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命题XIV：公理系统和现实状况。

政治当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科学(science apodictique)。它通过实验、摸索、灌注(injection)、撤退、前进、退却而运作。决断和预测的因素是有限的。设想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政府，它能够做出最终的决断，这是一种荒谬的念头。甚至没有人能够对某种货币总量的增长做出预测。同样，国家受到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影响。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和弗朗索瓦·夏特勒(François Châtelet）提出了常存的（constantes）决定性失误的概念，这些失误和那些鲜有的成功评估一样，构成了治国者的荣耀。不过，在政治和公理系统之间建立起关联，还基于另一个理由。这是因为，科学之中的某种公理系统绝不是一种与实验和直观相对立的超越的、自主的、做出决断的权力。一方面，摸索，实验，直观的模式，这些都是它所固有的。既然公理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那么，我们可以增加公理吗？直到何种程度(完备系统)？可以减少公理吗？直到何种程度[“弱化的（affaibli）”系统]？另一方面，公理系统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会遭遇到所谓不可判定的命题，或面临它无法掌控的必然更高的权能(puissance)。②最后，公理系统并未构成科学的一个边界点，相反，它更多地是一个中止点，一种重新排序，它阻止数学和物理学之中的那些被解码的符号流四处逃逸。科学的治国者是伟大的公理学家(axiomaticien)，他们阻塞了数学中司空见惯的逃逸线，他们试图强制规定一种即便仅仅是暂时的新契约(nexum)，从而形成了一种科学的官方政治。他们是几何学的定理概念的继承人。当直觉主义批驳公理学之时，它并非仅仅是基于直觉、建构和创造，而且还根据一种问题的算法，一种关于科学的问题式概念—此种概念并非更少抽象性，但却包含着一整部全然不同的抽象机器，后者运作于不可判定者和逃逸者之中。①公理系统的真实特性使我们能够说，资本主义和现时的政治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公理系统。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什么能够被预先推演。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简要列举出那些“已知条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Marx, Economie et philosophie, Pléiade, II, p.72.

② 从历史上说，公理系统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不可判定的”命题（彼此矛盾的陈述同样是不可证明的）；无限集的权能(潜能)，它从本质上摆脱了公理化的处理方式(“比如，连续统的结构特性不能以公理化的方式被构想，因为人们能够对它进行的任何一种公理化都将依赖于一个可数的模型”；参见RobertBlanché，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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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和减(Adjonction，soustraction)。——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公理既不是理论命题，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套话，而是操作性的陈述，它们构成了资本的符号学形式，并作为构成部分而进入到生产、流通、消费的配置之中。公理是基本陈述，它们并不源自、也不依赖于另一个陈述。在这个意义上，一股流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公理作为目的（而公理的集合则构成了流之间的接合）；然而，有可能，它不具有自身的公理，而且它的处理方法也仅仅是其他公理所产生的某种结果；最后，它还有可能处于边界之外，进行着无限的演变，从而在系统之中被放任于“野性的”（sauvage）流变的状态之中。在资本主义之中，存在着某种不断增加公理的趋势。在“一战”结束之后，世界性的危机和俄国革命所彼此接合所产生的影响迫使资本主义增加公理，发明新的公理，这些公理涉及工人阶级、就业、工会组织、社会机构、国家的地位、国外和国内市场。凯恩斯的经济学、罗斯福的“新政”，这些都是公理的实验室。“二战”之后创造新公理的例证：马歇尔计划，援助和贷款的形式，货币系统的转变。公理的增加不仅发生于扩张和恢复的时期。与国家相关的公理系统之所以发生变化，正是源自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的关系和区分。当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被组建起来、以便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之时，尤其会出现公理的增加。针对年轻人、老人、女人等等的公理。要想界定国家的极为普遍的一极—“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émocratie)，就可以通过此种与投资领域和利润来源相关的增加、发明公理的趋势来界定：问题不在于自由和限制，也不在于中央集权或权力分散，而在于对流进行掌控的方式。在以上的情形之中，是通过增加主导定理来对流进行掌控的。相反的趋势也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撤销、减少定理的趋势。人们不得已而选择极少量的定理，这些定理调节着主导性的流，而其他的流则获得了一种派生之结论的地位（为源自公理的“定理”所限定)，或被置于一种野性的状态之中，但此种状态并未排除国家政权的强行干预，正相反。“集权主义”国家这一极体现了此种限制定理数目的趋势，并通过对外务部门的排他性的促进而运作：寻求国外的资本来源，一种以原材料和食品出口为宗旨的产业的兴起，国内市场的崩溃。集权国家不是一种国家的最大化，相反，根据维利里奥的说法，它是无政府一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e）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比如智利)。从根本上来说，被保留下来的公理所涉及的唯有外贸部门的均衡，储备金的基准以及通货膨胀率；“人口不再是一个已知条件，而变为一个结果”；至于野性的演化，它们出现于其他地方：就业水准的变化、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以及城市化一贫民窟，等等。——法西斯的情形（“国家社会主义”）与集权主义的情形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国内市场的崩溃和公理数目的缩减这两个方面，它与集权主义这一极是一致的。然而，对于外贸部门的促进完全不是通过寻求资本的国外来源和出口工业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种战争经济，它需要一种与集权主义无关的扩张主义和一种资本的自主生产。至于国内市场，它在一种对备用品（Ersatz）的专门生产之中获得实现。这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同样也具有一种公理的激增，而这就使得人们往往将它与一种凯恩斯经济学相比照。只不过，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重言式的、虚构的激增，一种通过缩减而进行的增加，由此使它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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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直觉主义”学派（Brouwer，Heyting，Griss，Bouligand，etc.）在数学之中是相当重要的，但这并非是因为它肯定了直觉的不可被还原的权力，甚至也不是因为它精心构思了一种全新的建构主义理论，而是因为它发展了一种问题的概念，以及一种问题的算法，此种算法在本质上与公理系统相对立，由此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尤其是在排中律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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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备性(Saturation)。——我们是否可以将以上两种相逆的趋势进行区分，并指出系统的完备性所标志的正是逆转点？不行，因为完备性自身就是相对的。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公理体系而运作的，那么，他尤其是在论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的著名章节之中进行相关论述的。资本主义确实是一个公理体系，因为它除了内在性的法则之外别无他法。它希望我们相信它触及了宇宙的边界，触及了资源和能量的最终极限。但是，它所触及的无非只是它自身的边界(既定资本的周期性的贬值)，它所击退的和移动的只是它自身的边界(在一种具有更高利润率的新产业之中形成一种新的资本)。这就是石油和核能的历史。而且，它同时进行着这两种运动：资本主义撞击到了它自身的边界，但同时又移动着这个边界，将它置于更远处。可以说，限制公理数目的集权主义倾向所对应的是对边界的撞击，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所对应的则是边界的移动。不过，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摆脱另一方—或是在两个相异却并存的场所之中，或是在两个接续的但却紧密联结的时刻之中，但无论如何，它们始终是彼此相关，甚至是彼此包含于对方之中，从而构成了同一个公理体系。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今的巴西，及其“集权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含混选择。从普遍法则上来说，当人们将公理从某个地方抽离出来、再将其增加到别处之时，边界就更为多变。对公理层次上的斗争持一种超然的立场，这是错误的。人们常常认为，在资本主义之中或在某个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每个公理都构成了一种“复原”(récupération)。然而，这个祛魅的概念却并不是一个好的概念。资本主义公理体系的持续的重新调整—也即增加（新公理的表述）与缩减（排他性公理的创造）—正是斗争的矛头所向，而这些斗争完全不能被局限于技术专家政治（technocratie）之中。实际上，无论在何处，工人斗争都逾越了企业（它们所包涵的尤其是衍生的命题）的范围。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主导着国家的公共支出的公理，甚或是那些涉及某个特定的国际组织的公理（比如，一家跨国公司可以随意在一个国家之中拟定清理某家工厂的计划)。因而，要想对一种接管了这些问题的官僚体制或技术专家政治所带来的危险进行预防，就只能是在以下的范围之内：局部斗争将国家的和国际的公理作为直接的目标，并且恰恰针对它们在内在性场域之中的介入点（在这个方面，即是乡村世界的潜能)。在活生生的流与公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差异，正是公理令流从属于控制和决策的中心，并形成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节段，由此对这些流的量子（quanta）进行测度。然而，活生生的流所产生的压力，它们所提出或强加的问题，这些都必然实施于公理体系的内部，这既是为了对抗集权主义的缩减操作，也是为了使增加（adjonctions）的运作获得提前和加速，引导它们，进而阻止技术专家政治这种反常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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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我们看来，对纳粹经济学的最出色的分析之一是 Jean-Pierre Faye，Langages totalitaires，pp.664—676：他揭示了纳粹主义确实是一种集权主义，这正是由于它那最低限度的国家，它对于任何一种经济国有化的拒斥，以及它对工资的缩减，对大型的公共建设工程的敌视；然而，同时，纳粹主义又进行着一种国内资本的创造，一种战略性的建设，建立起军事工业，而这些就使得它与一种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学相匹敌、甚或往往相融合（“看起来像是被缪尔达尔所赞扬的旨在大型工程的瑞典贷款，但事实上却正相反，是军事经济学和战争经济学的作品”，以及“公共工程的承办商”与“军火的供应商”之间的相应的差异，p.66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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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同构。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国家之间都是同构的，换言之，它们是资本实现的诸领域，并由此作为唯一一个外部的世界市场的功能。不过，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同构是否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一种同质性甚或是同质化。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在当今的欧洲看到这一点体现于种种方面，司法和治安、公路的代码(code)、商品的流通、生产的成本，等等。但是，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存在着形成单一的、完整的国内市场的倾向。否则，同构无论如何也不会意味着同质性：每当集权主义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具有相同的生产方式之时，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同构，但却是同质性的同构。这方面的普遍法则就是：公理系统的容贯性，整体性或统一性，这些都是为资本所规定的，这里，资本是作为一种“权利”或生产方式（对于市场而言）；公理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完全没有否定此种整体性，而倒是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工和部门；模型之间的同构，连同增加与缩减这两极，皆取决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每种情形之中是怎样被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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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仅仅是第一种两极性，它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位于中心的国家。第二种两极性“西方一东方”(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官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被强加于位于中心的国家之上。虽然此种新的区分可能会重新接受前一种区分的某些特征，但问题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的。大量强调“趋同”的理论试图证明东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同质化，但它们并不令人信服。即便是同构性也不适用：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异形态性，这并不仅仅因为东方的生产方式并非是资本主义的，而且还因为其生产关系不是资本[而是计划（Plan）]。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公理体系的实现模型，这是由于某种唯一的、外部的世界市场的存在，它在这里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甚至超越了它所源自的生产关系。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的计划在与资本的计划的关联之中起到了一种寄生性的功用，它体现出一种更高的、“病毒”类型的创造性。最后，第三种根本的两极性则是中心与边缘（北方一南方）。根据公理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我们可以赞同萨米尔·阿明的观点，即边缘的公理与中心的公理是不同的。①而且，还是在这里，公理之间的差异和独立性并没有危及整个公理系统的容贯性。相反，居于中心的资本主义需要此种由第三世界国家所构成的边缘，因为它的大部分的现代工业正是设置于这个边缘之处，它不仅将资本投入到这些工业之中，而且这些工业还反过来为它提供资本。当然，第三世界国家显然具有依赖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不是最重要的(它承袭自古老的殖民主义)。显然，即便是公理的独立性也从未确保国家的独立性，相反，它所确保的仅仅是一种国际性的劳动分工。这里，重要的问题同样是与世界性的公理体系相关的同构性的问题。然而，很大程度上，在美国和那些最为血腥的南美专制国家之间（抑或是在法国英国、西德和某些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同构。尽管中心一边缘的两极性位于中心的国家与第三世界—可能确实体现出之前两种两极性的某些特征，但它也同样摆脱了前两种两极性，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之中，一般的生产关系可以是资本；甚至是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之中皆是如此，既然社会化的部门可以利用此种关系，在此种情形之中重新采用它。然而，其生产方式却并非必然是资本主义的，不仅在所谓陈旧的或过渡性的形式之中是如此，而且在生产力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之中亦是如此。因此，这确实体现了第三种情形，它被包含于世界性的公理体系之中：当资本作为生产关系而运作之时但却是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与居于中心的国家相对照，第三世界国家呈现出某种多形态性。而公理体系的这个维度与其他维度一样是必要的：甚至更为必要，因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异形态性是被强加于资本主义（它好歹将此种异形态性纳入自身之中）之上的，但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多形态性却是部分地被中心所组建起来的，作为殖民化的替换公理。—我们总是重新发现某种世界性的公理体系的实现模型这个切实的问题：原则上说，位于中心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官僚社会主义国家所强加的是一种异形态性；而第三世界国家所组建起来的则是一种多形态性。同样在这里，认为遍及这个内在性场域的大众运动的介入预先就已经遭到封闭，这是荒谬的，同样，假设要么存在着“好的”国家（民主制的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要么（作为相反的极端）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国家，或反之假设所有的国家之间都是等价的和同质的，这也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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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阿明(Samir Amin)所列出的关键性的边缘公理：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pp.37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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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能(puissance)。—假设公理体系必然会产生出一种比它所处理的权能更高的权能，也即，高于那些作为其模型的诸集合的权能。这就像是一种连续体之权能，它与公理系统联结在一起，但却超越了后者。我们可以将此种权能直接确认为毁灭和战争的权能，它体现于金融的、工业的、军事的技术复合体之中，其中所有要素都是彼此连续的。一方面，很明显，战争与资本主义遵循着同样的运动：不变资本成比例地增长，同样，战争也越来越变为一种“质料(matériel)的战争”，在其中，人甚至不再体现为一种有待征服的可变资本，而变为机器性役使的一个纯粹要素。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不变资本在公理体系之中的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意味着，既定资本的贬值和新资本的形成获得了一种节奏和规模(ampleur)，它们必然经由一部如今实现于诸复合体之中的战争机器：这些复合体积极地致力于为海洋和星际资源的开发所必需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划。存在着一种权能的连续“阈限”，它每次都伴随着公理体系之“边界”的转移；就好像战争的权能始终使系统的完备性（饱和）趋于过饱和（sursaturer)，并构成了其必要条件。位于中心的国家（以及边缘的殖民化）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冲突已经与两条主要的冲突之线（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相结合，甚至为后者所取代，这些线彼此交织，它们的整体涵盖了一切。然而，西方和东方的超级军备不仅完全没有影响局部战争的继续存在，而且还赋予后者以一种新的力量和新的重要性；它不仅导致了两大轴心之间直接冲突的“世界末日般的”可能性；而且，战争机器似乎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替补性的含义：工业的、政治的、法律的含义，等等。确实，国家在其历史之中不断地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而与此同时，战争在其筹备和实现之中—变为机器的独一无二的对象，但却作为一种多多少少是“有限的”战争。至于目标，它仍然是国家的政治目标。不同的因素，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倾向于使战争成为一种“全面的”战争，它们标志着一种逆转运动的开始：就好像国家在彼此之间所进行的战争的历程之中，在长时间的对战争机器的占有之后，又重新建构起一部自主的战争机器。然而，这部被解放了的、脱缰的战争机器虽然继续将发动战争作为其目的，但这已经变为全面的、无限的战争。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从整体上变为战争经济，而战争经济仍然需要将全面战争作为其目的。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仍然服从克劳塞维茨的法则，“以另外的方式进行延续的政治”—即便这些另外的方式已经变为排他性的，换言之，政治目标已经相悖于其目的(objet)（因而维利里奥才会提出这样的观念：与其说法西斯主义国家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毋宁说它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国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动化，以及随后的战争机器的自动化才产生出其真正的效应。这部战争机器—考虑到贯穿其中的种种新的对抗——不再将战争作为其唯一目的，而是承担起和平、政治、世界秩序，并将这些作为其目的，简言之，目标(but)。正是在这里，克劳塞维茨的法则发生了逆转：现在是政治成为了战争的延续，是和平从技术上释放出全面战争的无所限制的物质性进程。战争不再是战争机器的物质化，相反，战争机器自身现在变为物质化了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不再需要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只是先行的孩童，而全面战争在哪里遭遇失败，幸存者的绝对和平就在哪里获得胜利。我们已然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作为围绕着“世界一经济”这个连续体的权能，战争机器支配着整个公理体系，并使得世界的各个部分彼此接触。世界重新变为一个平滑空间（海洋、天空、大气)，在其中，唯一一部战争机器占据支配地位，即便它令其自身的构成部分相互对立。战争已经变为和平的一部分。此外，国家不再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而是重新构建起一部战争机器，它们自身仅仅是这部战争机器的构件。在所有那些怀有一种世界末日或千禧年主义的见解的作者们之中，是维利里奥强调了以下五个要点：战争机器如何在恐怖或威慑所带来的绝对和平之中发现了它的新的目的；它如何实施着一种技术一科学的“资本化”；何以这部战争机器的可怕之处并非在于它有可能发动一场它向我们所承诺的、类似敲诈勒索式的战争，而反倒是在于它所推进的和已然建立起来的极为特殊的、真实的和平；何以这部战争机器不再需要一个够格的敌手，相反，与一个公理体系的要求相一致，它对抗着“非特定的敌人”，无论这个敌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个体、群体、阶级、民族、事件、世界）；何以由此形成了一种有关安全的新概念，将其作为物质化了的战争，作为被组建起来的不安全性，或分子化的、被分布的、有计划的灾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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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函中律(Tiers inclu)。——没有人比布罗代尔更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公理体系需要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是在北方构成的，并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当网眼足够紧密之时，当贸易足够有规律和有规模，以至于能够形成一个中心区域之时，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形成。”①由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北方一南方，中心一边缘这根轴线在今天要比西方一东方的轴线更为重要，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后者。这一点被表述于一个常见的主题之中，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d'Estaing）承继并发展了这个主题：在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中心之处的事物越是处于均衡的状态(其起点正是超级军备所带来的均衡)，那么，它们在从北方到南方的轴线上就越是不均衡或“不稳定”，并使得中心处的均衡失去稳定性。显然，在这些表述之中，南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所指称的是第三世界或周边：即便在中心之内仍然存在着南方或第三世界。同样显然的是，此种失去稳定性的过程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公理的某种（定理性的）结果—主要是所谓不平等交换这条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来说不可或缺的公理。因而，此种程式就是最古老程式的现代版本，在古代帝国之中，它已经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体现出其价值。古代帝国越是对流进行超编码，它就越是激发了被解码之流转而反抗它自身，并迫使它改变自身。现在，被解码的流越是进入到一个中心性的公理体系之中，它们就越倾向于朝边缘进行逃逸，由此提出了那些公理体系所无法解决或难以控制的问题(甚至是通过为边缘增加新的公理这种做法)。困扰着世界经济或公理体系的代理人的四种主要的流是：物质一能量之流、人口之流、食物之流，以及城市之流。形势似乎是错综复杂的，因为公理体系不断地创造出所有这些问题，但同时，它的公理—甚至是被增加的公理—却剥夺了它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比如，为世界提供食品的流通和分配)。甚至一种适合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也肯定不会试图将所有贫苦的民众纳入国内市场之中，而是施行一种阶级断裂(rupture de classe)，此种断裂对可整合的要素进行选择。位于中心的国家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第三世界，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不仅面临着一个外部的第三世界，而且，还存在着许多涌现于它们自身之中，并从内部作用于它们的第三世界。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边缘和中心互换着它们的规定性：一种中心的解域，一种界域和民族之总体与中心之间的脱离，这些就使得边缘的构型变为真正的投入（investissement）中心，而与此同时，中心的构型则被边缘化。这就使得萨米尔·阿明的论题获得了增强，但同时又使之相对化。世界性的公理体系越是在边缘处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工业和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并暂时将所谓后工业的产业（自动化、电子、信息、征服太空、超级军备……）留给中心，它就越是在中心之处建立起不发达的边缘区域，内部的第三世界，内部的南方。“大量的”人力被投入到不稳定的工作之中(转包合同，临时性的或非法的工作)，而对他们提供正式保障的仅仅是国家的补贴和不稳定的薪水。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此种内在边缘的理论，比如奈格里基于意大利的案例所做的分析，它越来越倾向于将学生和边缘人（emarginati）结合在一起。①这些现象肯定了新的机器性役使和传统的征服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征服始终是以劳动为中心，并求助于一种两极性的组织：财产一劳动，资产阶级一无产阶级。而在役使和不变资本的核心支配地位之中，劳动似乎分裂为两个方向：强度性的（intensif）的剩余劳动（它甚至不再经由劳动而产生），以及广延性的（extensif)劳动（它已经变为不稳定的和不固定的)。抛弃雇佣公理的集权主义倾向，以及增加法规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这二者在这里可以结合在一起，却始终是为了实现阶级的断裂。而它所无法掌控的公理体系和流之间的二元对立现在变得更为突出。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Paul Virilio, 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 Vitesse et politique; Défense populaire et luttes écologiques：正是在法西斯主义和全面战争之外，在核威慑所带来的恐怖和平之中，战争机器才发现了它的全部目的。正是在这里，对克劳塞维茨法则的逆转获得了一种具体的含义，与此同时，国家政治日渐衰微，而战争机器则最大限度地掌控了公共事务(“将整个市民社会置于军事安全体制的掌控之下”，“通过剥夺诸民族作为居住者的资质，从而使整个星球的居住环境失去资格”，“消除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之间的区别……”：参见媒体在这个方面的作用)。某些欧洲的警察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易理解的例证，当它们要求“当场射击”的权力之时：它们不再是作为国家装置之中的一个齿轮，而是变为一部战争机器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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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罗代尔揭示了，这个中心何以在北欧形成，但却作为始于9世纪和10世纪的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将北欧和南欧的空间置于彼此竞争和对抗的关系之中(这个问题不应该与城市一形式和国家一形式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尽管它们确实是相互交织的)。参见«Naissance d'une économie-monde»，in Urbi，I，Septembre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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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弱势群(Minorités)。—我们的时代正变为弱势群的时代。我们已经屡次看到，弱势群并非必然界定为数量之少，而更应该通过生成或波动(flottaison)来界定，也即，通过间距（1'écart）来界定，此种间距将它们与构成了一个冗余性强势群的某项公理相分离[“尤利西斯，或当今的普通的欧洲城市居民”，或如扬·穆里耶（YannMoulier）所说，“合乎资格的国家工人，男性，三十多岁”]。一个弱势群可能是少数群体；但它同样也可能是人数最多的群体，构成了一个无定限的、绝对的强势群。这就是那些作者们—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持左派立场的人不断重复着的对资本主义发出警告的强烈呼声：20年后，“白人”将只占世界人口的12%……因而，他们并不满足于指出强势群将发生变化，或已经发生变化，相反，他们想说的是，强势群受到一个不可数的、迅速激增的弱势群的冲击，后者的威胁在于，它会摧毁强势群的概念本身—也即，作为一个公理的强势群。事实上，非白人（non-blanc）这个异样的概念并未构成一个可数的集合。因而，对一个弱势群进行界定的，并不是数目，而是与数目的内在关联。一个弱势群可以人数众多，甚或可能具有无限的数目；但一个强势群同样如此。因而，使二者得以区分的，正是这一点：在强势群的情形之中，与数目的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集合，它可能是有限的或无限的，但始终是可数的，而弱势群却被界定为一个不可数的集合，无论它具有多少元素。不可数并非为集合及其元素所界定；而是为连接（connexion）[“与”(et)]所界定，它运作于元素之间、集合之间，但却并不归属于二者的任何一方，而是挣脱了它们，构成了一条逃逸线。公理体系所操控的仅仅是可数的甚至无限的集合，而弱势群所构成的则是“模糊的”、不可数的、不可公理化的集合，简言之，就是“集群”(masses)，就是逃逸和流的多元体。——无论是处于边缘的非白人所构成的无限集合，还是巴斯克人或科西嘉人的有限集合，等等，我们到处都发现了导致一种世界性的运动的前提：弱势群重新创造出“民族主义的”现象，而民族国家的任务就是对其进行控制和压制。官僚社会主义的部门当然也无法摆脱这些运动，正如阿玛尔里克（Amalrik）所言，持不同政见者无足挂齿，或者，他们充其量只是国际政治之中的棋子，如果他们从作用于苏联的那些弱势群之中被抽离出来的话。从公理体系和市场的角度来看，弱势群无力形成切实可行的国家，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它们最终会推进那些不再经由资本主义经济或国家形式的复合体的实现。很明显，国家或公理体系的回击就是将一种区域性的、联邦性的，或法定的自治赋予弱势群，简言之，就是增加公理。然而，准确说来，这并非问题所在：此种操作仅仅旨在将弱势群转译为可数的集合或子集，这些集合或子集将会作为元素而进入到强势群之中，并由此可以被计入一个强势群之中。同样，这也适用于一项针对女性的法案、一项针对年轻人的法案、一项针对临时工的法案……，等等。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从危机和人种上来看，一场更为彻底的颠覆会使白人世界沦为一个以黄种人为中心的世界的边缘；无疑，这将会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公理体系。不过，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是不同的情形，一种可能难以被解决的情形：女性，非男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作为不可数的流或集合，她们在成为强势群（也即一个有限的可数的集合）的元素之时并未获得充分的表达。同样，通过生成为一个新的黄种人或黑人的强势群（也即一个无限的可数的集合)，非白人也并未获得充分的表达。弱势群的特性就是要利用一种不可数的权能，即便它只由一个成员所构成。这就是多元性的公式。弱势群作为一种普遍的形象，或生成一众人/世界(tourlemonde)。女人，我们都要生成为女人，无论我们自身是男性还是女性。非白人，我们都要生成为他/她，无论我们自身是白人、黄种人、还是黑人。—再度重申，这并不是说公理层次上的斗争是无足轻重的；正相反，它是决定性的（在最为差异性的层次之上：女性为选举权、堕胎、就业所进行的斗争；地区为自治所进行的斗争；第三世界的斗争；东方和西方的那些被压迫的民众和弱势群所进行的斗争……)。然而，还始终存在着一种迹象表明，这些斗争是另一种并存的战斗的标志。无论请愿所提出的要求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它始终构成了一个公理体系所难以容忍的点：当人民要求由自己来提出问题之时，当人民要求至少对那些他们有望获得一个更为普遍的解决方案的具体条件进行明确规定之时[坚持将特殊（Particular）作为一种创新的形式]。看到同样的历史在不断重复，这总是令人惊异：与弱势群的起初的微不足道的请愿所并生的，正是公理体系之无力解决相应的哪怕是最小的问题。简言之，围绕着公理而展开的斗争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自身体现和敞开了两种类型的命题之间的差异，流的命题和公理的命题。弱势群的权能不能通过它们进入和强制自身进入强势体系之中的能力来度量，甚至也不能通过它们对强势群的必然体现为重言式的标准进行颠覆的能力来度量，相反，它体现于这样的能力，即利用一种不可数集合（无论这些集合是怎样的小）的力量来反抗可数集合(即便这些集合是无限的、被逆转的、或被改变的，即便它们包含着新的公理或一个新的公理体系）的力量。问题完全不在于无序和有序之间的对抗，甚至也不在于中央集权（centralisme）和地方分权之间的对抗，而在于对不可数集合的问题形成一种概念或算法，以此来对抗一种可数集合的公理体系。尽管此种算法可以具有其自身的构成、组织，乃至中心化，但它不是经由国家或公理化程序，而是通过一种纯粹的弱势群的生成而运作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从特龙蒂(Tronti)的著作(Ouvriers et Capital，Bourgois)出发，然后伴随着意大利的自治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的研究，一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运动形成了，其目的就是要分析劳动和反抗劳动的斗争的新形式。问题在于同时揭示：(1）反抗劳动的斗争并非资本主义之中的一种偶然的或“边缘的”现象，相反，它对于资本的构成来说是本质性的(不变资本的成比例增长）；(2）然而，这种现象也同样在各个领域之中都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世界范围的斗争工人的、大众的、种族的斗争。参见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著作，尤其是 Marx au-delà de Marx；K.H. Roth，L'autre mouvement ouvrier en Allemagne，Bourgois；以及当今一些法国学者的著作(Yann Moulier，Alain & Danièle Guillerm，Benjamin Coriat，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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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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