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颜色与声音之间的此种关联，参见 Messiaen et Samuel，Entretiens，pp.36—38。梅西安对吸毒者进行了批驳，认为他们过于简化了此种关联：他们将此种关联当作一种噪音和一种颜色之间的关联，而没有分离出声音一绵延的复合体与颜色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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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首迭奏曲到底是什么？玻璃口琴（Glassharmonica)：迭奏曲就是一块棱镜，一个时间一空间的晶体。它作用于那些围绕物，声音或光线，以便从这些东西之中抽取出千变万化的振动、离析、投射和变型。迭奏曲还具有一种催化的功用：不仅是加快在那些围绕物之中所进行的交换和反应的速度，而且还确保着那些缺乏所谓自然亲和性的元素之间的互动，由此形成有组织的团块。因此，迭奏曲就属于晶体或蛋白质的类型。至于胚芽（germe）或内在结构，它们由此就具有两个本质性的方面：通过不均等的价值而进行的扩张和缩减、增加和回收、增强和消除，但同样也存在着一种同时沿着这两个方向而进行的倒退运动，就像是“在一辆运行的有轨电车的侧窗之上”。《玩笑》(Joke)的古怪的倒退运动。以下这些都归属于迭奏曲的本性：在一个极为短暂的时刻之中通过消除而实现凝聚，比如从边缘运动到中心；或相反地，通过增加而展开自身，从中心运动到边缘；同样，还存在着同时在这两个方向上所进行的沿着这些路径的运动。①迭奏曲制造时间。它是语言学家纪尧姆（Guillaume）论述过的“隐含的时间”（tempsimpliqué)。这样，迭奏曲的含混性就变得更为清晰：这是因为，如果说倒退的运动所形成的只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如果说增加和缩减仅通过有规则的数值而进行(比如加倍或减半)，那么，此种虚假的时空严格性就使得外部的聚合体愈发变得模糊；在这个聚合体和胚芽之间，现在只存在联合、指示、描述的关系“一片由不确实的要素构成的工作场地，以便形成不纯粹的晶体”，而非一个截获宇宙之力的纯粹晶体。迭奏曲保持为一种程式，它引发了一个人物或一片风景，但其自身却没有构成一个节奏人物或一处旋律风景。迭奏曲具有两极。这两极不仅依赖于一种内在的性质，也同样依赖于听者的某种力的状态：正如凡德伊的小乐句与斯万之爱、奥黛特的性格、布洛涅森林的风景久久地联结在一起，直到它转回自身，向自身开放，从而呈现出那些直至那时还闻所未闻的潜能，进入到其他的连接之中，使爱情向着其他配置进行漂移。不存在作为先天形式的时间，相反，迭奏曲就是时间的先天形式，正是它每次都创造出不同的时间。②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音乐为何没有消除那些平庸或拙劣的迭奏曲，以及对迭奏曲的拙劣的运用，而反倒是带动着它们，或将它们当作跳板。“啊，妈妈，我想告诉你……”，“她有一条木头做的腿……”，“雅克兄弟……”。儿童或鸟儿的迭奏曲、民间歌曲、饮酒歌、维也纳的华尔兹、牛铃，音乐运用着、卷携着所有的一切。这并非是说，儿童的、鸟儿的或民间的小曲可以被还原为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种联结性的、封闭的程式。毋宁说，应该被揭示的是：一位音乐家需要第一种类型的迭奏曲，即界域的或配置的迭奏曲，以便从内部对其进行转化、对其施行解域，最终产生出作为音乐的终极目的的第二种类型的迭奏曲，一部声音机器的宇宙迭奏曲。在对巴托克的论述之中，吉塞勒·布雷莱（GisèleBrelet）很好地提出了这两种类型的迭奏曲的问题：从自主的、自足的、如调性般封闭于自身的界域的和大众的旋律出发，怎样构造出一种新的半音性，它能够使这些旋律彼此互通，并因而创造出确保一种形式的展开或者说一种力的生成的“主题”？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因为在许多方向之上，一颗新的种子将会孕育出迭奏曲，它重新发现了调性并使它们彼此互通，它瓦解了调律，将大调和小调融合在一起，释放了调性系统的束缚，穿越它的网络，但却并不与它相决裂。①我们会说：与勋伯格相对立的夏布里耶（Chabrier②）万岁，正如尼采出于同样的理由、带着技术上和音乐上的相同意图说，乔治·比才万岁。我们从调式进到一种非调律的、扩张了的半音性。我们不需要消除调性，而只需释放它的束缚。我们从被配置的迭奏曲（界域的、大众的、情爱的迭奏曲，等等）进到宏大的、宇宙性的机器化迭奏曲。然而，创造的劳作在第一种类型的迭奏曲之中就已经在进行了；它遍布其中。在形式短小的迭奏曲或回旋曲之中，已经存在着种种变形，它们将截获一股宏大之力。童年即景，儿童游戏：我们从一首孩子气的迭奏曲开始，但孩子已经生出双翼，他变成空中的生灵。在一个不可分解的断块之中，音乐家的生成一儿童与一种儿童的生成一空灵（aérien）相映成趣。一个天使的回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宇宙的生成。晶体：莫扎特的生成一鸟儿不能与一种鸟儿的生成一内行（initié）相分离，二者一起形成了一个断块。③正是致力于第一类迭奏曲的极为深刻的劳作创造出了第二类迭奏曲，也即宇宙的短小乐句。在一部协奏曲中，舒曼需要动用管弦乐团的所有配置，以使得大提琴自由飘荡，就像是一束渐远渐弱的光线。在舒曼的作品之中，一系列同时涉及旋律、和声和节奏的技巧高超的努力产生出这样的简单而节制的结果：对迭奏曲进行解域。④产生出一种被解域的迭奏曲，将其作为音乐的终极目的，将其释放于宇宙之中，这要比形成一个新的系统更为重要。将配置向着一股宇宙之力开放。在从一方到另一方，从声音的配置到发声的机器——从音乐家的生成一儿童到儿童的生成一宇宙—，呈现出众多的危险：黑洞，封闭，手指的麻痹和幻听，舒曼的疯狂，宇宙之力变得有害，一个纠缠着你的音符，一个刺透着你的声音。然而，一方已然处于另一方之中，宇宙之力已然处于质料之中，宏大的迭奏曲已然处于短小的迭奏曲之中，大规模的演习已经处于小型的演习之中。只不过，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身是否已经足够强大，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不是系统，而只是线和运动。舒曼。

11.1837年：迭奏曲

①关于晶体或晶体类型、被增加和删减的价值、倒退的运动，同样可以参考《对谈》之中的梅西安的文本，以及克利的《日记》(Journal)之中的文本。

②“时间”在这里当然也有“节拍”“拍子”“速度”的含义。——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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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Histoire de la musique，Pléiade， t. II，参见 Roland-Manuel 的文章(«l'évolution de l'harmonie en France etle renouveau de1880»，pp.867—879)，以及德拉热(Delage)论夏布里耶的论文(831—840)。尤其参见吉塞勒·布雷莱(Gisèle Brelet)对巴托克（Bartók）的研究：“学院派音乐在采用流行音乐时所遭遇的困难是否源自旋律和主题之间的此种二律背反？流行音乐就是旋律，最充分意义上的旋律，由此它让我们相信它就是自足的，它就是音乐自身。它怎能不拒绝屈从于一部追寻其自身目的音乐作品的技巧高超的展开？许多从民间故事之中获得灵感的交响乐都仅仅是关于一个流行主题的交响乐，而那种技巧高超的展开则始终是外在于这个主题、与其格格不入的。流行旋律决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主题；而这就是为什么在流行音乐之中，旋律就是作品的全部，一旦旋律终结之后，它除了重复自身之外就别无他法。不过，旋律难道就不能将自身转化为主题？巴托克解决了这个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问题”(p.1056)。

② 夏布里耶(Emmanuel Chabrier，1841—1894)，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译注

③ Marcel Moré，Le dieu Mozart et le monde des oiseaux，Gallimard，p.168。以及，关于晶体，pp.83—89。

④ 对“梦幻曲”所作的著名分析，参见 Berg，《Rêverie»，Écrits，Éd. du Rocher，pp.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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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37年：迭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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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公理I：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装置（appareil)。

命题I：此种外在性首先为神话、史诗、戏剧和游戏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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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印欧神话的关键性研究中，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已然揭示，政治的主权或统治具有两个首脑：一个是魔法师一国王，另一个则是法学家—祭司。国王(Rex）与祭司(flamen)，主权(raj）与婆罗门(Brahman)，罗穆卢斯(Romulus）与努玛(Numa)，伐楼拿（Varuna）与密多罗(Mitra)，独裁者与立法者，束缚者（lieur）与组织者。无疑，这两极之间逐项对立，比如，模糊的与清晰的，狂暴的与安宁的，迅疾的与沉重的，可怕的与有条理的，“纽带”(lien)与“协约”(pacte)，等等。①然而，他们之间的对立仅仅是相对的；他们结成一对，交替发挥功用，就好像他们表现着“一”的某种分化，或在他们自身之中建构起一种至上的统一性。“既是相对反的、但同时又是互补的，彼此都必需对方，因而，不存在敌对，不存在冲突的神话：在任一平面之上的某种特殊格局都自动地引发另一个平面之上的某种与之相应的特殊格局。而且，这两极联合在一起，就涵盖了整个功能的领域。”它们是一个国家装置的基本要素，这个国家装置以“——二”的方式运作，分配着二元性的区分，并形成了一种内部性的环境。是一种双重联接将国家装置形成为一个层。

我们会注意到，战争并未被包含于这个装置之中。或者，国家操纵着一种暴力，它并不经由战争得以传输：它运用警察和监狱看守，而非战士，它没有、也不需要军队，它通过魔法般的、直接的捕获（capture）而运作，它“攫取”并“束缚”，由此阻止了所有战争。或者，国家掌控了一支军队，但后者却预设了一种对战争的司法整合，以及对一种军事功能的组织化。②至于战争机器自身，它似乎很难被还原为国家装置，而是外在于国家主权，先行于国家法律：它来自别处。因陀罗(Indra)，战争之神，它既与伐楼拿相对立，也同样与密多罗相对立。③他不能被还原为二者的任何一极，但他同样也没有构成一个第三者。相反，他是作为纯粹的、无尺度的多元体，是集群，是转瞬即逝的突入，是变型(métamorphose）的强力。他瓦解了纽带，正如他背叛了协约。他带着一种狂怒(furor）来反抗尺度，一种抵抗重力的速度，一种抵抗公共性的秘密，一种抵抗主权的强力，一部抵抗装置的机器。他见证了另一种正义，它往往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残酷，但也常常是一种未知的怜悯（因为他瓦解了纽带………④)。他尤其见证了与女性、与动物之间的不同关联，因为他在生成的关系之中体验一切事物，而不是在“状态”之间操作着二元性的分配：一种彻底的战士的生成一动物，一种彻底的生成一女人，它既逾越了项与项之间的二元性、也逾越了关系之间的对应性。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战争机器都与国家装置不同，它从属于另一个种类，具有另一种本性，另一个起源。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Georges Dumézil，Mitra-Varuna，Gallimard(关于束缚与契约，参见 pp.118—124)。

② 国家的第一极[伐楼拿，乌拉诺斯(Ouranos)，罗穆卢斯]是通过魔法般的束缚、攫取或直接捕获而运作的：它不发动战争，也没有战争机器，“它进行束缚，这就是一切”。而国家的第二极（密多罗，宙斯，努玛）则拥有一个军队，然而却将它从属于司法和体制的规则，这些规则只构成国家装置的一个部分：因而，马尔斯-提瓦茨(Mars-Tiwaz)并不是一个战神，而是一个作为“战争法学家”之神。参见 Georges Dumézil，Mitra-Varuna, pp.113 sq., 148 sq., 202 sq..

③ Dumézil, Heur et malheur du guerrier, P. U. F.

④ 关于战士的此种作用，他“瓦解了”、对抗着魔法式的束缚和法律性的契约，参见 Georges Dumézil，Mitra-Varuna，pp.124—132。同样还可参考杜梅泽尔(Dumézil)著作之中对狂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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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举一个明确限定的例子，在游戏理论的背景之下来比较战争机器和国家装置。就以象棋和围棋为例吧：着眼于棋子、棋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涉及的空间。象棋是一种国家或宫廷的游戏，中国的皇帝玩这种游戏。象棋的棋子是被编码的，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本性或内禀的特性，由此产生出它们的走法、位置和对抗关系。它们是定性的，马就始终是一个马，兵就始终是一个兵，象就始终是一个象。每一个棋子都像是一个陈述（énoncé）的主体，被赋予了一种相对的权力；而这些相对的权力在一个表述的主体（即棋手自己或游戏的内部性形式）身上结合起来。而围棋的棋子则正相反，它们是圆颗粒，是小圆片，是基本的算术单位，它们只有一种匿名的、集体性的、或第三人称的功能：“它”走了一步，但“它”可以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只虱子、一头大象。围棋的子就是一个非主体化的机器性配置的要素，它们不具有内禀的属性，而只有情境性的属性。同样，在这两种棋戏之中，关系也极为不同。在其内部性环境之中，象棋子彼此之间以及与对方的棋子之间保持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的功能是结构性的。而一个围棋子却只有一个外在性环境，或与星云和星群之间的外在关系，正是根据这些关系，它实现着插入性的或情境性的功能，比如“碰”(border)、“围”(encercler)、“断”(faire éclater)。一个围棋子仅靠自身就能共时性地歼灭一整片星群，而一个象棋子却做不到这一点（或只能历时性地做到这一点）。象棋确实也是一种战争，但却是一种被体制化了的、有条理的、被编码的战争，它有一个前线，有后方，有战役。然而，围棋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种没有战线、没有对抗和后方，甚至连战役也没有的战争：它就是纯粹的战略，而象棋则是一种符号学。最后，两种棋戏的空间也完全不同：在象棋之中，问题在于对一片封闭的空间进行部署，因而，也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以最少的子占领最多的位置。而在围棋之中，关键则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之中展开列阵，掌控空间，保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能在任何一点出现：运动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变为持久的，没有目的和终结，没有起点和终点。围棋的“平滑”(lisse）空间，与象棋的“纹理化”空间相对。围棋之习俗（Nomos）与象棋的国家相对，习俗与城邦（polis）相对。这是因为，象棋对空间进行编码和解码，而围棋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运作，它施行结域和解域（它将外部建构成空间中的一个界域，又通过建构起第二个邻近界域的方式来对第一个界域进行加固；对敌人进行解域，从其内部瓦解它的界域；通过“弃”、转投别处而对自身进行解域……)。另一种正义，另一种运动，另一种时空。

“他们如宿命般到来，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毫无敬重，不带借口……”“不可能理解他们是怎样一直推进到首都的，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在这里了，而且看起来每个早上他们的人数都在增长……”①—德豪胥(Luc de Heusch）曾分析了一篇班图人的神话，它将我们引向相同的图式：恩孔戈洛(Nkongolo)，这个土生土长的国王和公共工程的管理者，掌管着公众和治安，他将自己的表妹许配给猎人姆比迪(Mbidi)，后者辅佐他、但随后便离弃了他；姆比迪的儿子——这个怀有秘密的人与父亲汇合，但只是为了从外部返回，并带来了这个难以想象的事物：一支军队。他杀死了恩孔戈洛，但随后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②……在魔法的独裁国家和包含着一种军事体制的法权国家“之间”，出现了一道来自外部的战争机器的闪电。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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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战争的人所具有的独创性和异常性必然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出现：愚蠢、丑陋、疯狂、违法、僭越、罪恶……杜梅泽尔分析了印欧传统之中的战士的三重“罪孽”：违抗国王，违抗祭司，违抗源自国家的法律（比如，一种性的僭越危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分，或者，甚至是一种对于国家所颁布的战争法的背叛③)。战士处于背叛一切事物（包括军事的功能）的境地之中，或处于一无所知的境地之中。或许出于偶然，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苏联的历史学家们都遵循着此种否定性的传统，并由此解释了成吉思汗的“无知”：他“不理解”国家的现象，也“不理解”城市的现象。说起来倒简单。这是因为，战争机器相对于国家装置的那种外在性俯拾皆是，但始终难以对其进行思索。断言说机器是外在于装置的，这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将战争机器自身当作一种外在性的纯粹形式来思索，而国家装置所建构起来的则是内部性的形式，我们习惯性地将它作为原型，或者，正是它令我们养成了此种思索的习惯。使一切变得复杂化的正是这一点：在某些情形之中，战争机器所具有的此种外源的（extrinsèque）强力倾向于与国家装置的两个首脑之一混同在一起。有时，它同国家的魔法性暴力混同在一起，有时，又同国家的军事体制混同在一起。比如，战争机器发明了速度和秘密；然而，仍然存在着某种速度和秘密，它们以相对和次要的方式从属于国家。因而，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即将政治主权的两极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与这两极和战争强力之间的动态关系等同起来。杜梅泽尔援引了罗马皇帝的世系：一种罗穆卢斯一努玛的关系在一个序列之中不断再现，这个序列带有变量和一种在这两个同样合法的统治者类型之间的交替；然而，还存在着与一个“邪恶国王”之间的关系，比如图路斯·荷提里乌斯（Tullus Hostilius）①，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Tarquin le Superbe)②，以及作为令人不安的、不合法人物的战士的入侵。③我们同样可以援引莎士比亚笔下的国王：即便是暴力、谋杀和堕落也不能阻止国家的世系之中产生出“好的”国王；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人物——理查三世——潜入了进来，他从一开始就昭示了他的意图，想要重新发明一部战争机器并强行划定它的线（作为一个丑陋的、狡猾的背信弃义者，他仰仗着一种“隐秘的目的”，它完全不同于对国家权力的征服，并拥有与女性之间的另一种关系)。简言之，每当人们将战争强力的入侵与国家统治的世系混淆起来，所有的一切就都变得含糊不清，并且，人们由此就只能将战争机器理解为否定性的种类，因为没有什么外在于国家的事物得以持存。然而，当战争机器被重新置于其外在性的环境之中时，它就呈现为另一个种类，显现出另一种本性，另一个来源。我们会说，它介于国家的两个首脑、两种联接之间，为了从其中的一方向另一方过渡，它是必需的。然而，准确说来，在这两极“之间”，正是在那个时刻（即便是转瞬即逝、即便是迅如闪电)，它肯定了自身的不可还原性。国家不具有其自身的战争机器；它仅靠军事体制的形式才能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但此种体制总是产生问题。由此，国家对于它的军事体制抱着一种不信任，因为后者继承了一部外来的战争机器。克劳塞维茨对于此种普遍的情势有所预感，他将绝对战争之流（flux）当作一种理念(Idée)，而国家则尤其是根据其政治需要将此种理念部分性地占为己有，并且，正是基于这些需要，它们才成为较好或较差的“引导者”。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第一段引文出自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篇论文，第17节(Walter Kaufmann & R.J. Hollingdaletrans，New York：Vintage，1967)，p.86；第二段引文来自卡夫卡“一篇旧手稿”，《故事全集》(Nahum N.Glazer，New York：Schocken，1983)，p.416。——英译本注

②德豪胥(《迷醉的国王与国家的起源》)强调了恩孔戈洛（Nkongolo)的行动的公众性，这与姆比迪(Mbidi)及其儿子的行动的秘密性相对立：尤其是，前者公开进餐，而后者却在进餐的时候隐藏起来。我们之后将会看到秘密和一部战争机器之间的本质关联，它涉及起源，也涉及结果：间谍、战略、外交。评注者常常突出此种关联。

③ Dumézil，Mythe et épopée，Gallimard，ⅡI，pp.17—19：对于三重罪孽的分析涉及印度的因陀罗神、斯堪的 纳维亚的斯塔卡瑟鲁思(Starcatherus)神、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亦可参见 Heur et malheur du gue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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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卡在政治主权的两极之间，战争的人显得过时、没有未来，因而备受谴责，他被还原为他所特有的狂怒，而他又将此种狂怒转而针对其自身。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然后是埃阿斯（Ajax）的后裔们尚有足够的力量来确证他们不依赖于阿伽门农这个古老国家的首领，但他们却无力抵抗尤里西斯(Ulysse)，这个新生的现代国家的首领、现代国家的第一人。正是尤里西斯继承了阿喀琉斯的军力，但却将它转作他用，将它归属于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埃阿斯，他冒犯、违抗了女神，并被后者定罪。④没有谁比克莱斯特更好地揭示了战争的人的此种境况：既是异常的，又是被定罪的。因为，在《彭忒西勒亚》之中，阿喀琉斯已丧失其权力：战争机器已转向亚马逊女战士一边，一个无国家的女人族，她们的正义、宗教和爱情都只根据战争的模式被组织起来。身为斯基泰人（Scythe）的后裔，亚马逊女战士如闪电般出现于古希腊和特洛伊这两个国家“之间”。她们经过之处所向披靡。阿喀琉斯被带到他的对偶（double）彭忒西勒亚面前。在矛盾重重的战斗之中，阿喀琉斯无法阻止自己与战争机器联姻，并陷入对彭忒西勒亚的爱恋之中，因而他就同时背叛了阿伽门农和尤里西斯。然而，他已然如此彻底地归属于希腊国家，以至于彭忒西勒亚要想与他一起进入到战争的激情性关联之中，就只能背叛她的民族的集体律令，后者禁止“选择”敌手，禁止进入到面对面的关系或二元性的区分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罗马国王，统治时间大致为公元前673—前 642。——译注

② 罗马第七个国王，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534—前509。——译注

③ Dumézil，Mitra-Varuna，p.135. 杜梅泽尔分析了混淆的起因和危险，它可以被归因于经济的变量，参见pp.153, 159。

④ 关于埃阿斯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参见 Jean Starobinski，Trois fureurs，Gallimard。斯塔罗宾斯基(Starobinski)明确提出了战争和国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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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其作品的始终，克莱斯特歌颂着一部战争机器，并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之中以这部机器来反抗国家装置。无疑，阿米尼奥斯（Arminius）①宣告了一部日耳曼战争机器的出现，它挣脱了联盟和军队的帝国秩序，并与罗马帝国处于持久的对立之中。然而，洪堡的王子却仅仅生活在一个梦中，他身负罪责，因为他以违背国家法律的方式而获取了胜利。至于科哈斯②，他的战争机器只能进行劫掠。当国家获胜之时，这样一部机器的命运是否就陷入了此种二难选择之中？要么，只作为被国家装置所规训的军事机构；要么，转而反抗其自身，变为一部为孤男寡女而准备的双重性的自杀机器？作为国家的思想家，歌德和黑格尔将克莱斯特视作一个魔鬼，因而他注定失败。那么，为何最为怪异的现代性反倒是归属于他？这是因为，他的作品的构成要素是秘密，速度和情动。③在他的著作之中，秘密不再是某种被掌控于一种内部性形式之中的内容，相反，它生成为形式，与始终外在于它自身的外在性形式相同一。同样，情感（sentiments）也从某个“主体”的内部之中挣脱而出，并被猛烈地投入一个纯粹外在性的环境之中，后者赋予它们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一种弹射的力量：爱或恨，这些都完全不再是情感，而变成了情动。这些情动正是如此众多的战士的生成一女人、生成一动物（熊，母狗)。情动如箭矢般穿透了肉体，它们就是战争的武器。情动的解域速度。即便是梦（洪堡王子的梦，彭忒西勒亚的梦）也通过一个中继和连通的系统、一种从属于战争机器的外源链接被外在化。断裂的环节。此种外在性的要素支配了一切，克莱斯特在文学之中创造出了它。他是第一个创造出它的人，而它将会赋予时间以一种新的节奏，一个由紧张（catatonie）或晕厥、闪电或冲刺所构成的无终结的序列。紧张，就是“这种对于我来说过于强烈的情动”，而闪电就是“此种卷携着我的情动的力量”，自我只是这样一个人物，它的姿态与情感都已经被去主体化，甚至有可能达到死亡的程度。这就是克莱斯特的个人程式：一个由疯狂的奔涌和凝止的紧张而构成的序列，在其中，不再有任何主体的内部性能够留存。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之中有着很多东方的成分：日本武士，处于无休止的静止之中，但随即做出了一个迅疾到难以被察觉的动作。围棋手。在现代艺术之中有太多的东西是源自克莱斯特。和克莱斯特相比，歌德和黑格尔都是垂垂老者。是否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战争机器不再存在之时，当它为国家所征服之时，它反而将其不可还原性展现到极致，它散布于那些思想、爱、死亡、创造的机器之中，这些机器操纵着鲜活的革命力量、它们挑战着耀武扬威的国家？是否在这同一种运动之中，战争机器既被征服、定罪、占有，但同时又获得了新的形式，通过肯定其不可还原性和外在性而变化自身：它展布着这个纯粹外在性的环境，而西方世界之中的那些国家的官员（1'hommed'Etat）和思想家却不断将此种环境归结为其所不是的东西?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阿米尼奥斯(Arminius的拉丁发音）也被称为“Armin”或“Hermann”(德语发音)，切卢斯克人(Cherusci)的首领，曾于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击溃罗马军队。——译注

②科哈斯(Kohlhaas)是克莱斯特的小说《迈克尔·科哈斯》(Michael Kohlhaas)中的主人公，本来是一个为人真诚公正的马贩子，但后来沦为强盗和杀人犯。—译注

③ 卡里埃（Mathieu Carrière)在一项尚未出版的有关克莱斯特的研究之中分析了这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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