，界域与这个强度中心联结在一起，后者就像是一片未知的故土，所有友善或敌对力量的大地根源，在其中所有一切都得以确定。①因而，再一次地，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宗教之所以占据了界域，只是因为它依赖于自身的必要条件，即界域化的、审美的原生要素。正是此种要素将环境的功能组建为劳动，又同时将混沌的力量结合于仪式和宗教，也即大地的力量之中。界域化的标记自身展现为动机和对位，与此同时，它们对功能进行重组，对力量进行重聚。然而，正是由此，界域已然释放出某种将超越于它的事物。

我们总是回到这个“时刻”：节奏的生成一表达，表达性的专有属性的出现，展现为动机和对位的表达性物质的形成。因而，必需一种观念，哪怕它表面上具有否定性，来把握这个原生的或虚构的时刻。关键之处在于代码和界域之间的明显分裂。界域出现于一种代码的开放边缘，这个边缘并非是不确定的，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确定。如果说每个环境都有其代码，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着代码转换；那么与此相反，界域似乎是在某种解码的层次之上形成的。生物学家们已经强调了这些被确定的边缘的重要性，它们不应该与突变(mutation)也即代码的内部变化相混淆：这里，关键在于被复制的基因或多余的染色体，它们并不处于基因代码之中，因而从功能上说是开放的，并将一种自由的物质提供给流变。①然而，这样一种物质要想独立于突变而创造出新的物种始终是不太可能的，除非有另一类的事件与它结合在一起，这些事件能够增加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结域正是这样一种因素，它暂居于同一个物种的代码的边缘处，并赋予这个物种的相互分离的典型（représentant）以差异化的可能性。正是由于界域性与物种的代码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它才能够间接地引发新的物种。只要有界域性出现的地方，它就会在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建立起种内的一种临界间距；正是由于它自身与种差之间的断裂，它才变成一种间接的、迂回的差异化的途径。从所有这些观点来看，解码都是作为界域的“否定面”而出现的；而界域性的动物和无界域的动物之间的最明显区别就是，前者要远比后者更少被编码。对于界域的缺陷，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可以对所有那些趋向于它、发生于它之中、(将）由它产生的创造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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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Mircea Eliade，Traité d'histoire des religions，Payot。关于“大地的原初直觉作为宗教形式”，参见 p.213 sq.；关于界域的中心，p.324 sq.。伊利亚德出色地揭示了，这个中心既外在于界域（从而难以被达到)，但同时又处于界域之中(处于我们的直接掌握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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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然从混沌之力转向大地之力。从环境转向界域。从功能性的节奏转向节奏的生成一表达。从代码转换的现象转向解码的现象。从环境的功能转向被界域化的功能。问题更在于过渡、桥梁、通道，而非进化。环境之间已然不断地彼此转化。同样，环境也转化为界域。表达的属性—我们将其称为审美的属性—当然不是“纯粹的”或象征的属性，而是专有的属性，也即专用的(appropriatives）属性，它们是从环境的组分向界域的组分所进行的过渡。界域自身就是一个过渡的场所。界域是第一种配置，是第一种形成配置的事物，配置首先就是界域性的。然而，它难道不是已经处于转化为另外的事物和配置的过程之中？这就是为何我们在谈到界域的构成之时不能不同样谈到其内在的组织。我们在描述亚一配置（海报或布告）之际不能不同时对内一配置（动机和对位）进行讨论。同样，我们在对内一配置有所论述之际不能不同时处于通向其他配置或地方的道路之上。过渡的迭奏曲。迭奏曲沿着界域性配置的方向运动，令自身暂居其中或从中脱离。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将任何一个表达性物质的聚合体称为一首迭奏曲，它勾勒出一个界域、展现为界域性的动机和风景（存在着运动的、姿态的、视觉的迭奏曲，等等)。从狭义上来说，只有当一个配置是声音性的、或被声音所“支配”之时，我们才能谈论一首迭奏曲—不过，我们为何会赋予声音此种明显的特权？

我们现在处于内一配置之中。然而，它呈现出一种极为丰富和复杂的组织。它不仅包含界域性的配置，而且还包含被配置的、被界域化的功能。比如鹪鹩科：雄鸟占据着它的界域，并创造出一种“音乐盒式的迭奏曲”，作为对于可能的入侵者的一种警诫；它在这个界域之中建起自己巢穴，通常十二个左右；当一只雌鸟飞来之时，它就会站在一个巢穴之前，邀请这只雌鸟来参观，同时垂下双翼，减弱它的歌声的强度，直至将其简缩为一种单一的颤音。①看起来，筑巢的功能是被高度界域化的，因为在雌鸟到来之前，巢穴是完全由雄鸟自己建造筹备的，而雌鸟只是参观这些巢穴并使其完成；“求爱”（cour）的功能也同样是被界域化了的，但却是在一个更低的程度之上，因为界域性的间奏曲通过改变强度而形成诱惑。在内一配置之中，各种各样的异质的组分得以出现：不仅有配置的标记，它们将质料、颜色、气味、声音、姿态等等聚集在一起；而且还有被配置的行为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元素，它们进入到一个动机之中。比如，一种求偶时的炫示的行为是由舞蹈、喙的格格声、颜色的展示、伸长的脖颈、叫声、光滑的羽毛、谄媚、迭奏曲等等所构成。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去了解，是什么将所有这些界域化的标记、界域性的动机，以及被界域化的功能统统维持于同一个内一配置之中。这是一个有关容贯性的问题：异质元素的“维持一整体”。起初，它们所构成的只是一个模糊的集合，一个离散性的集合，但这个集合随后将获得容贯性……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生物学家通常区分转化的两种因素：一种因素属于突变的类型，而另一种因素则属于分离或隔离的过程——这些因素可以是基因的，地理的，甚或是精神的；界域性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因素。参见Cuénot，L'espèce, Éd. D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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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个问题似乎中断了上面这个问题，或与之交叉。因为，在很多情形之中，一种被配置的、被界域化的功能获得了足够的独立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或多或少被解域的、处于解域的过程中的新配置。无需真的脱离界域以便进入到这个过程之中；不过，那个刚刚在界域性的配置之中被构成的一种功能，现在则已然变为另一个配置的构成元素，即，向另一个配置过渡的元素。正如在骑士之爱中，一种颜色不再是界域性的，而是进入到一个“求爱”的配置之中。界域性的配置向一种求爱的配置、或一种已然获得自主性的社会性配置开放。这里所发生的，正是一种对性伴侣或群体成员的正确辨认，它不同于对界域的辨认：因而，我们说伴侣是一个“一个有着家庭价值的动物（Tier mit der Heimvalenz)”。因此，在群体或配偶的集合之中，我们得以进一步区分出：环境的群体和配偶，不具有个体性的辨认；界域性的群体和配偶，只有内在于界域之中的辨认；最后，社会的群体与爱侣，其中的辨认不依赖于场所。②求爱或群体不再构成界域性配置的一部分，而是有一种求爱或群体的配置获得了自主性即便它可能仍然局限于界域的内部。反之，在新的配置之内，存在着一种对配偶或群体成员所施行的再结域，使他们“具有……的价值”(价，valence)。界域性的配置向其他配置的此种开放是多变的，可以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例如，当雄鸟不筑巢而只是运送材料或对筑巢活动进行模仿之时[比如澳大利亚的燕雀(Pinsons)]：有时，它将一根细茎叼在嘴里来向雌鸟求爱[巴希尔达（Bathilda）属]，有时，它则利用另一种不同于巢穴的材料(星雀属)，有时，纤草叶只被用于求爱的最初阶段、甚或是求爱之后[褐头星雀（Aidemosyne）属或文雀属]，有时，草叶被啄碎而并未被呈奉（尾雀属)。①人们总会说，这些与“细草叶”相关的行为仅仅是某种筑巢行为的遗风或残迹。然而，与配置这个观念相比，行为的观念就显得不充分了。因为，当雄鸟并未完成筑巢之时，筑巢就不再是界域性配置的一个组分，由此就以某种方式摆脱了界域；此外，求爱现在先于筑巢，其自身生成为一种相对自主化的配置。而且，“细草叶”这种表达的物质是作为一种界域性的配置和求爱的配置之间的过渡性的组分而运作的。细草叶于是在某些种群之中具有了一种越来越退化的功能，它在一个被考察的系列之中趋向于消失，但这些事实并不足以使它成为一种残余的痕迹，更不是一种象征。一种表达的物质绝不会是痕迹或象征。细草叶是一种被解域的、或处于解域的过程之中的组分。它既不是一种遗风，也不是一个部分性的或过渡性的客体。它是一个算子(opérateur)，一个向量。它是一个配置的转换器(convertisseur d'agencement)。草叶之所以会消失，正是因为它是从一个配置向另一个配置的过渡的组分。此种观点被以下事实所肯定：如果草叶倾向于消失，那就必定会有另一个接替的组分取代它并获得越来越高的重要性，这另一个组分就是迭奏曲，而迭奏曲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界域性的，而且还成为示爱的和社会性的，并相应发生着变化。②在新配置的构成之中，为何“迭奏曲”这个声音组分获得了一种比“细草叶”这个姿态组分更高的价值？我们只能在后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目前，重要的是考察新的配置在界域性的配置之内的形成，以及从内一配置向交互一配置的转化运动，连同其过渡和接替的组分。界域向雌鸟或群体所进行的一种创新性的开放。选择的压力是通过交互一配置而实现的。这就仿佛解域之力作用于界域自身，并使我们从界域的配置向其他类型的配置过渡，比如求爱或性爱的配置，群体的或社会性的配置。细草叶和迭奏曲是这些力量的两个施动者，也是解域的两个施动者。

11.1837年：迭奏曲

① Paul Géroudet, Les Passereaux, Delachaux et Niestlé, t. II, pp.88—94.

②在其论述“攻击性”的著作之中，洛伦茨（Lorenz)很好地区分了“匿名的集群”，比如鱼群，它们形成了环境的断块，以及“地域性的群体”，其中的辨认行为仅在界域之中进行并至多涉及“邻人”，最后，是建基于一种自主“联盟”之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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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域性的配置不断地转化为其他的配置。同样，亚一配置不能与内一配置相分离，内一配置也不能与交互一配置相分离；然而，这些过渡并非必然，而是“根据情况”发生的。理由很简单：内一配置，界域性的配置，它们对功能和力（性、攻击性、聚生性等等）进行界域化，并在此过程之中使它们发生转化。然而，这些被界域化的功能和力量能够顿时获得一种自主性，并由此被转入其他的配置，构成其他的被解域化的配置。在内一配置之中，性可以作为一种界域化的功能而出现；但它也同样可以勾勒出一条解域之线，后者描绘出另一个配置；因而，性与界域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多变的，就仿佛性保持着“它的间距”……职业、行业、专长，这些意味着被界域化的活动；然而，它们也同样可以脱离界域，以便在自身周围并在职业之间构建起一个新的配置。一种界域性的或被界域化的组分可能会开始萌芽、开始生产：这是一种真正的迭奏曲的情形，以至于或许应该将所有此种类型的情形都称为迭奏曲。界域性和解域之间的此种含混性就是故土的含混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此种含混性，只要我们认识到，界域在其自身的最深处拥有一个强度的中心；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强度的中心也可以位于界域之外，处于迥异或远离的界域的汇聚点上。故土就是外部。我们可以援引某些闻名遐迩的、令人困扰的、多少带有神秘性的情形，它们例示了奇异的脱离领土的运动，向我们展现了一场浩大的解域的运动此种解域直接深入到、完全渗透于界域之中：（1）对于源头的朝拜，比如鲑鱼；（2）过剩的聚集，比如蚱蜢，苍头燕雀，等等[1950—1951年间，在图恩（Thoune）附近有上千万只燕雀]；（3）跟随太阳或磁场所进行的迁徙；（4）长途跋涉，比如龙虾。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K. Immelmann, Beiträge zu einer vergleichenden Biologie australischer Prachtfinken, Zool. Jahrb. Syst., 90, 1962.

② Eibl-Eibesfeldt，Ethologie，p.201：“为筑巢而运送材料的活动演化为雄鸟的运用草叶献殷勤的举动；在某些种类之中，这样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基本；同时，这些鸟儿的歌唱，原来是用于划定一片界域的范围，而当它们变得高度群居之时，此种歌唱就经历了一种功能的变化。雄鸟不再通过呈奉草叶来求爱，而是在雌鸟的近旁轻柔歌唱。”不过艾贝尔-艾贝斯费尔特(Eibl-Eibesfeldt)还是将运用细草叶的行为视作一种“残余痕迹(vestige)”来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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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运动中的任何一种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都清楚地看到，此种运动的本质是变化的。指出存在着交互一配置，以及从一种界域性的配置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这已不再充分；更应该说，我们脱离了所有配置，超越了所有可能的配置的权能，从而进入到另一个平面之上。实际上，不再有一种环境的运动或节奏，也不再有一种界域化或被界域化的运动或节奏；现在，在所有这些更为广阔的运动之中存在着某种宇宙之物。定位的机制仍然是极端精确的，但定位却变为宇宙性的。被集束为大地之力的界域化之力不再存在，而是转化为一个被解域之宇宙的重新赢获的或被解放的力。在迁徙之中，太阳不再是君临于一个界域之上的尘世的太阳，甚至都不再位居空中，而是归属于宇宙的天国的太阳，就像是《启示录》中所描绘的两个耶路撒冷。然而，在这两个宏伟的情形之中，解域变为绝对的，但却并未丧失它的任何精确性（因为它与宇宙的变量相联姻）；但除了这些情形，还应该指出的是，界域不断地被相对的、乃至原地进行的解域运动所贯穿，正是通过这些运动，我们从内一配置向交互一配置过渡，无需离开界域或摆脱配置就能与宇宙联姻。一片界域始终处于解域的过程（至少是潜在的解域）之中，始终处于向另外的配置的过渡之中，即便新的配置会进行一种再结域的运作(某种事物“具有”一个居所“的价值”）……我们已经看到，界域是在一个对环境所施加的解码的边缘之处构成自身的；我们现在看到，解域的某种边缘影响着界域自身。存在着一系列的脱钩（décrochage）的运作。界域是不能与解域的某些系数（coefficients）相分离的，这些系数可以在每种情形之中被估量，它们将每种被界域化的功能与界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每种被解域的配置与界域之间的关系置于流变之中。同样的“事物”首先呈现为被掌控于内一配置之中的被界域化的功能，之后又呈现为处于一个交互配置之中的被解域的或自主的配置。

11.1837年：迭奏曲

① 参见 L'Odyssée sous-marine de l'équipe Cousteau，film n°36，由库斯托·迪奥莱(Cousteay-Diolé)解说，“龙虾的行程”(L.R.A.)：大鳌虾有时会沿着尤卡坦半岛北部海岸离开它们的界域。它们最初是聚集成小群体，在冬季第一场风暴来临之前，在人类所使用的仪器能够察觉它们的迹象之前。接着，当风暴来临之时，它们就形成了长长的行进队列，一个紧接一个，有一个轮换的首领和一个后卫部队(行进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公里，距离可达100公里或更远)。此种迁徙似乎与产卵期无关，因为那要到六个月之后才会到来。研究龙虾的专家赫恩坎德（Hernnkind)提出，这是最后一个冰期（大约一万年前）的一种“残余痕迹”。库斯托倾向于一种更新近的解释，尽管冒着预测一个新冰期的危险。实际上，问题在于，龙虾的界域性配置在这里异乎寻常地向着一个群居性配置开放；此种群居性的配置相关于宇宙之力，或如库斯托所说，“大地的脉动”。无论如何，“这个谜完全没有被解开”：这尤其是因为龙虾的此种队列恰恰为捕鱼者提供了一场大捕杀的机会；而另一方面，这些动物也不能被标记，因为它们的外壳会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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