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正是通过配置的中介，种系（phylum）才对技术的要素进行选择、定性，乃至创造。因而，任何人都不能对武器和工具进行论说，除非他已经对它们所预设的、它们进入其中的那些构成性的配置进行了界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武器和工具不能仅仅以一种外在的方式被区分，但同时，它们也不具有内禀的区分性特征。它们具有内在的（而非内禀的）特征，这些特征相关于它们被纳入其中的各个配置。因此，实现着自由作用的模型的，不是武器自身及其物质形态，而是作为武器之形式因的“战争机器”这个配置。同样，另一方面，实现着劳动的模型的，也不是工具，而是作为工具之形式因的“劳动机器”这个配置。当我们说武器不能与一种速度一矢量相分离、工具也不能与重力条件相分离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指出两种配置类型之间的一种差异，而即便处于其所特有的配置之中的工具抽象地说是更为“迅疾”的、处于其所特有的配置之中的武器抽象地说是更为“沉重”的，此种差异和区分也仍然成立。工具本质上与一种创生、一种位移、一种遵循着劳动之法则的力之消耗关联在一起，而武器则仅仅关涉到力在空间和时间之中的展现与运用，它遵循着自由作用之法则。武器并非凭空产生，它很明显预设了生产、移动、消耗和抵抗。不过，这个方面与武器和工具的共同范域相关，它尚未涉及武器的特性，当力从其自身被考察之时，当它只与数字、运动、空间和时间相关之时，或当速度被附加于位移之时，此种特性才得以出现。 ①具体地说，这样一件武器并不与劳动的模型相关，而是与自由作用的模型相关，但前提是劳动的条件已在别处被满足。简言之，从力的观点来看，工具与一个重力一位移、重量一高度的系统联结在一起。武器，则是与一个速度一永动机的系统联结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速度自身就是一个“武器的系统”）。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372

对于技术要素来说，集体性的和机器性的配置所具有的那种颇为普遍的优先性是广泛适用的，即，对于工具和武器来说都适用。武器和工具是结果，仅仅是结果。人们往往注意到，当一件武器脱离了它被纳入其中的战斗之组构之时，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比如，“希腊重装甲步兵（hoplitiques）”的武器只有通过作为战争机器之变种的方阵才能存在：当时唯一的新武器，双手柄的盾牌，就是由此种配置创造出来的；至于别的武器，它们预先已经存在了，但却被纳入别的组合之中，它们在那里不再有同样的功能，甚至也不再有同样的本性。②到处都是构成着武器系统的配置。只有通过一种人一马的配置，长枪（lance）和剑才得以在青铜时代出现，此种配置加长了匕首和长矛(1'épieu)，从而使得最早的步兵武器——锤子和战斧——变得过时。同样，马镫也引发了一种人一马配置的新形象，它催生出一种新型的长枪和新的武器；此种人一马一马镫的集合体是多变的，产生出不同的效应，这要看它是被纳入到游牧运动的一般条件之中，还是在更晚的时候被重新纳入到封建制的定居的条件之中。对于工具来说也是完全如此：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一种劳动的组织，依赖于人、兽、物之间的多变的配置。重犁（charrue）只有在这样一个集合体之中才能作为特殊的工具存在，在其中，“被延长的敞田”(champs ouverts allongés）成为主流，马逐渐取代了公牛作为拉犁的牲畜，土地开始接受以三年为周期的轮耕，而经济活动则变为公社性质的。之前，重犁有可能已经存在，但却是处于其他配置的边缘，这些配置并未实现它的特殊性，也未利用它的那种与摆杆步犁（l’araire）不同的特性。③

配置是激情性的，也即，是欲望的复合体。欲望与一种自然的或自发的决定无关，只存在进行配置的、被配置、被装配的欲望。一种配置的合理性和效率不能脱离它所发动的欲望而存在，这些欲望构成了它，正如它也构成着这些欲望。德蒂安（Détienne）已经揭示了，古希腊的步兵方阵不能摆脱一种对于价值的彻底颠覆，不能摆脱一种激情的变型、它使欲望和战争机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中，人下了马，人一动物之间的关系让位于在某种步兵配置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此种配置为农民一士兵、公民（citoyen）一士兵的出现做好了准备：战争的Eros彻底发生了变化，一种群体的同性恋的Eros趋向于取代骑兵的恋兽癖的Eros。无疑，每当一个国家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它总是倾向于将公民的教育、工人的培训，以及士兵的见习关联在一起。然而，如果所有的配置都确实是欲望的配置，那么问题就在于，从其自身来考察，战争的配置和劳动的配置是否没有从根本上发动那些不同种类的激情。激情是欲望的实现，而欲望则根据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是同样的正义，也不是同样的残酷，同样的怜悯，等等。劳动的体制不能与一种形式的组构和发展相分离，后者对应着一种主体的形成。它是情感的激情性机制，作为“劳动者的形式”。情感包含着一种对物质及其抵抗力的评估、一种形式及其展开的方向(sens)、一种力及其位移的经济学、一种彻头彻尾的重力。然而，与之相反，战争机器的机制则是情动的机制，它只与运动的物体自身、速度，以及元素之间的速度之复合相关。情动就是感情（émotion）的迅疾释放，就是反击，而情感则是这样一种情绪，它始终被移位、被延迟，是抵抗性的。情动如武器，是投射性的；而情感则如工具，是内投性的。在武器和情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这并不仅仅体现于神话之中，而且还体现于中世纪的武功歌、骑士及风雅之爱的文学之中。武器就是情动，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最为绝对的静止—纯粹的紧张—构成了速度一矢量的一部分，这个矢量卷携着它，并将动作的凝止与运动的加速结合起来。骑士安眠于他的坐骑之上，但又如一支箭那般骤然起程。克莱斯特最为出色地将这些突发的紧张、昏厥和悬念组合在一起，并带有一部战争机器的最高速度：他向我们呈现出一种技术要素的生成一武器，而与此同时，又呈现出一种激情要素的生成一情动(彭忒西勒亚的等式)。武术总是已经将武器归属于速度，而首要的就是精神的（绝对的）速度；正是因此，它也是悬念和静止的艺术。情动贯穿了这两极，因而，武术并非依附于一种代码，比如一项国家的事务，而是跟随着路径(voie)，这些如此众多的情动之路；在这些路径之上，我们学会“卸下”武器，正如学会去运用它们，就好像情动的强力和培育才是配置的真正目的，而武器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手段。学会瓦解对象，学会瓦解自身，这正是战争机器所固有的特性：战士的“不作为”，主体的瓦解。一种解码的运动贯穿着战争机器，而一种超编码则将工具与一种劳动和国家的组织紧密连接在一起（人们不会遗忘工具，而只会在它付诸阙如之际作出补偿)。确实，武术从未停止援用重力中心及其位移的规则。但这是因为，这些途径仍然不是终极性的。无论它们延伸到多远，它们仍然归属于存在的范域，它们所能做的只是将另一种性质的绝对运动转译（traduire）于共同的空间之中，——那些在虚空（Vide）之中所实现的事物，并非处于虚无之中，而是实现于虚空的平滑性之中，在其中，不再有任何的目的：进攻，反击，“俯冲”……①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关于两种模型之间的一般区别，“劳动一自由运动”，“被消耗的力一被保存的力”，“现实的效应一形式的效应”，等等，参见 Martial Guéroult，Dynamique et métaphysique leibniziennes，Les Belles Lettres，pp.55，119sq., 222—224。

② Marcel Detienne, «La phalange, problèmes et controverses», in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 Mouton：“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内在于社会和精神之中的”，p.134。

③ 关于马镫和重犁，参见 Lynn White junior，Technologie médiévale et transformations sociales，Mouton， ch.ⅠetⅡ。同样，在亚洲的旱稻耕种之中，铲子、锄头和犁分别依赖于那些随着人口密度和休耕时间而变 化的配置。这就使得布罗代尔做出这样的结论：“根据此种解释，工具就是结果，而不是原因”(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p.128).

373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374

还是从配置的角度来看，在工具和符号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联系。这是因为，界定工具的那种劳动的模型从属于国家装置。人们常常指出，原始社会的人类严格说来并不进行劳动，即便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调控；同样，战争的人也不进行劳动（赫拉克勒斯的“劳动”意味着对一个国王的服从）。当技术要素被从界域之中抽离出来，并被运用于作为对象的大地之上的时候，它就变为工具；然而，与此同时，符号不再被铭写于肉体之上，而是被书写于一种客观的、静止的物质之上。为了使劳动得以存在，就必需一种由国家装置所进行的对行动的捕获，一种通过书写而实现的对行动的符号化。因此，在劳动的符号一工具的配置和书写一组织的符号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而对于武器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武器和首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联系。首饰已然经历了如此之多的二次加工，以至于我们不再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然而，我们的心灵之中会呈现出某种启示，当我们听说金银细工曾是典型的“蛮族的”或游牧民族的艺术之时，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少数艺术的杰作之时。这些扣针，这些金或银的装饰薄版，这些首饰，它们被附缀于可移动的小物件之上，它们不仅是便于携带的，而且只适用于处于运动之中的物件。这些薄片构成了纯粹速度的表达的特征，它们附着于那些自身就是可动的和运动的物体之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形式一物质的关系，而是动力一支撑的关系，在其中，大地只是地面(sol)，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地面，因为支撑物和动力一样也是可动的。它们赋予颜色以光速，让金子呈现出红色，让银呈现出一种白色的光芒。它们被佩饰于马具、剑鞘、战甲、武器的手柄之上：它们甚至用来装饰那些一次性的物件，比如箭头。不论它们之中凝聚了怎样的辛劳和苦工，它们总是与纯粹的可动性而非劳动（及其重力、抵抗和耗费的条件）相关的自由运动。流动的工匠将金银细工与武器相关，抑或相反。金和银获得了许多其他的功能，但要想理解这些功能，只能通过战争机器所产生的此种游牧的效用，在其中，与武器相适配的不是物质、而是表达的特征（一整套战争的神话学不仅持存于货币之中，而且还构成了其中的能动的要素)。首饰就是与武器相对应的情动，并为同样的速度一矢量所卷携。

金银细工、珠宝工艺、纹饰，乃至装饰，这些并未构成一种书写，尽管它们有着一种抽象的力量，而此种力量无论从哪种方式来看都与书写的力量不相上下。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对于武术的论述提醒我们注意，这些仍然从属于重力的路径应该在虚空之中被超克。克莱斯特的《木偶戏》(Théâtre des marionnettes)无疑是西方文学之中最自发地具有东方色彩的作品之一，它呈现出一种相似的运动：重力中心的线性位移仍然是“机械性的”，它与某种关涉灵魂而无视重力的更为“神秘的”事物相关。

375

不过，此种力量是以不同的方式被配置的。就书写而言，游牧民族不必创造出某种自己的书写系统，他们只需从邻近的、定居的帝国那里借用即可，这些帝国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对它们的语言所进行的语音转译。①“金银细工是典型的蛮族艺术；花丝镶嵌，镀金或包银的饰面。……斯基泰人的艺术与一种游牧的和战争的经济学相关，它既利用了、但又抛弃了一种为异乡人保留的商贸活动，由此趋向于此种装饰的和奢华的样态。蛮族不必拥有或创造一种精确的代码，比如一种基本的象形一表意文字，更无需一种音节性的书写系统，以此来与更为发达的邻近民族所运用的书写系统相抗衡。将近公元前4到前3世纪的时候，黑海地区的斯基泰艺术自然趋向于一种对其形式所进行的形象性的（graphique）图式化，使得这些形式更接近于一种线性的纹饰、而非原一书写。”②当然，人们可以在珠宝首饰、金属薄片，乃至武器上面进行书写；然而，这仅仅意味着将一种预先存在的书写系统加诸这些物质之上。更为棘手的是北欧古文字书写的情形，因为它似乎在起源处就唯独与珠宝首饰、扣针、金银细工的要素，以及可移动的小物件紧密联结在一起。不过，准确说来，在其最初的阶段，北欧古文字只有一种微小的沟通上的价值，一种极为有限的公共的功用。它的隐秘特征使得人们经常将它视作一种魔法性的书写来解释。毋宁说，它是一种情动性的符号系统，尤其包括：(1)签名，作为归属者和制造者的标记；（2）有关战争和爱情的简短讯息。与其说它形成了一种书写的文本，还不如说是一种“装饰性的文本”，“一种无甚实用性、半失败的发明”，一种书写的替代物。它只有在第二个阶段才获得了书写的价值，在这个阶段，纪念性建筑上的铭文伴随着公元9世纪的大流士改革而出现，并因而与国家和劳动关联在一起。③

有人会反驳说，工具、武器、符号、珠宝首饰，这些实际上在一个公共空间之中俯拾即是。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此，同样，更不应该在每种情形之中去探寻一个起源。关键在于对配置进行确定，也即，确定那些差异性的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一个要素才从形式上归属于某个配置而非另一个。同样可以指出，建筑和烹饪与国家装置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而音乐和毒品所具有的那些差异性的特征则将它们置于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的一边。④因此，一种差异性的方法奠定了武器和工具之间的某种区分，至少可以从五点上来考察：方向（投射一内投)、矢量（速度一重力）、模型（自由运动一劳动）、表达(珠宝一符号）、激情的或欲望的声调(情动一情感)。无疑，国家装置试图对机制进行一致化：通过对军队进行规训，通过将劳动形成为一种基本单位，也即，通过将它自身的特征作为强制性的规定。然而，这却并未排除此种可能：即，武器和工具仍然能进入到别的联盟关系之中，只要它们被纳入新的变形的配置之中。战争的人有时会形成农民或工人的联盟，但更为常见的则是工业的或农业的劳动者重新发明出一部战争机器。农民为火炮的发展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胡斯教派（Hussite）①战争之中，扬·杰士卡（Zisca②）给用牛车做成的移动堡垒装备上了轻便的火炮。工人一战士、武器一工具、情感一情动之间的紧密关联标志着民众战争和革命的良机，即便这是转瞬即逝的。存在着一种对于工具的精神分裂式的嗜好，它使得工具从劳动转向自由运动；存在着一种对于武器的精神分裂式的嗜好，它使得武器转化为维护和平、获取和平的手段。同时是一种反击和一种抵抗。一切都是含混的。但我们不认为荣格的以下分析由于含混而不再有效：他将“反叛者”描绘为一种超历史的(transhistorique）形象，它一方面带动着工人，另一方面又带动着战士，沿着一条共同的逃逸线，在其上，一个人可以同时说“我寻找一件武器”和“我寻找一件工具”：勾勒出线，或换言之，穿越过线，逾越过线，因为只有在逾越形成分离的界线之时，线才能被勾勒出。③无疑，没有什么比战争的人更为过时的了：长久以来，他已经被转化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物，即军人(militaire)。同样，工人自身也遭受了如此众多的不幸……然而，战争的人却带着种种含混性而再度出现：他们懂得暴力之无效，但却接近于一部有待再造的战争机器，一部进行能动的、革命性的反击的战争机器。工人也再度出现，但他们不再相信劳动，而是接近于一部有待再造的劳动的机器，一部进行能动的反抗和技术解放的机器。他们并未复活那些古老的神话和久远的形象，而是拥有一种超历史的[既非历史的、也非永恒的，而是不合时宜的（intempestif)]配置的新形象：游牧的战士和流动的工人。一种可怜的扭曲形象已然先于他们出现：雇佣兵或流动的教官、技术官僚或季节性迁移的分析员(analyste transhumant)、C. I. A. 和 I. B. M.。然而，一种超历史的形象必须既对古老的神话，也对预先确立的和预期的歪曲保持戒备。“我们不是回头再度征服神话，而是重新遭遇到它，当时代的基础在极端危险的作用之下发生震撼之时。”武术和尖端技术的价值仅在于它们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可能性：将一种新类型的工人群体和战士群体聚集在一起。武器和工具的共同的逃逸线：一种纯粹的可能性，一种突变。出现了一批地下的、空间的、海底的技术人员，他们多多少少从属于世界的秩序，但却无意间发明出、积聚起潜在的知识和行动的能量，这些能量能够为他人所用，它们虽然细微，但却容易为新的配置所获致。介于游击战和军事机构、劳动和自由运动之间的借鉴（emprunt）始终沿着这两个方向运作，致力于一种更为多变的斗争。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Paul Pelliot， «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Asia Major， 1925：蒙古人运用维吾尔语的书写系统，带有叙利亚的字母表(藏族人创造出一种维吾尔书写系统的语音理论)；流传至今的《蒙古秘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汉语译本，另一个则是以汉字所进行的语音转译。

② Georges Charrière, L’art barbare scythe, du Cercle d’art, p.185.

③ Lucien Musset, Introduction à la runologie, Aubier

④ 当然，在游牧的战争机器之中也存在着某种建筑术和烹饪术，但它们却具有一种“特征”，由此得以与定居的形式区分开来。游牧民族的建筑——比如说爱斯基摩人的雪屋、匈奴人的木质宫殿——衍生自帐篷；它对于定居民族艺术的影响是通过穹顶和半穹而实现的，特别是一种基点极低的空间的建立（比如在帐篷之中)。至于游牧民的烹饪，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解一禁食(dé-jeunner)(复活节的传统就是游牧式的)。正是这个特征使它得以被归于一部战争机器：比如，苏丹近卫军用一口锅作为重新集合的中心，厨师分不同的等级，他们的帽子上横插着一把木质调羹。

376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15世纪由波希米亚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胡斯(JohnHuss，1369—1415)所领导的反天主教会与德国封建统治者的运动。——译注

② 扬·杰士卡(Jan Zizka，1360—1424)，捷克将领，胡斯运动领袖。——译注

③在《论反叛者》（Traité du rebelle，Bourgois)之中，荣格持一种与国家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立场，并发展了《劳动者》(DerArbeiter)一书中的某些论点：一种将“线”视作能动逃逸的概念，此种逃逸贯穿了古代的战十和现代的工人这两个形象，并将二者带向另一种配置之中的另一种命运（而这个方面在海德格尔对线的观念的反思之中荡然无存，尽管这些反思还是献给荣格的)。

377

问题：游牧民怎样发明或发现他们的武器？

命题VI：冶金学自身构成了一股必然与游牧运动汇合的流。

草原民族在战争方面的创新要比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机制更为人所知，这些创新体现于防守和进攻的武器、组合和战略、技术要素（马鞍、马镫、马蹄铁、鞍辔……）诸方面。历史抵抗着每种创新，但它无法最终消除游牧民族的痕迹。游牧民族所发明的，正是人一动物一武器的配置，人一马一弓的配置。正是通过此种速度的配置，金属的时代才凸显出创新的特征。西克索斯人的带套筒的青铜战斧，赫梯人的铁剑，都堪比小型的原子弹。我们可以对草原民族的武器进行足够准确的历史分期，揭示出重型和轻型武器装备的更替「斯基泰类型和萨尔马特（sarmate）类型]，以及它们的混合形式。铸钢的马刀——常常是弯曲的或截短的—是一种以锋刃进行侧击的武器，它包含着一种不同于锻造铁剑（以剑尖进行正面攻击）的动态空间：斯基泰人将它带入印度和波斯，而阿拉伯人后来将会在那里获得它。人们普遍认为，随着火器的出现，尤其是火炮，游牧民族就丧失了其作为创新者的地位(“火药有理由胜过他们”)。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运用这些武器：比如，土耳其军队的游牧传统仍然是强大的，它们发展出一种大规模的火力，一种新的空间；此外，更具有典型特征的是，轻型的火炮被彻底整合于四轮运货马车的运动编队、海盗的舰队等等之中。如果说火炮标志着游牧民族的某种局限，那是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只有国家装置才有能力进行的经济上的投资(即便是商业繁荣的城市也无法满足此种要求)。然而，事实是，就那些冷兵器而言，甚至是火炮，我们总能在某种既定的技术谱系的边界之处发现一个游牧民族。①

很明显，每个案例都是有争议的，比如，针对马镫的激烈的争论。②这是因为，一般说来，很难将游牧民族所创造的东西与它们从某个帝国那里接受的东西区分开来，它们与这个帝国相交流，征服它，或与它融为一体。在一支帝国的军队和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之间，存在着如此众多的边缘区域，中间地带或结合体，以至于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某些事物首先起源于帝国。马刀的例子是典型的，与马镫不同，在这个案例之中没有任何不确定之处：如果说斯基泰人确实是马刀的传播者，并将它带给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那么，他们也同样是它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从一开始就遭受着它所带来的噩运；秦汉时期的中国是它的发明者，也是铸钢或坩埚钢(l'acier au creuset）的技术的唯一掌握者。①这个案例很好地揭示出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即便是考古学家也未能摆脱某种对于游牧民族的仇恨或蔑视。在马刀的案例之中，事实已经非常有利于证明它是源自帝国，而最出色的评述者也相信以下此种论点是恰当的：斯基泰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明它，因为他们是贫穷的游牧民，那么，坩埚钢必定是源自一个定居的环境。然而，为什么要遵循那个年代淹远的、官方的汉语版本？根据这个版本，帝国军队的叛逃者将这个机密泄露给斯基泰人。而如果斯基泰人根本就无法运用和理解这项机密，那么“泄露机密”这种说法又有何意义呢？叛逃者为人唾骂。你没法凭一个机密来造出一颗原子弹，同样，你也没法造出一把马刀，如果你根本就无法复制它，无法将它融入别的条件之下，无法使它进入到别的配置之中。推广和传播完全构成了创新之线的一部分；它们标志着它的一个关节点。况且，为何说坩埚钢必然要被归属于定居民族和帝国，既然它首先是一种冶金工人的发明？人们假定，这些冶金工人必然为一个国家装置所控制；但是，他们也必定享有着某种技术上的自主，一种社团性的秘密状态，这些都使得他们即便在被控制、从属于国家的时候也仍然保持自身为游牧民。没有泄露机密的叛逃者，只有传播机密的冶金工人，正是他们使得它的推广和应用成为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背叛”。最后，讨论之所以陷入如此的困境（对于马镫的有争议的案例以及马刀的清晰案例来说都是如此)，这不仅仅是由于对游牧民族怀有偏见，还因为缺乏一种技术谱系的深思熟虑的概念（从某种视角出发，到底是什么东西界定了某种技术的谱系或连续体及其多变的外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尽管怀特(LynnWhite)事实上并不同意游牧民族具有很高的创新能力，但他却常常确立起范围广泛的技术谱系，它们有着令人惊异的起源：热气和涡轮技术可以追溯到马来西亚(Technologie médiévale ettransformations sociales，Mouton，pp.112—113：“这样，一条技术创造之链可以从现代科学技术早期的重要人物追溯到中世纪的晚期，直至马来西亚的丛林。马来人的第二种发明是活塞，它无疑深刻影响了对空气压力及其应用的研究”)。

② 关于马镫这个尤为复杂的问题，参见 Technologie médiévale et transformations sociales，ch. I。

378

因为冶金学发现了恒常的法则，比如某种金属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所之中的熔解温度，就因此说它是一门科学，这是无效的。这是因为，冶金学首先不能与几种流变之线相分离：陨星和天然金属之间的流变；矿物和金属成分之间的流变；天然或非天然合金的流变；在一种金属上所进行的加工的流变；使得某种加工得以可能，或源自某种加工之属性的流变。（比如，苏美尔人根据产地以及精炼的程度区分和统计了十二种铜。）②所有这些变量可以被归类到两大栏目之中：不同种类的特异性或时一空个体性(heccéités)，以及与它们关联在一起的那些加工操作，作为变形或转化的工序；不同层次的情动的属性或表达的特性，它们对应于这些特异性及操作工序(硬度、重量、颜色，等等)。回到马刀或坩埚钢的例子：它包含着一种原初特异性的现实化，即铁在高温下的熔解；接着是一种次生的特异性，即连续的脱碳作用；与这些特异性相对应的是表达的特性，其中不仅包括坚硬、锋利、有光泽，而且还包括由结晶过程所勾勒出的、由铸钢的内在结构所产生的波纹和图案。铁剑则指向另一些完全不同的特异性，因为它是被锻造的(forgée)而不是被铸造的(fondue)，经过浇铸和淬火而不是风冷的过程，是单件生产而非批量制造；它的表达的特性也必然是极为不同的，因为它是用来刺而非砍的，是从正面而非侧面进行攻击；甚至那些表达性的图案也是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即镶嵌）而实现的。①我们可以谈及一种机器系，或一种技术的谱系，每当我们发现一种特异性的集合体之时，这些特异性能够经由操作而获得延续，它们汇聚于、并使这些操作汇聚于一种或多种可确定的表达的特征之中。如果特异性或操作在不同的或相同的质料之中相互排斥，那我们就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系：正如我们在源自匕首的铁剑和源自刀具的钢质马刀的案例中所看到的。每个系都有其特异性和操作，有其属性和特性，它们决定了欲望和技术要素之间的关联(马刀“的”情动与剑的情动不同)。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参见 Mazaheri 的出色论文，«Le sabre contre l'épée»，Annales，1958。我们在下面所提出的异议并未改变这篇论文的重要性。

② Henri Limet, Le travail du metal au pays de Sumer au temps de la IIIº dynastie d'Ur, Les Belles Lettres, pp.33—40.

379

然而，始终有可能处于这样的特异性的层次之上，它们能够从一个系向另一个系延伸，并有可能将这两个系连接在一起。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唯一一条技术的谱系，只有唯一一个机器系，它们具有完美的连续性：物质一运动之流，处于连续流变之中的物质之流，它们传送着特异性和表达的特性。此种操作性和表达性的流既是人为的，也同样是自然的：它就像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然而，与此同时，它无法在当下和此刻获得实现，除非它进行分化和差异化。我们将把任何一个由特异性和特性所构成的集合体称为配置，这些特异性和特性是从流之中被抽取—被选择、被组织、被层化—出来的，从而使得它们能够人为地和自然地进行汇聚（容贯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配置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发明。配置可以集结为极大规模的聚合体，后者构成了“文化”乃至“年代”；在这些聚合体之中，配置同样使处于某种秩序之中、某个层次之上的系与流进行差异化，将其分化为众多不同的系，并将有选择的不连续性引入到物质一运动的完美的连续性之中。配置将系划分为不同的差异化的谱系，与此同时，机器系则穿越了所有这些谱系，它脱离了其中一个、以便分布于另一个之中，或使所有这些谱系得以并存。某种隐藏于系之旁侧(flanc）的特异性——比如碳化学——将会被某个配置带到表面之上，这个配置对它进行选择、组织和发明，而系的整体或部分在某个既定的时间和场所经过的正是这个配置。在每种情形之中，我们都要对众多极为不同的线进行区分：其中一些是种系发生之线，它们穿越了种种不同的年代和文化的配置之间的漫长间距[从吹管到火炮？从转经筒到螺旋桨？从锅(marmite）到发动机?]；另一些则是个体发生之线，它们内在于某个配置之中，将不同的要素连接在一起，或使某个要素得以进入—常常经过一段延迟—到另一种本性不同、但文化和年代却相同的配置之中（比如，马蹄铁被推广于农业配置之中)。因此，必须考察配置对于系的选择性作用，以及系的进化性的反作用，将其视作这样一种潜在的线索，它从一个配置转向另一个，或摆脱一个配置、驱动它并敞开它。生命冲动？古兰在一种技术生机论的方向上走得最远，此种生机论将一般的生物进化作为技术进化的模型：一种承载着所有的特异性和表达特性的普遍的趋势贯穿了内部的技术环境，每一种环境都对这些特异性和特性进行着保持、选择、合并、汇聚、发明，由此对普遍趋势进行折射（réfracter）和差异化。①确实存在着一种处于流变之中的系，它创造了技术的配置，同样，反过来说，配置也发明了多变的系。一种技术的谱系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要看我们是在系之上勾勒出它，还是将它铭写于配置之中；不过，这两种情况是不可分离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在这个意义上，马扎赫里（Mazaheri)很好地证明了，刀和剑何以归属于两种不同的技术谱系。尤其是大马士革铸钢术(damassage)，它根本不是源自大马士革(Damas)，而是源自希腊或波斯语中表示钻石的词语。它意指铸钢的加工工艺，此种工艺能使钢变得如钻石一般坚硬，而这块钢上的图案则是源自渗碳剂的结晶（“真正的大马士革钢是在那些从未经历罗马统治的中心制造的”)。然而，另一方面，确实源自大马士革的金银丝嵌花术(damasquinage）则仅仅指在金属（或织物）上的嵌饰工艺，它的图案就是以完全不同的手段所进行的对大马士革钢饰的刻意模仿。

380

那么，我们怎样来界定此种进出于配置之中的物质一运动、物质一能量、物质一流、流变的物质？这是一种去层化的、被解域的物质。在我们看来，胡塞尔使思想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他发现了一种质料性的、模糊的（也即游移不定的、不精确的、但却是严格的）本质的区域，并将它与固定的、可度量的、形式性的本质区分开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模糊的本质既不同于成形的事物，也不同于形式本质。它们构成了模糊的集合体。它们形成一种物体性(corpoéité)（质料性，matérialité)，它既有别于可被理智把握的、形式的本质性，也有别于可感的、成形的和被感知的物性(choséité)。此种物体性具有两个特征：一方面，它不能与趋于极限的转变（作为状态的改变）以及运作于某个时空之中的变形和转化的过程相分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不精确的，以事件的方式运作（切除、添加、投射……）；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与以多变情动的方式被产生的表达的或强度的属性（阻力、硬度、重量、颜色……）相分离，这些属性能够趋于更高或更低的程度。因此，存在着一种事件一情动的流动的耦合(couplage)，它构成了模糊的物体性本质，并且区别于“固定的本质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形式本质一成形之物”这样的常驻（sédentaire）关系。无疑，胡塞尔想要使模糊的本质成为本质和可感物、概念和事物之间的中介，这有些类似于康德的图式。圆形(rond)难道不正是一种模糊的或图式性的本质，它作为可感的圆形物和圆的概念性本质的中介？实际上，圆形只作为情动一阈限（既非平的也非尖的）和过程一界限（变成圆形）而存在，它贯穿着可感之物和技术媒介：石磨、车床、车轮、纺车、套筒……然而，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中介”：即中介是自主的，首先将自身拓展于物与思之间，从而在思与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联，一种模糊的同一性。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Leroi-Gourhan，Milieu et techniques，Albin Michel，p.356 sq.。西蒙东通过对短系列的讨论而重拾“一 种技术谱系的绝对起源”这个问题，或一种“技术本质”之创造的问题：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Aubier, p.41 sq..

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