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西蒙东所提出的某些区分可以与胡塞尔的论述相比较。西蒙东指出，物质一形式的模型不足以对技术进行解释，因为它预设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和一种被视作同质的物质。法则（1oi）的观念确保了此种模型的一致性，因为正是法则将物质归属于某种形式，或相反，使某种源自形式的本质属性实现于物质之中。然而，西蒙东揭示了，形式+质料的模型忽视了很多能动和情动之物。一方面，在成形的或可成形的物质之上，必须增加一种处于运动之中的、承载着特异性或个体性的能量的质料性，这些特异性或个体性已经作为拓扑的而非几何的隐含形式，与变形的过程结合在一起：比如，木纤维的多变的波纹和扭曲引导着劈木材的操作节奏。另一方面，在源自形式本质的物质的本质属性之上，必须增加多变的强度的情动，这些情动有时来自操作，有时则使得操作得以可能：比如一块多少是带孔的、多少是有弹性和耐力的木料。无论怎样，问题在于顺从着木料，跟随着木料，将操作与一种物质性联接在一起，而不是将一种形式强加给一种物质：我们所说的更多的是一种拥有一个nomos的物质性，而非一种从属于法则的物质。我们所说的更多的是一种表达的质料特性，它们构成了情动，而非一种能够将属性强加给物质的形式。当然，始终有可能将那些逃脱了某种模型的东西再“转译”回此种模型之中：这样，人们就能够将物质性的流变之力与那些将一种固定形式适配于一种恒常物质的法则联结在一起。然而，将变量从其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抽离出来，以便从中抽取出固定的点和恒常的关联，这必然会导致某种歪曲。这样一来，人们实际上改变了变量的方向，甚至改变了方程（équation）的本性，因为这些方程现在不再内在于物质一运动之中[不等式(inéquation)、适配(adéquation)]。问题并不在于这样一种转译在概念上是否合理—因为它当然是合理的，而只在于，我们在其中丧失了何种直觉。简言之，西蒙东之所以批评形式+质料的模型，就是因为它将物质和形式当作两个分别被界定的项，当作两段半链（demi-chaine）的端点，这样我们就不再能看出它们如何彼此连接；当作一种塑模（moulage）的简单关系，由此我们就不再能把握那始终是多变的、连续的调变（modulation)。①对于形式+物质的图式的批判是基于“在物质和形式之间存在着一个居间性、中介性维度的区域”，这也是一个能量的、分子的区域，一个将其质料性展布于物质之中的独立空间，一个将其特性拓展于形式之中的独立的数……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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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回到这个界定：机器系就是质料性，此种质料性同时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它是处于运动、流动、流变之中的物质，是特异性和表达之特性的传送者。由此可以得出明显的推论：即，此种物质一流只能被跟随。无疑，此种致力于跟随的操作也可以在原地进行：一个对木料进行刨平的工匠跟随着木料，遵循着木料的纹理，而不必移动位置。然而，此种跟随的方式只是某种更为普遍的程式之中的一个特殊序列。这是因为，这个工匠也可能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跟随，也即，在木材所在的地方去寻找它，去寻找具有合适纹理的木材。否则，他们就必须让人将木料送过来：正是因为商人承担起了行程的一个方向相反的部分，工匠才得以不必亲自去跑一趟。然而，一个全面的工匠必须也是一名勘察者；而将勘察者、商人和工匠分离开来的组织结构已经肢解了工匠，使他们变为“工人”。因此，我们将把工匠界定为这样的人，他注定要跟随一个物质流，一个机器系。工匠就是巡游者，流动者。跟随着物质流，就是巡游，就是流动。这是处于活动之中的直觉。当然，还存在着一种次要的巡游，在其中，人们所勘察和跟随的不再是某个物质流，而是比如说某个市场。不过，人们所跟随的始终是某个流，即便这个流不再是物质流。尤其是，存在着这样的次要的巡游：这回，它们是来自另一种“条件”，甚至必然来自此种条件。比如，一个季节性移动放牧者（transhumant）—一个农民或一个饲养动物的人，他或是在一片土地变得贫瘠之后就改变地点，或是根据季节变化而改变地点；然而，他只是以一种从属的方式来跟随土地之流，因为他所进行的首先是一种循环周转，此种运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要再度回到出发的地方，当森林已然再生、土地已然休整、季节已然改变之际。移动放牧者并未跟随一个流，他画出了一个循环，他所跟随的只是进入到这个甚至越来越大的循环之中的那段流。因此，移动放牧者只是在结果上才成为巡游者，或者说，他之所以变为巡游者，只有当他的土地或牧场的循环已然被耗竭之时，当周转的范围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流得以挣脱循环之际。甚至商人也是一个移动放牧者，这是因为，商品流从属于出发点和到达点之间的循环流转(去寻找一带回来，进口一出口，买一卖)。无论流和循环在涵义上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联，二者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已经看到，移民又是另一回事。游牧民首先不是被界定为巡游者、移动放牧者或移民，尽管从结果上说，他可以变成这样的人物。游牧民的原初规定性，就是占据或掌握一个平滑空间：正是这个方面将其界定为游牧民(本质)。从其本身来看，他有可能成为移动放牧者或巡游者，但这只是根据平滑空间对他所提出的要求。简言之，无论游牧、巡游和移动放牧事实上可能进行怎样的混合，在这三种情形之中，基本的概念是不同的(平滑空间、物质流、周转)。然而，只有从相互区别的概念出发，我们才能对混合体进行判断，它是何时形成的，以何种形式形成，在何种秩序之中形成。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关于模型一调变之间的关系，以及塑模用来隐藏、压缩一种对于物质运动来说是关键性的调变操作，参见Simondon，pp.28—50(“调变就是以始终多变的、连续的方式所进行的塑模”，p.42)。西蒙东出色地揭示了，质料加形式的模型所具有的力量并非来自技术操作，而是来自包含着此种操作的劳动的社会模型(pp.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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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之前的讨论之中，我们已然偏离了问题：为何机器系和物质流本质上是与金属或冶金相关？还是在这里，只有区别的概念才能给出一个回答，因为它揭示了，在巡游和冶金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基本的关联（解域)。然而，我们采自胡塞尔和西蒙东的例子既涉及金属，也涉及木材或黏土；此外，难道不也存在着草之流、水之流、畜群之流，它们形成如此众多的系或运动的物质？现在更容易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这是因为，似乎金属和冶金能够使人们承认和意识到某种隐藏于其他物质和操作之中的事物。这是因为，在别处，每种操作都是发生于两个阈限之间，其中一个构成了为操作而制备的物质，另一个则是有待实现的形式（比如，黏土和模型)。形式+物质的模型从中获得了它的普遍价值，因为被实现的形式标志着某种操作的完成，它能够充当另一种新操作的物质，但却是在一种标志出先后接续之阈限的固定秩序之中。然而，在冶金之中，操作不断跨越着阈限，从而，一种充满能量的质料性逾越了制备好的物质，一种性质的变化或转化逾越了形式。①比如，浸湿紧接着锻造，并在形式凝固之后进行。再比如，在塑模之中，冶金工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模型之内工作的。或者，再比如，被熔化和浇铸的钢随后将经受一系列的连续的脱碳处理。最后，冶金工艺也可能重新熔化、再利用一种物质，并赋予它一种铸块一形式：金属的历史不能与此种极为特殊的形式相分离，它不应该与某种备料或商品相混淆；货币价值正是产生自其中。更普遍地说，“还原剂”(réducteur）这个冶金的观念表现了一种双重的解放，从被制备的物质之中解放出一种物质性，从有待实现的形式之中解放出一种转化。在冶金之中，物质和形式似乎以最为严格的形式出现；但一种连续展开的形式倾向于取代先后接续的形式，而一种连续流变的物质则倾向于取代物质的可变性。如果说冶金与音乐之间有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这并非仅仅因为锻造所发出的声音，而且还因为有一种趋势贯穿着这两种艺术，也即，超越分离的形式，产生出一种形式的连续展开，超越可变的物质，产生出一种物质的连续流变：一种拓展了的半音性维持着音乐和冶金；锻工一音乐家就是第一部“转化器”(transformeur)。①简言之，金属和冶金所展现的正是物质自身的某种生命，物质自身的某种生命状态，一种无疑是普遍存在着的物质的生机论，但它通常却为物质+形式的模型所掩盖、遮蔽，因而变得难以被辨认、区分。冶金就是物质流的意识或思想，而金属就是此种意识的相关物。正如泛金属主义（panmétallisme）所揭示的，金属和全部物质是同外延的，同样，全部物质和冶金也是同外延的。即便是水、草、树木、野兽，也都带有盐或金属元素。并非一切皆金属，但随处皆金属。金属是所有物质的导体(conducteur)。机器系就是冶金的，或至少有一个金属头，作为其巡航的导引头(探头)。思想更多的是源自金属而非石头：冶金，就是少数科学本身，就是物质的“模糊”科学或现象学。关于一种非有机生命的奇思妙想—尤其与沃林格所考察的蛮族的观念相同②—正是冶金学的发明和直觉。金属既不是一种事物，也不是一种有机体，而是一种无器官的身体。“哥特式或北方的线”，首先就是一种勾勒出此种身体的轮廓的矿物之线和金属之线。冶金学和炼金术之间的关系并非如荣格所认为的那般基于金属的象征价值及其与一种有机灵魂之间的对应性，而是基于此种存在于所有物质之中的物体性所具有的内在性的强力，以及与之相伴的物体（肉体）的精神（l'esprit de corps）。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西蒙东对冶金问题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实际上，他的分析并非历史性的，而更偏好处理那些来自电子学方面的例子。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冶金学，也就不可能有电子学。由此，西蒙东对冶金学表示出敬意：“冶金学并不完全与一种运用质料加形式的模型所进行的分析相一致。形式的凝固并不是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在瞬间实现的，而是经过了多种先后接续的操作；我们不能严格地将形式的凝固与性质的转化区分开来；钢的锻造和浸湿分别先于和后于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形式的凝固过程：不过，锻造和浸湿是构成物件的过程”(L'individu，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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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和首要的巡游者就是工匠。但工匠不是猎人、农民，也不是饲养牲畜的人。他们也不是簸谷者、陶器制造者，因为这些人只是在从属的意义上进行着一种工匠的活动。相反，他们跟随着物质流，将其视作纯粹的生产力：因而，是以矿物的形式，而非植物或动物的形式。他们并不归属于大地或土地，而是身居地下(sous-sol)。金属就是物质的纯粹生产力，从而，跟随着金属的人就尤其是物件（objet）的生产者。正如戈登·柴尔德（GordonChilde）所指出的，冶金工匠是最早的专业工匠，正是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corps）（秘密团体、同业行会、手工业行会)。冶金工匠是巡游者，因为他跟随着地下的物质流。当然，冶金工匠也与“别”的工匠相关，也即那些归属于土地、大地、天空的工匠。他们与定居社群的农耕者相关，与对社群进行超编码的帝国之中的高高在上的官吏相关：实际上，为了生存，他们需要这些人，为了维持生存，他们甚至需要一个帝国的农业储备。③然而，他们的劳作与林居者相关，并部分地依赖于后者：他们必须将作坊安置在森林附近，以便获得必需的木炭。他们的空间又与游牧民相关，因为地下室将平滑空间的地面（sol）与纹理化空间的土地（terre）结合在一起：在从属于帝国的农耕者所居住的冲积河谷之中是没有矿藏的，因而必须穿越沙漠，靠近山岭，而对矿藏进行控制的问题总是牵涉到游牧民族；每座矿床都是一条逃逸线，它与平滑空间互通在今天的石油问题之中，可以发现类似的状况。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不应该仅仅考察神话，还应该考察确实的历史：比如，“铜”在音乐形式的演化之中的作用；或者，电子音乐之中的某种“金属合成法”(Richard Pinhas)。

② 沃林格（W.Worringer）通过“原始”但却生机勃勃的几何线来界定哥特艺术。只不过，此种生命并非是有机的，如它将在古典世界之中所成为的那样：这种线“不包含任何有机的表达，但它却有着最充盈的生命。……正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有机的色调，它的生命表达必然与有机的生命截然不同。……此种富有生命的几何学预示着哥特建筑那赋有生命的代数学，在它之中存在着一种运动之情(pathétique)，由此促使我们的感性进行一种并非自然的努力”(L'art gothique，Gallimard，pp.69—70)。

③ 这是柴尔德(Childe)的一个关键性的论点(L'Europe préhistorique，Payot)：冶金工匠是最早的专业工匠，他们之所以能够营生，是因为出现了一种农产品的盈余。因而，锻工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仅涉及他所制造的工具，而目还关涉到他所先取或接受的食物。如格里奥勒所分析的那般，多贡神话及其种种变体可以被视作是标示出了此种关系，即锻工领受或窃取粮食，藏在他的“大铁锤（masse）”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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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矿藏进行控制的问题上，考古学和历史学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存在着这样的帝国，它们有着强大的冶金业组织，但却没有矿藏；近东地区缺乏锡，而锡在青铜制造之中是至关重要的。大量的金属以锭块的形式运自很远的地方[比如，西班牙乃至康沃尔（Cornouaille）的锡]。一种如此复杂的情形不止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帝国官僚体制和完备的远途贸易通路。而且，它还包含着一种动态的政治，在其中，国家与一个外部相对峙，不同的民族之间相对峙，抑或相反，就控制矿藏这个问题的某些具体的方面达成协议(开采、木炭、工场、运输)。说存在着战争和矿床的勘探队，这并不充分；同样，求助于一种“欧亚大陆对于游牧民的作坊所进行的综合，从中国的方法直到英国的技巧”，并指出“游牧民族从史前时期开始就与古代世界的冶金中心保持着联系”，这样的观点也不充分。①必须更好地去了解游牧民与这些中心之间的关系，与他们所雇佣或经常往来的锻工之间的关系，与那些邻近的、真正的冶金的群体和种族之间的关系。在高加索和阿尔泰地区的情形是怎样的？在西班牙和北非呢？矿物是一种流动、混合、逃逸的资源，它在历史之中鲜有对等物。即便当它们为一个拥有它们的帝国所掌控之时（比如中国和罗马帝国），也存在着一种极为重要的秘密开采的运动，一种采矿工人或是与入侵的游牧民和蛮族、或是与反叛的农民相结盟的运动。对于锻工的神话研究乃至人种志考察都使我们偏离了这些政治问题。这是因为，神话学和人种学在这个方面并不具有适合的方法。人们太过经常追问，其他人是怎样“反作用于”锻工的：这样，人们就落入了所有那些关于情感之含混性的陈词滥调之中，说锻工既被尊重，又受人惧怕和鄙视，—多少在游牧民之中受到鄙视，多少在定居民族之中受到尊重。②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就难以洞察此种情形的原因，锻工自身的特殊性，他们与游牧民和定居民族之间的不对称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发明的情动的类型（金属的情动)。在探索其他人对于锻工的情感之前，必须首先将锻工自身当作一个他者(Autre)，因此，他们与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情动关联。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Maurice Lombard, Les métaux dans l'ancien monde du Ve au XIº siècle, Mouton, pp.75, 255.

②锻工的社会地位已然成为详细分析的对象，尤其是非洲的情形：参见克利纳（W.Cline）的经典研究，«Mining and Metallurgy in Negro Africa»(General Series in Anthropology, 1937), 以及 Pierre Clément, «Leforgeron en Afrique noire»(Revu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et d'ethnologue，1948)。然而，这些研究很难说是结论性的，因为，它们所援引的原则“蔑视”“认可”“惧怕”的反应——越是被明确区分，所得到的结果就越是含混和交叠，比如我们在P.Clément的图表之中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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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游牧的锻工和定居的锻工。锻工是流动的、巡游的。在这个方面，尤为重要的是锻工栖居（habite）的方式：他的空间既非定居民族的纹理化空间，也非游牧民族的平滑空间。锻工可能有拥有一顶帐篷，可能拥有一间房屋，但他却如金属那般将它当作一个“矿床”（gîte）①而居于其中，将其当作一个山洞或洞穴，一半在地下的或完全在地下的简陋小屋(cabane)。他们是穴居人，但并非天生如此，而是通过艺术和出于需要。②艾利·福尔（ElieFaure）的一篇精彩论文展示了印度的巡游民那地狱般的队列，他们在空间中穿孔，并产生出与这些孔洞相对应的怪异的形式，非有机生命的生命形式。“在海边，在山隘，他们发现了一面花岗岩墙。于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进到花岗岩里面，生活在其中，他们在幽暗之中相爱、劳作、死去、出生，过了三或四个世纪，他们又重见阳光，但已经深入其中，穿越了整座山。他们在身后留下了被挖空了的岩石，各个方向上都延伸着被挖出的坑道，那些经过雕凿的岩壁，那些经过精细雕琢的天然的或人工的柱石，上面有着上万个骇人的或魅惑的形象。……在这里，人类毫无抗争地袒露出他的力量和他的虚无(néant)。他无需从形式之中获得一种对于明确理想的肯定。他粗暴地从无定形者那里获得此种肯定，并如此服从着无定形者之意志。他运用了幽暗的凹处和岩石的断层(accidents)。”③冶金式的印度。凿穿山岳而非攀援其上，深挖土地而非令其纹理化，将空间穿孔而非使其保持平滑，将大地变成一块格鲁耶尔(gruyère)干酪。电影《罢工》④之中的影像展现了一个穿孔的空间，其中涌现出一个不安的人群，每个人都从他的洞中出来，就像是来自一片被到处挖掘的场域。该隐的符号是地下的有形的和情动的符号，它既穿越了定居空间的纹理化的土地，也穿越了平滑空间的游牧的地面，但并未中止于任何一方，它就是巡游的飘忽不定的符号，是冶金工匠的双重窃取和双重背叛一他既避开了农业，也避开了畜牧业。我们是否一定要将该隐派（Cainites）或凯尼特人（Quenites）这样的名号保留给这些萦回于历史深处的人们？来自草原的战斧民族（作为一个从事冶金的游牧旁支）和源自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以其钟形杯陶器而闻名的部落（Campaniforme）[巨石文化（mégalithique）的一个农业旁支]纵横穿行于史前的欧洲。⑤异样的民族，长头型的人和短头型的人在欧洲各处进行融合和散布。是他们不断开采矿藏，从各处对欧洲的空间进行穿孔，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欧洲空间？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当然，这个法文词同时也有“住所”的含义，这里很显然是一语双关。——译注

② 参见 Jules Bloch，Les Tziganes，P.U.F.，pp.47—54。布洛赫(J. Bloch)明确揭示了，就穴居人的栖居方式而言，定居与游牧之间的区别就变为次要的了。

③ Elie Faure, Histoire de l’art (l’art médiéval) , Le Livre de poche, p.38.

④ 爱森斯坦1925年默片作品。——译注

⑤ 关于这些民族及其奥秘的分析，参见 Gordon Childe，L'Europe préhistorique(ch. VII，«Missionnaires， marchands et combattants de l'Europe tempérée») L'aube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 Pay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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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工不是游牧民之中的游牧民，定居民之中的定居民，也不是游牧民之中的半游牧民，定居民之中的半定居民。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源自他们的内部的巡游，他们的模糊的本质，而非相反。正是出于作为巡游者和一种穿孔空间的发明者的特殊性，他们才必然与定居民和游牧民互通（以及其他人，比如移动放牧的林居者)。他们自身就是双重的：一个混血儿、一种合金、一种孪生的构型。正如格里奥尔（Griaule）所说，多贡的锻工不是一个“不纯者”，而是一个“混合体”，而正因为他们是混合体，他们才是内婚制的(endogame)：他们不和那些有着单纯世系的血统纯粹者结婚，而是重新构成一个孪生的世系。①柴尔德指出，冶金工匠必然重复其自身，他存在过两次，一次是被东方帝国的装置所捕获和供养，另一次则是作为爱琴海世界之中的更为流动和自由的人物。然而，不能将这两个节段相互分离，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仅与它自身的特殊背景相关联。作为工人的帝国的冶金工匠是以作为勘探者的冶金工匠为前提的，无论后者在时间上离他有多远；而勘探者又与一个商人关联在一起，正是后者将金属带给冶金工匠。此外，金属在每个节段上都被加工，而锭块一形式则是它们所共有的：更应该构想的不是相互分离的节段，而是一根流动作坊构成的链条，从一个洞到另一个洞，这些作坊形成了一条流变之线，一条坑道。因此，冶金工匠与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所维持的关系也同样贯穿于他们与其他冶金工匠之间的关系之中。②正是此种既制造武器也制造工具的混合式冶金工匠同时与定居民和游牧民互通。穿孔空间通过其自身与平滑空间和纹理化空间互通。实际上，机器系或金属线贯穿着所有的配置：没有什么比物质之运动更为解域的了。但这完全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而且两种互通也不是对称的。沃林格曾说，在美学的领域之中，抽象线具有两种极为不同的表达，一种是哥特人的蛮族式表达，另一种则是古典的有机式表达。这里，我们想说，机器系同样也具有两种不同的联接模式：总是与游牧空间相连接（connexe)，但也与定居空间接合(conjuge）在一起。在游牧配置和战争机器这一边，它是一种根茎，有着跃变、迂曲、地下通道、茎、开口、线条、孔洞，等等。然而，在另一边，定居配置和国家装置却操作着一种对机器系的捕获，将表达的特性纳入到一种形式和一种代码之中，使所有的孔洞产生整体性的共鸣，封堵逃逸线，使技术操作从属于劳动的模型，将一整套树形的联合(conjonction)机制强加于连接之上。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M. Griaule & G. Dieterlen, Le renard pâle, Institut d’ethnologie, p.376.

② Forbes，Metallurgy in Antiquity，Éd. Brill，该书分析了冶金的不同阶段，以及“矿石阶段”的冶金工匠的不同类型：“采矿工人”，勘探者和采掘者，“铸工”，“铁匠”(blacksmith)，“银匠”(whitesmith)。此种专门化在铁器时代变得更为复杂，而游牧一巡游一定居之间的区分也同时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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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游牧的战争机器是作为表达的形式，而巡游的冶金学则是与内容相关的形式。

命题IX：战争并不必然将战斗（bataille）作为目的（objet），进而，战争机器并不必然将战争作为目的，尽管战争和战斗可能作为其必然的结果（在某些条件之下)。

我们遇到了三个彼此相连的问题：首先，战斗是否是战争的“目的”？其次，战争是否是战争机器的“目的”？最后，在何种范围之内，战争机器是国家装置的“目的”？前两个问题的含混之处当然是来自“目的”这个词，但也同样牵涉到它们对于第三个问题的依赖性。然而，我们应该逐次考察这些问题，即便我们不得不增加实例。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战斗的问题，它实际上要求在以下两种情形之间作出直接的区分：在一种情形之中，战争机器寻求着战斗，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中，战争机器则从根本上回避着战斗。这两种情形决非等同于防守和进攻。然而，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根据一种为福熙（Foch①）发挥到极致的概念]似乎确实是以战斗为目的，但游击战则明确地以非一战斗（non-bataille）为目的。不过，由战争向运动战争、全面战争的发展过程也质疑着战斗的观念，无论从防守还是攻击来看都是如此：非一战斗能够表现出一种闪击战的速度，或一种即时回击的反速度(contre-vitesse)。①反之，另一方面，游击战的发展包含着某个阶段和某些形式，在其中，必须在与外在的和内在的“支点”的关联之中去有效地寻求战斗。确实，游击战和战争不断彼此借用对方的手段，由此在两个方向上获得同等的发展（比如，人们常常强调陆地上的游击战争从海战那里所获取的灵感)。因而我们只能说，战斗和非战斗是战争的双重目的，而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既不与防守和进攻的区分相一致，也不与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和游击战的区分相一致。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当指斐迪南·福熙(FerdinandFoch，1851—1929)，法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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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何我们将问题后推，并追问战争自身是否是战争机器的目的。这绝非是显而易见的。在战争（有或没有战斗）以敌军的毁灭或投降为目的这个意义上，战争机器并非必然以战争为目的[比如，劫掠（razzia）应被视作另一种目的，而非战争的某种特殊形式]。然而，更普遍地说，我们已经看到战争机器是游牧民族的发明，这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平滑空间的构成要素，就是对此种空间的占据，以及在此种空间之中的移动，并形成相应的人类的复合体：这就是它的唯一的、真正明确的目的(nomos)。使沙漠和草原得以拓张；而不是反之使它们变得荒凉。如果说战争是其必然的结果，这是因为战争机器冲击着国家和城市，并将这二者作为与它的明确目的相忤逆的（纹理化的）力量：从此，战争机器就将国家、城市、国家和城市的现象当作敌人，它的目的就是去毁灭它们。正是在这里，它才变为战争：毁灭国家的力量，摧毁国家之形式。匈奴王阿提拉（Attila）或成吉思汗的历险鲜明体现了这种从肯定性目的向否定性目的的更迭。若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说，战争不是战争机器的目的和条件，而是必然伴随着、完成着后者；若以德里达的方式说，战争则是战争机器的“替补”。甚至有可能，此种替补性是在一种充满焦虑的逐步呈现过程之中被理解的。比如，摩西的历险：离开埃及王国，投身于沙漠之中，他开始形成一部战争机器，灵感则是来自希伯来游牧部落的古老历史以及他那位来自游牧部落的岳父的建议。这是一部正义的机器，但已经是战争机器，只不过尚未将战争作为目的。然而，一点点、一步步，摩西意识到战争是这部机器的必然替补，因为它遭遇到，或必须穿越城市和国家，因为它必须将暗探遣作前行(侦察部队），因为它或许会走向极端（毁灭性的战争)。于是，犹太人体察到了怀疑和忧惧，即他们并非足够强大；然而，摩西也有他的怀疑，在这样一种替补显现之际，他却退缩了。发动战争的是约书亚（Josué）而非摩西。最后，若以康德的方式说，战争和战争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但却是“综合的”(必须由耶和华来进行此种综合)。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劳伦斯(T.E. Lawrence)的作品(Les sept piliers，Payot，ch. XXXIII；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游击战的科学”词条）始终位列于研究游击战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中，它们呈现出一种“反福熙”的立场，进而提出了一种非一战斗的观念。然而，非一战斗具有一段并不仅仅依赖于战争的历史：(1）战争理论之中关于“战斗”和“演习”之间的传统区分(参见 Raymond Aron，Penser la guerre，Clausewitz，Gallimard，t.I，pp.122一131)；(2)运动战重新质疑战斗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方式[萨克斯(Saxe)元帅已经提出了此点；以及有关拿破仑战争之中的战斗的争议性问题]；(3)最后，更为晚近的，则是以核武器的名义对战斗所进行的批判，核武器具有一种威慑性的作用，而传统的武力则只有一种“测试（test）”和“演习”的作用（参见 «la conception gaulliste de la non-bataille»，以及 Guy Brossollet，Essai sur la non-bataille)。最近向战斗观念所进行的回归并不能仅仅用技术因素（比如战略核武器的发展）来解释，它所涉及的政治思索恰恰决定了在战争中赋予战斗（或非战斗）何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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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问题因而被后推，并被归属于战争机器和国家装置之间的关联。最早发动战争的并非国家：当然，战争并不是一种人们可以在自然的普遍性之中所发现的现象，也即作为任意的暴力。然而，恰恰相反，战争并不是国家的目的。最古老的国家甚至看起来并不拥有战争机器，我们将看到，它们的统治是奠基于其他机构之上的(更准确说，其中包括警察和监狱)。可以设想，那些古老但却强大的国家之所以骤然间灰飞烟灭，其中一个深奥莫测的原因就恰恰是一种外源的或游牧的战争机器的发明，正是它回击、摧毁了国家。然而，国家很快就接受了教训。从通史的角度来看，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会怎样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也即为自己构造出一部与它的尺度、统治和目的相一致的战争机器？这又具有何种危险？（我们所说的军事机构或军队根本不是战争机器本身，而仅仅是国家为了将它据为己有而采取的形式)。为了把握此举的悖论性特征，应该对假设进行完整概述：（1）战争机器是游牧民族的发明，它并不是将战争作为首要的目的(objet)，而是作为次要的、替补的或综合的目标(objectif)，因为它注定要去摧毁那些与它相冲突的国家一形式和城市一形式；(2）当国家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之时，后者明显改变了其本性和功能，因为它现在被转而用来对抗游牧民族和所有那些国家的毁灭者，或者，它表现的是国家之间的某种关系一个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摧毁另一个国家、或将自己的目的强加给后者；(3）正是在国家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之后，战争机器才试图将战争作为直接和首要的目的，作为“分析的”对象（而战争则试图将战斗作为目的)。简言之，以下三者是同时进行的：国家装置将一部战争机器据为己有，战争机器将战争作为目的，而战争又沦为国家目的（buts）的附属。

这个据为已有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是如此的多变，以至于应该对其进行细分。第一个问题涉及操作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战争只是游牧的战争机器的替补的或综合的目的，所以战争机器才遭遇到了对于它来说将会是致命的迟疑，由此国家装置才得以攫取战争、并将战争机器转而用来对抗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迟疑往往是以传奇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对于被征服和被穿越的土地，该做些什么呢？将它们变为沙漠、草原、开阔的牧场？抑或容许一个国家装置继续存在，这个装置能够对它们直接进行开发，但危险却在于，游牧民族自己迟早会沦为这个装置的一个新的朝代？说“迟早”，这是因为（比如）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有能力通过部分地与被征服的帝国相融合而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又在草原上保持着一种将那些帝国中心归入其中的平滑空间。这就是他们的天才之处，蒙古和平(Paxmongolica)。然而，事实仍然是，游牧民族与被征服的帝国之间的融合是国家装置得以将战争机器据为已有的最为有力的因素之一：游牧民族终于屈服于这个不可避免的危险。然而，还存在着另一个危险，它威胁着对战争机器进行占有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了这个危险的分量，以及此种占有令它们陷入其中的那些风险)。帖木儿（Tamerlan）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绝非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而恰恰与后者相对立：帖木儿构建起一部转而对抗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开的战争机器，但正是因此，他却不得不建立起一个更为滞重、更不具生产性的国家装置，它仅仅作为对这部机器进行占有的空洞形式而存在。①令战争机器转而对抗游牧民族，这会令国家陷入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它与游牧民族用战争机器来对抗国家所导致的危险同样严重。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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