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问题I：是否存在着某种阻止国家装置（或它在一个群体之中的对等物）得以形成的途径？

命题I：战争机器的外在性也同样为民族志（ethnologie）证实向皮埃尔·克拉斯特尔（Pierre Clastres）的回忆致敬]。

人们往往将节段性的原始社会界定为无国家的社会，也即，明确分化的权力机构并未在其中出现。然而，人们由此推论，这是因为这些社会没有达到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或政治分化的一定层次，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国家装置有可能形成、并且必然形成：结论就是，原始民族“不理解”一种如此复杂的装置。而克拉斯特尔的研究的首要旨趣就在于，摆脱此种进化论的公设。他不仅对国家作为某种可确定的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一论点提出了质疑，而且还追问，原始社会是否具有此种潜在的关切，即想要驱除和阻止这个它们据说不理解的怪物。阻止一个国家装置的形成，使这样一种形成不会发生，这就是某些原始的社会机制的目的，即便它们并未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无疑，原始社会拥有首领(chefs)。但国家不是由首领的存在来界定的，而是由权力机关的持续和维系来界定的。国家的关切，就是维持。因而，必须有特殊的体制来使得一位首领能够变成治国者，然而，同样必须有扩散性的、集体性的机制以阻止一位首领变成治国者。阻止性的和预防性的机制构成了首领权威的一部分，以防止后者凝结为一部有别于社会机体自身的装置。克拉斯特尔描绘了此种首领所处的形势，他除了自己的威望之外不具有其他体制化的武装，除了劝服之外不具有其他手段，除了对群体欲望的体察之外不具有其他规则：首领更像是一位领袖或明星，而非掌权者，因而他始终冒着被他的人民否认和抛弃的危险。然而，克拉斯特尔进一步将原始社会中的战争界定为抵制国家形成的最为可靠的机制：这是因为，战争维持着群体的散布和节段性，而战士自身就处于某种积累功勋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将其引向一种孤独，在一种享有美名但却不享有权力的状态中死去。①克拉斯特尔由此得以援引自然法，但却全然颠倒了其基本命题：正如霍布斯已经清楚看到的，国家是反战争的，而战争是反国家的，并取消了其可能性。我们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战争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正相反，战争是某种社会状态的模式，它预防、阻止了国家的形成。原始社会的战争并未产生出国家，同样，它也不是从国家中产生出来的。用交换来解释原始社会，这并不优于用国家来解释：战争远非源自交换，甚至也不是作为一种对交换的失败所进行的制裁；正相反，它限制交换，将其维持于“联盟”的框架内，正是所有这些阻止交换变为国家的一种要素，阻止交换起到融合群体的作用。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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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题的重要性首先就在于，将注意力集中于抑止（inhibition）的集体性机制之上。这些机制可以是精微的，并作为微观一机制而发生功用。我们在某些集群或集团的现象中清楚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在波哥大（Bogota）的街头少年团伙的案例中，雅克·穆尼耶（JacquesMeunier）引证了三种阻止首领获取一种稳固权力的方式：团伙的成员集合在一起，共同进行其盗窃活动，拥有集体共享的战利品，但他们也分散开来、并非始终在一起吃饭和睡觉；此外，特别是，团伙的每个成员都与一个、两个或三个其他成员成双结对，这样，当他与首领发生分歧时，他将不会独自离去，而是带上他的同盟者，而这种联合起来的出走就具有瓦解整个团伙的威胁；最后，存在着一种流传甚广的限制年龄的做法，也即，当一个成员接近十五岁时，他就注定会被劝诱离开、脱离团伙。②为了理解这些机制，应该放弃进化论的视角，因为它将团伙或集群当作一种初级的、组织程度较低的社会形式。即便是在动物集群之中，首领权威也已经是一种复杂的机制了，它的目的并非是提拔最强者，而是阻抑稳固权力的建立，以利于一种内在性关联的网络。③我们同样可以将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之中的“上层社会”(mondanité）的形式与“社交”(sociabilité）的形式做对比：上层社会的群体接近于集团，它们是借助威望的扩散而运作的，因而不同于社交群体那般指向权力中心（普鲁斯特出色地揭示了上层社会的价值与社交价值之间的此种不一致性)。欧仁·苏(Eugène Sue)，一个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那些正统派指责他经常造访奥尔良（Orléans）的家庭，但他却说，“我不是站在家庭的一边，而是站在集群的一边”。集团、集群，就是根茎型的群体，它们与聚集于权力机构周围的树形群体相对立。这就是为何一般说来，集团—甚至是那些与抢劫活动或上流社会相关的集团—是一部战争机器的变形，这部机器在形式上区别于所有国家装置及其对等物，正是它们使中心化的社会形成结构。我们当然不会说纪律（discipline）是战争机器的特性：当国家占有了军队之时，纪律就变成军队所必需的特征；而战争机器则对应着其他规则，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些规则就更好，而只是想说，它们激发了战士所具有的一种根本性的无纪律(indiscipline)，一种对于等级的质疑，一种通过抛弃和背叛而进行的持久的勒索，一种极为敏锐的荣誉感。再度重申，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国家的形成。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Pierre Clastres, 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 Éd. de Minuit; «Archéologie de la violence» et «Malheur du guerriersauvage»，in LibreI et Ⅱ，Payot. 在后一篇文本之中，克拉斯特尔描绘了原始社会中的战士的命运，并分析了阻止权力集中的机制[同样，莫斯也已经揭示了，在夸富宴（potlatch）之中存在着一种阻止财富集中的机制]。

② Jacques Meunier，Les gamins de Bogotá， Lattès，p.159(«chantage à la dispersion»)，p.177： 如果必需，“其他的街头少年就会通过一种复杂的羞辱和沉默的手法来让这个观念不胫而走：即他应该离开团伙”。穆尼耶(Meunier)强调了前团伙成员的命运受到威胁的程度：不仅是出于健康的原因，而且还因为他难以融入“盗贼”(pègre）中，后者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太过等级化、中心化、太过以权力机构(organes）为中心的社会(p.178)。关于少年帮派，同样参见小说 Amado，Capitaines des sables，Gallimard。

③ 参见 I. S. Bernstein, «La dominance sociale chez les primates», in La recherche, n° 91， juiuet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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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什么让此种论证没有完全令我们信服？当克拉斯特尔证明，国家不能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或政治权力的分化而得到解释时，我们是赞同他的。相反，是国家使得大规模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构成以及相对应的公共职能的组织得以可能。是国家使得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区分得以可能。我们看不出怎能用那些预设了国家的事物来解释国家，即便是通过求助于辩证法。国家似乎是以一种帝国的形式骤然兴起的，它不依赖于任何发展的要素。它的骤然出现就像是一种天才之举，就像是雅典娜的诞生。我们同样赞同克拉斯特尔，因为他证明了一部战争机器是用来抵制国家的，或是为了抵制潜在的国家（它预先就防止了此种国家的形成)，或是为了抵制现实的国家(它以摧毁此种国家为目的)。实际上，战争机器无疑是在游牧战士的“蛮族的”(barbare）配置之中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实现，而非在原始社会的“野性的”（sauvage）配置之中。无论如何，此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战争产生了国家，或国家作为一场战争的结果—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征服者由此将新的法律强加于被征服者身上。这是因为，战争机器的组织是用来抵抗潜在和现实的国家一形式。以一种战争的结果来解释国家，这并不比用一种政治或经济力量的进步来解释国家更好。正是在这里，克拉斯特尔划定了区分，也即在反国家的社会（所谓原始社会）与国家社会[所谓“庞然大物”（monstrueux)]之间的区分，而至于后者，我们全然无法看出它是怎样形成的。与拉博埃地(LaBoétie）①相似，克拉斯特尔也迷恋于“甘受奴役”这个问题：人们怎么会想要、渴望奴役，而此种奴役断然不是一场非自愿的和不幸的战争的结果？无论如何，他们确实掌控着反国家的机制：那么，怎么会有、为什么会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会胜利？皮埃尔·克拉斯特尔越是深入到这个问题中，看似就越是使自己失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②他试图将原始社会形成为一种实体(hypostase)，一种自足的存在(他十分强调这一点）。他使它们的形式上的外在性成为一种现实的独立性。正是因此，他仍然还是一个进化论者，并设定了一种自然状态。只不过在他看来，此种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社会性的实在，而非一个纯粹概念，而且，此种进化是突变，而非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是骤然出现，充分成形的；另一方面，反国家的社会运用着极为特殊的机制来防止、阻止国家的出现。我们认为这两个命题是合理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结却有问题。存在着一个陈旧的图示：“从氏族部落到帝国”，或“从集团到王国”……然而，没有什么能告诉我们这其中存在着一种进化的过程，因为集团和部落的组织程度并不比王国一帝国更低。通过在这两项之间形成分裂的方式（也即，赋予集团以一种自足性，赋予国家以一种颇为奇迹般的和可怕的诞生)，我们将永远也无法摆脱进化论的假设。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拉博埃地(cueme ueLaBoeue，1550—1505)，仏国TF家，法目，政石总想家，家田的灯及。—详壮 ① 拉博埃地(E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法国作家，法官，政治思想家，蒙田的好友。——译注

②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170：“国家的出现实现了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重要的类型学上的划分，它划定了一种难以弥合的鸿沟，由此，在鸿沟的另一面，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时间生成为历史。”为了解释此种显现，克拉斯特尔首先援引了一种人口学的因素（然而“并不想以一种人口决定论来取代经济决定论……”)；同样，战争的机器(machine guerrière）有可能失控；以一种更为出人意料的方式，他还援引了某种先知主义的间接地位，它首先抵抗“首领”，进而产生出另一种令人生畏的新的权力。不过，很明显，克拉斯特尔也许将会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的更为深思熟虑的解决方式，对此我们无法预判。关于先知主义的可能作用，参见 Hélène Clastres，La terre sans mal，le prophétisme tupi-guarani，Éd. Se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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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国家是始终存在着的，而且非常完备和成熟的。考古学家们越是做出更多的发现，他们就越是发现更多的帝国。“原始国家”(Urstaat)的假说似乎已经被证实，“很明显，国家可以追溯到人类最久远的年代”。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原始社会与帝国之间会没有任何接触，或是在周边，或是在那些缺乏控制的地区。然而，最重要的是相反的假设：国家自身始终与一个外部相关联，因而不能脱离这种关联而被思索。国家的法则不是全或无的法则（国家社会或反国家的社会)，而是内部和外部的法则。国家，就是统治权。然而，统治权所支配的，只有那些它能够将其内在化、进行局部占有的事物。不仅不存在普遍的国家，而且，国家的外部也不容许被还原为“外交政治”，即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关联。外部同时呈现于两个方向：庞大的世界规模的机器，在某个既定的时刻向全世界（l'æcumène）进行分支、衍生，与国家相比，它们享有着一种很高程度的自主性（比如，“跨国企业”类型的商业组织，或工业联合企业，甚或是某些宗教组织，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某些先知主义或弥赛亚主义的运动，等等)；然而，同样还有集团、边缘、少数族群的局部性机制，它们持续地肯定节段性社会的权力，以此来对抗国家的权力机构。今天，现代社会能够向我们提供这两个方向的尤为充分展现的形象：一方面是世界范围的全球性机器，另一方面则同样还有一种新原始主义、一种麦克卢汉曾描绘过的新部落社会。这些方向在所有的社会场域、所有的时代都同样存在。它们甚至有可能部分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在其路线的某个部分及许多活动之中，一个商业组织同样也是一个劫掠或海盗团伙；或者，一个宗教组织正是以集团的形式开始运作的。很明显，集团以及全球性组织包含着一种不可被还原为国家的形式，而此种外在性的形式必然呈现为一部多形的(polymorphe)、扩散的战争机器。它是一种习俗(nomos)，与“法律”迥然有别。作为内部性形式之国家形式具有一种自我复制的倾向，在流变之中保持自我同一，从而能够在它的极点的边界之内被轻易辨认出来，它总是寻求着公众的认同(不存在被遮蔽起来的国家)。然而，战争机器的外在性形式却使得它只能在自身的变型之中存在；它同样存在于一种工业的创新、一项技术的发明、一种贸易流通，以及一种宗教的创造之中，存在于所有那些只能被国家以派生的方式占有的流之中。不能通过独立性、而只有通过一个持续的互动场域之中的共存和竞争，才能思索外在性和内部性，变形的战争机器和同一性的国家机构，集团和王国，庞大机器和帝国。同一个场域将其内部性限定于国家之中，但却在那些逃离国家或反抗国家的事物之中描绘出其外在性。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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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III：战争机器的外在性同样被认识论（l'épistémologie）所证实，后者揭示了某种“少数科学”或“游牧科学”的持续存在。

存在着一种科学，或一种对待科学的方式，它看起来极难被分类，连它的历史都很难被追溯。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技术”(techniques)。但同样也不是在历史之中确立的王权的(royal)、法定的意义上的“科学”。根据米歇尔·塞尔的一本新近的著作，我们可以在从德谟克里特到卢克莱修的原子物理学以及阿基米德的几何学之中标定它的轨迹。①此种异常的科学似乎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首先，它具有一种流体力学的模式，而不同于那种将流体视作特例的固体理论；确实，古代的原子论是不能与流相分离的，流就是实在自身，就是容贯性。（2）它是一种生成和异质性的模式，与稳定、永恒、同一、持续相对立。它是一种“悖论”，将生成自身作为一个原型，而不再是将其作为某个摹本（copie)的次要属性；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之中提出了此种可能性，但却是为了以王权科学（le science royale）的名义对其加以驱除和排斥。与此相反，在原子论那里，著名的原子偏斜说提出了一种异质性的模型，一种异质者之中的生成和过渡的模型。偏斜(clinamen)，作为最小的角度，只有在一条直线和一条曲线之间、在一条曲线和它的切线之间才有意义，它构成了原子运动的原初曲率。偏斜，就是最小的角度，而正是通过它，原子才得以偏离直线的轨迹。它是一个趋向于极限的过程，是一种穷竭(exhaustion)，一种悖论性的“穷竭”模式。在阿基米德几何学之中也是如此：在其中，直线被界定为“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但这仅仅是一种在前微积分的算术之中确定一条曲线的长度的方法。（3）我们不再在一个层状的或分层的流之中从直线到其平行线，而是从曲线的倾斜到一个倾斜的平面之上的螺旋和涡流的形成：最小角度的最大斜率。集群（turba）或旋风（turbo)：也即，从原子的集群或集聚到大型的涡流组织。此种涡流的模式运作于一个物与流在其中得以分布的开放空间，而并非是为线性和固态之物划定一个封闭空间。这就是一个平滑空间（向量的、投影的或拓扑的空间）与一个纹理化空间（度量的空间）之间的差异：在前者之中，“空间被占据，但未被计算”，在后者之中，“空间被计算，以便被占据”。①（4）最后，这是一种问题性的，而非定理式的模式：只有从发生于其中的情状（affections）的角度才能考察图形—截断、切割、附加、投射。我们不是通过种差从一个属下降到它所包含的种，也不是通过演绎从一个稳定的本质进到它所衍生出的属性，而是从一个问题进到那些规定它、解决它的偶然性(accidents)。这其中包含各种各样的变形，转化，趋向于极限的过程，以及种种操作，在其中，每一个图形所指示的与其说是一种本质，还不如说是一个“事件”：正方形不再独立于某种形成正方形的过程，立方体不再独立于某种形成立方体的过程，直线不再独立于某种形成直线的过程。定理从属于理性的秩序，而问题则是情动性的，不能与科学自身之中的变形、发生、创造相分离。与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所说的正相反，问题不是一个“障碍”，而是逾越障碍，是一种投一射(pro-jection)，也即一部战争机器。王权科学所竭力限制的正是所有这些运动，它由此尽可能地还原“问题之要素”的范围，并将其从属于“定理之要素”。②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Michel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 Fleuves et turbulences, Éd. de Minuit. 塞尔(Serres）是第一位对下文中的三个要点进行界定的学者；在我们看来，第四点与前三点是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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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阿基米德式的科学，或此种科学的概念，在本质上与战争机器联结在一起：亚里士多德的《论问题》（problemata）就是战争机器自身，它们不能与倾斜的平面、趋于极限的运动、涡流及投射相分离。我们会说，战争机器被投射于一种抽象的知识之中，后者在形式上有别于那种构成了国家装置之复本的知识。我们会说，一整套游牧科学以反常的方式发展，它迥异于王权的或帝国的科学。此外，此种游牧科学不停地被国家科学（la science d'Etat）的条件和需要所“阻止”、压制、禁止。阿基米德被罗马帝国毁灭③，他变成了一个象征。④这两种科学进行形式化的模式是不同的，而且，国家的科学不断地将它的主权形式强加给游牧科学的创造；它在游牧科学之中只保留了那些它能够据为己有的东西，而将其余的部分转化为一套非常有限的、不具有真正科学地位的原则，或干脆就压制、禁止它们。游牧科学的“学者”好似身陷于两团火之间：一团是战争机器之火，它滋养着、启发着他；另一团则是国家之火，它将一种理性的秩序强加给他。工程师的形象（尤其是军事工程师)，将此种情形展现于其种种双重性之中。由此，最重要之处或许正是边界，在其上，游牧科学对国家科学施加一种压力，而反过来，国家科学也攫取着、转化着游牧科学的要素。确实，扎营的艺术、“设营术”，一直在运用投影和倾斜的平面：国家占用了战争机器的这个维度，但却将其从属于度量的和民政的规则，由此对游牧科学进行严格的限制、控制和局部化，禁止它在整个社会的领域之内产生影响（从这个方面看，沃邦①就像是再度扮演了阿基米德，而他也遭遇了一种类似的失败)。对于画法几何学和射影几何学正是如此，王权科学想要将它们转化为对于分析的，或所谓高等几何学的一种单纯实践上的附庸（由此就产生了蒙日②或蓬斯莱③作为“学者”的那种含混地位④)。对于微分学来说也是如此：它长久以来只具有一种准科学地位，人们将其视作一种“哥特式的假说”，而王权科学则只承认它具有一种方便的约定或颇有根据的虚构的价值；国家的那些伟大数学家们竭力想要赋予它以一种更稳固的地位，但前提是必须消除它的所有那些动力学的和游牧的观念，比如生成、异质性、无限小、趋于极限的过程、连续流变，等等，并将市政的、静力学的、惯常的规则强加给它[从这个方面看，则是卡诺（Carnot）的含混的地位]。最后，对于水力学的模式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国家自身当然需要一种水力科学[这并未回到魏特夫（Wittfogel)有关一个帝国之中的大型水利工程的重要性的论述]。然而，此种需要却是采取了一种极为不同的形式，因为国家需要将水力从属于水道、沟槽、堤岸，以此来阻止湍流，并迫使运动从一点趋向另一点，迫使空间自身被层化、被度量，迫使流体依赖于固体，迫使流体通过平行的薄层而运动。而游牧科学和战争机器的水力学模型则致力于在一个平滑空间之中通过湍流而散布，从而产生出这样一种运动，它掌控了空间，并同时作用于其中所有的点，而不是被空间掌控于一种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局部运动之中。⑤德谟克里特、米内克穆斯(Ménechme)、阿基米德、沃邦、笛沙格(Desargue)、贝努利、蒙日、卡诺、庞斯列、佩罗内(Perronet)，等等：针对每个人都应该写作一本专著，以便考察这些学者的独特处境；国家科学虽然利用了他们，但却限制和规训了他们，压制了他们的社会的或政治的观念。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布勒兹对音乐之中的两种时空进行了区分：在层化的空间之中，节拍可以是有规则的或不规则的，但它始终是可确定的，但在平滑空间之中，划分或中断“可以被随意实施”。参见 Penser la musique aujourd'hui,Gonthier, pp.95—107。

② 古希腊几何学中贯穿着这两极（定理和问题）之间的对立，以及定理所取得的相对胜利：普罗克洛斯(Proclus)在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注疏》(rééd Desclée de Brouwer)中分析了这两极之间的差异，并援引斯彪西波(Speusippe，公元前407一前339，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侄子，曾于柏拉图去世之后掌管学园。——译注）和梅尼赫姆(Menechme，公元前380—前320，古希腊数学家，曾任亚历山大的数学教师，是椭圆、抛物线等的最早研究者。译注）之间的对立为例。在数学之中始终贯穿着此种张力；比如，公理的要素与某种问题的、“直觉主义的”或“建构主义的”的趋势相对立，后者强调一种问题的演算，它与公理系统及所有那些定理方法截然不同：参见Bouligand，Le déclin des absolus mathématico-logiques, Éd.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③ 公元前212年，古罗马军队攻陷叙拉古，正在聚精会神研究科学问题的阿基米德不幸被蛮横的罗马士兵杀死，终年75岁。——译注

④ Virilio，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p.120：“我们知道，作为自由的、创造性的研究，年轻的几何学和阿基米德一起终结了……一个罗马士兵的剑斩断了这根被称为传统’的线索。通过腰斩几何学的创造，罗马帝国就为西方的几何学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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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滑空间的大海是战争机器所特有的一个问题。正如维利里奥揭示的，现存舰队（fleet in being）的问题正是在海洋之上被提出的，换言之，它要实现这样一个目的，即以一种湍流的运动来占领一个开放空间，此种运动的效应可以呈现于空间的任何一点。从这个方面看，最近关于节奏(rythme)、关于此种观念之起源的研究看似并非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据说节奏与波浪的运动无关，而是指涉着一般的“形式”，更确切地说，即一种“有规则的、有着整齐节拍的”运动。①然而，节奏和节拍（mesure）绝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原子论者德谟克里特正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论述节奏的人之一，那么不应该忘记，他所论述的正是波动的情形，而且，原子所构成的形式首先就是不可度量的大型聚合体、平滑的空间，比如空气、海洋甚或大地[庞然大物(magnaeres)]。确实存在着某种可度量的、有规则的节奏，但它相关于堤岸之间的河流或一个纹理化空间的形式；然而，还存在着一种无尺度的节奏，它相关于流的涌动(fluxion)，也即一股流占据一个平滑空间的方式。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沃邦(Vauban，Sebastien Le Prestre de，1633—1707)，法国最伟大的军事工程师之一，他彻底改革了围攻的技巧和防御性筑城学。——译注

② 蒙日(Gaspard Monge，1746—1818)，法国数学家，画法几何学的创立者，被并称为微分几何之父。—译注

③ 蓬斯莱(J.V.Poncelet，1788—1867)，法国数学家，曾就教于蒙日。近世射影几何学的创始人。—译注

④ 通过蒙日，尤其是蓬斯莱，感觉表象乃至空间（层化空间）表象的界限确实被超越了，但却更多的是趋向于一种超一空间的想象或一种超一直觉(连续性)、而并未朝向一种抽象的象征力量。可以参考对蓬斯莱的评述：Brunschvicg, Les étapes de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P. U. F.

⑤ 塞尔(Michel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 Fleuves et turbulences, p.105sq.）从这个角度分析了阿尔伯特一贝努利的对立。更普遍地说，关键之处在于两种空间模型之间的某种差异：“地中海盆地缺乏水资源，而那些能够汇引水流者就掌控了权力。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物理学的世界，在其中，水道是关键性的，而倾斜就好比自由，因为它就是此种拒斥强制性流动的湍流。对于科学理论来说，对于掌控水力者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由此才有阿基米德的伟大形象：浮体和军事机器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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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科学（战争机器的游牧科学和国家的王权科学）之间的此种对立或更确切地说是极限张力重现于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层次。安娜·凯莉安（AnneQuerrien）的著作使我们能够确认两个这样的时刻：一个是12世纪时哥特式教堂的建造，另一个则是18、19世纪时桥梁的兴建。②实际上，哥特式建筑离不开这样一种意愿，即建造比罗马教堂更高也更耐久的教堂。始终是更远，始终是更高……但是，此种差异并非仅仅是量上的，它标志着一种质变：形式一物质之间的稳固关系逐渐淡去，突现出质料一力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正是对石料的加工将其形成为一种质料，此种质料能够掌控并协调那些推动力，从而建造起始终是更高和更耐久的穹顶。穹顶不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条石料的连续流变之线。如果说哥特式建筑征服了一个平滑空间，那么罗马式建筑则仍然部分地停留于一个纹理化空间之中(在其中，穹顶依赖于平行支柱的并置)。然而，对石料的加工一方面不能与地面上的投影平面[它的功能是作为一个极限平面(limite plane)]相分离，另一方面不能与一个逐次逼近（approximations succeesives）的序列[使成正方形(équarissage)]，或对巨大石料所进行的流变的序列相分离。当然，人们想用欧几里得的公理科学来为这项工程奠定基础：数学图形和公式被视为可理解的形式，它能够对表面和体积进行组织。然而，据传说，修士伯纳德（BernarddeClairvaux）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努力，认为它太过“艰难”，并求助于一种阿基米德式的操作性几何学所具有的特效—这是一种射影的和画法的几何学，被界定为少数科学，它更是一种数学图形学（mathégraphie）而非一种数学神学(mathélogie)。他的那位能工巧匠，兼为泥瓦匠和修道士的加林·德特鲁瓦(GarindeTroyes）特别推荐一种操作性的运动逻辑，它能够使“内行”进行勾画，接着通过穿透空间来切割体积，从而使“线条推动数字”①。这不是在再现，而是在创造和穿越。此种科学的特征并不在于数学公式的缺乏，而在于它们所实际发挥的是极为不同的作用：它们不是对物质进行组织的绝对适当的形式，而是“被创生的”，就像是在一种对最佳状态所进行的定性计算之中被质料“推动”。通过17世纪卓越的数学家笛沙格，这一整套阿基米德式的几何学被带向其最高的表现，但同样也遭遇到了暂时性的停滞。正如大部分与他同类的人那样，笛沙格写得不多；然而，他却通过其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留下了草稿、草图、规划，所有这些都始终集中于问题一事件：“哀歌”，“石料切割的初步规划”，“关于把握一个圆锥和一个平面相交的事件的初步规划”……然而，笛沙格被巴黎的最高法院定罪，并受到了廷臣的抨击；他在透视法方面的实践被禁止。②王权科学或国家科学只有通过模板（panneaux）（与成正方形的操作相反）才能容许并采用石料的切割法，但条件是，形式、数字和量度作为固定模型的首要地位必须被恢复。王权科学只能容忍并采用一种静态的透视法，它从属于一个中心黑洞，而后者取消了它所具有的一切启发性的和可变动的能力。然而，笛沙格的冒险或事件，同样也已经在一个集体性的层次之上发生，比如哥特艺术的“工匠”。因为，不仅仅教堂以其帝国的形式已经体现出一种严格控制此种游牧科学的需要：它将以下的职责托付于圣殿骑士团(Templiers)，即确定其场所和对象，管理工地，调控建筑工程；而且，更有甚者，世俗国家以其王权的形式转而针对圣殿骑士团自身，并给工匠定罪，这当然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但至少其中之一就是要禁止此种操作性的或少数的科学。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参见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La notion de rythme dans son expression linguistique»,pp.327一375。这篇往往被视作是关键性的文本在我们看来却是含混不清的，因为它援引了德谟克里特和原子论，但却没有考察水力学问题，而且还将节奏当作实体形式的一种“次级的特殊化”。

② Anne Querrien，Devenir fonctionnaire ou le travail de l'Etat，Cerfi。我们已经援引过这部著作，以及安 娜·凯莉安(Anne Querrien)的尚未出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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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莉安是否有理由在18世纪的桥梁的案例中发现同样的历史回声？无疑，这两个时期的形势极为不同，因为在18世纪，通过国家制定的规范进行劳动分工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然而，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在政府统筹桥梁公路工程局的各种举措之中，公路处在一种极为中心化的管理之下，但桥梁却仍然是积极的、动态的、集体性的实验对象。特吕代纳（Trudaine③）在他的家中筹办了非同寻常的、开放的“委员会”(assemblées générales)。而佩罗内则从一种来自东方的灵活多变的模型之中获得灵感：桥梁不应该阻塞或阻碍河流。与桥梁的重力相对，与常规的、厚重的桥墩的纹理化空间相对，他提出了桥墩的细薄化和不连续性，桥拱的扁圆度，桥梁整体的轻盈和连续流变。然而，此种尝试很快遭遇到原则性的反抗：国家采取了一种惯用的伎俩，将佩罗内任命为校长，以此来压制实验，而非促成其完成。国立路桥学院的整部历史就揭示了，此种古老的、平民的“团体”（corps）如何被从属于矿业大学、市政工程学院、综合理工学院，而同时，它的活动也越来越被规范化。①这样，我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一个集体性的团体是什么？无疑，一个国家的那些大型团体总是分化的和等级化的组织，它们一方面享有一种对权力或功能的垄断，另一方面又派遣、安置它们的地区代理人。它们与家庭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们的两端分别连通家庭的模型和国家的模型，并由此就将它们自身视作官吏、职员、监督官或佃农的“大家庭”。然而，在很多这样的团体之中，似乎有某种别样运作的事物并不符合这个模式。这并不仅仅指它们对其自身的特权的固执辩护。而且，这还涉及某种能力，即便它被歪曲或被严重扭曲：能够将自身建构为一部战争机器，以另外的模式、另一种动力学、一种游牧的抱负来对抗国家。比如，存在着一个极为古老的关于“游说团”(1obby)的问题，这是一种具有流动边界的群体，在与（它想要去“影响”的）国家和(它想要去推动的）一部战争机器的关联之中，它的位置极为含混，无论这出于何种目的。②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Raoul Vergez，Les illuminés de l'art royal，Julliard。[在当下的语境之中，“线条”(trait)指的是工匠所遵循的切割线，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建筑草图。Vergez给出了以下的界定：“线就是一种源自几何学的图形诗，它以草图来对建筑计划进行说明，这个草图中包括对基础的精密计算，显示出截面、立视图和所有其他的投影，以及体积的三维”；p.86。——英译者注]

② Desargues，OEuvres，Éd. Leiber [同样可参见夏斯莱(Michel Chasles)的文章，他在笛沙格(Desargues)、蒙日和蓬斯莱(Poncelet)之间建立起连续性，将他们视作“一种现代几何学的奠基人”]。

③ 特吕代纳(Daniel-Charles Trudaine，1703—1769)，一位法国的行政官员和土木工程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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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身体（corps）不能被还原为一个有机体，同样，身体的精神也不能被还原为一个有机体的灵魂。精神并不是更好的，但它却是变动不居的，而灵魂则是沉重的，是重力的中心。是否应该诉诸身体和身体之精神的一种军事性的起源？然而，重要的并不是“军事性的”，而是一种遥远的游牧式起源。伊本·赫勒敦(IbnKhaldoun）通过以下诸项来界定游牧的战争机器：家庭或世系，以及身体的精神。战争机器与家庭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和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极为不同的。在战争机器之中，家庭并非是基本的细胞，而是集群（bande）的矢量；一个家系从一个家庭转向另一个家庭，此种转向根据的是一个家庭在某个既定时刻最大化地实现“父系亲属之团结”的能力。并非是家庭在公共生活中的显著作用决定了它在国家之中的地位，正相反，是团结所具有的隐秘的强力或效力，以及家族的相应的动态决定了它在一个战争团体中的显著地位。③这里，存在着某种事物，它不能被归结为一种有机性的政权的垄断，也不能被归结为一种局部的再现，而是指向在一个游牧空间之中进行涡流运动的团体所具有的力量。当然，很难将现代国家之中的那些大型团体与阿拉伯部落相提并论。不过，我们想说的是，集体性的团体始终拥有着边缘或少数族群，它们常常以极为出乎意料的形式重新构成了战争机器的等价物，并将其置于特定的配置中，比如，建造桥梁、修建教堂，或形成判断、创作音乐、创建一门科学、一种技术……一个上尉的团体是通过对于军官的组织和高等军官所形成的有机组织而提出其要求的。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时期，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与它的那些团体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时候，这些团体为了要求某些权利而不由自主地被迫向某些溢出其外的事物开放，比如一个短暂的革命性的瞬间，一次实验性的冲击。一种被扰乱的局势，每当它发生时，都必须分析趋势和极点，以及运动的本性。骤然之间，公证人的集团就像是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般步步推进，接着又再度集结、再度组织起来：一部宇宙的歌剧，在其中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甚至有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呼声：“警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Anne Querrien，pp.26—27：“国家是否建立于失败的实验之上？……国家并非处于建设之中，它的建筑工地只能短暂存在。一个设施的建立是为了发挥功用，而不是为了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从这个观点看，国家在建筑工程之中征招的只是那些领薪来负责执行或发号施令的人，以及那些不得不遵守一种预先建立的实验模型的人。”

②关于某个“考伯特（Colbert）游说团”的问题，参见 Dessert et Journet，Annales，nov. 1975。

③ 参见 Ibn Khaldoun，La Muqaddima，Hachette。这部杰作的一个关键性的主题，就是“团体的精神”及其含混性这个社会学问题。伊本·赫勒敦将贝督因主义（作为生活方式，而非一个种族）与定居或市民生活相对立。此种对立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公共和秘密之间的被逆转的关系：不仅存在着一种贝督因战争机器的秘密、它对立于国民的公共性，而且，在前一种情形之中，“显赫”(illustration）是源自隐秘的团结，而在第二种情形之中，秘密则从属于“显赫”的需要。其次，贝督因主义兼用了家族及其谱系的显著的纯粹性和运动性，而市民生活则形成了极为不纯粹的、但同时又是严格而固定的家系。第三点尤为重要，贝督因人的家系调动了一种“团体的精神”，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维度而与之整合在一起：这就是l'Açabiyya或l'Ichtirak，从中衍生出“社会主义”这个词的阿拉伯文形式（伊本·赫勒敦强调了部落首领的“权力”缺失，他并未掌控国家的强制手段)。相反，在市民生活之中，团体的精神则变为一种权力的维度，并将被纳入独裁统治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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