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进化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受到质疑（曲折的运动，此处或彼处所缺失的阶段，不可还原的整体性的断裂)。我们尤其已经看到，皮埃尔·克拉斯特尔试图根据两个论点来瓦解进化论的框架：（1）所谓的原始社会并非一种无国家的社会（就其未能达到某个特定的阶段而言)，而是反一国家的社会，它组构起种种机制来抵御国家一形式，从而使得国家一形式的结晶化不可能实现；(2）当国家出现之时，它呈现出一种不可还原的断裂的形式，因为它不再是生产力的某种循序渐进的发展的结果（即便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也不能根据一种经济基础来界定②)。然而，人们不能通过一种截然的断裂来摆脱进化论：在其研究工作的晚期，克拉斯特尔坚执这些反国家之社会的先在性和自给自足性，并将它们的机制归结于一种对它们所要阻止的、尚未存在之物的玄奥难解的预感。更普遍地说，人种学对考古学所表现出的那种反常的冷漠令人惊讶。看起来，人种学家们局限于各自的领域之中，他们很愿意以一种抽象的、（在必要时以）结构的方式对彼此的领域进行比较，但却拒绝将他们的领域与考古学的领域相对比，因为后者危及他们自身领域的封闭自足的状态。他们为那些原始人摄影，但却预先禁止将人种志和考古学这两种地图进行并置和重叠。加泰土丘本来可以拥有幅员三千公里的影响区域；那又怎么能将原始社会和帝国的并存关系（甚至是在新石器时代）这个不断被提出的问题忽略不计？只要考古学仍然被忽略，那么，人种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会被还原为一种观念性的对立，因而无法摆脱无历史的社会或反历史的社会这个荒唐的主题。并非所有的一切都与国家相关，但这恰恰是因为国家始终存在、到处存在。不仅写作是以国家为前提，而且话语、语言和言语都是如此。原始公社的自给自足性、独立性、先在性，这些都是人种学家的一种幻想：不是说这些公社必然依赖于国家，而是说它们与国家并存于一种复杂的网络之中。很有可能的是，原始社会“从一开始”就在彼此之间维系着一种远距离的关系，而非仅仅是临近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由国家所形成的，尽管国家只能对它们进行一种部分性的、局部的捕获。独立于书写的话语自身和语言并未界定那些彼此能够理解的封闭群体，从根本上说，它们所确定的是那些彼此互不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存在着言语活动，那它首先是发生于那些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之间。言语活动是为此而形成的，是为了翻译，而不是为了沟通。在原始社会中，存在着如此众多的“探求着”国家的趋势，如此众多的在国家的方向上运作的矢量，正如在国家之中或之外也存在着同样众多的运动，这些运动倾向于摆脱国家，抵制国家，或促进国家的发展，或甚至是已然准备废除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并存的，处于持续的互动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J. Mellaart，Earliest Civilizations in the Near East，以及 Catal Hüyük，Londres。城市学家雅各布斯(JaneJacobs)从中得出了一种帝国的模型，她称之为“新黑曜岩”(一种用于工具制造的火山岩的名字)，它可以回溯至新石器时期的开端，甚至更早。她强调了农业的“城市”起源，以及杂交在城市的谷物储备之中的作用：是农业以储备为前提，而非相反。在一项尚未出版的研究之中，让·罗伯特(JeanRobert)分析了梅拉特(Mellaart)的论点和雅各布斯的假说，并将它们运用于新的视角之中：Décoloniserl'espace。

②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我们已经看到，根据克拉斯特尔，原始战争是阻止国家形成的主要机制之一，因为它维持着小型的节段性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分散。然而，从这个观点看，原始战争亦始终从属于这些阻止性的机制，因而并未变成一部自主性的机器，即便有时它包含着某个专门化的团体。

402

一种经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采集者一猎人一动物饲养者一农民一工业家”这样一种多分枝的进化也不太令人置信。同样，如“游牧民族一半游牧民族一定居民族”这样的人种学进化论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地域性群体一村庄和小城镇一城市一国家”这种生态学的进化论就更是如此。只需将这些抽象的进化结合在一起，就足以令所有的进化论土崩瓦解：比如，是城市创造了农业，但却没有经历小城镇的阶段。再举一例，游牧民族并非先于定居民族，毋宁说，游牧是一种影响着定居民族的运动和生成，正如定居是一种令游牧民族安定下来的止歇：针对这个方面，格里亚兹诺夫（Gryaznov）已经证明，最为古老的游牧运动恰恰只能被归属于那些族群，他们放弃了半城市性的定居或原始的流动，以便开始过游牧的生活。①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游牧民族发明了战争机器，它占据着或充满着游牧空间，对抗着城市和国家，试图废除它们。原始人已经拥有了致力于阻止国家形成的战争机制(mécanismes)；只不过，当这些机制以一部特殊的对国家进行回击的游牧运动机器的形式而获得自主性之时，它们就发生了变化。不过，我们不能由此就推论出一种如下的进化过程，即便是曲折的进化：从原始人到国家，再从国家到游牧的战争机器；或者至少，曲折的运动不是前后接续的，而是经过了一种拓扑学的轨迹，它在这里界定了原始社会，在那里界定了国家，而在别处又界定了战争机器。即使当国家占有了战争机器、再度改变了它的本性之时，这也是一种转移和转换的现象，而非进化。游牧民族只有在生成之中、在互动之中才能存在；但原始人也是如此。历史所做的无非是将一种生成式的并存转译成一个前后接续的序列。可能存在着移动放牧的群体，半定居的群体，定居的群体，或游牧的群体，但它们却不必因此就作为国家的预备阶段；国家已经在那里，在别处，或在近旁。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根据格里亚兹诺夫，在铜器时代，是那些定居的农民进入草原，并开始过游牧生活：这正是进化之中的曲折运动的一个案例。参见 Sibérie du Sud，Nagel，pp.99，133—134。

403

是否至少可以说，采集者一狩猎者虽然是“真正的”原始人，但却始终作为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或最低限度的前提，无论我们将其回溯到多远？要想持有此种观点，就必须以某种极不充分的因果性概念为前提。确实，人文科学—及其唯物主义、进化论甚或是辩证法的图式落后于物理学甚或生物学之中的那些丰富的、复杂的因果关系。物理学和生物学向我们呈现出颠倒了的因果性，它与目的论无关，但却体现出一种未来对于当下的作用，以及当下对于过去的作用：比如，汇聚的波和预先的潜能就包含着一种颠倒的时间。不只是断裂或曲折，而且是这些颠倒的因果性瓦解了进化的过程。同样，在我们所关注的领域之中，说新石器时期甚或旧石器时期的国家一旦出现就会反作用于周边的狩猎者一采集者的世界，这并不充分；它在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发生作用了，作为这些原始社会自身所要抵御的现实的边界，或作为它们所汇聚的点，只不过它们唯有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才能触及这个点。在这些社会之中，同时存在着沿着国家的方向运动的矢量、对国家进行抵御的机制，以及一个汇聚点（它在被接近的同时也被后推、置于外部)。抵御，同样也是预期。当然，真实存在的国家，以被抵御的边界的形式而预先存在的国家，这二者是既然不同的；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不可被还原的偶然性。然而，为了赋予对尚未存在之物的“预感”（pressentiment）这个观念以一种明确的意义，必须证明那尚未存在之物已经在发生作用了，只不过这种作用的形式不同于其实现的形式。一旦出现，国家就反作用于狩猎者一采集者，将农业、畜牧业、一种广泛的劳动分工（等等）强加给他们：由此呈现为一种离心的或发散的波的形式。然而，在出现之前，国家已经以狩猎者一采集者的收敛的或向心的波的形式在发挥作用了，这种波恰恰是消弭于汇聚点上，这个点标志着符号的颠倒或国家的出现（因而，这些原始社会有着一种功能性的、内禀的不稳定性)。①然而，从这个观点出发，有必要思索两种颠倒的运动、时间的两个方向之间的共时或并存—国家“之前”的原始人和原始人“之后”的国家，就好像它们是两股波：在我们看来，它们相互排斥，彼此承继，同时展开于一个“考古学的”、微观政治的、微逻辑的（micrologique）分子场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让·罗伯特发展了这个有关一种“符号和讯息的颠倒”的观念：“在第一个阶段，信息的流通主要是从周边向中心，然而，从某个临界点开始，城市开始向乡村世界放送出越来越迫切的讯息”，由此就变为了输出者(Décoloniser l'espace)。

404

存在着一些集体性的机制，它们同时既抵御、又预期着一个中心权力的形成。这样一个中心的出现因而是某个阈限或程度的一种功能，逾越这个阈限或程度，被预期之物就会获得或失去容贯性，被抵御之物则突破了边界而最终降临。这个容贯性或限制性的阈限不是进化性的，它与逾越它的事物并存。此外，应该对不同的容贯性阈限进行区分：城市与国家并不是一回事，无论二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补性。“城市革命”和“国家革命”可能会同时发生，但却不会彼此融合。在这两种情形之中都存在着中心权力，但却有着不同的形象。一些学者已经在帝国的或王权的系统（宫殿一寺庙）与城镇的系统之间做出了区分。在两种情形之中都存在着城市，但在前者之中，城市是宫殿或寺庙的衍生物，而在后者之中，宫殿和寺庙则是城市的一种固化。在前者之中，最卓越的城市是首都，而在后者之中，则是大都会(métropole)。苏美尔人那里已经体现出一种城市的解决方案，它与埃及的帝国的解决方案有所不同。然而，从更大的范围上来看，是地中海世界——通过佩拉斯吉人(Pelasges)、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东方帝国之组构的城市网络。①还是在这里，关键之处仍然不在于进化，而是涉及两种并存的容贯性阈限。它们的差异体现于不同的方面。

城市与道路相关。它只有作为某种流通和循环的功能才能存在；它是它所创造的或创造它的循环之上的一个突出的点。它为入口和出口所界定，必须有某种事物进入它，离开它。它强行规定了一种频率。它对无生命的、有生命的或人类的物质实施一种极化；它使得系与流沿着水平线经过这里或那里。它是一种超容贯（trans-consistance）的现象，一种网络，因为它从根本上与另外的城市相关联。它体现了一种解域的阈限，因为无论何种物质被介入，它必须被充分解域化，以便进入到网络之中，从属于极化，遵循着城市和道路的再编码的循环。最大化解域出现于商业的和海洋的城市脱离内陆和乡村的趋势之中（雅典、迦太基、威尼斯……)。人们往往强调城市的商业特征，但这里所说的商业也同样是精神性的，正如在一个寺院和寺庙一城市（cité-temple）的网络之中那样。城市就是性质各异的点与圆，它们在水平线上形成对位；它们实施着一种彻底的但却是局部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整合。每个城市都构成了一个中心政权(pouvoir)，但却是一种极化的或中间的（demilieu）政权，一种强制性协调的政权。因而此种政权有着一种平均主义的倾向，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专制的、民主的、寡头的，还是贵族的……城市的政权发明了法官（magistrature）的观念，它与国家的公务员职位（fonctionnariat）截然不同。①谁又能说清，最为剧烈的城市暴力存在于何处呢?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关于中国的城市及其对于帝国原则的服从，参见 Balazs，La bureaucratie céleste，Gallimard，以及Braudel，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p.403：“在印度和中国，社会结构预先就排斥了城市，并赋予它一种（我们会说）质地差的、难以处理的材料。……这是因为，社会被冻结于—真正地冻结于某种不可还原的系统和先行的结晶之中。

405

确实，国家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它是一种内容贯（intra-consistance）的现象。它使得点与点之间形成总体性的共鸣，这些点并不必然已经是城市一极，而是从属于极为多样的类别：地理的、种族的、语言的、伦理的、经济的、技术的特殊性……它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发生共鸣。它通过层化而运作，也即，形成了一种垂直的、层级化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在深度上穿越了水平线。因此，它维持着某些要素，但这只有通过切断它们与别的已然外化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它对这些关系进行抑制、减缓或控制；如果说国家具有一种自己的循环，这就是一种首先依赖于共振的内部循环，一个与网络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的递归(récurrence)的区域—虽然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必须对自身与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问题不是要去了解那个被保留的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边界)，因为无论怎样，总是存在着解域；不过，在这里，解域是源自界域自身，后者被当作对象，当作一种有待层化、有待形成共鸣的质料。同样，国家的中心政权也是层级化的，它构成了一套公务员制度；中心并不在中间，而是位于高处，因为它只有通过从属关系才能将它所隔离出来的事物重新联合在一起。当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国家，正如同样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城市，但这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多样性：沿着深度存在着多少纵向的、彼此分离的剖面(coupe)，就有多少国家；但城市却不能与城市间的水平网络相分离。每个国家都是一种全局的（而非局部的）整合，一种共振（而非频率）的冗余，一种对界域的层化（而非环境的极化）的操作。

我们可以推想出原始社会既抵御又预期着两种阈限的过程。列维-施特劳斯已经揭示，对同样的村庄可以进行两种阐述，一种是节段性的和平均主义的，另一种则是总体化的和层级化的。这就像是两种潜能，一种预期着一个为两个水平节段所共有的中心点，另一种则相反，预期着一个外在于一条直线的中心点。②原始社会不缺乏权力的构型：它们甚至具有很多。然而，阻止这些潜在的中心点发生结晶、获得容贯性的，正是那样一些机制，它们使得这些权力的构型无法在至高的点之中发生共鸣，无法在共有的点之中发生极化：事实上，圆圈不是同心的，两个节段还需要第三个节段来进行互通。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始社会没有逾越城市一阈限或国家一阈限。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从所有这些立场出发，沙特莱(François Chatelet)质疑了城邦—国家的经典观念，他不相信雅典城邦可以等同于某种类型的国家(«La Grèce classique，la Raison，l'Etat»，in En marge，l'Occident et ses autres，Aubier)。伊斯兰教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以及11世纪之后的意大利，德国和佛兰德斯：政治权力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形式。比如汉萨城市同盟，它就没有公务员，没有军队，甚至都没有司法人员。城市始终是处于城市网络之中，然而准确说来，“网络化城市”与“拼贴式国家(lamosaiqued'Etats)”并不重合（关于所有这些要点，参见 François Fourquet & Lion Murard，Généalogie des équipements collectifs， 10—18，pp.79—106)。Iévi-Strauss Anthronologie Plon nn 167—168

406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容贯性的这两种阈限，会清楚地看到它们包含着一种与原始的界域代码相关的解域。要想追问何者在先，是城市还是国家，是城市革命还是国家革命，这是徒劳的，因为二者是互为前提的。城市的旋律线和国家的和声剖面对于空间的纹理化来说都是必需的。这里，唯一的问题涉及位于此种交互性的核心之处的某种逆反的关联。因为，尽管早期的帝国必然包含着规模可观的城市，但这些城市始终多多少少从属于国家，而这种从属的程度要视王宫(lePalais）对于外贸进行垄断的彻底程度而定。与之相反，当国家的超编码引发了被解码的流之时，城市就趋向于摆脱束缚。解码与解域结合在一起，并增强了后者：必需的再编码则是通过某种城市的自治或直接通过摆脱了国家形式的行会的和商贸的城市而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城市，它们不再与自身的土地有所关联，因为它们确保着帝国之间的贸易，或从更积极的方面说，它们与其他的城市之间构成了一个自由贸易的网络。因此，存在着一种城市所特有的、在那些最为强烈的解码区域之中的冒险：比如，古代的爱琴海世界，或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世界。难道不可以说，资本主义就是城市的产物，它出现于当一种城市的再编码趋向于取代国家的超编码之时？不过，这并非实情。并非是城市创造了资本主义。银行业与商贸的城市是非生产性的，对内陆漠不关心，它们不可能进行一种再编码，除非能够阻止被解码的流之间的普遍接合。如果说它们确实预期着资本主义，那么，它们在预期的同时也抵制着资本主义的形成。它们并未逾越这个新的阈限。因此，有必要将这个既预期又抵制的机制的假说进行拓展：这些机制不仅在原始社会、而且也在城市“反抗”国家和“反抗”资本主义的过程之中发挥作用。最后，正是通过国家一形式而非城市一形式，资本主义才获得了胜利：当西方国家变为被解码之流的某种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型之时，它们就由此再度征服了城市。正如布罗代尔所言，“每次都存在着两个赛跑者，城市和国家”—解域的两种形式和速度，“而国家往往获胜……放眼整个欧洲，国家以一种本能性的残酷对城市进行规训，无论它是否采取暴力……它赶上了奔驰的城市”。②然而，此种关系是交互的；其实，如果说现代国家赋予资本主义以其实现的模型，那么，以这样的方式所实现的就是一种独立的、世界性的公理系统，它就像是一个单一的城市，巨型城市或“巨型机器（mégamachine）”，而国家只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贝尔特(Louis Berthe)结合一个特定的例子分析了此种对于“第三个村庄”的需要，正是它阻止了圆圈形成封闭：“巴杜伊人之中的长与幼，联盟与等级”(pp.214—215)。

②Braudel，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pp.391—400(关于西方的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从15世纪开始，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对于城市的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只有国家具有完全占有战争机器的能力：通过地域性的征兵、物质资料的投入、战争的工业化（更多的是在制造武器而非别针的工厂之中，大规模生产和机械设备部门才得以出现)。相反，商业城市需要快速的战争，依靠雇佣兵，并且只会熔铸战争机器。

407

是它的部分或分区。

我们以机器程式(processus)、而非生产方式（它倒是反过来要依赖于这些程式）来界定社会构型。这样，原始社会就通过抵制一预期的机制而被界定：国家社会就通过捕获的装置而被界定：城市社会为极化的工具所界定；游牧社会为战争机器所界定；最后，国家组织或更确切地说全球性组织，则被界定为囊括了种种异质的社会构型。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程式是并存的变量且作为一种社会拓扑学的研究对象，多种多样的相对应的构型才得以并存。它们以两种方式并存，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一方面，实际上，原始社会既抵御着、又预期着国家或帝国的构型，然而，除非此种构型已经存在并构成了它自身范域的一部分，否则预期是无法进行的。国家无法实施捕获，除非被捕获者与之并存，在原始社会之中进行抵抗，或以新的形式进行逃逸，比如城市或战争机器……战争机器的数字构成与原始社会的世系组构相重叠，并同时与国家的几何组构和城市的物理组构相对立。正是此种外在的并存—互动—将其自身表现于国际性的集合体之中。这是因为，这些集合体当然无需等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才能形成：早在新石器时期甚至旧石器时代，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全球性组织的痕迹，这些组织证实了远途贸易的存在，它们同时穿越了最为多样的社会构型(正如我们在冶金的案例之中所已经看到的)。传播或文化传播论（diffusionnisme）的问题将不会被恰当地提出，如果人们总是预设了一个传播由之开始的中心的话。只有通过极为差异的潜能之间的互通，传播才能发生：所有的传播都发生于中间，通过中间而运作，正如所有那些以根茎的方式“生长”的事物。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性的组织并不是自一个帝国中心开始运作的，这个中心将自身强加于某个外部环境并对后者进行同质化；同样，它也不可被还原为同类的构型之间的关系，比如国家之间的关系(S.D.N.①，O.N.U.②……)。相反，它构成了并存的不同类型之间的中介环境。因而，它并非只是商贸的或经济的，而且还是宗教的，艺术的，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那些所谓的国际组织，都能够同时贯穿多样的社会构型：国家、城市、沙漠、战争机器、原始社会。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商业构型并非只拥有城市之极，而且还拥有着原始的、帝国的，以及游牧的节段，它们贯穿着所有这些节段，并有可能产生出另一种形式。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完全有理由说，不存在国际关系（即便是经济关系）的某种经济理论，因为这些关系横跨着异质性的构型。③全球性组织的出发点不是某个国家（即便是一个帝国)，相反，帝国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且帝国是按照它自身的模式、根据其自身的秩序（即，致力于尽其所能地进行捕获）而成为它的一部分。它并非是通过逐步的同质化或总体化而运作，而是通过获得容贯性或对如此多样的事物进行加固。比如，一神教因其对于普遍性的吁求而与地域性的崇拜相区分。然而，此种吁求不是同质化的，它只有通过四处扩散才能产生其影响：基督教就是如此，它变为帝国性的和城市性的，但同时也引发了集群(bande)，荒漠，它自身的战争机器。①同样，任何一场艺术运动都既拥有其城市和帝国，也拥有其游牧民、集群和原始人。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② 联合国。——译注

①“国际联盟”：一个成立于1920年的世界组织，旨在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与和平。1946年，该联盟正式宣布解散。——译注

③ 这是一个常常为萨米尔·阿明所发展的主题：“因为研究不同的社会构型之间关系的理论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恰好位于这个框架之中的国际关系无法产生一种经济理论”(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Éd. deMinuit, p.124 sq.)。

408

有人会反驳说，至少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国际性的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即所有的国际关系—倾向于对社会构型进行同质化。这些人不仅会援引原始社会的冷酷的、协同一致的毁灭，而且还会援引最后的专制构型的覆灭—比如，奥斯曼帝国，它以极度的抵制和怠惰来对抗资本主义的诉求。然而，此种反驳只是部分有理。就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公理系统（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而言，所有作为实现模型的国家和社会构型都倾向于变为同形的(isomorphes)：只有唯一一个中心化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甚至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参与其中。世界性组织的运作因而不再是介于异质性的构型“之间”，因为它确保着这些构型之间的同形。不过，把同形性和同质性混淆在一起，这就错了。一方面，同形性容许，甚至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一种显著的异质性（民主国家、集权国家，都并非徒有其表)。另一方面，国际性的资本主义公理体系确实保障着多样的构型之间的同形性，但这只有在国内市场被发展和拓展的地方（换言之，“在中心”）才能实现。不过，它容忍，甚至需要某种边缘处的多形性，但前提是它没有被渗透，尚且可以能动地推进自身的边界：这就可以解释异形的(hétéromorphe)社会构型在边缘处的存在，它们当然不是残余或过渡的形式，因为它们实现了一种超一现代的（ultra-modern）的资本主义生产（石油、矿藏、种植、工业设备、钢铁冶金、化学……)；但它们同样也是前一资本主义的或资本主义之外(extra-capitaliste）的，这是由于它们的生产的其他方面的特征，以及它们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不可避免的不协调性。②当国际组织变为资本主义的公理系统之时，它继续包含着社会构型之间的异质性，由此导致了并组织起它的“第三世界”。

不仅有一种构型之间的外在的并存，而且还有一种机器程式之间的内在的并存。每种程式都同样能够以一种与其固有“权能”（puissance）有所不同的“权能”而运作，也能够以与另一种程式相对应的某种权能进行运作。作为捕获装置的国家具有一种占有的权能；而准确说来，此种权能不仅在于，在一种被界定为系的物质之中捕获所有那些它能够、可能捕获的东西。捕获装置还能够将战争机器、极化的工具、预期一抵制的机制占为己有。反过来说，预期一抵制的机制则具有一种强大的转移（transfert）的权能：它们并不仅仅运作于原始社会之中，而且还转入到对国家一形式进行抵制的城市之中，转入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抵制的国家之中，转入到抵制并外推自身界限的资本主义之中。此外，它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转变为别的权能，而且还再度形成了阻抗和传染的策源地：正如我们在“集群”的现象之中所已经看到的，它们拥有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e)，等等。同样，战争机器所拥有的是一种变形的权能，而此种力量无疑使得它们既有可能被国家捕获，但也同样能够抵抗此种捕获，并以其他的形式、有别于战争的别的“目的”（革命?）而重生。每种权能都是一种解域之力，它可以与别的权能协同运作，也可以与之相对抗（即便是原始社会也有着它们的解域的矢量)。每种程式都可以转变为别的权能，但也同样可以令其他的程式从属于自身的权能。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参见 Jacuqes Lacarrière, Les hommes ivres de Dieu, Fayard。

② 萨米尔·阿明分析了第三世界的“边缘构型”的此种特性，并区分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东方的和非洲的，另一种则是美洲的：“美洲，亚洲和阿拉伯世界，非洲，它们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革的，因为它们并不能被整合入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相同发展阶段，因而在此种发展之中也不具有同样的功能”(Ledéveloppement inégal, p.257 sq.;以及 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Éd. Anthropos, pp.373—376)。然而，我们将看到，在某些条件之下，中心和边缘注定要互换其特征。

409

命题 XII：捕获

我们是否能够构想出一种在彼此相异的原始群体之间的“交换”，它全然无需指涉储藏、劳动和商品这样的观念？看起来，一种修正过的边际主义促使我们形成一种假说。这是因为，边际主义的旨趣并不仅仅在于其极为缺乏说服力的经济理论，而且还在于一种逻辑的力量，此种力量使得杰文斯①变得有几分类似于（比如）经济学中的刘易斯·卡罗尔。比如，考察两个抽象的群体，其中一个（群体A）出让种子并接受斧头，而另一个（群体B）则正相反。那么，对这些物品的整体性估价是基于什么？基于每一方所接受或更确切地说是可接受的最后的物品的观念（idée)。一定不能将“最后的（dernier）”或“边际的”理解为“最近的”或“最终的（1'ultime）”，而更应该理解为“倒数第二个”，也即，在交换者对明显的交换失去了所有兴趣（或不得不改变他们各自的配置，以进入另一个配置之中）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所构想的实际上是：采摘者一种植者的群体（A)，它接受斧头，对于斧头的数量形成某种“观念”，而此种观念迫使它改变配置；以及，制造业的群体(B)，对于种子的数量所形成的某种“观念”迫使它改变配置。我们会说，要确定种子—斧头之间的关系，就要根据与（对于群体A而言的）最后一把斧头相对应的（对于群体B而言的）最后一批种子的量。最后一件物品作为整体估价的对象将决定整个系列的价值。它恰恰标志着这样一个点，在其上，配置必须复制其自身，重新开始一种新的操作或一个新的循环，将自身安置于另一个界域之上。逾越了这个点，配置就不再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延续。因此，它确实是一个“倒数第二个”，因为它先于终结者(1'ultime)。终结者出现于配置必须改变其本性之时：B将不得不种植过剩的种子，A将不得不加快其种植的节奏，并停留于同一片土地之上。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与他人合作发展了边际效益理论。——译注

410

现在，我们能够提出“边界”和“阈限”之间的某种概念上的差异：“边界”指示的是倒数第二个，它标志着一种必然的重新开始；而“阈限”则指示着终结者，它标志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变化。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其经济上的条件都包括一种对于边界的评估，超越了这个边界，这个企业就会改变其结构。边际主义试图揭示此种“倒数第二个”机制的发生频率：它不仅适用于可交换的最后物品，而且还适用于可生产的最后物品，或最后一个生产者本人，也即在配置发生变化之前的边际的或边界的生产者。①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经济学。比如，酒鬼将什么称作最后一杯？酒鬼对于他所能够承受的量有着一种主观的评估。他所能承受的恰恰正是边界，在其上，酒鬼发现他能够重新开始（休息一会，停顿一会之后……)。然而，超越了这个边界，还存在着一个会使他改变配置的阈限：他或者会改变饮品的本性，或者会改变通常饮酒的地点和时间；或者，更糟糕的是，他有可能进入一个自杀的配置之中，或进入一个医疗的、医院的配置之中，等等。这一点无关紧要：酒鬼可能会欺骗自己，或以一种极为含混的方式来利用“我将停下来”这个主题，“最后一个”的主题。重要的是，存在着一种自发的边际标准和边际主义的评估，它们决定着整个“杯”之序列的价值。另一种相似的情形比如，在夫妻吵嘴的配置之中说最后一句。每一方都从一开始就对这最后一句的音量和密度有所评估，这句话将令他/她占据优势，从而终结争吵，它标志着配置的一次操作或一个循环的结束，以便所有的一切能够重新开始。每一方都根据对这句话的评估及对其到来的时刻的大致约定来谋划他们自己的言说。超越了这最后一句(倒数第二句)，还会有其他的话，但这回就是终结的话了，因为这些话会使他们进入到另一种配置之中（比如离婚)，因为他们可能已然逾越了“限度”。对于最后的爱也是如此。普鲁斯特展示了，一次爱情是怎样被引向其边界和边缘的：它重复着自身的终结。接下去是一次新的爱情，从而，每次爱情都是序列性的，存在着一个爱情的序列。然而，再一次，终结者“逾越”了这个系列，直至其配置发生了变化，爱的配置让位于一种艺术的配置——有待完成的著作，普鲁斯特的问题……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Gaetan Pirou，Economie libérale et économie dirigée，Éd. Sedes，t. I，p.117：“边际工人的生产力决定了这个工人以及所有其他工人的工资，这就正如，当考察商品之时，最后一桶水或最后一袋小麦的效用决定着这桶水和这袋小麦，以及所有其余的水和小麦的价值”(边际主义试图将配置量化，但实际上各种量的因素都在对“最后一个”的估价之中发挥作用)。

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