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胡塞尔曾谈到一种原几何学(proto-géométrie)，它研究的是那些模糊的、飘忽不定的或游牧的形态学本质。这些本质有别于感性之物，但同样也有别于理念的、王权的、帝国的本质。作为研究它们的科学，原几何学自身就是模糊的，正如“飘忽不定”（vagabonde）的词源意义：它既不像可感物那般不精确，也不像理念性本质那样精确，相反，它是非精确的(anexacte)，但却是严格的(rigoureux)(“此种不精确是本质上的、而非偶然的”)。圆是一种有机的、理念的、固定的本质，但圆形（rond）却是一种模糊的和流动的本质，它有别于圆或圆形物（一个花瓶，一个车轮，一个太阳……）之法则。一个定理性的图形是一种固定的本质，但它的转化、变形、切除（ablation）或扩张，它的所有的流变，形成了模糊但却严格的问题式图形，呈现为“透镜形”“伞形”或“锯齿形”。可以说，模糊的本质从事物之中抽取出一种规定性，它不止于物性，而是肉身性（corporéité）之规定性，甚至有可能暗指着一个身体之精神。①然而，为何胡塞尔将其视为一种原几何学、一种中间环节，而非一门纯科学？为什么他使得纯粹本质依赖于一种趋于极限的运动，而任何如是趋于极限的运动却都从属于模糊性？毋宁说，这里存在着两种形式有别的科学的概念；不过，从存在论上说，只有唯一一个互动的场域，在其中，一种王权科学不停地占有着一种游牧的或模糊的科学的内容，而一种游牧的科学也不断地驱散着王权科学的内容。说到底，唯一要紧的正是持续变动的边界。在胡塞尔那里（在康德那里也是如此，但却在相反的方向上，因为他将圆形作为圆的“图式”)，我们注意到一种对于游牧科学之不可还原性的极为恰切的评判，但同时也注意到了一个从属于国家的学者（或，他站在国家一边）的关切，他想要维护王权科学的一种法定的、宪制的优先地位。每当人们坚持此种优先性时，他们就将游牧科学化作一个前科学的，或准科学的、亚科学的机构。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由此将无法理解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因为游牧科学并不单纯是一种科学或技术，相反，它是一个科学的场域，在其中，有关这些关系的问题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王权科学之视角的方式被提出和解决。国家不停地生产、再生产出圆的理念，但为了形成一种圆形，一部战争机器就是必需的。因此，必须确定游牧科学的特性，以便既理解它所遭遇的压制，也理解它被“维系于”其中的那种互动。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胡塞尔的主要参考文献是：Husserl，Idées I，§74，Gallimard，以及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P.U.F.(包括一些极为主要的评注，参见 Derrida，pp.125—138)。关于一种模糊但却严格的科学的问题，我们参考了米歇尔·塞尔的原则，这是他在评述一种被称为Salinon的图形时提出的：“它是严格的、非精确的。而不是准确的、精确的或不精确的。只有某种尺度才是精确的。”(Naissance de la physique，p.29.)巴什拉的著作 Essai sur la connaissance approchée 仍然是对于那些非精确但却严格的步骤和方法，以及它们在科学之中的创造性作用的最出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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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科学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它与王权科学之间的关系。这倒不是因为游牧科学之中的劳动分工是更不彻底的，而是说，它是别样的。我们已经了解国家与“手工业行会”(compagnonnages）之间始终存在着的麻烦，而后者就是由修道士、木匠、铁匠等诸类人所形成的游牧的或流动的（itinérants）团体。固化、安置劳动力，调控劳动力的流动，将运河和公路指定给它，形成有机体意义上的企业；至于其余的，则借助于那些在当地所强制招募的人力（苦役）或在贫民之中所强制招募的人力(赈济的工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国家的主要事务，它试图同时征服集群之漂泊与团体之游牧。如果我们回到哥特建筑的例子，就会回想起，那些工匠如何云游四方，到处建造教堂，将工地散布于各处，并掌握着一种断然不会令国家满意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力量(流动性和罢工)。国家的回击，就是对工地进行管理，将脑力和体力、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至高无上的区分(以“治理者一被治理者”之间的差别为原型）渗透于所有的劳动分工之中。在游牧科学之中—在王权科学之中亦然，我们将发现一种“平面”的存在，然而其存在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与哥特工匠们的地平面相对立的，正是置身于工地之外的建筑师们在纸上所画出的度量性的平面。与容贯性的或复合的平面相对立的是另一种平面，即组织化的和构型的平面。与通过方正化的方法切割石料相对立的是借助于模板的切割，后者需要建立起一个有待被复制的原型。可以说，不仅不再需要一种合格的劳动：还必需一种不合格的劳动，一种劳动的去一资格化(déqualification)。国家并未将某种权力赋予知识分子或概念创造者，相反，它将他们化作一种具有严格依赖性的机构，这个机构只具有虚幻的自主，但却足以剥夺那些只懂得复制或执行的人的所有力量。然而，这并未使得国家避免遭遇到更多的困难，尽管它一手缔造了这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但后者却提出了政治和游牧的新主张。无论如何，如果说国家总是试图压制少数和游牧的科学，如果说它与模糊的本质、与运用线条的操作几何学相对立，这并非因为这些科学具有一种不精确或不完备的内容，也不是因为它们带有魔法性的或秘密社团的特征，而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着的那种劳动分工与国家制定的规范相悖。此种差异并不是外在的：一种科学或一种科学的观念参与组织社会场域的方式，尤其是它引人一种劳动分工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此种科学自身的一部分。王权科学是不能与一种“质料+形式”(hylémorphique）的模型相分离的，此种模式同时包含着一种对物质进行组织的形式，以及一种能够接受此种形式的物质；人们常常指出，与其说此种图式是源自技术或生活，还不如说它是来自一个被分化为治理者一被治理者，后来又被分化为脑力劳动者一体力劳动者的社会。此种图式的特征就在于，所有物质都被归于内容这一方，而所有形式则都转化为表达。看起来，游牧科学更直接地适合于思索内容自身和表达自身之间的连接，而这两项又具有各自的形式和物质。因此，对于游牧科学来说，物质绝不是一种准备得当的，因而是同质性的物质，而是本质上就带有着特异性(这些特异性构成了一种内容的形式)。而表达也不再是形式性的，它不能与适恰的特性相分离(这些特性构成了一种表达的物质)。我们将看到，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图式。通过回顾游牧艺术的最普遍的特征，我们可以对于此种状况形成一种初步的观念：在游牧艺术之中，支架与装饰之间的动态关联取代了物质与形式之间的辩证法。因而，从此种既体现为艺术、也体现为技术的科学的视角来看，劳动分工绝对是存在着的，但却并不依赖于形式一物质的二元性(即便在一一对应的情形之中)。它所遵循的毋宁说是物质的特异性和表达的特性之间的联结，而且，它就是在这些自然的或强制性的连接的层次之上被建立起来的。①这是另一种对劳动的组织，另一种通过劳动而实现的对社会场域的组织。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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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遵循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采取的方式，就理应将这两种科学的模式对立起来。②一种模式被称为“相等”(Compars)，另一种则被称为“相异”(Dispars)。“相等”是被王权科学采用的法定的或严守法规的(légaliste）模式。对法的探索致力于获取常量，即便这些常量只不过是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式(équations)]。变量的某种不变的形式，不变量的某种易变的物质：这就是物质加形式这个模型的基础。然而，作为游牧科学的要素，“相异”则指向力一质料，而非物质一形式。在这里，准确说来，问题并不在于从变量之中抽取出常量，而在于将变量自身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如果说仍然存在着等式，那么，这些相等或不等皆是不能被还原为代数形式的微分方程，并且不能与一种对于流变的感性直觉相分离。它们掌握或确定了物质之中的特异性，但并没有构建起一种普遍的形式。它们实现着个体化，但这是通过事件或个别体，而非通过由物质加形式所构成的“客体”；模糊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个别体。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存在着一种 logos 和 nomos之间的对立，法和 nomos之间的对立，这就会引发这样的理解：法仍然带有“一种过于道德性的余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的模式就对力以及力的游戏一无所知。我们在与“相等”相对应的同质空间之中会清楚看到这一点。同质空间决不是一个平滑空间，相反，它是纹理化空间的形式。柱的空间。它是通过以下诸项而被纹理化的：物体的下落，重力的垂线，物质在平行的薄层之中的分布，流的层纹状的或分层的运动。正是这些平行的垂线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维度，它能够遍布于各处，将所有别的维度形式化，将整个空间在各个方向上纹理化，由此使它变为同质性的。两点之间的垂直距离为另外两点之间的水平距离提供了比较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万有引力就是万法之法，因为它调控着两个物体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每当科学发现了一个新的场，它就会试图按照重力场的模式将其形式化。即便化学也变成了一种王权科学，而这正是通过一整套与重量（poids）概念相关的理论建构实现的。欧式几何的空间依赖于著名的平行线公设，但这里所说的平行线首先就是重力的平行线，并对应于那些由重力施加于一个（被假定为占据这个空间的）物体的所有要素之上的力。当这些平行的力的共同方向被改变，或这个物体被旋转之时，它们所产生的所有这些平行力的作用点仍然保持不变（引力中心)。简言之，重力似乎是一种层状的、纹理化的、同质的、中心化的空间的基础；它是所谓度量的或树形的多元体得以构成的条件，这些多元体的维度不依赖于具体的状况，它们借助单位或点而表现自身(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运动)。并非是出于某种形而上学的关切，而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科学上的关切，19世纪的学者常常追问，是否所有的力都可以被归结为重力？或更确切地说是归结为吸引的形式？此种形式赋予重力以一种普遍价值（所有变量之间的一种恒常的关联）和一种一一对应的作用范围（一次只能是两个物体，不能再多……)。这就是所有科学的内部性的形式。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西蒙东（Gillbert Simondon)极大地推进了此种对于质料加形式的模式及其社会预设的分析和批判。“形式对应于发号施令者在心中所思索的东西，而当他颁布命令的时候，它必须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被表达：形式因而就属于可表达者。”与此种质料一形式的图式相对，西蒙东提出了一种动态的图式，即，具有特异性之力的物质，或一个系统的能量状况。参见 L'individu et sa gènese physico-biologique，P. U. F.，pp.42—56。

②在《蒂迈欧篇》(28—29)之中，柏拉图曾短暂地认为，生成并不仅仅是模仿者或复制者的必然特征，相反，它自身就是一种与同一性或一致性相对立的原型。但他提出这个假说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排除它；而且，如果生成确实是一种原型的话，那么，不仅原型和模仿、原型和复制之间的二元性注定消失，而且有关原型和复制的观念自身都将失去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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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nomos或“相异”却截然不同。这倒并不是说其他的力拒斥着重力或与吸引相对立。虽然它们实际上并不抵制重力和吸引，但它们既非源自、亦非依赖重力和吸引，而是体现着那些始终是替补性的或具有“多变情动”的事件。每当一个新的场向科学敞开之时（在这些情形之中，场的观念要比形式或客体的观念更为重要)，这个场首先证明自身不能被还原为引力场，也不能被还原为重力的模式，尽管它并不与这二者相矛盾。它肯定了一种“更多”（en-plus）或一种盈余，并将其自身置于此种盈余、此种偏差之中。当化学取得一种决定性的进展之时，这就是通过在重力之上增加另一种类型的键而实现的(比如说，电离键)，而此种健转变了化学方程的特征。①然而，人们会注意到，哪怕对于速度的最为简单的考察也已然引入了垂直下落和曲线运动之间，或更普遍说是直线和曲线之间的差别，这体现于偏斜，或最小偏离、最小盈余的微分形式之中。平滑空间正是最小偏离的空间：因而，它不具有同质性，除非是在无限邻近的点之间，而邻域(voisinages）之间的连接则是独立于任何确定的路径而实现的。它是一种接触的空间，触觉或手的微小接触活动的空间，而非一个如欧氏几何的纹理化空间那般的视觉空间。平滑的空间是一个没有公路或运河的场。一个场、一个异质性的平滑空间与一种极为特殊的多元体的类型联结在一起：非度量的、无中心的、根茎式的多元体，它们占据着空间，但却不“计算”空间，因而，只有通过“实地采样才能探索它们”。它们并不符合可观察的视觉条件，也即，无法从外在于它们的空间之中的某个点出发来观察它们：比如，与欧式空间相对立的声音的系统，甚或颜色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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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快与慢、迅捷与滞重、“快速”（Celeritas）与“沉重”（Gravitas）对立起来之时，不应该将其视作一种量的对立，甚或一种神话学的结构[尽管杜梅泽尔已经揭示了此种对立在神话学之中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这恰恰关涉到国家装置及其天然的“庄重（gravité）”]。此种对立既是质的，又是科学的，这是因为速度并非仅仅是某种一般运动的抽象特征，而且还实现于一个运动物体之中，这个物体偏离了（无论此种偏离是怎样微小）其下落线或重力线。缓与疾并非运动的量度，而是两种性质有别的运动的类型，无论前者有多快、后者有多慢。严格说来，不能认为一个被松开而下落的物体具有一种疾速，无论它下落得有多快；毋宁说，根据落体法则，它具有一种无限递减的缓慢。使空间纹理化的、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层状运动就是重力运动；然而，迅疾和快速却仅仅适用于这样的运动，它产生了最小的偏差，并由此呈现为一种涡流状的动态，进而占据着一个平滑空间、实在地勾勒出这个平滑空间自身。在这个空间之中，物质之流不再能被分割为平行的层，而运动也不容许被封闭于点与点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沉重与快速、重与轻、缓与疾之间的质的对立并非是作为可量化的科学上的规定性，而是这样一种与科学同外延的条件，它同时调控着两种模式之间的分离与融合、可能的相互渗透、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支配，以及彼此之间的交替。而正是通过交替的概念—无论存在着怎样的混合与复合，米歇尔·塞尔提出了最佳的原则：“物理学可被还原为两种科学，一种是关于路径和道路的普遍性的理论，另一种则是关于流的总体性的理论。”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事实上，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而且，重力并非是主导模式的唯一特征：除了重力，还有热量（在化学之中已经是如此，燃烧与重量关联在一起)。然而即便如此，问题仍在于去了解，在何种程度上“热量场”偏离了重力空间，或反之与重力空间整合在一起。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由蒙日提出的：他一开始就将热、光、电与“物体的多变情状”联系起来，它们是“具体物理学”研究的对象，而普通物理学则研究广延、重力和位移。只是在更晚些时候，蒙日才将这些场整合于普通物理学之中(AnneQuer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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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对比这两种类型的科学，或两种科学研究的方法：一种致力于“复制”，另一种则致力于“跟随”(suivre)。前者涉及复制、迭代（itération）和重复迭代；而后者则涉及流动，它是动态的、流动的科学的总和。人们太过轻易地将流动性还原为一种技术的条件，或一种科学的确证与应用的条件。然而，这并非实情：跟随与复制截然不同，人们决不会出于复制的目的而跟随。无论何时何地，复制、演绎或归纳的理想都构成了王权科学的一部分，它将时间和地点的差异当作如此众多的变量，而法则恰恰从其中抽取出其恒常的形式：为了使同样的现象在一个重力的、纹理化的空间之中得以复现，只需给定同样的条件，或只需在多样的条件和多变的现象之间确立起同样的恒常关系。复现意味着一个固定视点的恒常性，它外在于被复现者：在岸上观察水流。然而，跟随却与复制的理想不同。倒不是说它要比后者更好，只是说它们有所不同。在以下的情形中，我们将不得不跟随：当我们在探索一种物质或更准确说一种质料的“特异性”、而非发现一种形式之时；当我们挣脱重力、以便进入到一个高速的场之中的时候；当我们不再静观(contempler）一个沿着确定方向运动的层状之流的时候，当我们被一股涡流卷走的时候；当我们介入到变量的连续流变之中、而非从中抽取出常量的时候，等等。大地的意义也截然不同：根据法的模型，我们不断地在一个视角周围、在一个领域之中、根据一系列恒常关系再结域；而根据流动的模型，则是解域的过程构成并拓展着界域自身。“先走到你的第一株植物那里，仔细观察由那里出发的水流的痕迹。雨水可能已经将种子带到远处。观察径流所形成的小沟，这样你就会发现水流的方向。接着在这个方向上找到离你的第一株植物最远的植物。所有那些在这两株植物之间生长的魔鬼草都属于你。之后……，你可以拓展你的界域……”②存在着流动的、动态的科学，它们致力于在一个矢量场「在其中，特异性作为如此众多的“偶发事件”（问题）被散布1中跟随着一股流。比如：为何早期的冶金学必然是一种流动的科学，它赋予铁匠以一种近乎游牧的地位？有人会反驳说，在这些例子之中，关键仍然在于通过运河的中介而实现的从一点到另一点（即便这些点是特异点）的运动，而流也仍然有可能被划分为层。然而，此种说法只有在以下的范围之内才成立，即流动的步骤和过程必然与一种纹理化的空间联系在一起，而通过对这个空间所持续施加的形式化，王权科学就剥夺了这些步骤和过程自身所具有的模式，转而使它们从属于它自己的模式，并只允许它们以“技术”或“应用科学”的名义继续存在。作为一条普遍的规则：一个平滑空间，一个矢量场，一个非度量性的多元体，它们将始终可被转译为，并且必然被转译为一个“相等”：正是通过此种根本性的操作，人们才得以在平滑空间的任意一点上叠放并重复叠放一个相切的欧式空间，而正是通过这个具有充足维数的空间，人们才得以重新引入两个矢量之间的平行关系，由此就将多元体视作是沉浸于这个同质的和纹理化的复制空间之中，而不再通过“实地的考察”来跟随这个多元体。①这是logos或法对于nomos的胜利。然而，此种操作的复杂性恰恰暴露出它必须克服的那种种抵抗。每当我们令流动的步骤和过程复归于其自身特有的模型之时，点就重新获得了其作为拒斥所有一一对应关系的特异点的地位，流则重新获得了它们的拒斥所有矢量间平行关系的曲线的和涡流的形态，而平滑空间也重新获得了不再容许被同质化或纹理化的接触特性。始终存在着一股潮流，它使得流动的或动态的科学不能彻底被内化于复现性的王权科学之中。存在着一种流动的科学家，国家的科学家不停地打击他们，或吞并他们、与他们结盟，甚至为他们在技术和科学的法定系统之中留出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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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Serres, p.65.

② Castaneda, L'herbe du diable et la petite fumée,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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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因为流动的科学之中更多地渗透着非理性的方法、神秘、魔法。只有当它们被弃置不用之时，才会变成这样。此外，另一方面，王权科学也同样在其自身周围聚拢了众多的圣职和魔法。在两种科学模式的对抗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流动的或游牧的科学并不想要让科学掌控一种权力，甚至也不想让科学获得一种自主的发展。它们并不具有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因为它们将所有自身的操作都从属于直觉与建构的感性条件，跟随着物质之流，勾勒并连接起一个平滑的空间。所有的一切都处于一个与实在之间难解难分的波动不居的客观区域之中。无论“近似性的知识”是怎样精细和严格，它仍然依赖于感觉的和感性的评价，而这些评价所提出的问题比它们所解决的问题要更多：问题性仍然是它的唯一模式。相反，王权科学及其公理性的和定理性的权力所特有的做法，正是将所有的操作从其直觉的条件之中抽离出来，以便将它们形成为真正的内禀的（intrinsèque）概念或“范畴”。这就是为何此种科学之中的解域包含着一种在概念装置之中的再结域。离开此种绝对的(范畴的，catégorique)、明白无疑的(apodictique）装置，微分运算就将不得不遵循着一种现象的演化过程；此外，既然在户外实验，在地平面上建筑，那么，人们就绝不会拥有某种坐标系，也就无法将这些实验和建筑上升为稳定的原型。人们将某些这样的需要转译为有关“安全”的术语：位于奥尔良和博韦（Beauvais）的两座教堂在12世纪末的时候发生了倒塌；对于流动科学的建筑来说，监控性的计算是很难的。不过，尽管安全构成了国家以及政治理想的定理性规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流动的科学所采用的种种方法使得它们很快逾越了计算的可能性：它们处于此种超越了复现空间的“过剩”之中，因而由此看来很快便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必要的时候，它们会通过某种现实生活之中的操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方案被认为是来自一系列使其失去自主的行动。相反，只有王权科学掌控着某种度量的权力，它界定了概念的装置或科学的自主性（其中包括实验科学)。由此产生了将流动空间与一种同质性空间耦合在一起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物理学的法则就将依赖于空间之中的特殊的点。然而，这更多的是一种建构而非转译：准确说来，流动科学并未提出此种建构，也不具有提出此种建构的手段。在两种科学的互动场域之中，流动科学局限于发明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与一系列集体性的、非科学的行动关联在一起，但这些问题的科学性解答则有赖于王权科学及其转化问题的方式，也即将问题纳入到它的定理装置及劳动组织之中。这有几分类似柏格森哲学之中的直觉和理智，在他看来，只有理智具有明确（formellement）解决直觉所提出的问题的科学手段，而直觉则满足于信任那些跟随着物质的人所进行的定性的活动……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比如，洛特曼极为清晰地揭示了，黎曼空间怎样与欧式空间进行某种结合，从而使得人们得以恒常地界定两个相邻矢量之间的平行关系；由此，人们就不是对一个多元体进行实地探察，而是将它视作是“沉浸于一个具有充足维数的欧式空间之中”(参见 Les schémas de structure，Hermann，pp.23—24，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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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Ⅱ：是否存在着使思想摆脱国家模型的方法？

命题IV：战争机器的外在性被精神学（noologie）证明。

人们常常批评思想的内容过于循规蹈矩。然而，首要的问题是关于形式自身。这样的思想已经与它借自国家装置的某种模型相一致，此种模型为它确定了目的和途径、导管(conduits)、渠道、器官，一整套工具论(organon)。因此，存在着一种思想的形象，它涵盖了所有的思想，并将一种“精神学”作为自己的特殊目标，从而，它就像是在思想之中发展的国家一形式。此种形象具有两端，对应于主权的两极：一端是求真之思（penser-vrai）的帝国（imperium)，它通过魔法性的捕获、扣押（saisie）或束缚（lien）而运作，构成了一个奠基（fondation）的效力(mythos)；另一端则是自由民的共和国，通过协约和契约而运作，构成了一种立法的和司法的组织，由此提供对于一个基础（fondement）的确认（logos)。在思想的古典形象之中，这两端不断地相互影响：一个“自由民的共和国，它的君主就是最高存在者的理念”。如果说这两端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这不仅是因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的中介环节或过渡阶段，前者为后者做好了准备，而后者则利用并保存了前者；而且还因为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和互补的，因而彼此对于对方来说都是必需的。但这并未排除此种可能性：为了从一端过渡到另一端，必需一种具有截然不同本性的事件，它介于这两端“之间”，隐藏于形象之外，发生于外部。①然而，我们暂且局限于形象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听人谈论一种真理的帝国或自由民的共和国的时候，这并非只是一种隐喻。它是将思想建构为原则、内部性之形式或层的必要条件。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在柏格森那里，直觉与理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它们处于持续的互动之中。也可同样参考布利冈(Bouligand)的主题：两种数学的要素—“问题”和“总体综合”之间的二元性只有当它们进入到某个互动的场域之中时才能得到发展，在其中，总体综合确定了“范畴”，而离开这些范畴，问题将不会得到普遍性的解答。参见 Le déclin des absolus mathématico-log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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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看出思想能从中获得些什么：一种它靠自身将决不会获得的重力，以及一个中心，它使得所有一切（包括国家）看起来都是通过其自身的效力或根据其自身的认可而存在的。不过，国家同样从中收获颇丰。实际上，通过如此在思想之中展开自身，国家一形式实际上获得了某种至关重要之物：一种总体的共识(consensus)。只有思想才能依法（en droit）杜撰出这样一种普遍的国家，也只有思想才能将国家提升到一种合法（dedroit）的普遍性。这就好像君主成为孤家寡人，他的权力拓张到整个世界，并且只应对现实或潜在的主体。问题不在于外源的强有力的组织或陌生的集团：国家变成了唯一的原则，它将指向自然状态的反抗性主体与指向其自身形式的共识性主体分离开来。如果说依赖于国家对于思想来说是有利的话，那么，在思想之中展开自身、被思想确认为普遍的和唯一的形式，这对于国家来说也同样是有利的。国家的特殊性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同样，它们的可能的败落、它们的不完备性也是如此。因为，现代国家将其自身界定为“对于一个共同体所做的有理性的、合乎理性的组织”：共同体所具有的唯一的特殊性就是其内部的或精神上的特殊性(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同时，它的组织促进它趋向于一种普遍的和谐(绝对精神)。国家赋予思想以一种内部性的形式，而思想则赋予此种内部性以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全球性组织的目的就是满足具体的自由国家之中的有理性的个体的需求。”国家和理性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交换；然而，此种交换同样也是一个分析命题，因为被实现的理性等同于合法的国家，正如现实的国家就是理性的生成。②在所谓的现代哲学、所谓的现代的或理性的国家之中，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立法者或主体运转。国家应该在那些形式性的条件之下来实现立法者和主体之间的区分，而思想则对这些条件的同一性进行思辨。始终要服从，因为你越是服从，你就越能成为主人，因为你只服从纯粹理性，也即，你只服从你自己……自从哲学将奠基的任务归给自身以来，它就不断地为那些既有的政权歌功颂德，不断地将其官能（faculté）的原则移印于国家的权力装置之上。共通感，由我思这个中心所形成的所有官能的统一性，这些就是被提升为绝对者的国家的共识。这尤其是康德的“批判”的重要操作，并在黑格尔主义之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康德不断地批判坏的用法，以便更好地赞美功能(fonction)。毫不奇怪的是，哲学家已然摇身一变，成为公知或政府官员。一旦国家一形式生发出一种思想的形象，那么，一切就都得到控制。完全互惠互利。无疑，根据此种形式的种种变样，形象自身也获得了不同的样态：它并非始终在描绘着或指示着哲学家，它也不会总是描绘哲学家。我们可以从一种魔法的功能转向一种理性的功能。在古代帝国之中，诗人能够扮演形象培训者的角色。①在现代国家之中，社会学家已然取代了哲学家（比如，涂尔干及其门徒就试图赋予共和政体以一种思想的世俗模型)。即便在今天，通过一种充满魔力的回归，精神分析仍然凯觎着作为法权思想的“普世之思”（Cogitatio universalis）的地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凯觎者和竞争者。精神学有别于意识形态，它正是对思想形象及其历史性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思想从来就只拥有一种可笑的沉重。然而，它所要求的恰恰是：你可别把它当真。因为，这就使它能够更轻易地代替我们思想，并不断繁衍出新的官吏；而且，人们越是不把思想当真，他们的思想就越是与国家的需求保持一致。说真格的，哪个治国者不曾梦想过这件微不足道但又无法实现的事情：成为一个思想者？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德蒂安(Marcel Detienne，Les mâ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ique，Maspero)明确区分了思想的这两极，它们对应于杜梅泽尔所论述的统治权的两个方面：独裁者或“海之老人”[当指涅柔斯(Nereus)，彭透斯和盖娅之子，外号“海之老人”。以知识渊博，真诚善良著称。——译注]的宗教—巫术的话语，以及城邦的对话式话语。不仅希腊思想的主要人物[诗人、贤者(Sage)、物理学家、哲学家、智者……]都处于与这两极的关联之中；而且，德蒂安将战士这个独特群体置于两极之间，正是它确保了过渡和演化。

② 在正统的政治哲学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右翼的黑格尔主义，它将思想的命运与国家联结在一起。科耶夫(Tyrannie et sagesse，Gallimard)以及埃里克·韦伊(Eric Weil，Hegel et l'Etat；philosophie politique，Vrin) 是其最近的代表人物。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展开了一整条反思现代国家和理性（既作为技术理性，也作为人的理性）之间关系的线索。如果有人反驳说，此种已经出现于古老帝国之中的理性就是执政者自身的最理想的条件(optimum)，那么，黑格尔主义者们就会回答说，有理性者一合理性者不能脱离一种最低限度的全民参与而存在。毋宁说问题在于：有理性者一合理性者的形式是否来自国家，并以此方式必然赋予国家以“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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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精神学遭遇到了与其对立的思想，后者来势凶猛，断续呈现，并拥有一种贯穿历史的动态存在。它们是一种“私密的思想者”的行动，与公知相对立：克尔凯郭尔，尼采，甚至舍斯托夫……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那里必定是一片草原或荒漠。他们摧毁了形象。尼采的《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或许是有史以来针对思想形象及其与国家之关系的最为重大的批判。不过，“私密的思想者”并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表达，因为它过于突出了一种内部性，但关键所在却是一种外部思想。②将思想置于与外部、与外部之力的直接关联之中，简言之，也就是使思想成为一部战争机器，—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事业，而我们可以在尼采的作品之中研究种种明确的步骤[比如，格言（aphorisme）与准则（maxime）不同，因为在文学界中，一条准则就像是一项国家的组织法（acte organique）或一个君主的判决，而一句格言则总是从一个新的外部之力、一个必然征服它、控制它、利用它的最终之力那里去期待它的意义]。说“私密的思想者”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虽然此种反一思想（contre-pensée）确实体现了一种绝对的孤独，但这却是一种如荒漠那般人口稠密的孤独，这样一种孤独已然与一个将要来临的民族紧密关联在一起，它祈愿着、期待着这个民族，它的存在唯依赖于这个民族，哪怕后者仍然阙如……“我们缺乏这最终的力，缺乏一个能够承载我们的民族。我们寻求着民众的支持……”任何一种思想都已经是一个部落(tribu)，它与国家相对。思想的这样一种外在性的形式完全不与内部性的形式构成对称关系。严格说来，只有在彼此相异的内部性的极点或焦点之间才存在对称。然而，思想的外在性的形式—始终外在于自身的力或最终之力、n阶的强力——绝非是与国家装置所生发的形象相对立的另一种形象。相反，它是一种摧毁形象及其复本、原型及其复制的力，它摧毁了所有那些将思想从属于某种真、正义或权利的原型的可能性（笛卡尔的真，康德的正义，黑格尔的权利，等等)。一种“方法”就是一种“普世之思”的纹理化空间，它勾勒出这样一条必然从一点通向另一点的道路。然而，外在性的形式则将思想置于一个平滑空间之中，它占据着这个空间，但却不能对其加以计算，由此也就不存在可能的方法和可构想的复现，只有中继(relais)、间奏曲、复兴。思想就像是吸血鬼，它不具有形象，既不构建原型，也不进行模仿。在禅的平滑空间之中，箭矢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聚拢在一点，并将射向其他任意一点，由此趋向于对调射手和箭靶。战争机器的问题就是中继的问题即便是通过贫乏的手段，而不是有关原型或纪念碑的建筑学问题。一个中继者所构成的流动的民族，而不是作为原型的城邦。“自然把哲学家像一支箭那样射入人群；它却没有瞄准，但却希望这支箭挂在某个地方。然而在这方面，它无数次地搞错了，而且懊恼不已。……艺术家和哲学家就是不利于自然在其手段上的合目的性的证明，尽管他们提供了有利于自然的目的之智慧的最杰出的证明。他们总是只击中少数人，而本来应当击中一切人—而且即便是这少数人，也不是以哲学家和艺术家用来发射其枪弹的力量被击中的。”①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关于古代诗人作为“为王权服务的官吏”的角色，参见 Dumézil，Servius et la Fortune，p.64 sq.，以及Detienne, p.17 sq..

② 参见福柯对莫里斯·布朗肖及一种思想的外在性的形式所进行的分析：«la pensée du dehors»，in Critique, juin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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