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因而，重要的不是解放了的奴隶此种特殊情形。重要的是被排斥者(1'Exclu)的集体形象。重要的是，以某种方式，超编码的装置产生了种种自身被解码的流货币、劳动、财产……这些流是它的相关物。此种相互关系并非仅仅是社会性的、处于古老帝国的内部，它还是地理上的。这里应该重温东西方之对抗这个主题。根据戈登·柴尔德的重要的考古学研究，古老帝国包含着一种被储备起来的剩余农产品，由此得以供养冶金工匠和商人的专业团体。确实，作为超编码所固有的内容，剩余不仅必须被储备起来，而且还必须被吸收、消费、实现。无疑，吸收剩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是帝国对战争机器进行占有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开始，军事机构就是吸收剩余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假定军事机构和官僚机构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就为此种非务农的工匠的专业团体的形成留出了空间，他们的劳动将会增强农业的定居化。在亚非，在东方，所有这些条件都被实现，国家装置也就应运而生：在近东，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印度河流域(远东)。正是在这些地方，农业储备及其官僚的、军事的、冶金和商贸的附随物得以出现。只不过，此种帝国的或东方的“解决方案”有陷入一种困境的危险：国家的超编码将冶金工匠和冶金商人都限制于严格的范围之内，为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对外贸的垄断性占有所控制，以便服务于某个统治阶级，这样，农民自身从国家的创立之中受益甚少。由此，国家一形式确实进行了拓展，考古学已然在爱琴海世界的西方历史的范域之中发现了它的遍在性。不过，这并不是处于同样的条件之下。弥诺斯和迈锡尼只不过是帝国的某种可笑形象，迈锡尼的阿伽门农不是中国的皇帝，也不是埃及的法老，正如埃及人会向希腊人说：“你们这些异乡人啊，永远只会如孩童一般……”这是因为，爱琴海民族既因为太过偏远而无法进入东方的范域之中，又因为太过贫穷而无法为自身储备起一种剩余，不过，它们又并非偏远和贫穷到足以忽视东方的市场。此外，正是东方的超编码将一种远途贸易的角色赋予它的商人。这样，爱琴海民族就发现它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形之中，能够从东方的农业储备之中获益，但又不必建构起自己的农业储备：它们一有机会就对东方的储备进行劫掠，但更经常的则是通过原材料（尤其是木头和金属）的交换来获取其一定的份额，这些原材料甚至来自中欧和西欧。当然，东方必须不断地更新它的储备；但是，在形式上，它做出了一步“一劳永逸的”举措，而西方就从中受益，并且不必对其进行复制。因而，在西方，冶金工匠有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商人的地位，这是由于他们的生存并不直接依赖于一种由某个当地的国家装置所积累起来的剩余：即便当农民遭受到与东方同样严酷、往往是更为严酷的剥削之时，冶金工匠和商人也仍然享有着一种更为自由的地位和一个更多样化的市场，正是他们预示着一个中产阶级的出现。众多来自东方的冶金工匠和商人因而便转入爱琴海世界，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这些更为自由、更为多样，也更为稳定的条件。简言之，同样的流，在东方被超编码，但在欧洲却趋向于被解码，这个新出现的情形就像是作为另一方的反面或相关物。剩余价值不再是一种代码的剩余价值(超编码)，而变成一种流的剩余价值。这就好像，同一个问题有着两个解决方案，东方的和西方的，后者被嫁接于前者之上，使前者摆脱困境，但却仍然以前者为前提。欧洲的或欧化的冶金工匠和商人面临着一个更少编码的国际市场，它不再局限于帝国的一个家族或一个阶级。正如柴尔德所说，西方的、爱琴海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经济系统之中：它们沉浸于其中，而不是将其维持于自身网络的边缘之处。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Tökei, «Les conditions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dans la Chine de l'époque Tcheou», Acta antiqua, 1958。 马克 思和恩格斯已经注意到，只有罗马平民（部分由自由民所组成）才享有“将财产转移出公地（ager publicus） 的权力”：平民变成了地产以及商业和工业财富的私有者，而这正是由于他们“被排斥于所有的公众权力之 外”(参见 Marx,Grundrisse,Pléiade,II,p.319;Engels,Origine de la famille,Éd. Sociales,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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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出现的是国家的另一极，我们可以简要对之加以界定。公共领域不再构成财产的客观本性，相反，它成为实现一种已经变为私人性之所有权的共同手段；这样，我们就进入到公共一私人的混合体之中，它构成了现代世界。束缚变为私人性的；私人性的依赖关系，既是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契约)，又是所有者和所有物之间的关系[约定(convention)]，它们复现或取代了共同体的关系或社会职能的关系；甚至役使所界定的也不再是对于公社劳工的公共支配权，而是作用于工人个体的私有制。②法经历了一种彻底的变化，变为主观的、结合的、“地方的”（topique）法：这是因为，国家装置面临着一项新的任务，它的目的与其说是对已被编码的流进行超编码，还不如说是组织起被解码的流之间的结合关系。由此，符号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体现于以下所有这些方面：帝国的“能指”让位于主体化的进程；机器性的役使趋向于被一种社会性的征服（assujetissement）所取代。与相对整齐划一的帝国这一极正相反，这第二个极呈现出最为多样的形式。然而，人们的依赖关系尽管极为多样，但它们始终标志着有条件的和局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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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柴尔德的两部巨著，L'Orient préhistorique，尤其是L'Europe préhistorique，Payot。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的分析使得柴尔德能够做出这样的推论：在爱琴海世界之中，没有哪个地方的财富和食物的积累能够与东方相提并论(pp.107—109)。

②关于古代帝国之中的“普遍化的役使”和私有制的奴役、封建的奴役等等之间的差异，参见Charles Parain, «Protohistoire méditerranéenne et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C. E. R. M.,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p.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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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的发达帝国首先发展出此种新的私有的公共领域，比如罗马帝国的议会（consilium）和元首金库（fiscus）这样的机构（正是通过这些机构，解放了的奴隶才获得了一种与官员的政治权力相并行的政治权力①)。然而，独立的城市，封建制度也同样如此……但这后两种构型是否仍然能够符合国家的概念，这个问题只有在考察了某些相互关联之后才能被提出：酷似发达的帝国，独立的城市和封建制度也是以某个古老帝国为前提和基础；它们自身与发达的帝国保持联络，而后者又反作用于它们；它们积极地为国家的新形式的出现进行准备（比如，君主专制政体作为某种主观法和某种封建过程的产物②)。实际上，在私人关系的丰富领域之中，重要的不是个体的随意性和多变性，而是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一种主体性（可以发展至谵妄）与合乎资格的行为（作为权利和义务的来源）之间的适恰。在一段优美的文本之中，埃德加·基内（EdgarQuinet）强调了“十二个君王的谵妄和罗马法的黄金时代”之间的一致性。③

主体化、结合和所有权，这些都不能阻止被解码之流的持续运动，后者不断产生出新的逃逸之流（比如，我们已经在中世纪的某种微观政治的层次上看到了这一点)。这些装置的含混之处就在于此：它们只有通过被解码的流才能运作，但同时，它们却不容许这些流汇合在一起，而只能进行局部的结合，就像是如此众多的纽结或再编码。由此生发出历史学家的此种感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本可以”自某个时刻产生(在中国、在罗马、在拜占庭、在中世纪)，产生它的条件已然具备，但却没有被实现，甚至都不可能被实现。这是因为，流的压力描绘出资本主义的负轮廓(en creux)，但是，为了实现它，必须存在一个被解码之流的整体，一个普遍化的接合的整体，它溢出了、颠覆了之前的装置。事实上，当马克思着手界定资本主义之时，他一开始求助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无条件的、总体的主体性，它囊括了所有的主体化的过程，“所有的无差别的活动”：“一般的生产性的活动”，“财富的唯一的主观本质……”而这个独一无二的主体现在将其自身表现于某个一般的客体之中，而不再是某种性质状态之中：“伴随着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普遍性，我们同时拥有了作为财富的客体的普遍性，一般的产品或一般的劳动，但却是作为过去了的、物质化了的劳动。”④流通将资本构成为与整个社会相一致的主体性。然而，准确说来，此种新的社会性的主体性只有在这样的范围之内才能被构成，即当被解码的流溢出了它们之间的结合，并达到了这样一个解码的层次，国家装置不再能对其重新进行操控：一方面，劳动之流必须不再被限定于奴隶制或农奴制之中，而是生成为纯粹的、自由的劳动；另一方面，财富必须不再被规定为地产的、商业的、金融的，而是生成为同质的和独立的纯资本。无疑，这两种生成至少（因为其他的流也在汇聚）在每一条线上引入了许多差异的因素和偶然性。然而，正是它们之间的一次性的抽象接合造就了资本主义，彼此为对方提供了一个普遍的主体和一个一般的客体。当无定性的财富流遇到了无定性的劳动流、并与后者接合在一起之时，资本主义就形成了。①这就是之前论述过的仍然是定性和局部的结合始终要禁止的情形（两种主要的禁止性的力量：乡村的封建组织和城市的行会组织)。实际上，资本主义是通过一种被解码之流的普遍公理系统而形成的。“资本是一种权利，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体现为权利的生产关系，正是由此，它独立于其生产功能的每个阶段所呈现出的具体形式”。②私有财产所表现的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的束缚，而是一种主体的独立性，它现在构成了唯一的束缚。这是私有财产的演变过程之中的一个重要差异：私有财产自身与权利相关，而并非是法律将它与土地、物或人相联结（由此就尤其引发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即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消亡)。解域的新阈限。而且，当资本以此种方式生成为一种主动的权利（droit）之时，法律（droit）的历史形象就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法律不再是对习惯法（coutumes）的超编码，如在古老帝国之中的情形；也不再是一系列主题的汇集，如在发达帝国，城市和封建制之中的情形；它越来越具有了一种公理系统的直接形式和特征，正如在我们的民“法典”(code)之中所见到的那样。③

② 参见 François Hincker, «La monarchie absolue française», in C. E. R. M., Sur le féodalisme, Éd. Sociales. ③ Edgar Quinet, Le génie des religions, Euvres Complètes, Hachette, t. I.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Boulvert, Domestique et fonctionnaire sous le haut-empire romain, Les Belles Lettres。 Paul Veyne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分析了“主观法”在罗马帝国之中的形成，与之相应的机构，以及“公”与“私”的新含义。他指出，罗马法是一种“无概念的法”，它通过“专题”而运作，并由此与现代的、“公理化的”法的概念不同，参见 Le pain et le cirque，Éd. du Seuil， ch. III et IV，et p.744。

④ Marx,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léiade, I,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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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流达到了这个解码和解域的资本主义阈限之时（纯粹的劳动，独立的资本)，要想确保已变为全然经济性的所有权，似乎就既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政法分离的统治模式。经济活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公理体系，一种“颠覆了所有障碍和束缚的世界性的能量”，一种运动的和可转化的实体，“比如年产量总值”。今天，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一股庞大的、所谓无国家的货币流，它通过外贸而流通，跨越了边界，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形成了一种跨国的、全球性的组织，事实上构成了一种超国家的力量，对政府的决策毫不关心。④然而，无论此种运动当今所呈现出的实际的维度和数量为何，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已经发动了一种解域的力量，后者无限超越了国家所固有的解域。这是因为，远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开始，国家就一直在如此进行解域：它使大地成为它的至上统一性的一个对象，使之形成一个强制性的并存的整体，不容许界域之间、界域和谱系之间进行自由的游戏。不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被称为“界域性的”。但资本主义却根本不是界域性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它的解域之力的目标，不是对大地的掌控，而是“物质化了的劳动”，是商品。而私有财产也不再是对于地产或土地的所有权，甚至也不是对于这样的生产手段的所有权，而是对于可转换的抽象权利的所有权。①这就是为何资本主义标志着全球性的或世界性的组织的某种变革，这些组织现在获得了一种自身的容贯性：世界性的公理系统不是源自异质性的社会构型及其关系，相反，通过组织起一种国际性的劳动分工，它在极大程度上对这些构型进行分布，固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出了一种可以不需要国家的经济秩序。事实上，资本主义并不欠缺反抗国家的战斗呼声，这不仅仅是以市场的名义，而且还基于其更具优势的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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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两个序列在历史之中的独立性以及它们的“相遇”，参见 Balibar，Lire le Capital，Maspero，t. ⅡI，pp.286—289。

②Arghiri Emmanuel，L'échange inégal，pp.68—69[以及他对于斯威齐(Sweezy)的引用：“资本并非仅仅是生产手段的同义词，它是被还原为一种性质上均一、数量上可公度的价值基础的生产手段”，由此导致了利润的均等化]。在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分析之中，多布(MauriceDobb）有力地证明了，原始积累的目标并非是生产手段，而是“拥有财富的权利和资格”，它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生产手段(Etud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Maspero, pp.189—199).

③ 参见某些法学家在“主题性的”罗马法和“公理性”的民法类型的现代法之间所做的区分，被韦纳(Paul Veyne)重新采用。《法国民法典》更为接近于一种公理体系、而非一种代码系统，我们可以界定此种近似的某些基本方面：（1）陈述句形式对于命令式和情感表达式（诅咒、劝诫、申斥等等）的优势地位；(2)《民法典》试图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和完备的理性体系；(3)不过，同时还存在着命题的相对独立性，它允许增加公理。关于这些方面，参见 Jean Ray，Essai sur la structure logique du code civil français，Alcan。众所周知，罗马法的系统化是很晚（在17、18世纪）才进行的。

④ 参见 Jean Saint-Geours，Pouvoir et finance，Fayard。圣儒(Saint-Geours)是对于货币系统以及当代经济中的“公一私”混合的最出色的分析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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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资本的一个极为局部性的方面。如果说我们确实不是将“公理系统”这个词当作一个单纯的隐喻，那么就必须注意一个公理系统与各种各样的代码、超编码和再编码之间的区别：公理系统直接处理纯粹功能性的元素和关系，它们的本性是非特定化的，而且它们是同时在极为多样的领域之中被直接实现的；而代码则与这样一些领域相关，后者表达着定性的元素之间的特定化的关系，而这些元素只有通过超越性和间接的方式才能被归入一个更高的形式的统一性之中(超编码)。在这个意义上，内在性的公理系统在它们所贯穿的领域之中发现了如此众多的模型—这些模型被称为实现（réalisation）的模型。同样可以说，作为权利，作为“性质上均一的和数量上可公度的”元素，资本是在生产部门和生产手段之中实现的（或者，“总体资本”是在“差异资本”之中实现的)。然而，能够作为实现模型的并非只有不同的部门，还有国家：每个国家都将众多的部门集合和组合在一起，根据其资源、人口、财富和设施等等的不同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国家并未被废除，而是改换了形式，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型，但此种系统本身超越了这些模型。不过，“超越”并不意味着“无需”……我们恰恰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通过国家一形式而非城市一形式展开运作的；马克思所描述的基本机制（殖民统治、公债、现代税收制度，以及间接税收、工业保护主义、贸易战）可能酝酿于城市之中，但它们只有在被国家占有的限度之内才能作为积累、加速和积聚的机制而运作。最近的事件以另一种方式确证了这个原则：比如，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似乎准备动用可观的资本来进行星际开发，就好像资本主义正驾着一个矢量奔向月球；然而，步苏联（U.R.S.S.）的后尘（苏联将太空视作一个环带，它理应围绕着被当作“对象”的地球)，美国政府也削减了开发的经费，并在此种情况之下将资本重新引向一种更为中心化的模型。因此，国家的解域理应对资本的更高程度的解域进行缓和，并为其提供一种补充性的再结域。姑且不论这个极端的例子，更普遍地说，我们应该考察一种对于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唯物主义”的界定：一个生产者的集合体，在其中，劳动和资本自由流通，换言之，从原则上说，在没有外在阻碍的情况下，资本的同质性和竞争可以获得实现。为了实现自身，资本始终需要来自国家的一种新的力量和一项新的法律，在纯劳动之流的层次上和独立资本之流的层次上皆是如此。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地租趋于消亡的运动，参见 Amin et Vergopoulos，La question paysanne et le capitalisme，Anthropos。萨米尔·阿明分析了地租和矿租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在边缘区域保持或获得一种现实 意义的原因：La loi de la valeur et le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Éd. de Minuit, ch. IV et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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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国家并非一种超编码的超越性范式，而是种种内在性的模型，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种被解码之流的公理系统。再度重申，“公理系统”这个词远非一个隐喻，实际上，我们确实发现，一个公理系统之中的模型所引发的理论问题同样也存于国家之中。这是因为，实现模型尽管多种多样，但它们与所实现的公理系统之间却被设定为是同构的(isomorphe)；然而，此种同构—考虑到种种具体的变化—兼容最为显著的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同一个公理系统似乎可以包含多形态的模型，但这不仅是因为它自身尚未“完备/饱和（saturée）”，而且还因为这些模型是作为其完备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①当我们考察现代国家之时，这些“问题”就尤其变为政治问题：（1）是否所有现代国家都与资本主义公理系统同构？以至于民主的、集权的、自由的、专制的国家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具体的变量及这些变量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分布(此种分布始终有可能被重新调整)？即便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同构的，既然只存在唯一一个国际市场，即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2）相反，难道资本主义公理系统就无法容忍模型的一种现实的多形态性，甚至是一种异形态性(hétéromorphie)？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作为普遍的生产关系，资本能够极好地整合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或生产部门。然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官僚社会主义国家自身能够发展出不同的生产模式，这些模式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只是为了形成这样一个集合，它的“权能（puissance）”超越了公理系统自身（有必要尝试界定此种权能的特性，以及，我们为何常常将它视作末世，它引发了何种冲突，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何种不确定的机遇……)。(3)一种现代国家的拓扑学因而就与一种元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将所有的国家都视作是“等价的”，这是不准确的（即便是同构也并未导向这样的结论）；不过，赋予国家的某种形式以特权，这同样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就忘记了多形态性所确立起的严格的互补性，比如，在西方的民主国家和它们在别处所建立或支持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专制国家之间的互补性)；此外，将官僚社会主义国家和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类同，这也仍然是不准确的（它忽视了这一点：公理系统也可以包含某种现实的异形态性，从中产生出集合的更高的权能，即便这是一种恶化)。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公理方法的介绍性著作强调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布朗谢(RobertBlanché)的杰作《公理系统》(L'axiomatique，P. U.F.)。首先是公理之间的相互独立性的问题，以及系统是否完备的问题(§14 et 15)。其次是“实现模型”，它们之间的同质性，以及它们与公理系统之间的同构(§12)。接下来，模型可能具有多形态性，在不完备的和完备的系统之中皆是如此(§12，15，26)。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公理系统所面临的“不可判定的命题”的问题（§20)。最后，则是“权能（潜能）”(puissance）的问题，它使得不可证的无限集超越了公理系统(§26以及“连续统的权能”)。正是基于所有这些方面，政治才可以与一个公理系统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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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国家—在其最为多样的形式之中—正是作为实现模型的国家。而且，实际上，民族国家的诞生需要众多策略：一方面，它们是在一场主动对抗帝国的或发达的系统、封建制、城市的斗争之中形成的，但同时，它们瓦解了自身的“少数性”，也即那些可称之为“民族主义的”(nationalitaire）少数现象，这些现象从内部开始运作，并在必要时借助于古老的代码来获得一种更高程度的自由。构成民族国家的，就是一片疆土，一个民族：“故土”，并非必然是出生地；“民众”，也并非必然是既定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在以下两个极端的情形之中变得尤为突出：无民族的疆土，以及无疆土的民族。怎样形成一片疆土和一个民族，也即一个民族国家—一首迭奏曲？这里，最血腥、最冷酷的手段与浪漫主义的洪流相交汇。公理系统是复杂的，而且并不缺乏激情。我们在别处已经看到，故土或疆土包含着一种界域的解域运动（公社的土地、帝国的行省、领主的地盘，等等)，而民族则包含着一种人民的解码运动。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些被解码和被解域的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它不能与现代国家相分离，正是后者将一种容贯性赋予相应的疆土和民族。纯粹劳动之流造就了人民，正如资本之流形成了土地及其设施。简言之，民族国家正是一种集体性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与之相对应，现代国家则是作为征服（assujettissement）的程式。正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连同其所有可能的变化，国家才变为资本主义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型。这当然不是说民族国家仅仅是表象或意识形态现象，正相反，它们是激情的和活生生的形式，在其中，抽象资本的同质性和量化竞争首先获得实现。

我们将机器性的役使和社会性的征服区分为两个概念。当人类自身成为一部机器的构成部件之时，役使就出现了，而他们在一种更高的统一性的控制和引导之下，彼此之间、与其他事物（野兽、工具）之间共同来构成这部机器。然而，征服得以出现的前提，则是更高的统一性将人构成为一个与已然外化的客体相关的主体，无论这个客体是一头野兽，一件工具，甚或是一部机器：人不再是机器的构成部件，而成为一名工人，一个使用者……他从属（assujetti）于机器，但不再被机器所役使(asservi)。这并不是说，第二种机制就是更为人性的。只不过，第一种机制看起来确实与古老的帝国构型之间存在着尤为特殊的关联：身处其中的人类不再是主体，而成为一部机器的构件，这部机器对集合体进行超编码（这就是所谓的“普遍化的役使”，与古代的私有奴隶制或封建的农奴制相对立)。在我们看来，刘易斯·芒福德有理由以巨型机器来标示古老帝国，他同时明确指出—我们再度看到—这个说法与隐喻无关：“如果[多少与鲁勒（Reuleux）的经典界定相一致]机器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由各有其专门功能的稳固元素所构成的组合体，在人的控制之下进行运转和做功，那么，人类机器(machinehumaine)就是一种真正的机器。”①当然，是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带来了机器的胜利，尤其是原动机器(machines motrices）（而古代的国家充其量只有简单的机器）；不过，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是技术性的机器，它可以从外部进行界定。准确说来，人不是被技术性机器所役使，而是从属于它。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技术的发展，现代国家似乎已经用一种越来越强的社会性征服取代了机器性役使。古代的奴隶制和封建的农奴制已经是征服的手段。但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或赤裸裸的劳动者则以最为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征服，这是因为，主体化的过程甚至都不再进入到使流动发生中断的局部性结合之中。实际上，资本作为主体化之点而运作，由此将所有的人类都构成为主体，但其中一部分人（“资本家”）是作为表述的主体，他们形成了资本的私人的主体性；而其他人（“无产者”）则是陈述的主体，他们从属于不变资本实现于其中的技术性机器。因此，工资制度能够将征服带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点，并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残酷，但却仍振振有词地发出人道主义的呼声：不，人不是一部机器，我们不能将他当作一部机器，我们当然不能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混淆起来啊……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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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说资本主义呈现为一种世界性的主体化事业，那么，这是通过构成一个被解码之流的公理体系而实现的。作为主体化的相关项，社会性的征服更多地是呈现于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型之中，而非公理系统本身之中。正是在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体性的框架之内，主体化的过程及与之相对应的征服才得以体现。而公理系统本身（国家是它的实现模型）则在技术这个新形式之下恢复了或重新发明了一整套机器性役使的系统。这绝非是一种向帝国机器的回复，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公理系统的内在性之中，而非为一种形式统一体的超越性所支配。毋宁说，这是重新发明一部机器，人是这部机器的构成部分，而并非作为被征服的工人或使用者。如果说原动机器构成了技术性机器的第二个阶段，那么，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机器就构成了第三个阶段，它重建了一种普遍化的役使机制：可逆的和循环性的“人一机系统”取代了二者之间的不可逆的和非循环的古老的征服关系；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L. Mumford, «La première mégamachine», in Diogène, juillet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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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机器之间的关联是通过内在的互通，而不再是使用或效用来实现的。①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之中，可变资本规定了一种对于劳动者进行征服的体制（人的剩余价值)，其主要范围则是企业或工厂；然而，当不变资本的比例随着自动化的过程而不断增长之时，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役使，与此同时，劳动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剩余价值变为机器性的，其范围则扩张到整个社会。也不妨说，些许的主体化使我们远离征服，而过多的主体化则将我们带回其中。人们最近注意到这一点：现代权力的运作不能被还原为“压迫或意识形态”这种传统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它包含着对信息进行标准化、调制、建模的程式，这些程式作用于语言、感知、欲望、运动，等等，并通过微观一配置而运作。这个聚合体同时包含着被推向极致的征服和役使，它们作为两个共时的部分，不断地彼此加强，相濡以沫。比如：人被电视所征服，当他使用或消费它的时候，在这个极为特殊的情形之中，一个陈述的主体或多或少误将自身当作一个表述的主体（“您，亲爱的电视观众，是您造就了电视……”)；技术性的机器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媒介。然而，人被作为人类机器的电视所役使，一旦电视观众不再是消费者或使用者，甚至也不被认为是作为“制造者”的主体，而是被当作内在的构件，是“输入”和“输出”，是反馈或循环，所有这些方式都与机器相关，但却不是在生产或使用的意义上。在机器性的役使之中，只有信息的转化或交换，其中的一些是由机器进行的，而另一些则是由人进行的。②当然，我们不会将征服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进而将役使当作国际性的或世界性的。这是因为，信息也是国家的财产，正是国家将自身构建为人一机系统。不过，这一点只有在公理系统和实现模型这两个方面不断地相互转化、彼此互通的范围之内才成立。社会性的征服以实现模型为尺度，正如机器性的役使扩张到实现于模型之中的公理系统。我们享有特权，得以同时经受与同样的事物和事件相关的双重操作。征服和役使形成了并存的两极，而非两个阶段。

从某种通史的视角出发，我们得以回归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我们区分了三种主要形式：（1）古老的帝国，它们作为范式，并通过对已被编码的流所进行的超编码构成了一部役使的机器（这些国家之间几乎没多大差异，因为它们都具有某种形式上的不变性)；(2）极为多样的国家—发达的帝国，独立的城市，封建体系，君主政体等等，它们是通过主体化和征服而运作的，在被解码的流之间构建起局部的或定性的结合；(3）现代的民族国家，它们将解码推进得更远，因而就是一个公理系统或流之间的一种普遍接合的实现模型（这些国家将社会性征服和新的机器性役使组合在一起，而且，它们的多样性正是源自模型相关于公理系统所展现出来的可能的同构性、多形态性或异形态性)。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人机工程学（ergonomie)区分了“人—机”系统（或工作岗位）和“人（复数)—机（复数）”系统(人类要素和非人类要素的互通性的聚合体)。但这并非仅仅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而且第二种观点并非是第一种观点的普遍化：“信息的观念失去了它的人类中心论的特征”，因而问题不再涉及适配(adaptation)，而是根据情况对某种人类的或非人类的要素做出选择。参见 Maurice de Montmollin，Les systèmes hommes-machines，P.U.F.。问题不再是适配即便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是定位：你的位置在哪里？即便是残疾人也仍然能发挥用处，而并不需要被矫正或弥补。在一个“人（复数）一机（复数）”互通的系统之中，一个聋哑人可以构成一个关键部分。

② 科幻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正是描绘机器性的役使何以既与征服的过程结合在一起，但又超越了、有别于后者，进而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比如，布拉德伯里的作品：电视甚至不再是位于房间中心的一件工具，而是构成了房间的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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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它们标志着这些国家类型之间的深层断裂，而首要的是，它们令古老的帝国陷入一种彻底的遗忘和湮没之中，只有考古学才是解脱之道。这些王国骤然间灰飞烟灭，就像是毁于一场瞬间的灾难。正如在多利安人的入侵之中，一部战争机器被建立起来，它从外部发动冲击，消弭了记忆。然而，内部的情形则全然不同，在其中，所有的国家形成共振，将军队占为己有，体现出一种构成上的统一性，尽管它们的组织和发展皆有所不同。确实，无论何种被解码的流，都倾向于形成一部反抗国家的战争机器。不过，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这要看这些流是与一部战争机器连接在一起，还是反之进入到结合或某种普遍的接合之中、由此令其自身被国家占有。从这个视角来看，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时空的统一性。（1）和（2）之间的内在的相互关联最为明显地体现于这一点之中：爱琴海世界碎裂的形式预设了东方的宏大的王国形式，它们在后者之中所发现的正是储备或农产品的剩余，而它们不必亲自进行生产或积累就能获得这些。而第二阶段的国家不得不重新进行一种储备，如果说这仅仅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作用的话—哪个国家能摆脱外部环境呢？—这始终是通过重新激活一种发达的帝国形式而实现的，我们可以在希腊，罗马或封建的世界之中发现此种形式的复兴：始终有一个帝国处于边界之处，对于具有主体意识的国家（1esEtats subjectifs）来说，它起到能指和包涵的作用。而（2）和(3）之间的相互关联也同样是明显的；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并未缺席，而在对被解码的流所进行的局部结合和宏大接合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资本主义总是不断重生，它总是消失和复活于历史的每个十字路口。（3）和（1）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是必然的：第三阶段的现代国家实际上恢复了最为绝对的帝国，一部新的“巨型机器”，无论它的已然变为内在性的形式体现出何种创新性或现实性；它们是通过一种公理系统来实现这一点的，而此种系统既通过机器性的役使、也通过社会性的征服来进行运作。资本主义唤醒了原始国家(Urstaat)，并赋予后者以新的力量。①

不仅（如黑格尔所说）所有的国家都包含着“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本质性环节”，而且，在力之耦合（couplage）的意义上，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环节，它就是捕获，束缚，纽结，契约(nexum)，魔法性的捕获。难道不该提到第二个极，它通过协约和契约而运作？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力，既然捕获形成了耦合的独一无二的环节？因为这两种力分别是对于被编码之流所进行的超编码，以及对被解码之流所进行的处理。契约是第二个方面在法律上的表达：它呈现为主体化的过程，而征服则是此种过程的结果。而且，契约理应被推向极致，换言之，它不再是缔结于两个人之间，而是建立于自我（soi）和自我（soi）之间，建立于同一个人身上，Ich=Ich，也即既作为被支配者、又作为支配者。正是契约的极端反常性恢复了最为纯粹的纽结。因而，纽结、束缚、捕获，它们穿越了漫长的历史：首先是客观的、帝国的集体性的束缚；然后是各种形式的主观的、人际的束缚；最后，主体与自身束缚在一起，由此令最具魔法性的操作获得了新生，“全球性的能量颠覆了所有的障碍和束缚，从而将自身确立为唯一的普遍性、唯一的障碍和唯一的束缚”①。对于国家的根本环节（即，对公民的捕获或机器性的役使）来说，甚至征服也只是一种中继。确实，国家并非自由之所在，也不是某种强制性奴役和战争性捕获的实施机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提到某种“自愿的奴役”？这就像是“魔法性的捕获”这个表达：它唯一的优点只是突出了明显的奥秘。存在着一种机器性的役使，在我们谈论它的每种情形之中，它都预设了自身，都作为既成者而出现，此种机器性的役使既非“自愿的”，同样也非“强制的”。

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 参见 Lewis Mumford，Le mythe de la machine，Fayard，ch. II，pp.319—350(“古代的巨型机器”和现代的巨型机器之间的比较：纵然存在着书写，但前者仍然遭遇到某种“沟通”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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