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第二种类型的问题涉及对战争机器进行占有的具体形式：雇佣军还是国防军？职业军队还是征募的军队？特殊的团体还是全国性的征兵？这些程式不只是不等价的，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种种混合的可能。最为恰当或最为普遍的区分或许是：所存在的只是战争机器的“熔铸”(encastement)，还是严格意义上的“占有”？国家装置对战争机器的捕获实际上是通过两种途径形成的：或是对一个（来自外部，或源自内部的）战士的团体进行“熔铸”，或是反之根据与整个公民社会相一致的规则来构建出这样一个团体。这里同样存在着从一种程式向另一种程式的过渡和转化……最后，第三种类型的问题则涉及占有之方法。从这个观点看，应该考察与国家装置的基本面相关的种种要素：界域性，劳动或公共建设，税收。构建起军事机构或军队，这必然意味着对于战争机器的界域化，也即土地的授予(octrois)，无论是“殖民地的”抑或国内的土地，此种授予可能采取极为多样的形式。然而，与此同时，税收体制规定了受惠的战士应缴纳的税赋和应承担的公务的种类，尤其是社会的部分或全体都要承担的、用以维持军队的公民税收。而国家的公共建设工程也必须根据一种“领土的整治”来进行重新组织，在此种整治之中，军队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仅体现于要塞或设有防御工事的城市之中，同样也体现于战略通讯网络、后勤组织、工业基础设施等等之中（工程师在此种占有之中的地位和功能②)。

让我们将这个假设作为一个整体与克劳塞维茨的公式（“战争就是通过其他手段对政治关系所进行的延续”）进行比较。我们知道，这个公式自身是得自一种理论的和实践的、历史的和超历史的集合体，它的各个要素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1）存在着一种战争的纯粹概念，它将战争视作绝对的、无条件的，一种无法在经验之中被给予的理念（击溃或“扰乱”敌人，这些敌人被认为不具有任何别的规定性，不必对其进行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考察)。(2)被给予的是属于国家目的的真实战争；在与绝对战争的关联之中，国家成为较好的或较差的“导体”，无论如何，它构成了绝对战争得以实现于经验之中的条件。(3）真实的战争摇摆于两极之间，二者都从属于国家政治：毁灭性的战争，它可能最终升级为全面战争(这要视毁灭的对象而定)，并通过趋向于顶端而不断接近无条件的概念；有限的战争，它并非是“较低等级”的战争，而是实施着一种更接近有限条件的下降运动，并可能最终降级为一种纯粹的“武装侦查”。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帖木儿—成吉思汗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参见 René Grousset，L'empire des steppes，Payot，尤其是pp.495—496。

② 参见 Armées et fiscalité dans le monde antique，C. N. R. S.：这次研讨会主要研究了税收的方面，但也涉及其他两个方面。将土地授予士兵或士兵家庭的问题在所有国家之中都存在，因而具有一种关键性的地位。从某种具体的形式上来看，它为采邑和封建制奠定了基础。不过，它已经构成了遍及世界的“伪采邑”的基础——尤其是希腊文明之中的 Clèros 和 Clèrouquie（古希腊将征服的土地配给公民的制度——译注）的制度(参见 Claire Préaux, L'économie royale des Lagides, Bruxelles, p.463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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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在真实战争和作为理念的绝对战争之间的此种区分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们或许应采用另一种有别于克劳塞维茨的标准。纯粹的理念并非涉及某种对敌手的抽象歼灭，而是涉及一部恰恰并不以战争为目的的战争机器，后者与战争之间只有一种潜在的或替补的综合性关系。这样，在我们看来，战争机器绝非如克劳塞维茨所认为那样仅是真实战争之中的一种情形，相反，它是适合于理念的内容，是理念的发明，有着它自身的目的和空间，它构成着nomos。然而，它仍然是一个理念，因而必须维护纯粹理念的概念，即便这部战争机器是由游牧民族所实现的。毋宁说，是游牧民族将自身保持为一种抽象、一个理念，以及某种真实的（réel）但非现实的（actuel）的事物，这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首先，正如我们所见，这是因为游牧运动的要素事实上与迁移、巡游、季节性放牧的要素混合在一起，但这并不影响概念的纯粹性，而是引入了始终是混合性的目的，或空间与复合体之间的种种组合，这些从一开始就已经反作用于战争机器。其次，即便是在其概念的纯粹性之中，游牧的战争机器也必然实现着它与作为替补的战争之间的综合性关系，此种关系的呈现和发展正是为了对抗、摧毁国家一形式，这就是关键所在。然而，准确说来，它无法实现此种替补性目的和综合性关系，除非国家能够发现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的机会，以及使战争成为这部被逆转的机器的直接目的的方法（这样，游牧民族之融入国家从一开始、从战争反抗国家的最初行动开始就是一种贯穿着游牧运动的矢量)。

因而，问题更在于对战争机器的占有，而非战争的实现。国家装置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使它从属于“政治的”目的，与此同时，又将战争作为它的直接目的。同一种历史趋势使得战争基于一种三重视角出发进行演化：从熔铸的形象发展到名副其实的占有的形式，从有限的战争发展到所谓的全面战争，并对目的(but）和对象（objet）之间的关系进行转化。然而，使国家的战争变为一种全面战争的那些因素是与资本主义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涉及将不变资本投入到战争的物资、工业和经济之中，将可变资本投入到民众的肉体的和精神之中（民众既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又作为战争的受害者)。①实际上，全面战争不仅仅是毁灭性的战争，而且还出现于这样的时刻：即，当毁灭不再仅仅将敌军和敌对的国家，而且将全体人民及其经济作为其“核心”之时。这双重投入只有在有限战争的前提条件之下才能实现，而这一事实就揭示了资本主义那种发展出全面战争的不可抗拒的趋势。②因此，全面战争确实仍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目的，它所实现的仅仅是国家装置得以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的那些最大限度的条件。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当被占有的战争机器的目的变为全面战争之时，那么，在所有条件的整体这个层次之上，对象和目的就进入到新的关联之中，这些关联可能发展至对立的程度。克劳塞维茨的踌躇正是由此而发，当他指出，全面战争有时保持为一种被国家的政治目的所限定的战争，有时又倾向于实现无条件战争的理念。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目的本质上始终是政治性的、是被国家所决定的，但对象本身却变为无限制的。我们可以说，占有转变了方向，或更确切地说，国家试图释放出、重构起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它自身只是这部机器的可对立的或相并置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世界性的战争机器是“源自”国家的，它具有两种先后相继的形象：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它使战争成为一种无限的运动，这种运动除了它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不过，法西斯主义仅仅是一个雏形，而后一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则是一部战争机器的形象，它直接将和平作为其对象，作为恐怖或幸存的和平。战争机器重新形成了一种平滑空间，它现在试图控制、包围整个地球。全面战争已然被超越，但却趋向于一种更为恐怖的和平的形式。战争机器将世界秩序作为自身的目的，而国家无非只是适合于这部新机器的对象和手段而已。正是在这里，克劳塞维茨的公式确实被逆转了；因为，为了能够说政治是以其他方式所延续的战争，仅仅颠倒词语的顺序是不够的，就好像它们能够以随便哪一种顺序被说出；必须遵循着真实的运动，在此种运动的终结之处，已然占有了一部战争机器并使它服从于自身目的的国家又再度给出了一部战争机器，这部机器承担起目的，占有了国家，并具有了愈发广泛的政治功能。 ③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Clausewitz，De la guerre，尤其是第 VIII 部。以及雷蒙·阿隆对这三个论题所进行的评述，Penser laguerre，Clausewitz，第Ⅰ卷（尤其是“为何会有第二种类型的战争？”p.139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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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现实的状况是令人绝望的。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性的战争机器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像一部科幻小说的叙事；我们已经看到，它将一种或许比死去的法西斯主义更为可怕的和平作为自身的目的；我们已经看到，它维持着、引发着那些最为骇人的局部战争，将它们作为它自身的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它确定了一种新类型的敌人，不再是另一个国家，甚至也不再是另一种体制，而是“非特定的敌人”；我们已经看到，它设置了反游击战的要素，以便能够一次性地（而非两次）将其出其不意地捕获……然而，使得国家的或世界的战争机器得以可能的那些条件—即不变资本（资源和物资）和人力的可变资本—也同样不断重新创造出出乎意料的反击的可能性和未曾预见的独创性，它们决定着变异的、少数的、大众的、革命的机器。非特定的敌人这个界定印证了这一点：“道德的、政治的、颠覆性的、经济的（等等）秩序所具有的操控而遍在的多重形态……”，难以被确定的物质资料的破坏者或人类的背叛者，他们有着最为多样的形式。①第一个重要的理论要素就是，战争机器有着极为多变的意义，而这正是因为战争机器与战争本身有着一种极为多变的关系。战争机器并不具有均一的界定，它所包含的绝非仅仅是武力在量上的增长。我们已经尝试对战争机器的两极进行界定：在一极上，它将战争作为目的，并形成了一条可延伸至世界边界的线。然而，战争在这里所呈现的种种形态（有限战争、全面战争、世界性组织）根本没有体现出战争机器的被设定的本质，它们所体现的，要么只是国家得以对这部机器（无论其力量为何）进行占有的条件之整体，甚至最终将它延伸至整个世界的范围；要么是支配性的秩序，而国家也只是其中的构成部分。另一极似乎是本质性的，在这里，具有无限小“量”的战争机器的目的不再是战争，而是勾勒出一条创造性的逃逸线，构成一个平滑空间以及人们在这个空间之中的运动。在这另一极上，这部机器确实遇到了战争，但却把后者作为它的替补的和综合的对象，从而使其转而反抗国家以及国家所体现的世界性的公理体系。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鲁登道夫(Ludendorf，La guerre totale，Flammarion)指出，发展的过程将越来越高的重要性赋予战争之中的“人民”和“内政”，而克劳塞维茨仍然偏重军队和外交。此种批评总体说来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克劳塞维茨的某些文本。我们也可以在列宁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作品之中发现同样的批评(尽管他们所形成的人民和内政的概念很明显与鲁登道夫截然不同)。某些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无产阶级的起源既是工业，亦是战争，尤其是海军：比如，Virilio，Vitesse et politique，pp.50—51，86—87。

② 正如内夫(J.U.Nef)所揭示的，正是在“有限战争”的重要时期（1640—1740)，才形成了集中、积聚、投入的现象，它们后来决定了“全面战争”的出现：参见 La guerre et le progrès humain，Éd. Alsatia。拿破仑的战争代码体现出这样一个转折点，它使得全面战争的要素获得加速发展：动员、运输、投资、信息，等等。

③ 关于此种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超越”，全面战争，以及克劳塞维茨公式的新逆转点，参见维利里奥在《领土的不安全性》(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之中的种种分析，尤其是第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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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能够在游牧民族那里发现这样一种对于战争机器的发明。论证它曾经这样被发明，这仅仅是出于历史的关切，即便它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所有的含混性，由此与另一极构成了复合体，并已经开始向另一极进行转化。然而，与本质相一致的是，游牧民族并未保有秘密：一种艺术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运动皆有可能成为一部潜在的战争机器，这正是因为，它与一个系相关，进而勾勒出一个容贯性的平面、一条创造性的逃逸线、一个变动的平滑空间。并非是游牧民族界定了这个特征的聚合体，而是这个聚合体界定了游牧民族，并同时界定了战争机器的本质。如果说游击战、弱势群体的战争、人民的和革命的战争与此种本质相一致，这是因为它们将战争作为这样一种目的，它虽然仅仅是“替补的”，但却反而变得更为必要：它们能够发动战争，但前提是它们同时创造出另外的事物，哪怕仅仅是新的、非有机的社会关系。即便是、尤其是从死亡的视角来看，在这两极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逃逸线进行创造，或转化为毁灭之线；容贯性的平面（甚至是循序渐进地）构成其自身，或转化为组织的和统治的平面。我们始终意识到，在两种线和两种平面之间存在着互通，每一方都从另一方那里获取养分和借鉴：最拙劣的世界性的战争机器重构出一个平滑空间，从而对整个地球进行包围和封锁。然而，地球运用其所特有的充满活力的解域的强力、它的逃逸线、它的平滑空间来开辟通往一个新地球的道路。问题不再涉及量，而是涉及那些在两种战争机器之中、根据两极的关系而彼此对抗的不可共度的量的特征。战争机器是在反抗那些占有它们的装置的过程之中被构成的，这些装置将战争作为它们的事务和目的：战争机器实施着连接(connexions)，以此来对抗捕获或统治的装置所强加的宏大的联合(conjonction)。

1.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Guy Brossollet，Essai sur la non-bataille，pp.15—16. “非特定敌人”的公理性的观念已经在国防、国际法，以及司法和治安领域的官方和非官方文献之中获得了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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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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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让我们回到杜梅泽尔的论点：（1）政治主权具有两极，一极是可怕的皇帝和魔法师，它通过捕获、束缚、扭结、网络而运作，另一极则是身兼祭司和法学家的国王，它通过条约、协定、契约而运作[比如以下这些对子：伐楼拿一密多罗、奥丁(Oddhin）—提尔(Tyr)、沃旦(Wotan）—提瓦兹（Tiwaz)、罗穆卢斯—努玛……]；(2）战争的功能外在于政治主权，且与这两极皆不相同（它是因陀罗，或雷神索尔，或图路斯·荷提里乌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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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奇妙的节奏赋予国家装置以活力，它首先就是一段宏大的神话：关于神一束缚者或有魔力的皇帝的神话，独眼者（Borgnes）从他唯一的眼睛之中放射出进行捕获的符号，它们能够隔空系起扭结。而国王一法学家则是独臂者(Manchots)，他举起那唯一的手臂，将其作为权利和技术的要素，法和工具的要素。在治国者的序列之中，始终要去寻找独眼者和独臂者，豪拉提乌斯·科克莱斯(Horatius Coclès)和穆奇乌斯·司凯沃拉(Mucius Scaevola)（戴高乐和蓬皮杜?)。这并不是说，一方独占着符号，而另一方则独占着工具。可怕的皇帝已经是大型工程的指挥者；而贤明的国王则掌握着、转化着整套符号的机制。无论怎样，正是符号一工具的组合体构成了政治主权的差异性特征或国家的互补性。②

(2）当然，两位治国者不断地卷入战争的历史之中。然而准确地说，要么，有魔法的帝王将那些不属于他自己的战士投入战争之中，他通过捕获来让这些战士为他服务；要么，更重要的是，当他出现于战场上之时，他中止使用武器，而是将他的网撒向那些战士，他那只独眼令他们陷入一种石化般的紧张之中，“他兵不血刃地进行束缚”，他熔铸着战争机器（当然不应该将此种国家的捕获与战争的捕获相混淆：征服、俘虏、战利品③)。至于另一极，法学家一国王是一个伟大的战争组织者；然而他将法则赋予战争，规划出一片战场，发明出一种权利，施加一种纪律，进而使战争从属于政治目的。他将战争机器变为一种军事机构，他占有了战争机器，将它归并于国家装置之中。④我们不会过于仓促地去谈论一种温和化，一种人性化：相反，或许正是在这里，战争机器只余下一个目的，那就是战争本身。暴力到处都可以被发现，但却是在不同的机制和经济制度之下。魔法师皇帝的暴力：他的扭结，他的网，他的“一招毙命”的方式……法学家国王的暴力：他每走一步都要重新开始，始终遵照着目的、联盟和法……说到底，战争机器的暴力会显得比国家装置的暴力更为温和与灵活：这是因为它尚未将战争作为“目的”，它摆脱了国家的两极。这就是为何战士在其外在性之中不断抵抗着法学家国王的联盟和协约，同样，他也不断地瓦解着魔法师皇帝的束缚。他既是解约者(délieur)，也是变节者(parjure)：双重的背叛。①他从事另一种经济，有着另一种残暴，但他也同样拥有另一种正义、另一种怜悯。战士以其武器和首饰来与国家的符号和工具相对抗。谁能断言哪个更好、哪个又更糟？确实，战争进行杀戮，造成可怕的残毁。但是，这是在国家占有了战争机器之后才尤其变得如此。特别是，国家将残毁（mutilation）甚至死亡置于首要的地位。它要求残毁和死亡已然实现，以便令人们以此种方式诞生，变成残废的人和行尸走肉(zombie)。僵尸和活死人的神话，它们是一种与劳动而非战争相关的神话。伤残是战争的一种结果，但却是国家装置和劳动组织的某种预设和前提条件（由此产生了那些与生俱来的残疾，不仅包括工人，还有治国者本身，无论是独眼者还是独臂者）：“对肉体切割的残忍展示令我惊愕。……这难道不是如痴如醉的完美技术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人类从最为久远的年代就开始发动战争，但在我的记忆之中，整部《伊利亚特》之中找不到哪怕一个描述断腿或断臂的战士的段落。神话将伤残留给怪物，留给像坦塔罗斯（Tantale）或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uste）②这样的人兽的族类。……是一种视觉的幻象令我们将这些残毁归于偶然。事实上，偶然事件是残毁的结果，而这些残毁早在我们的世界的萌芽时期就已经发生了；而截肢在数量上的增加则是这样一种迹象，它见证了手术刀伦理的胜利。损失远在它被明确纳入计算之前就已经发生了……”③无论在顶点还是在底层，国家装置都需要有先已残疾的人，先已存在的伤残者或死产者，先天性残疾，独眼者和独臂者。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杜梅泽尔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为《密多罗-伐楼拿》(Mitra-Varuna)[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发现对“独眼的(Borgne)”和“独臂的(Manchot)”神的分析]。

② 国王一束缚者和魔法般纽结的主题已经成为神话学研究的一般对象：尤其是 Mircea Eliade，Images etsymboles，Gallimard，ch. ⅢI。不过，这些研究是含混的，因为它们运用了一种混合性的或原型式的方法。相反，杜梅泽尔的方法则是差异性的：捕获或束缚的主题仅仅将多种多样的材料归并于某种差异性的特征之下，而此种特征正是由政治的统治权所构成的。关于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立，可以参考Ortigues，Lediscours et le symbole, Aubier.

③ Dumézil, Mitra-Varuna, pp.113—114, 151, 202—203.

④ Ibid.，p.150：“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成为战争之神，提瓦兹这个名号正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被极不恰当地唤作战神、斗战之神……提瓦兹并非如此：他是战争的法学家，同时又是一名外交家”[对于玛尔斯(Mars) 来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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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存在着一个诱人的假说，它由三个部分构成：战争机器介于政治统治权的两极“之间”，它确保了从一极向另一极的过渡。看起来，事物确实是以1一2一3这样的次序呈现于神话和历史之中的。比如，杜梅泽尔分析过的独眼者和独臂者的两个版本：（1）奥丁神，用他的独眼捆住了或缚住了战狼，将其掌控于他的魔法的束缚之中；(2）然而，战狼是机警的，它掌握着它的所有那些外在性的强力；（3）提尔神赋予战狼一种合法的保证，他将一只手留在狼口之中，从而，当狼不能够成功地挣脱束缚之时，它就可以将这只手咬下来。（1）豪拉提乌斯·科克莱斯这个独眼者，仅凭他的面孔、他的鬼脸和魔法力量就阻挡了伊特鲁里亚的首领对罗马的进攻；（2）指挥战争的首领于是决定围攻；（3）穆奇乌斯·司凯沃拉则接着采取了政治上的举措，他以手做保证，由此劝服那位战士，最好还是放弃围攻并缔结协约。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中，马塞尔·德蒂安为古希腊提出了一种类似的三阶段的图式：（1）有魔法的统治者，“真理之主”，操控着一部战争机器，这部机器无疑并非源自他自身，因而在其帝国之中享有某种相对的自主性；(2）这个战士的阶层有着他们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为一种“平等民权”(isonomie)、一种各向同性的空间、一种“中间”(milieu）所界定（战利品是放在中间，演说者也要站在人群的中间）：此种空间和规则有别于进行捕获并在高处发话的统治者；（3）酝酿于战士阶层之中的装甲步兵的改革，随后拓展于整个社会之中，推动了一种民兵军队的形成，与此同时，主权的帝王这一极的最后残余也为国家一城邦的法律这一极所取代（通过它的平等民权的法律和各向同性的空间①)。这样，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中，战争机器似乎都介入到国家装置的两极“之间”，从而确保从一极向另一极的过渡并使之成为必然。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Dumézil, Mitra-Varuna, pp.124—132.

③ Jünger, Abeilles de verre, Bourgois p.182.

② 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uste)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强盗，他将抓到的人放在一张铁床上，比床长的人，砍去长出的部分；比床短的人，将其强行拉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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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赋予这个图式以一种因果性的含义（我们所援引的那些作者们并未这样做)。首先，战争机器什么也没有解释：因为，要么，它是外在于国家的，因而被导向与国家相对抗；要么，它已经归属于国家，已经被熔铸或占有，因而以国家为前提。如果它介入到国家的演化之中，那它就因而必然与其他的内在因素结合在一起。由此出现了第二点：如果存在着一种国家的演化，那么，第二极—演化的那一极——就必然与第一极处于共振之中，它必然持续地以某种方式重新为后者提供能量，而国家必然只有一个内部性的环境，也就是说，它必然具有一种构成上的统一性，即便国家之间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甚至应该说，任何国家都必须具有两极，作为它的存在的本质性环节，尽管这两极的组织方式是多变的。第三，如果我们将国家的此种内在本质或统一性称为“捕获”，那就必须说“魔法式捕获”这个词恰当地描绘了形势，因为它总是呈现为已经完成的和自我预设的；然而，该怎么来解释此种捕获，既然它并未指向任何明确的、可限定的原因？这就是为何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总是同义反复。有时，人们援引与战争机器相关的外源的因素；有时，又援引内源的因素，这些因素被认为是产生了私有财产、货币，等等；最后则是援引一些特殊的因素，它们被认为是决定了“公共事务”的形成。我们可以在恩格斯的作品之中发现这三种论点，它们关涉一种关于多种多样的统治（Domination）之道的概念。然而，它们却将问题当作预设。战争产生了国家，但前提是这二者之中至少有一个已经预设了国家的存在；战争的组织是国家的要素，但前提是此种组织归属于国家。要么，国家不拥有战争机器（在拥有士兵之前，它拥有的是警察和狱卒）；要么，国家拥有战争机器，但却是以军事机构或公共事务的形式。②同样，私人财产以国家的公共财产为前提，它渗入后者的网络；货币则以税收为前提。更难令人理解的是，公共事务如何能够先于它们所预设的国家。我们总是被引回到这样一个国家，它是骤然出现的，并且在诞生时就已然完全成形：一个无条件的原始国家（Urstaat)。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Marcel Detienne, Les mâtres de vérité.., 以及 «La phalange, problèmes et controverses»(in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 Mouton)。同样参见 J.-P. Vernant,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

② 阿尔芒(Jacques Harmand，La guerre antique，P.U.F.，p.28)援引了“近公元前 1400 年时在法老王佩比(Pepi）一世治下的一项动用庞大人力的工程，它主要是由名为乌尼（Ouni)的官员所指挥的”。即便是摩尔根(Morgan）所描绘的军事民主制也预设了一个帝国式的古老国家，但却没有对其进行解释[德蒂恩和韦尔南的著作确证了这一点]。这个帝国式国家自身首先是通过警察和狱卒（而非战士）进行运作的：参见 Dumézil，Mitra-Varuna，pp.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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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XI：何者在先？

我们将第一个捕获之极称为帝国或专制之极。它与马克思所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对应。考古学则到处都发现了它，往往湮没于遗忘之中，位于所有那些系统或国家的边界之处：不仅在亚洲，而且还在非洲、美洲、希腊、罗马。远古的Urstaat要回溯到新石器时代，或许更早。根据马克思的描述：一种国家装置在原始的农业公社之中建立起来，它已经具有了谱系一界域的代码；然而，它对它们进行超编码，使它们从属于一个专制帝王的权力，这个帝王是公共财产的唯一的、超越性的所有者，是剩余或储备物资的掌管者，是大型工程（剩余劳动）的组织者，是公共事务和官僚体制的来源。这是束缚和扭结的范型。这就是国家的符号体制：超编码，或能指。这是一种机器性的役使（asservissement）系统：如芒福德(Mumford）所说，它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巨型机器”。骤然之间的奇迹般的胜利：与此种模型相比，其他的国家都仅仅是发育不全的。皇帝一专制君主不是一个国王或一个暴君；后二者只有作为私有财产的某种功能才能存在。①在帝国的体制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共的：土地归公社所共有，每个人只有作为公社的成员才能成为所有者；专制君主的最为突出的特征（propriété）就是公社之间所设定的统一性；官吏自身只能拥有与他的职位相称的土地，虽然此种职位也可能是世袭的。货币也可能存在，尤其是以官吏需向帝王缴纳的税赋的形式，但它却不是用于买卖，因为土地不是作为一种可转让的商品而存在的。这就是债务口约（nexum)的束缚机制：某物被借出甚或被给予，但却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也不存在私人所有权(appropriation)；对之所进行的补偿并不呈现为需付给施主的利息或利润，而是呈现为一种应支付的“租金”，它伴随着使用借贷或收入的捐赠(la donation de revenu)。②历史学家马克思与考古学家柴尔德在以下这点上是一致的：古老的帝国对农业公社进行超编码，它是以公社生产力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必须存在某种潜在的剩余，它能够构成国家的储备，能够供养一个专门化的手工业者的阶层(冶金)，能够逐步地催生出公共职能部门。这就是为何马克思将早期国家与某种“生产方式”联结在一起。然而，这些新石器时期的国家的起源仍然要在时间之中被后推。当人们对近新石器时期的帝国进行推测之时，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时间量，因为发生变化的是定性的问题。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Catal-Hüyük)使得一种尤为强化的帝国的范型成为可能：一种对于来自不同地区的野生谷物和相对驯顺的动物所进行的储备，正是它实施着或有可能实施—一开始是偶然地杂交和选择，由此产生出农业和小型畜牧业。①我们看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已知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及其重要性。不再是储备以潜在的剩余为前提，而是相反。不再是国家以高级的农业公社和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相反，国家是直接在一个没有先行的农业和冶金业的采集者一猎人的环境之中被建立起来的，是它创造了农业、畜牧业和冶金业：一开始是在它自己的土地之上，随后又将其施行于周围的世界。不再是农村逐步创造出城市，而是城市创造了农村。不再是国家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正相反，是国家将生产形成为一种“方式”。用来论证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的那些最根本的理由已然失效。这就像是一个袋子之中的种子：始于一种全然随机的混合。“国家的和城市的革命”理应发生在旧石器时代，而不是如柴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在新石器时代。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一种亚洲的独裁体制的观念出现于18世纪，尤其是在孟德斯鸠的作品之中，但却是用来描述帝国发展的某个阶段，与绝对的君主制相对应。而马克思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改造了这个观念，用它来界定古老的王国。这方面的主要文献是：Marx，Grundrisse，Pléiade II，p.312 sq.；Wittfogel，Le despotisme oriental，Éd.Minuit[以及维达尔·内凯（Vidal-Naquet)为第一版所做的前言，但在魏特夫的要求之下，在第二版中被删去]；Tökei，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Studia historica，1966；C. E. R. M. 的集体研究成果，Sur le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Éd. Sociales.

②瓦龙（Varron）在 nexum 和 nec suumfit（=事物并未成为接受它的人的财产）之间做了一次著名的文字游戏。确实，nexum是早期罗马法的一种基本形式，它规定，形成义务的并非订立契约的双方之间的某种协定，而只是借方或施予方的话语，并呈现为一种魔法一宗教的形式。它并非一种契约(mancipatio)，亦不包含任何的买卖行为(即便是被推迟的)，也不产生任何的利息(尽管在我们看来，它可能包含某种租金)。尤其参见 Pierre Noailles，Fas et Jus，Les Belles Lettres；而杜梅泽尔则强调了nexum 与魔法性束缚之间的关系，参见 Mitra-Varuna，pp.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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