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我们尤其想到了两篇哀婉动人的文本，其中的思想是一种真正的pathos（一种反 logos或一种反mythos)。一篇文本出自阿尔托写给雅克·里维埃(JacquesRiviève）的信，它阐释了，思想的运作始自一种中心处的崩溃，它只有通过自身的无力成形而存活，它只凸显现出一种质料之中的表达性特征，并向周边拓展自身，进入到一种纯粹的外在性介质之中，后者有着不可被普遍化的特异性，以及不能被内在化的环境。另一篇则是克莱斯特的文本，《论观念在话语之中的逐渐成形》：在其中，克莱斯特抨击了概念所具有的那种核心的内部性，此种内部性是作为控制的手段一控制话语、语言，但同样也控制情动、环境，乃至偶然性。与之相对，克莱斯特提出了一种作为过程（procès）和进程的思想，一种怪异的反柏拉图式的对话，一种兄妹之间的反一对话，在其中，一方言说，但尚未知晓，而另一方已然承继下去，但尚未理解：这就是“心灵”(Gemüt)之思，克莱斯特说道，它就像是一位身处于一部战争机器之中的将军那样行动，或像是一个带电的物体、一个具有纯粹强度的物体。“我把那些表述不清的声音混合起来，延长过渡的时间，并在并非必需它们之处同等地运用同位语。”去赢得时间，但接下去，也许是放弃，或等待。不必控制语言，必须在母语之中成为一个异乡人，以便将话语拉向自身并“将一些难以理解的事物置入世界”。这就是外在性的形式，是兄妹之间的关系，是思想者的生成一女人，是女人的生成一思想：心灵（Gemüt)，它不再容许被控制，它形成了一部战争机器？一种与外在的力纠缠在一起的思想，不再被集中于某种内在的形式之中，它通过中继运作，而非形成一种形象；它是一种思想一事件，一个个别体，而非一个思想一主体；它是思想一问题，而非思想一本质或定理；它呼唤着一个民族，而非将自身交付给政府的某个部门。每当一位“思想者”如此射出一支箭，总有一位政客、一位政客的影子或形象来为他提供建议和警告，并想要为他确定一个“目标”，此种现象难道是一种偶然？雅克·里维埃毫不迟疑地回复阿尔托：钻研，不断地钻研，问题将会顺利解决，您最终将发现一种方法，最终能够将您之所思合法地(endroit)、清晰地表达出来（“普世之思”)。里维埃不是一位国家的首脑，但在N.R.F.①之中，他并非是最后一位误将自己当作文学界的隐秘君主或法权国家的幕后操纵者的人。伦茨和克莱斯特对抗着歌德这位冠冕堂皇的天才，这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家中的政客。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阿尔托和克莱斯特的文本最终变成纪念碑的方式，并由此生发出一种有待被模仿的原型，它远比别的原型更为阴险，等待着被所有那些矫揉造作的结巴和难以胜数的描摹（它们都声称堪与阿尔托和克莱斯特相媲美）争相模仿。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Nietzsche，Schopenhauer éducateur，§7.（中译文采自《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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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古典形象及其实施的精神空间的纹理化（striage）凯觎着普遍性。实际上，它通过两种“共相”(universaux）来实施操作：一种是全体（Tout)，它作为存在的最终基础和涵纳万有的界域，另一种则是主体，它是将存在转换为“为我们的存在”（êtrepour-nous）的原则。②帝国和共和国。在二者之间，从存在和主体这双重视角出发，在某种“普遍的方法”的引导之下，所有种类的真实和真理皆在一种纹理化的空间之中找到了它们的位置。于是，很容易确定游牧思想的特征，因为它拒斥着这样的形象，并以别样的方式行进。它并不仰仗一个普遍性的思之主体，相反，它依赖于一个特异的种族；它并非以一种包容万有的总体性为基础，相反，它将自身展布于一个无界域的环境（作为一个平滑空间）之中：草原、荒漠或海洋。这里，一种截然不同的等价关系在被界定为“部落”的种族和被界定为“环境”(milieu）的平滑空间之间建立起来。一个沙漠之中的部落，而不是一个在包容万有的存在的界域之中的普遍主体。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最近强调了此种在部落和种族（凯尔特人，以及那些自封的凯尔特人）、空间和环境（东方，东方，戈壁沙漠……）之间的此种不对称的互补性：怀特指出，此种非同寻常的复合体——凯尔特与东方的联姻——激发了一种真正的游牧思想，它席卷了英国文学，并将建构起美国文学。①我们随即看到了危险，看到了伴随着此项事业的深层的含混性，就好像每种努力和创造都有可能面临着一种污名。这是因为：要怎样做才能避免使种族的主题转变为一种种族主义，一种支配性的、遍及所有人的法西斯主义，或更简单地转变为贵族主义，抑或宗派和民俗，微观一法西斯主义？要怎样做才能使东方这一极不至于沦为一种幻想，后者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复活了种种法西斯主义，以及种种民俗瑜伽、禅、空手道？当然，要想通过旅行来摆脱幻想，这还不够；同样，也断然不能通过求助于某种现实的或神话的过去来摆脱种族主义。然而，还是在这里，区分的标准是简单的，无论事实上的混合怎样在某个层次之上或某个时刻之中使这些标准变得模糊。部落一种族只存在于一个被压迫种族的层次之上，而正是以压迫之名，它才饱受苦难：只有低等的、少数的种族，而没有统治性的种族，一个种族不是由其纯粹性所界定，而是相反地由其不纯粹性所界定，此种不纯粹性是由一个统治性的体系赋予它的。杂种和混血是种族的真正名字。兰波道尽了这一点：唯有那个祈愿着种族之人方可如是说，“我一直属于低等种族，……我永远属于低等种族，……这就是我，在阿摩里克(armoricaine）的海滩之上，……我是一头野兽，一个黑鬼，……我来自远方的种族，我的祖辈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因而，种族不是被重新发现的，东方也不是有待被模仿的：后者只有通过建构一个平滑空间才能存在，正如前者只有通过创建一个部落才能存在，这个部落布居(peupler)、遍及着一个平滑空间。每种思想都是一种生成，一种双重的生成，它既不是某个主体的属性，也不是对于一个全体的再现。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即《新法兰西评论》，由纪德创办于1909年的文学杂志。——译注

② 雅斯贝尔斯的一篇名为《笛卡尔》(Descartes)的奇文发展了此种观点并接受了它所引申出来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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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Ⅱ：战争机器是游牧民的发明（就其外在于国家装置并有别于军事体制而言)。由此，游牧民的战争机器具有三个方面：空间—地理的方面、算术或代数的方面、情动的方面。

命题 V：游牧式生存（L’existence momade）必然在空间之中实现着战争机器的条件。

游牧民拥有一个界域，他沿循着着惯常的路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他并没有忽视点(取水点、定居点、集合点，等等)。但问题在于，在游牧民的生活之中，哪些是原则，哪些仅仅是结果？首先，尽管点确定了路径，但它们却严格从属于它们所确定的路径，这与定居生活的情形正相反。到达取水点只是为了再度离开，任何的点都是一个中继，它只有作为中继才能存在。一条途径始终是介于两点之间，然而，“之间”已经具有其全部的容贯性，它既享有自主性、又拥有一个特有的方向。游牧的生活就是迭奏曲。即便是它的那些定居的要素也应该根据不断使其处于运动之中的路径来构想。①游牧民绝非移民（migrant)；这是因为，移民原则上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即便这另一点是不确定的、未被预料的或难以定位的。然而，只有从结果和某种实际需要角度来看，游牧民才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原则上，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条路径之上的中继。游牧民和移民可以通过众多的方式彼此融合，或形成一个共同的集合体；但他们的原因和条件却截然不同（比如，那些在麦地那与穆罕默德联合在一起的人已然在一种游牧的或贝督因的誓约和一种逃亡或迁移的誓约之间做出了抉择)。②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Kenneth White，Le nomadisme intellectuel. 这部未出版的著作的第二卷标题正是“诗歌与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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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游牧民族的路径沿循着通常的轨迹或道路，但它绝不具有定居民族的道路的功能，也即将一个封闭的空间分配给人们，为每个人指定其部分，并调控部分之间的联络。与此相反，游牧民的路径将人们（或动物）分布于一个开放的空间中，这个空间是不确定的，非共通性的。nomos最终指涉法，但这是因为它一开始意味着分配及分配的模式。不过，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分配，在无边界、非封闭的空间之中的非共享性的分配。nomos就是一个模糊集合体的容贯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片内陆，山岳的一翼，或一个城邦周围的不确定的区域，它与法或polis相对立（“要么是nomos，要么是polis”③)。因此，第三点就是，在两种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差异：定居的空间是纹理化的，有墙和围栏，以及围栏之间的道路；而游牧的空间则是平滑的，仅仅具有“特性”(线条，traits)的标记，这些特性被轨迹（trajet）抹去或移换。甚至是沙漠的薄层也彼此在对方之上滑动，产生出一种难以模仿的声响。游牧民分布于一个平滑的空间，他们占据、栖居、掌控了这片空间，这就是他们的界域原则。同样，以运动来界定游牧民也是错误的。汤因比极为正确地指出，游牧民更像是那些不运动者。移民会离弃一片已经变得无定形和无产出的环境，但游牧民却不会离开，也不想离开，他们固守着这个平滑空间(在其中，森林退却，草原或沙漠却在增长），发明出游牧生活，以此来回应此种挑战。①当然，游牧民也运动，但却是以稳坐的方式，而且他们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保持稳坐（贝督因人驾马飞驰，膝跪于鞍座上，身体稳坐于向上翻转的脚掌之上，“保持平衡的绝技”)。游牧民懂得怎样去等待，他们具有一种无限的耐心。不动与快速，紧张与加速，一种“静态的过程”，作为过程的停留(station)，这些克莱斯特的特征也尤其是游牧民的特性。同样，必须将速度和运动区分开来：运动可以是极为迅疾的，但它并非由此就具有速度；速度可以是极为缓慢的，甚或静止，但它仍然是速度。运动是广延性的，而速度是强度性的。运动指涉着一个物体的相对特征，这个物体被视作“一”，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而速度则相反，它构成了一个物体的绝对特征，这个物体的不可还原的部分(原子）以一种涡流运动的方式占据着或充实着一个平滑的空间，有可能在空间的任意一点凸显出来（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这里所指的是精神的旅行，但此种旅行不是通过相对的运动，而是在原地、在强度之中实现的：它们构成了游牧生活的一部分)。简言之，我们会说：只有游牧民才有绝对的运动，也即速度；涡流或旋转运动是它的战争机器的本质特征。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Anny Milovanoff， «La seconde peau du nomade»，in Nouvelles littéraires，27 juillet 1978：“生活于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漠边缘处的游牧部落拉尔巴(Larbaâ)，他们使用trigá这个词，一般意味着道路、路径，指称那些用来将帐篷加固绑在树桩上的绳索。……在游牧民的思想之中，居住并非与一个界域相关，而毋宁说是与路线相关。游牧民拒绝占有他们所穿越的空间，而是用羊毛和山羊毛建构起一种环境，它不会在临时占据的地域上留下任何标记。……这样，羊毛这种柔软的物质就将统一性赋予了游牧的生活。……游牧民暂停下来，这只是为了描绘行程路线，而不是为了对其所穿越的空间进行构形。他们不干涉空间。……羊毛的多形性(polymorphie)。

②参见 W. M. Watt,Mahomet à Médine, Payot,pp.107,293。

③ E. Laroche，Histoire de la racine «Nem» en grec ancien，Klincksieck. 词根“Nem”意味着分配而非共享，即便这二者相互关联。然而，准确说来，在畜牧的意义上，动物的分配是在一个非限定的空间之中进行的，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土地的共享：“在荷马时代，牧人这个职业与对土地的共享无关；在梭伦的时代，当农业的问题变得突出的时候，它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汇被表达出来的。”放牧（nemô)并不指向共享，而是指向一种散布，及对动物的分布。而只是从梭伦开始，Nomos才逐渐指涉法和权利的原则(Thesmoï和Dikè)，然后又被等同于法自身。在这之前，更准确地说，在由法所管理的城邦（或polis）与作为nomos之场所的周围区域之间，存在着一种二选一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伊本·赫勒敦的著作之中发现相似的二选一的关系：在作为城市生活的Hadara与作为nomos的巴迪亚(Badiya，不是城市，而是先于城市的乡间、草原、山岳以及沙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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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游牧民看似拥有点、路径、土地，但实则相反。如果说游牧民可以被称为是最为卓越的被解域者，这正是因为他们不像移民那般，解域之后还跟着再结域，也不像定居民族那般，在别的事物之上进行再结域（确实，定居民族和大地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它需要另外的中介，比如财产制度、国家装置……)。对于游牧民来说则正相反，是解域构成了与大地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可以说，游牧民是在解域之上再结域的。是大地对其自身进行解域，由此使游牧民发现了一片界域。大地不再是大地，它趋向于变为仅仅是土地（sol）或支撑物(support)。大地并非是在其总体的和相对的运动之中被解域的，而是在特定的地域之中，在那里，森林退却，草原和沙漠获得增长。胡巴克（Hubac）正确地指出，要想解释游牧生活，更多地应通过一种“地域性的气候紊乱”，而非一种普遍性的气候变异(这一点毋宁说更与移民相关)。②每当一个平滑的空间形成并向各个方向侵蚀和增长，游牧民就出现于那片土地上。游牧民栖居在、停留于这些地方，他们自身令这些地方得以增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指出，游牧民创造了沙漠，就正如他们被沙漠创造。他们就是解域的矢量。通过一系列令定位和方向不断发生变化的局部性操作，他们将沙漠附加于沙漠之上，将草原附加于草原之上。①沙漠里不仅仅有作为固定点的绿洲，而且还有根茎式的植被，它们是暂时性的、根据局部的降雨发生变动，由此使得行程的方位发生变化。②人们对沙漠和冰原做了同样的描绘：在其中，没有天地之间的分界线；没有居间的距离，没有远景和轮廓，可见性受到限制；然而，存在着一种极为精妙的拓扑学，它并不依赖于点或客体，而是依赖于个别体，以及关系的集合（风，雪浪或沙浪，沙鸣或冰爆，二者的可触性)；它是一个触觉的空间，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接触的”(haptique)空间，它是一个声音的空间、远甚于是一个视觉的空间……③方向的多变性和复调性（polyvocité）是根茎型平滑空间的一种本质特性，并由此改写了后者的绘图术。游牧民和游牧空间是局部化的，而不是被定界的。而纹理化空间，这个相对的整体，它既是被限定者，又是限定者：它的部分是被限定的，恒定的方向被指定给这些部分，它们根据彼此之间的关联被定向，既可通过边界被划分，亦可被构成为整体；而限定者[田界（limes）或围墙，但不再是边界]则是这个与它所“包含”的平滑空间相关联的集合体，它遏制着或阻止着这个空间的增长，限制它或将其置于外部。即便当游牧民承受着纹理化空间的作用之时，他们也并未从属于这个相对的整体（在其中，人们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相反，他们是处于一个局部的绝对者（(absolulocal）之中，这样一个绝对者体现于局部之中，实现于一系列具有多变方位的局部操作之中：沙漠、草原、冰原、海洋。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Toynbee，L'Histoire，Gallimard，pp.185—210：“他们涌入草原，但不是为了逾越它的边界，而是为了固守在那里，并适意地生活。”

② 参见 Pierre Hubac，Les nomades，la Renasissance du livre，pp.26—29[然而，胡巴克(Hubac)有一种混淆游牧民和移民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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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绝对者显现于一个场所之中，难道不正是宗教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特征[即便显像（1'apparition）的本性、对显像进行复制的形象是否具有合法性仍然有待讨论]？然而，宗教的神圣场所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中心，它拒斥着模糊的nomos。宗教的绝对者本质上是涵纳万有的界域，而当它自身显现于具体场所之中时，这正是为了给整体确定一个稳固坚实的中心。人们常常注意到一神论之中的平滑空间所起到的涵纳包容的作用，比如沙漠、草原或海洋。简言之，宗教转化着绝对者。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就是国家装置（在它的两种形式之中：“束缚”与“协约或盟约”）的一个部分，即便它自身有能力将此种模型提升为共相或构建起一种绝对的帝国。然而，对于游牧民，问题则完全不同：实际上，场所不是被限定的；绝对者因而也并不呈现于场所之中，而是与非限定的场所结合在一起；场所和绝对者之间的耦合并非实现于一种中心性的、被定位的整体化和普遍化之中，而是实现于一种由局部操作构成的无限序列之中。如果我们坚持这两种观点间的对立，那就会看到，对于宗教来说，游牧民族并不是一片适合的场地；在战争的人身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对于教士和神的冒犯。游牧民族拥有一种模糊的、全然游移不定的“一神论”，他们满足于此，正如他们也满足于那些流动的烽火。游牧民具有一种对于绝对者的观念，但却是一种特有的无神论。那些与游牧民族发生瓜葛的普世性宗教——摩西，穆罕默德，乃至与异端的景教徒(nestorien）对峙的基督教徒—始终遭遇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并与那些被它们称为顽冥不化的亵渎产生冲突。实际上，这些宗教不能与一种恒定的和明确的定位相分离，不能与一个合法的帝制国家相分离，即便是、尤其是当一个现实的国家仍付阙如之时；它们弘扬一种定居的理想，并更为致力于那些迁移的组分，而非游牧的组分。即便是早期伊斯兰教也更为偏重逃亡和迁移的主题，而非游牧运动；毋宁说，正是通过某些教派分裂运动[比如kharidjisme（哈里哲派）运动]，它才将阿拉伯的或柏柏尔的游牧民族争取过来。①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关于海洋或群岛的游牧民族，昂珀雷尔(J.Emperaire)写道：“他们并不是从整体上对路线进行把握，而是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将不同的接续的阶段按照次序并列起来，沿着旅途的路线，从一个宿营点到下一个宿营点。针对每个阶段，他们对行程所需的时间和标志行程的接续的方位变化进行评估”(Les nomades dela mer, Gallimard, p.225)。

② Thesiger, Le désert des déserts, Plon, pp.155, 171, 225.

③ 参见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对沙漠、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Eskimo，Toronto）对冰原所做的两段令人赞叹的描述：风，以及声音的、触觉的性质；视觉与料的次要的特征，尤其是游牧民对于作为王权科学的天文学的漠不关心；然而却存在着一整套关于性质变量和痕迹的少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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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宗教和游牧主义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并未道尽一切。因为，一神论宗教有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拓张一个普遍的或精神性的国家，而如果将这个倾向推向极致，就会导致含混矛盾及边缘地带，由此它就逾越了一个国家的理想界限，甚至逾越了帝国，从而进入到一个更不确定的区域，一个国家的外部，在那里，它有可能经历一种极为独特的变异和适应。我们这里将宗教视作一部战争机器的要素，而圣战的观念正是这部机器的发动机。与国王（这个国家人物）和教士（这个宗教人物）相对，先知引导着这样一种运动，它使一种宗教生成为战争机器或向这样一部机器转化。人们常说，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实现了宗教的此种转化，并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团体精神(esprit decorps)：根据乔治·巴塔耶的说法，“早期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凝缩为战争事业的集团”。西方世界正是援引此点来为其对伊斯兰教的反感辩护。然而，十字军东征正是一次此种类型的真正的基督教的历险。先知可以颇有理由地谴责游牧生活；宗教的战争机器可以颇有理由地表现出对迁移运动和建制理想的偏好；一般来说，宗教可能会通过精神性的甚至是实在性的再结域来补充它所特有的解域，在圣战中，此种再结域体现为一种明确指向作为世界中心之圣土的征服。然而，尽管如此，当宗教在战争机器中被构成时，它还是发动了、释放出一种游牧运动或绝对解域的令人生畏的冲击，它将一个游牧民作为移民的复本，这或是一个伴随着移民的游牧民，或是一个移民正在生成着的潜在的游牧民；最后，它以对一个绝对国家的梦想来回击国家一形式。②而此种回击——正如此种梦想——归属于宗教的“本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贯穿着最为令人惊奇的方向变化的序列：那片有待被抵达的、作为中心的圣土所具有的明确方向似乎往往只不过是一个托辞。然而，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是贪欲的作用，或经济的、贸易的、政治的因素使得十字军东征偏离了其纯粹的路线。正相反，恰恰是十字军东征的观念在其自身之中包含着此种方向的多变性中断的、变化的方向，它内在地拥有着所有这些因素和所有这些变量，正是由此，它才将宗教形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并同时运用着、激发出相应的游牧运动。①有必要严格区分定居民、移民和游牧民，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现实的混合；正相反，这反倒使得这些混合变得尤为必要。而且，如果人们要想考察驯服了游牧民的定居化的普遍过程，那就必须同时考察那些突发的局部游牧化，正是这些游牧化卷携着定居民族并构成了移民的复本（尤其是出于宗教的利益)。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E. F. Gautier, Le passé de l'afrique, Payot, pp.267—316.

② 从这个观点看，克拉斯特尔对印度的先知主义的分析可以被普遍化：“一方面，是首领，另一方面，则是与首领相对抗的先知。先知机器的运作是极为良好的，因为卡拉（Karai)能够使那些令人惊奇的印度民众尾随于他们身后。……先知反抗首领的运动赋予了他们自身一种比首领无限强大的力量，进而对局势进行了令人惊异的逆转”(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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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的或游牧的空间介于两个纹理化空间之间：一个是森林的纹理化空间，连同其重力的垂线；另一个是农业的纹理化空间，连同其网格状的分区，普遍化的平行线，已然变得独立的树形模式，以及从森林之中采伐木材的技艺。然而，此种“之间”也同样意味着，平滑空间是被两个侧面控制，这两个侧面限定了它，阻碍其发展，并尽可能地指定给它一种共通性的作用；或与此相反，它转而反抗这两个侧面，在一个侧面上，它侵蚀着森林，而在另一个侧面上，它则向耕地拓张，肯定着一种非共通性的或偏离的力量，就好像一把插入深处的“楔子”。游牧民起初与森林和山区的居民为敌，接着又袭击农民。这里存在着某种作为国家一形式的反面或外部的事物—但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相对性、整体性的空间，此种形式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组分：森林一开垦地；农业一网格状分区；从属于农业生产与为定居生活服务的食物供给的畜牧业；以城市一乡村（polis-nomos）之间的所有共通性关联为基础的商业贸易。当历史学家们探寻西方战胜东方的原因之时，他们主要借助于以下这些令东方处于不利地位的一般特征：砍伐而非开垦森林，由此就为开采甚至是寻获木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稻田与园圃”类型的耕作，而非树形和耕地类型的耕作；绝大部分的畜牧业不受定居人口的控制，从而导致这些定居人口缺乏畜力资源和肉类食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联只具有很低程度的共通性，由此使得贸易极为缺乏弹性。①我们当然不会得出结论说国家一形式在东方并不存在。正相反，必需一种更为严苛的机构来掌控并集中那些为逃逸的矢量所驾驭着的多种多样的组分。国家始终具有同样的构成；如果说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之中还有一点真理的话，那就是“任何国家都在其自身之中拥有着其存在的本质性的环节”。国家不仅仅是由人所构成，而且还由木材、耕地、园圃、牲畜和商品所构成。存在着一种所有国家在构成上的统一性，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并不具有相同的发展过程或相同的组织结构。在东方，组分之间是更为分离的、分立的，这就必需一种静止的宏大形式来将所有的组分维系为整体：亚洲的或非洲的“专制的形态”，虽然受到持续革命、分裂、王朝的更迭所带来的震撼，但所有这些都并未影响到形式本身的不变性。相反，在西方，组分之间的错杂关系使得通过革命来转化国家一形式成为可能。确实，革命的观念自身就是含混的；当它指向一种国家形态的转化之时，它是西方的；而当它谋划着国家的毁灭和废黜之时，它又是东方的。②东方的、非洲的、美洲的庞大帝国遭遇到广阔的平滑空间，这些空间穿透着它们，并在它们的组分之间保持着间隔(nomos并未变成乡村，乡村并未与城市共通，大型的畜牧业是游牧民所从事的事业，等等)：在东方国家与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之间存在着直接对峙。这部战争机器可能会倒退回整合的道路，并仅仅通过革命与王朝的更迭而运作；然而，作为游牧的战争机器，正是它创造出了废奴主义的（abolitionniste）梦想和现实。西方的国家则更受到其纹理化空间的荫庇，因而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来掌控它们的组分。它们与游牧民之间只有间接的对峙，且以移民运动为中介，游牧民族要么发动了这些移民运动，要么就是摆出这样的姿态。③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在阿尔方德里(PaulAlphandéry)的经典之作《基督教国家和十字军东征的观念》(La chrétienté etl'idéede croisade）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他揭示了路线的变化，暂停、偏离何以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内在部分：“……这支十字军战士的军队，我们将其视作一支现代的军队就像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的军队，它是以一种绝对的被动性前进的，恪守着一位首领或一位外交官员的意旨。这样一支军队清楚它所前进的方向，即便它犯了错误，这也并非是出于不明智。一种更为关注差异的历史接受了十字军部队的另一种更为真实的形象。十字军部队充满着自由的、往往是无序的活力。……这支军队在内部为一种复杂的容贯性所推动，由此使得所有发生的事件皆非偶然。当然，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自有其缘由、必然性和宗教的特征，正如十字军东征的其他事件那样”(t.Ⅱ，p.76)。阿尔方德里尤其揭示了，无论在任何一点上，一场反对不信教者的战争在最初的时候是与一种解放圣土的观念联结在一起的(t.I，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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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使它所统治的空间纹理化，或将平滑空间用作一种共通的手段，来为一个纹理化空间服务。不仅要征服游牧运动，而且还要控制移民运动，或更普遍地，在所有“外部”之上、在弥漫于整个世界之中的所有的流之上建立起一个合法区域，——这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只要有可能，国家就与一种对各种各样的流所实施的捕获过程结合在一起，人口之流，商品或贸易之流，金钱或资本之流，等等。还必需那些有着明确方向的固定轨迹，它们限定速度，调控流通，使运动相对化，并详尽测量主体和客体的相对运动。这就是为何保罗·维利里奥的论题是重要的，因为他揭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就是polis，治安（police)，也即道路管理（voirie）”，而且，“城门，它的入市税和关税，就是障碍，就是过滤器，用来抵制集群的流动性和迁移群体的渗透力量”，人，动物和商品。①重力，gravitas，这就是国家的本质。这绝不意味着国家不了解速度；而是说，它要求运动——即便是最为迅疾的运动——不再作为某个占据着一个平滑空间的运动物体的绝对状态，从而变成一个在纹理化空间中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被运动的物体（mû）”的相对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断地对运动进行瓦解、重构和转化，或对速度进行调控。国家，作为路政官、变流器，以及道路的枢纽：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扮演着工程师的角色。速度或绝对运动并不缺乏法则，只不过这些法则是nomos的法则，是展布着它的平滑空间和布居于它之中的战争机器的法则。如果说游牧民创造出了战争机器，这正是通过发明绝对速度、通过作为速度的“同义词”而实现的。每当出现一种反抗国家的运作，比如无纪律、暴乱、游击战或作为行动的革命，我们就可以说，一部战争机器复活了，一种新的游牧的潜能出现了，并由此重构出一个平滑空间或一种“仿佛平滑”的居于空间之中的方式（维利里奥提醒我们注意“掌控街道”这个暴乱或革命的主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所作出的回击，就是对空间进行纹理化，以此来压制所有那些胆敢逾越界限的人。国家要想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就必须赋予后者以一种相对运动的形式：比如，堡垒的模式就是如此，它作为运动的调控器，恰恰构成了游牧民的障碍，构成了使绝对的涡流运动发生中断的障碍物和防御工事。相反，当一个国家未能成功地将使其内部的或邻近的空间纹理化之时，那些穿透着它的流就必然会呈现出一部战争机器的样态，这部机器反抗着国家，并展布于一个敌对的、反叛的平滑空间之中（即便别国能够将它们的纹理潜藏其中)。这就是中国的历险：在14世纪末，尽管在造船和航海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但它仍然对它那庞大的海洋空间置之不理，坐视商贸之流与自身为敌、并与海盗结成同盟，而它自己只能通过一种静止的、对贸易进行大规模控制的政策来做出回应，但却反而加强了贸易和战争机器之间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此种始于中世纪的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与这个问题相关：为何资本主义出现于西方而非别处?）已然启发了现代历史学家做出了出色的分析。尤其参见Fernand Braudel，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Armand Colin, pp.108—121; Pierre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du XIIIº au XVes iècle, P. U. F., pp.334—339(“为何是欧洲？为何不是中国？”)；Maurice Lombard，Espaces et réseaux du haut Moyen Age，Mouton，ch.VI[以及p.219：“在东方被称为砍伐的活动，在西方则被称作开发；因此，势力中心之所以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的首要深刻原因就是一种地理上的原因，森林一林中空地(clairière)显示出一种比沙漠一绿洲更强的潜能。”]

② 马克思对亚洲的专制形态的评述为格卢克曼(Gluckman)对非洲的分析(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Oxford)所确证：不变的形式与持续的叛乱同时存在。一种国家“转型”的观念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的。而另一种观念—国家的“毁灭”——则更属于东方和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的状况。人们试图将这两个观念视为革命的接续的阶段，但是，它们之间太过差异，很难调和；它们折射出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大潮流之间的对立。西方的无产阶级也是基于两种观点来考察的：基于一种劳动力的观点，它必须夺取政权、令国家装置转型，而基于一种游牧化力量的观点，它的欲求则是国家的毁灭。即便是马克思，也不仅将无产阶级界定为异化者(劳动)，而且也界定为被解域者。从这后一种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呈现为西方世界之中的游牧民的后裔。此外，不仅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援引了来自东方的游牧的主题，而且，特别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往往将无产阶级和游牧民等同起来，并将巴黎比作一个游牧民出没的城市（参见LouisCheva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L. G. F., pp.602—604).

③ 参见 Lucien Musset，Les invasions，le second assaut，P.U. F.：比如对丹麦人的三个“阶段”的分析，pp.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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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Paul Virilio，Vitesse et politique，Éd. Galilée，pp.21—22. 不仅不能脱离那些外部之流来对“城市”进行思索(城市与这些流相接，进而调控着它们的流通)，而且，那些有着专门功能的建筑群—比如堡垒都是真正的转换器，经由它们的内部空间对运动进行一种析解，延伸或恢复。维利里奥由此得出结论：问题更在于道路的管理或运动的控制，而非进行封锁。在这个方向上，福柯已经对作为操纵器和过滤器的海军医院进行了分析：参见 Surveiller et punir，pp.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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