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关联。①

但情形比我们已经提及的还要复杂得多。海洋或许是主要的平滑空间，典型的水力学的模式。然而，人们最早试图对其进行纹理化的平滑空间也正是海洋：人们试图使海洋转而依赖于陆地，而这是通过后者的那些固定的道路、恒常的方向、相对的运动，以及一整套反一水力学的运河和沟渠而实现的。西方之所以能确立霸权，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国家装置对海洋进行纹理化的能力，它将北方和地中海的技术耦合在一起，又将大西洋归并进来。然而，此项事业却导致了最出乎意料的结果：相对运动的多元化，纹理化空间之中的相对速度的强度化，最终重构出一个平滑空间或一种绝对运动。正如维利里奥所强调的，海洋将变为现存舰队出没的场所，在其中，人们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从任意一点开始掌控整个空间：人们不再对空间进行纹理化，而是以一种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解域之矢量来占据空间。此种现代的技术又从海洋拓展到被视作新平滑空间的天空，乃至被视作沙漠或海洋的整个大地。作为转换器和捕获器，国家不仅对运动进行相对化，而且还再度引入了绝对的运动。它不仅从平滑空间转向纹理化空间，而且还重构出平滑空间，并在纹理化空间的终结之处重新引入了平滑空间。确实，此种新的游牧运动伴随着一部世界性的战争机器，后者的组织结构逾越了国家装置，并转变为能量的、军事工业的、跨国的复合体。这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平滑空间和外在性的形式并不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性使命，正相反，它们是通过介入其中的那些互动以及它们的运作或部署所需的具体条件才深刻地改变了意义[比如，全面战争与群众战争（甚至游击战）如何彼此借用对方的手段]。②

命题VI：游牧式生存必然关涉到一部战争机器的数字性要素。

十，百，千，万：所有的军队都保留着这些十进制的编组方式，以至于每当我们遇到军队的时候，总是可以对它的某种军事性组织进行预判。军队难道不正是以此种方式来对其战士施行解域的吗？军队是由小队、连、师构成的。数字可以改变功能和组合方式，可以进入到极为不同的战略之中，不过，在数和战争机器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连接。这并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涉及组织或构成。当国家组建军队之时，它总是利用着这个数字化组织的原则；不过，它只是在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的时候才采纳这个原则。因为，如此奇特的一种观念—对人进行数字化组织——最初是来自游牧民。是希克索斯人(Hyksos)，这个耀武扬威的游牧民族，将这个观念带到埃及；而当摩西将其运用于他所引领的逃离埃及的人民之时，这正是遵循着他的游牧民出身的岳父[基尼人叶忒罗（JéthroleQénien)]的建议，由此构建起一部战争机器。《民数记》之中描述了这部机器的要素。Nomos首先就是数字性的，算术性的。当我们将古希腊的几何主义与印度和阿拉伯的算术主义相对照之时，就能清楚看出后者包含着一种与logos相对立的nomos：倒不是说游牧民已经在“进行”算术或代数运算，而是因为，算术和代数出现于一个深受游牧民影响的世界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中国和阿拉伯的航海活动、它们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以及这个问题在东西方的“历史档案”(dossier)之中的重要性，参见 Braudel，pp.305—314，以及 Chaunu，pp.288—308。

② 维利里奥对现存舰队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界定：“现存舰队，就是一支不可见的舰队在海洋之中的持续在场，它能够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对敌人发动攻击……这是一种新型武力的观念，此种武力不再来自直接的对抗，而是来自集团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来自对在一个选定环境之中可能采取的运动的数量所进行的评估，来自对它们的运动效力所进行的不断检验……问题不在于穿越一片大陆、一片海洋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面的海岸到另一面的海岸，相反，现存舰队发明了一种在时空之中没有终点的移动观念。……战略潜水艇并不需要前往任何明确的地方，它只需要掌控海洋，保持不可见的状态……实现不间断的，绝对的，巡回的移动，因为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目的地。……如果确实如列宁所说，战略就是选择武力的实施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指出，在今天，这些点不再是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点，因为，无论从哪一点出发，人们总是可以达到另一点，无论它位于何处。……地理上的定位似乎最终丧失了它的战略价值，相反，此种价值现在被归属于矢量的去定位化，一个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矢量。”(Vitesse et politique，pp.46—49，132一133)。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维利里奥的文本都是极为重要和原创的。而唯一一个难以令我们接受的要点就是维利里奥对三类速度所作的类同化，而在我们看来，它们是极为不同的：(1）具有游牧或革命趋向的速度（暴乱、游击战)：(2）被国家装置所调控、转化、占有的速度（“道路管理”）；(3）被一种全面战争的全球性组织或星际的超级武装所恢复的速度(从现存舰队到核战略)。维利里奥倾向于根据三类之间的互动而将它们类同化，并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速度的某种“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然而，他自己的分析反倒使这三者之间的区分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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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三种对人进行组织的主要类型：谱系的（lignagère)，界域的，数字的。谱系的组织使我们得以界定所谓的原始社会。氏族的谱系本质上就是处于活动之中的节段，它们相互融合、分化，根据被尊奉的祖先、根据任务和外部环境而发生着变化。当然，数字在谱系的确定或新谱系的创造过程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地也是如此，因为一种部落的节段性重复着氏族的节段性。大地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物质，谱系的动态演变被铭写于其上，而数字则正是这样一种铭写的手段：谱系在大地之上以数字进行书写，构成了一种“大地测量学(géodésie）”。伴随着国家社会的出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常常指出，界域性的原则现在变成支配性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论及解域，因为大地现在变成了一个客体(objet)，而不再作为与谱系结合在一起的能动的质料性要素。地产正是人与大地之间的一种被解域的关联：或者，地产构成了归国家所有的一种物质财富，它被叠置于一个谱系共同体的持续拥有之上；或者，它自身变为一种私有的财产，而拥有此种财产的个体则构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在这两种情形之中（同样遵循着国家的两极原则)，就好像某种大地的超编码取代了大地测量学。当然，谱系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数字已经开始展现出自身的重要性。不过，这时凸显出来的是一种“界域性”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节段、谱系、大地和数字都被掌控于一个对它们进行超编码的天文学的空间或几何学的广延之中。当然，在古代帝国和现代国家之中，此种掌控的方式是不同的。古代国家囊括了一种具有顶点的“空间”(spatium)，一种具有深度和层级的差异化空间，而现代国家（从古希腊的城邦开始）则发展出一种同质性的“广延”(extensio)，具有一个内在的中心，可分的、对等的部分，以及对称的、可逆的关联。不仅天文学和几何学这两种模式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即便它们被设定为纯粹的，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包含着一种将谱系和数字从属于此种或是出现于帝国的spatium之中，或是出现于政治的extensio之中的度量之力的操作。①算术、数字，始终在国家装置之中占据着一种决定性的地位：在帝国的官僚体制之中已然如此，连同人口普查、纳税、选举这三种相互联结的操作。对于国家的现代形式来说就更是如此，此种形式的发展只有通过利用所有那些介于数学科学和社会技术之间的计算方法才可能实现（存在着一整套社会计算方法，它构成了诸如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以及劳动组织的基础)。国家所具有的这个算术性要素在对各种各样的物质进行处理的过程之中展现了其独特的力量：原初的物质（原材料），被加工过的对象所构成的次级物质，或由人类种群所构成的最终的物质。然而，数字始终被用来掌控物质，用来控制它们的运动和流变，也即，使它们从属于国家的时空框架或是帝国的 spatium，或是现代的 extensio。②国家具有一种界域性的或解域化的原则，它将数字和度量的尺度联结在一起（尤其那些实施着超编码的越来越复杂的度量尺度)。我们不相信能够在国家之中发现一种使数字获得独立或自主的条件，尽管在其中可以发现所有那些促进其发展的因素。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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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数的数字(1e Nomber nombrant) ——也即自主的数字化组织——既不意味着一种极高的抽象程度，也不意味着极大的数量。它仅仅相关于由游牧运动所构成的可能性条件以及由战争机器所构成的实现条件。正是在国家的军队之中，一种与其他物质相关的对大数量进行处理的问题才得以被提出；然而，战争机器却是通过以计数之数字来处理的小数量而实施运作的。实际上，一旦人们将某物分布于空间之中，而不是对空间进行划分或对空间自身进行分布，这些数字就出现了。数字变成了主体。数字相对于空间的独立性并非源自抽象，而是源自平滑空间的具体特性，它可以被占据，但其自身却不能被计算。数字不再是一种计算或测量的手段，而变成了迁移的手段：它自身就在平滑空间之中迁移。无疑，平滑空间也有其几何学；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种少数的几何学，一种操作性的、线条（trait）的几何学。准确说来，数字越是独立于空间，空间也就越是独立于某种度量尺度。作为王权科学的几何学在战争机器之中无关紧要（它只有在国家的军队之中、只有对于那些固定的防御工事来说才有其重要性，但它却将那些将军们引向重大的失败)。①每当数字占据了一个平滑空间并作为主体被展布、而不是对一个纹理化空间进行测量之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原则。数字，就是运动的居民，就是平滑空间之中的可动者，它与纹理化空间之中的不动者的几何学相对立。游牧民的数字单位就是流动的烽火，而不是仍然太过静止的帐篷：“烽火胜过了蒙古包。”进行计数的数字不再从属于度量的规定性或几何学的维度，它只处于一种与地理方位的动态关联之中：它是一种方向性的数字，而不是维度性的或度量性的数字。游牧民的组织必然兼为算术性的，方向性的；到处都是数量，十、百，到处都是方向，左、右：数字序列中的首领同样也是一个左边或右边的首领。②计数的数字是节奏性的、而非和声性的。它与节拍或小节无关：只有在国家的军队之中，出于纪律和炫武的需要，人们才会踩着节拍前进；然而，自主的数字化组织在别处发现了它的意义，每当必须在草原或沙漠之中建立起一种迁移的秩序之时，正是在这里，林居者的谱系和国家的形象不再适用。“他以一种散乱的节奏前行，模仿着沙漠所发出的自然回响，而这就骗过了那个对人类的惯常声响保持戒备的人。像所有的弗里曼人（Fremen）一样，他从小就接受了此种行进方式的训练。这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他无需思索就能前行，双脚似乎是自己在移动，踩着不合节拍的节奏。”③在战争机器和游牧式生存之中，数字不再被计算，而是变成为密码(Chiffre)，正是由此它才构成了“团体的精神”，并创造出秘密及其所派生出来的产物（策略、间谍、诡计、圈套、外交手腕，等等)。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韦尔南尤其分析了古希腊城邦和一种同质性的几何式广延之间的关联(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I，partie)。当涉及古代帝国或古代城邦之后的构型之时，问题必然变得更为复杂。这是因为所考察的空间是极为不同的。然而，数字对于空间的从属却仍然存在，正如韦尔南在论及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毕达戈拉斯派或新柏拉图主义的数的概念包含着与同质性广延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帝国式天文学空间，然而，它们仍然维持着一种数字的从属地位：这就是为何数字变成理念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计数”。

② 杜梅泽尔(Dumézil)强调了算术要素在最为古老的政治统治形式之中的地位。他甚至倾向于将其作为统治权的第三极；参见 Servius et la Fortune，Gallimard，以及 Le troisième souverain，Maisonneuve。然而，此种算术要素的作用却是对一种物质进行组织，从而将其归属于两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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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的数字，它是可移动的、自主的、方向性的、节奏性的、被编成密码的：战争机器就像是游牧组织的必然产物（摩西已然经历过它，连同其种种结果）。今天，人们过于仓促地对此种数字化的组织持批判和谴责的立场，将它视作一种军事的，甚至是集中营式的社会，在其中，人们只不过是被解域的“数”。然而，此种立场是谬误的。恐怖对恐怖：人的数字化组织肯定不比谱系或国家的组织更为残酷。将人当作数字不一定就比将人当作有待修剪的树或有待划分和塑模的几何图形更为糟糕。此外，将数字（nombre）用作数(numéro）、用作统计的要素，这是国家的数字计算的固有手段，而不能将其归于进行计数的数字。同样，集中营的世界既通过谱系和界域，也通过编号（numérotage）而运作。因而，问题就不再是关于善与恶，而是关于特殊性。数字化组织的特殊性来自游牧式生存的模式和战争机器的功能。进行计数的数字既与谱系的代码相对立，也与国家的超编码相对立。数字化的构成一方面从谱系之中遴选、抽取出那些将会进入到游牧运动和战争机器中的要素；另一方面，它又引导这些要素来抵制国家装置，以一部机器和一种生存来与国家装置相对抗，由此勾勒出一种解域，它既贯穿着谱系的界域性，也贯穿着国家的界域或解域性。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克劳塞维茨强调了几何学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次要地位：De la guerre，Éd. de Minuit，pp.225—226(“几何学因素”)。

② 参见将数字和方向与战争机器关联在一起的最为深奥的古代文本之一：Les mémoires bistoriques deSema-Ts'ien，Éd. Leroux，ch. CX(关于匈奴的游牧组织)。

③ Franck Herbert，Les enfants de dune，Laffont，p.223。也可以参考 Julia Kristeva 所提出的用来对计数之数字进行界定的特征：“布置”，“偶然的和多重的分布”，“非限定的点（infini-point)”，“严格的近似”，等等(Semeiotikè，pp.2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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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数的数字（游牧的或战争的）具有一个首要的特征：它总是复杂的，也即被连接的(articulé)。每次都形成一个数字的复合体。正是因此，它绝不意味着同质化的大数量，比如国家的数字或被计算的数字，而是通过精细的连接（也即通过它在一个自由空间之中的异质性的分布）产生出其巨大的效应。即便是国家的军队，当它们在处理大数字的时候，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尽管“基数”10占据主导地位)。罗马军团是一种由数连接而成的数字，此种连接使节段变成动态的，使几何图形变成运动的、处于转化之中。复合的或连接的数字不仅仅由人构成，而且还必然由军队、野兽和车辆构成。基本的数字单位因而就是一种配置的单位：比如，根据将斯基泰人带向胜利的原则，人一马一弓，1×1×1；这个原则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某些“武器”将众多的人和兽连接或配置起来，比如，由两匹马和两个人组成的马车，一个人负责驾驶，另一个人则负责投击，2×1×2=1；或者，经古希腊重装备步兵改造过的著名的双手柄盾牌，它将战士的队列紧密连接在一起。无论“单位”有多小，它总是被连接的。进行计数的数字总是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的基数。而且，它还必须考察算术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外在的，但却仍然包含于数字之中，体现了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的成员之中的战士的比例，后备部队和储存物资的作用，以及人、物、兽的养护。后勤就是处理这些外在关系的艺术，它从属于战争机器，同样，战略的内在关联（也即，作战单位彼此相关的构成）也归属于战争机器。这二者一起构成了研究战争数字之连接的科学。所有配置都具有一个战略的方面和一个后勤的方面。

然而，进行计数的数字还有第二个更为隐秘的特征。战争机器到处都展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算术性的复制或双重化的过程，就好像它沿着两个不对称、不对等的系列进行运作。一方面，家族或部落实际上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被组织和改组的；一种数字的构成被叠加于家族之上，以便确立起新原则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人们从每个家族之中被抽离出来，以便形成一个特殊的数字化的团体。这就好像，新的家族一团体的数字性构成无法成功，除非它能够构成一个特有的、自身就是数字性的团体。我们相信这并非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战争机器的一个本质的构成部分，一种构成了数字之自主性条件的操作：团体的数字必须将一个数字性的团体（un corps du nombre）作为其相关项，数字必须在两种互补性的操作之中被重复。社会团体不能被数字化，除非数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当成吉思汗着手创建其宏大的草原组构之时，他以数字性的方式对家族及每个家族之中的战士进行组织，令他们服从于数字和首领（十与十户长，百与百户长，千与千户长)。然而，他还从每个被计数的家族之中选出一小部分人构成自己的卫队，也即，一个由谋士、专员、信使、外交官（“近臣”）所构成的动态组队。①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一种双重的解域，其中的第二重解域趋向于一个更高的权能。当摩西创建其宏大的沙漠组构之时，游牧民对他的影响定然胜过了耶和华对他的影响，因为他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清点、组织每个部落；同样，他还颁布了一条法令，要求每个部落在那个时刻的头生子都理应归属于耶和华；由于这些头生子显然过于年幼，他们在数字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会被转移到一个特殊的部落身上，即利未人(Lévites)，他们形成了数字性的团体或约柜的卫队；由于与所有部落的头生子相比，利未人的数量相对较少，于是，那些多余的头生子就不得不以赋税的形式被带回部落(这就将我们引回到后勤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②离开这双重系列，战争机器就无法运作：数字性构成必须取代家族谱系的组织，但同时也必须抵御国家的界域性组构。正是根据这双重系列，才能界定战争机器之中的力量：权力不再依赖于节段及其中心、中心之间的可能的共鸣，以及节段的超编码，相反，它依赖于数字的这些与数量无关的内在关联。由此还产生出权力之间的张力和斗争：在摩西的利未人和部落之间，在成吉思汗的“那颜”(noyan)和“近臣”之间。这并不仅仅是家族所进行的反抗，它们想要恢复往昔的自主性，也不再是一种为掌控国家装置而进行的斗争的前兆：相反，这种张力内在于一部战争机器及其所特有的力量之中，内在于对“首领”的权力所进行的具体限定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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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数字性的构成或进行计数的数字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操作：起始性的集合体的算术化（家族）；被抽离出来的子集之间的合并（构成十人集合、百人集合，等等）；通过置换来形成另一个与合并之集合相关联的集合(特殊的团体)。这最后一种操作包含着游牧生存的最为多样的变化及最具独创的特征。当战争机器被国家占为己有之时，我们甚至可以在国家的军队之中发现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如果说社会的数字化与一个独特的、自身就是数字性的团体的形成相关，那么，此种独特的团体本可以不同的方式被构成：（1）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家族或部落，它的统治地位由此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在摩西的案例之中，即是通过利未人）；(2）通过每个家族的代表，他们因而也同样作为人质（头生子：亚洲的案例，或成吉思汗的案例更是如此）；(3）通过一个外在于基础社会的完全不同的要素，比如奴隶、外国人、异教徒[在撒克逊人的体制之中已然如此，在其中，国王以那些法兰克奴隶来构成其特殊群体；不过，伊斯兰教是一个尤为突出的案例，它甚至催生了“战俘”这个独特的社会学范畴：埃及的马穆鲁克(Mamelouks)，他们是来自草原或高加索的奴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卖给苏丹；或奥斯曼土耳其的近卫军（Janissaire)，他们来自基督教社群①]。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Vladimirtsov，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Maisonneuve。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所使用的术语“近臣(antrustions)”是借自撒克逊人的体制，在那里，国王的幕僚(compagnie)，“亲信(trust)”是由法兰克人组成的。

② 参见《民数记》第三章，第44—51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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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诱拐儿童的游牧民”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的起源？我们清楚地看到，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案例之中，特殊的团体怎样被设置为战争机器之中的决定性的权力要素。这是因为，战争机器和游牧生存需要同时驱除两种事物：一种是世袭的贵族阶层的复辟，另一种则是帝国官僚的形成。使所有问题变得复杂的正是这种情况，即，国家自身往往果断地起用奴隶担任高官：我们将看到，这并非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且，尽管两股潮流汇聚于军队之中，但它们的来源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奴隶、外国人、俘虏在一部游牧起源的战争机器之中所拥有的权力迥异于世袭的贵族阶层，也迥异于国家的官员和官僚。他们是“专员”、密使、外交官、间谍、战略家和后勤专家，还常常是铁匠。不能以“苏丹的突发奇想”来解释他们。相反，要想解释战争首领的可能的突发奇想，就应该基于这个独特的数字性团体、这个只有相关于nomos才有价值的密码的客观必然的存在。既存在着一种解域，也同时存在着一种生成，它们都归属于战争机器：特殊团体，尤其是奴隶一异端一外国人，就是一个生成为战士和教徒的团体，而在此种生成之中，它仍然保持着与国家和家族谱系相关的解域。应该作为一个异端，以便生成为一个教徒；应该生为奴隶，以便生成为一个战士。特殊的学校和体制是必需的：特殊团体是战争机器所特有的发明，国家不断地利用着它，或者，将它服务于它们自己的目的，从而使它变得面目全非；或者，以一种谋士的官僚体制的形式来重新恢复它；或者，以一种由极为特殊的团体所主导的专家治国的形式来恢复它；或者，以既为国家服务，又反抗着国家的“团体精神”的形式恢复它；或者，是在专员之中恢复它，但这些专员既为国家服务，又构成了国家的复本。

确实，游牧民没有历史，他们只有一种地理学。而游牧民族的败落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历史与国家的胜利融为一体。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种泛化的批判，它否定了游牧民族，因为他们无力进行任何技术的或冶金的、政治的、形而上学的创新。资产阶级和苏俄的历史学家[格鲁塞（Grousset）和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都将游牧民族视作一群可怜的人类，他们什么也不懂：不懂技术，因为他们据说对技术漠不关心；不懂农业、城市和国家，因为他们摧毁或征服了它们。然而，难以理解的是，如果游牧民族不曾拥有发达的冶金术的话，那他们又怎么可能在战争之中获得胜利？有人认为，游牧民族是从一个帝国的叛离者们那里获取了他们的技术性的武器和政治上的参谋，但此种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很难理解，如果不是凭借着一种游牧组织和一部战争机器，游牧民族又何以试图摧毁城市和国家？这种组织和这部机器不能以无知来界定，而只能以它们的肯定的特征、它们的独特的空间、它们那特有的摆脱了家族谱系并抵御着国家形式的构成来界定。历史不停地否弃着游牧民族。人们想要将一种全然军事的范畴施加于战争机器之上（“军事民主制”)，想要将一种全然定居的范畴施加于游牧运动之上（“封建制”)。然而，这两个假说都预设了一种界域的原则：或者，一个帝国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将土地分封给战士，作为他们的职位的福利[斯巴达的土地分配（cleroi)和伪采邑（fauxfiefs)]；或者，地产一旦变为私有，它自身就在组建起军队的地产业主之间确立起依附的关系(真正的采邑和封臣①)。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数字都被从属于一种“固定的”税收制度，这既是为了构成那些可被让与或已被让与的土地，也是为了确定受益人自己应该缴纳的税赋。无疑，游牧组织和战争机器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既在土地的层次之上，也在税制的层次之上，正是在这些层次之上，游牧战士是伟大的创新者，无论人们做出过怎样相反的论断。然而，准确说来，他们所发明的是一种“动态的”界域性和税制，这些都印证了一种数字原则的自主性：在系统之间或许存在着融合或结合的可能，但游牧系统的特性始终是将土地从属于移动、展布于土地之上的数字，将税赋从属于这些数字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在摩西那里已然如此：税赋介入到数字性团体和数字的特有之体(le corps special du nombre）之间的关联之中]。简言之，军事民主制和封建制远不能解释游牧民族的数字性构成，它们所体现的毋宁说只是游牧民族身上那些残存的定居体制之中的特征。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柏柏尔人之中的铁匠所构成一种特殊团体，即 Enaden(“他人”)；这些他人原来是苏丹的奴隶，或是撒哈拉沙漠之中的犹太移民，或是圣路易骑士的后裔。参见 René Pottier，«Les artisanssahariens du métal chez les Touareg», in Métaux et civilisations, 1945—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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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VI：游牧式生存拥有着一部战争机器所提供的武器，并将其作为“情动”。

我们始终可以根据武器和工具的不同用途来区分这二者（毁灭人类还是生产商品)。然而，尽管这种外在的区分解释了一个技术客体的某些次级的适应性，但它却无法排除两种类别之间的某种普遍的可转换性，甚至看起来都很难提出武器和工具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差异。比如，古兰所界定的击打（percussion）的类型在二者之中都存在。“在很多接续的时代之中，农业工具和战争武器始终保持同一。”②某些人曾论述过一种“生态系统”，它不只是位于起源之处，而且在其中，劳动工具和战争武器彼此互换着它们的规定性：看起来，同样的机器系贯穿了这二者。然而，我们感觉到，还存在着很多内在的差异，尽管它们不是内禀的(intrinsèques)(也即，不是逻辑的或概念的)，尽管它们始终是近似性的。从第一种近似性上说，武器和投射之间具有一种突出的关联。所有那些进行投射或被投射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种武器，而它的推进装置就是最为关键的部分。武器与弹道学相关；真正的“问题”与战争机器相关。一种工具越是具有投射的机制，它自身就越是潜在地或只是隐喻式地作为一种武器而发挥功用。此外，工具不断对它们所具有的投射机制进行补充，或将这些机制转用于其他的目的。确实，投射性的武器，无论是进行投射还是被投射，严格说来仅仅是武器之中的一种；但是，即便是手持的武器也需要不同于工具的另一种对手和胳膊的运用，比如武术中所展现出的投射性的用途。相反，工具则是更为内向的(introceptif)、内投的：它在一定距离之外对某种物质进行加工，以便将其导向一种平衡的状态或使其适合于某种内部性的形式。保持距离的作用存在于两种情形之中，但在一种情形之中，它是离心的，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中，则是向心的。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工具所面临的是需要被征服或利用的抵抗，而武器则与需要被避开或创造的反击相关（反击实际上是战争机器的加速性的或创造性的因素，它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一种量上的竞争或防卫性的炫武)。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和所谓的军事民主制一样，封建制也是一种军事系统：然而，这两个系统都预设着一支被整合于某个国家装置之中的军队(对于封建制来说，则是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土地改革)。弗拉基米尔佐夫发展了一种对草原游牧民族的封建式解释，而格里亚兹诺夫(Gryaznov)则倾向于军事民主制(Sibérie du Sud，Nagel)。不过，弗拉基米尔佐夫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游牧组织的封建化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至于它自我解体，或被整合于它所征服的帝国之中。他自己也注意到了，蒙古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将他们所征服的定居土地组建为（无论真伪的）采邑。

② J. F. Fuller, L'influence de l'armement sur l'histoire, Payot,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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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工具和武器并非“倾向性地（tendantiellement）”（近似性地）拥有与运动、与速度之间的同样的关联。保罗·维利里奥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强调了武器一速度之间的此种互补性：武器创造出速度，但反之，速度之发现也创造出武器（由此产生出武器的投射的特征)。战争机器释放出一种速度的矢量，它是如此的独特，以至于必需一个专门的名称：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而且是“速度政权”(“dromocratie”）(=nomos)。除了其他的优点，此种观念还表述了狩猎和战争之间的一种新的区分模式。因为，确实，不仅战争并非源自狩猎，而且，狩猎也并未推进武器的发展：要么，战争在武器一工具之间的难以区分的和可转换性的范域之中进行演化，要么，它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而运用了已经被区分的、已经被构成的武器。正如维利里奥所说，战争出现的时刻绝非是当人将狩猎者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运用于人本身的时候，相反，它出现于当人截获了被捕猎的动物的力量并进入到一种与人之间的全新关系（即战争的关系）之中的时候（敌人，而不再是猎物)。因此，战争机器是畜牧的游牧民族的发明，这并不令人惊奇：动物的饲养和训练不应该与原始人的狩猎或定居民族的动物驯养相混淆，事实上，它就是对于一种投射和抛射之系统的发现。战争机器并不是逐步实施一种暴力，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形成一种暴力，相反，通过畜牧和驯兽，它建立起一整套暴力的经济学，也即，一种使得暴力变得持久乃至无限的方式。“鲜血喷涌，瞬间置于死地，这与暴力的无限制的运用相反，也即，与它的经济学相反。……暴力的经济学不是作为动物饲养者之狩猎者的经济学，而是被捕猎的动物的经济学。在对坐骑的驾驭之中，人们维持着马的运能和速度，而不再是它的蛋白质（动力，而不再是肉体)。…于是，在狩猎之中，猎人试图通过一种系统性的屠杀来阻止野性的动物本能的运动，但动物的饲养者保存此种运动，而骑士则通过训练来与此种运动结合在一起，指引它的方向、促使它加速。”更具技术性的发动机将会进一步发展此种趋向，但“坐骑是战士的第一个投射器，他的第一个武器系统。”①由此产生出战争机器之中的生成一动物。这是否意味着，战争机器并不先于骑术与骑兵而存在？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战争机器包含着对于一种速度矢量的释放这种矢量已然变为自由的、独立的变量，它并非产生于狩猎之中，因为狩猎的速度首先与被捕猎的动物相关。一支步兵部队同样有可能释放出此种竞速的矢量，而不必借助于坐骑；此外，还有这样的可能，即坐骑虽然是存在的，但却是作为运输或运送的手段，因而与自由的矢量无关。然而，无论怎样，战士从动物那里所借用的更多的是一种动力的观念，而非一种猎物的原型。他没有通过将猎物的观念运用于敌人身上而使其普遍化，相反，他抽取出动力的观念，并将它运用于他自身。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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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出现了两种反驳。根据第一种，战争机器拥有速度，但同样，它也拥有重量和重力(重与轻的区别，攻与防之间的不对称性，休憩与紧张之间的对立)。然而，容易证明的是，“伺机”，甚至是静止或紧张，这些在战争之中如此重要的现象在某些情形之中与一种纯粹速度的组分相关。而在别的情形之中，它们又指向着这样一些条件，国家装置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这尤其是通过布置出一个纹理化的空间而实现的，在其中，敌对的力可以达到平衡。速度有可能作为一个抛射体（子弹或炮弹）的性质被抽取出来，它迫使武器自身和士兵处于静止的状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的静止状态)。然而，力之间的平衡是一种抵抗的现象，而反击则意味着速度的一种加快或变化，它瓦解了平衡：坦克沿着速度一矢量对所有作战活动进行重组，并通过将人和武器连根拔起而重新为运动创造出一个平滑空间。②

另一个相反的反驳则更为复杂：确实，速度似乎既构成了工具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武器的一部分，因而它绝不是战争机器所特有的。动力的历史绝非仅仅与军事相关。然而，或许人们太过倾向于考察运动的量，而没有去探索性质的模型。两种理想的动力的模型是劳动和自由作用(l'actionlibre)。劳动是这样一种动力因，它遇到了抵抗力，并作用于外界，它被消耗于、耗费于它所产生的效应之中，因而不得不伴随着时间的流动而不断被更新。自由作用同样也是一种动力因，但它却没有需要加以克服的抵抗力，并且只作用于运动的物体自身，它不会被消耗于所产生的效应之中，而是在时间的流动之中保持自身的连续。无论它的尺度和程度为何，速度在第一种情形之中是相对的，在第二种情形之中是绝对的【一种永动机（perpetuum mobile）的观念]。在劳动之中，重要的是施加于一个被视为“一”的物体上的重量之合力的作用点（重力)，以及这个作用点的相对位移。在自由作用之中，重要的则是物体的组成要素摆脱重力以便绝对地占据一个非点状空间的方式。武器及其运用似乎与一种自由作用的模型相关，而工具则似乎与一种劳动的模型相关。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线性位移构成了工具的相对运动，而对一个空间的涡流状占用则构成了武器的绝对运动。这就好像，武器是运动的，自动的，而工具则是被运动的。工具与劳动的此种关联将仍然是含混不明的，除非劳动接受了我们所给予它的动力的或真实的界定。并非是工具界定了劳动，正相反。是工具预设了劳动。还必须看到，武器也同样十分明显地包含着一种动因的不断更新，一种在效应之中的消耗甚至是消失，一种与外界抵抗力之间的对峙，一种力的位移，等等。想要赋予武器以一种与工具的局限性形成对照的神秘力量，这将是徒劳的：武器和工具从属于同样的法则，这些法则恰恰界定着共同的范域。然而，所有技术背后的那个原则就是要去揭示，一种技术的要素将始终是抽象的，完全未确定的，除非我们将它与一种它所预设的配置关联起来。与技术的要素相比，机器是原初的：不是技术性的机器，因为它自身已经是一种要素的集合了；而是社会性的或集体性的机器，是机器性的配置，它们决定了某个时刻的技术要素，以及它的广延、内涵，等等。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Virilio，«Métempsychose du passager»，Traverses，n°8。不过，维利里奥认为，存在着一种从狩猎到战争的间接转化过程：当女性被用作“运输或装运”的动物之时，这就使得猎人已然进入到一种超越了狩猎的“同性争斗”的关系之中。然而，似乎维利里奥自己希望我们在作为投射者和抛射者的速度与作为物流和运输的移动之间做出区分，战争机器是从速度的角度来界定的，而移动则指向着公共领域。比如，如果马仅用于运送那些下马即投入战斗的人的话，那么，它就不属于战争机器。战争机器是通过行动而非运输来界定的，即便运输会反作用于行动。

② 富勒(J. F. Fuller，L'influence de l'armement sur l'histoire，p.155 sq.)揭示了，“一战”何以首先被视作一场运动性的、进攻性的战争，以炮兵为基础。但炮兵转而针对其自身，并强制要求静止。不可能通过增加炮火的方式来使战争重新运动起来，因为，弹坑使得战场更加难以通行。而英军、尤其是富勒将军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就是坦克的运用：作为“陆地上的军舰”，坦克在大地之上重新构建起了一片海洋式的平滑空间，由此“将海军战术引人到陆战之中”。作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反击决不会是在同类武器之间进行的：坦克对炮兵进行反击，直升机对导弹进行反击，而导弹又对坦克进行反击，等等。由此产生了战争机器之中的一个创新的因素，它与劳动机器之中的创新是极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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