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数学模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数学家黎曼根除了“多”的谓词地位，从而将其构成为一个实词，“多元体”(multiplicité)。它标志着辩证法的终结，从而开创了一种拓扑学，一种多元体的拓扑学。每个多元体都具有n重界定，这些界定有时独立于、有时又依赖于具体情况。比如，我们可以将两点之间的垂直线的长度与另外两点之间的水平线的长度进行比较：在这里，我们看到，多元体是度量性的，它允许自身被纹理化，它的规定性就是长度。但与此相反，我们不能对具有相同音高和不同强度的两个音之间的差异与具有相同强度和不同音高的两个音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在此种情形之中，我们可以对两种规定性进行比较，当且仅当“其中一个构成了另一个的一部分，并且我们仅限于做出这样的判断：后者比前者要小，但我们无法说清楚到底小多少”①。第二种多元体不是度量性的，只有通过它们始终抵制着的间接手段才能使它们自身被纹理化和度量。它们是不精确的，但却是严格的。梅农（Meinong）和罗素提出了间距的概念，并将它与大小（量值）相对立。②严格说来，间距并非不可分：它们是可分的，但准确说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中，即一种规定性的具体条件使它构成为另一种规定性的一部分。然而，与大小（量值）相反，它们在每次分化的同时都必然会改变其本性。比如，一种强度不是由可增加的和可置换的量值所构成：一种温度并非两种更低的温度的总和，一种速度也并非是两种更低的速度的加合。这是因为，每种强度自身都是一种差异，它根据这样一种秩序进行分化，在其中，分化的任意两项之间的本性皆不相同。因而，间距是由一个有序的差异所构成的集合，换言之，这些差异被彼此包含于对方之中，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对何者更大或何者更小做出判断，但却不依赖于某种精确的量值。比如，我们可以将运动分化为奔跑（galop)、小跑和行走，但却由此使被分化者的本性随着分化进行的每一刻而发生着变化，而这些时刻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进入到另一个的构成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间距”的多元体是不可与一个连续流变的过程相分离的，而相反，“量值”的多元体则对常量和变量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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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所引用的法文片名为 Aufil du temps(时间之线)，我们还是采用该片的通行 DVD版本的英译片名：Kings of the Road。——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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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何在我们看来，柏格森在多元体理论的发展史中占有一种突出的重要地位(远甚于胡塞尔，甚至梅农和罗素)。这是因为，从《论直接所与》(l'Essai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开始，绵延就被作为一种多元体，它与度量的或量值的多元体相对立。绵延绝非不可分，但它在每次分化的同时也必然改变其本性(阿基里斯的奔跑可以被分解为步子，但准确地说，他的这些步子不是以量值的方式来构成其奔跑的)。③另一方面，在同质性的广延这样一个多元体之中，分解总可以被进行到任意一种程度，但同时，对象本身的恒定性却没有丝毫改变；或者，量值的变化可以只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即它们对其进行纹理化的空间在量上的某种增或减。柏格森因而提出了“两种极为不同的多元体”，一种是性质的、融合的、连续的多元体；另一种则是度量的、同质的、离散的多元体。人们会注意到，物质往返运作于二者之间，有时，它已经被包含于性质的多元体之中，有时，它则已经被包含于一种度量的“图式”之中，而此种图式将它推向自身之外。柏格森与爱因斯坦之间在相对论上的对峙将是无法理解的，如果我们不能将其置于（为柏格森改造过的）黎曼式多元体的基本理论的背景之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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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黎曼和赫姆霍茨(Helmholtz)对多元体的阐述，参见 Jules Vuillemin，Philosophie de l'algèbre， P. U. F., p.409 sq..

② 参见 Russell，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Allen ed. ch. XXXI。我们以下的讨论与罗素的理论并不一致。对于梅农和罗素所提出的间距和量值的概念的出色分析，参见 Albert Spaier，La pensée et la quantité，Alcan ed.。

③ 从《论直接材料》的第二章开始，柏格森反复运用了“多元体”这个名词，以期唤起评注者们的注意：对于黎曼的暗指在我们看来是明白无疑的。在《物质和记忆》之中，他解释道，阿基里斯的奔跑或步伐完全可以被分解为“子多元体”，但它们的本性与母体并不相同；乌龟的步子也是如此；此外，这“两种情形”各自的子多元体也具有不同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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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发现两种多元体之间的种种差异：度量性的、非度量性的；广延的、性质的；中心化的、去中心的；树形的、根茎的；数字的、平面的；维度性的、方向性的；总量的、集群的；量值、间距；间断、频率；纹理化的、平滑的。占据着一个平滑空间的，正是一个在分化的同时改变自身本性的多元体—比如沙漠部落：不断改变的间距，不断改变自身的集群；而且，平滑空间自身（沙漠、草原、海洋或冰原）正是一个此种类型的多元体，它是非度量性的、去中心的、方向性的，等等。有人会认为，数（Nombre）完全是归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多元体，它赋予后者以非度量性的多元体所欠缺的科学地位。不过，这种观点仅仅是部分正确的。确实，数与度量相关：量值只有通过对数的参照才能对空间进行纹理化，或反过来说，数所表现的是量值之间的越来越复杂的关系，由此就催生了理念性（idéaux）空间，它加强了纹理化，并使纹理化扩张到所有物质的范围。因而，在度量性的多元体之中，在几何和算术之间、几何和代数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联，正是它构成了强势科学[对此有最深刻研究的那些学者已经认识到，数——即便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之中——也具有一种完全是基数的（cardinal）特性，同样，单位在本质上具有一种可分的特性①]。另一方面，可以说非度量性的多元体或平滑的空间只归属于一种弱势的几何学，它纯粹是操作性的和定性的，在其中，计算必然是极为有限的，而局部的操作甚至无法形成普遍的可转译性或一种同质性的定位系统。然而，此种“弱势”仅仅是表面性的；因为，此种近乎不开化的(analphabète)、非度量性的几何学的独立地位恰恰使数的独立性得以可能，因为数的功能不再是在纹理化（或有待纹理化）的空间之中对量值进行度量。数自身展布于平滑空间之中，它们在每次分化的同时也必然改变自身的本性，改变其单位，每一个数都代表一段间距，而非一个量值。连接的、游牧的、方向性的、序列性的数，进行计数之数，它适用于平滑的空间，正如被计数之数适用于纹理化的空间。因而，对于所有的多元体，我们都可以说：它已经是一个数，并且还是一个单位。然而，在每种情形之中，数，单位，乃至单位进行分化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弱势科学不断丰富着强势科学，将它的直觉，它的运作程式，它的流动，它对于物质、特异性、流变、直觉主义几何学和进行计数之数的偏好传达给强势科学。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Bergson，Essai，Ed. du，Centenaire，p.56：如果一个多元体“有可能将任意的数处理成一个临时的、可以自我叠加的单位，那么，反过来说，单位也可以作为真正的数，但无论它们有多大，总是暂时地被视作是不可分的，以便能够将它们组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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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此我们仅仅考察了平滑的、非度量性的多元体与度量性的多元体相对立的第一个方面：一种规定性的具体条件怎样能够使其自身构成为另一种规定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却又使我们不能将一种精确的量值、共同的单位赋予此种具体条件或干脆无视它。这就是平滑空间所具有的包含和被包含的特性。但，还存在着第二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两种规定性预先排除了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这就是黎曼空间中的情形，或更准确说是空间的彼此相关的黎曼式片段：“黎曼空间缺乏任何一种同质性。每一个黎曼空间的特征都体现为表达的形式，它界定了两个无限接近的点之间的间距的平方……由此得出，在同一个黎曼空间之中的两个相邻的观察者可以对紧邻他们的点进行定位，但却无法通过这两点之间的关系来对他们自身进行定位，除非借助新的约定。每一个邻域(voisinage）因而就是作为一个微小的欧式空间的片段，但一个邻域和下一个邻域之间的关联是未被限定的，因而可以通过无限种不同的方式来形成此种关联。这样，最一般的黎曼空间就自身呈现为一个由并置的、但却并未依附在一起的片段所构成的无定形的集合”；有可能不参照任何度量系统来界定此种多元体，也即，通过一个邻域集合的频率（或更准确说是积聚）的状态来进行界定，这些状态与那些规定了度量性空间及其间断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即便由此必然会产生两种空间之间的某种关系①)。简言之，如果我们遵循着洛特曼(Lautman）的这段优美的论述，就可以说，黎曼空间完全是一种拼缝。它具有连接，或触觉的关联。它具有难以在别处寻觅的节奏的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也可以在一个度量性的空间之中被转译。连续流变之中的异质者就是一个平滑空间，只要这个平滑空间是无定形的，而非同质的。这样，我们就界定了一般的平滑空间所具有的两种明确的特征：一方面，当彼此相互构成的规定性以不依赖于量值的方式被归属于被包含的间距和被排序的差异之时；另一方面，当彼此不能相互构成的规定性出现之时它们可以通过频率或积聚的过程被连接起来，而不依赖于任何度量尺度。这就是平滑空间的nomos的两个方面。

然而，我们总是重新遇到一种不对称的必要性：从平滑空间向纹理化空间过渡，以及反向的过程。如果说平滑空间的流动的几何学与游牧之数确实不断地启发着纹理化空间的王权科学，那么反过来说，纹理化空间（metron）的度量尺度对于（对一个平滑多元体的异样数据所进行的）转译来说也是必需的。不过，转译并非一种简单之举：仅仅用被穿越的空间来取代运动，这是不够的，还必需一系列丰富而复杂的操作(柏格森首次指出了这一点)。同样，转译也不是一种次要的活动。作为一种操作，它无疑旨在对平滑空间进行驯服、超编码和度量化，对其进行压制，但它同样也给予平滑空间以一个蔓延、拓张、折射、更新和推进的环境，离开了此种环境，平滑空间自身就会消亡：就像是一层面罩，没有它，平滑空间就既无法呼吸，也无法找到一种普遍的表达形式。强势科学始终需要一种来自弱势科学的启示；但是，如果弱势科学没有应对并顺从于强势科学的至上要求，那它就毫无价值。不妨援引两个转译的丰富性和必要性的案例，它们既包含着许多敞开的机缘，也同样具有封闭或中止的危险。首先，是这样一些复杂的方法，人们正是凭借它们才将强度转译为广延量、或更普遍地将间距的多元体转译为对其进行度量和纹理化的量值系统[在这个方面，即是对数（1ogarithmes）的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另一些精巧和复杂的方法，正是凭借它们，平滑空间的黎曼式片段才获得了一种欧式几何的并联（conjonction）（平行的矢量在一种无限微小的纹理化之中的作用①)。我们不应该混淆黎曼空间的片段所特有的连接（“积聚”）与此种对于黎曼空间的欧式几何的并联（“平行”）。不过，二者是相互关联，彼此推进的。没有什么是完结了的：平滑空间令其自身被纹理化，同样，纹理化空间也重新给出一种平滑空间，并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作用范围及符号。也许必须说，所有的发展进程（progrès）都是通过纹理化空间并在纹理化空间之中所形成的，但所有的生成却都是在平滑空间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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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bert Lautman, Les schémas de structure, Hermann, pp.23,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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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可能对平滑空间给出一种极为普遍的数学界定？伯努瓦·曼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的“分形客体（objets fractals)”似乎正是朝向这个方向。分形客体构成了这样的集合，在其中，维度的数目是分数、而非整数，或虽然是整数，但其方向却处于连续流变之中。比如，我们用一个等边三角形的角来取代一个线段的中点，在由此得到的四条线段上重复此种操作，如此以至无穷，遵循着一种位似（homothétie）的关系，—一条这样的线段将构成一条无限的直线或曲线，它的维度大于1，但却小于一个表面(=2)。相似的结果也可以通过穿孔，通过在一个圆之上挖出“窗洞”(baies)、而非在一个三角形上增加“点”(caps）的方式来形成；同样，当我们根据位似法则在一个立方体上挖出洞孔之时，它就越来越变成一个面、而非体（这就是对于自由空间和穿孔空间之间的近缘性的数学表达)。还存在其他的形式，布朗运动，涡流，天穹都是这类的“分形客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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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此种真正的欧式几何的结合(与积聚的过程迥然有别)，参见 Lautman，Les schémas de structure，pp.45—48。

② Benoit Mandelbrot, Les objets fractals, Flamma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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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科赫曲线：大于一条线，小于一个面！线段AE（1）的中点被去除，置换为三角形BCD（2)。而在图（3)之中，此种操作被分别重复于线段AB，AC，CD和DE之上。如此就形成一个多角状的线（4)，它的所有线段都是相等的。在图形（4）的各条线段之上，我们再度重复之前在（2）和（3）之中已经进行过的操作；如此以至于无穷。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由无限多的角状点所构成的“曲线”，它在任何一个点上都不允许有切线。这条曲线的长度是无限的，它的维度高于1：它再现了一个1.261859 维的空间(准确说是 log 4/log 3)。

谢尔宾斯基(Sierpinsky）海绵，大于一个面，小于一个体！这个立方体据以被穿孔的法则很容易进行直观上的理解。每个正方形洞的周围都有八个小正方形洞，每个小正方形洞的面积都是它自身面积的三分之一。而每个小正方形洞周围又有八个更小的正方形洞，其中每一个的面积是它自身面积的三分之一。如此以至于无穷。图示无法再现这个洞孔趋于无限微小的过程，它至多只能达到第四次操作的层次，但很明显，这个立方体最后会被无限挖空，它的总体积将趋于零，而它的被挖空部分的总表面积则趋于无限增长。这个“空间”的维度是2.7268。因此，它介于面（二维）和体（三维）之间。“谢尔宾斯基地毯”则只是这个立方体的一个面，在其中，被挖空部分是正方形，而这个“面”的维数则是1.2618。(转引 自 Leonard Blumenthal and Karl Menger, Studies in Geometry, Freeman and Company, 1970)

关于伯努瓦·曼德勃罗的“分形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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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界定模糊集合的方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平滑空间获得了一种普遍的规定性，由此解释了它与纹理化空间之间的差异和联系：（1）我们应将所有那些维度为整数的、能够确定其恒常方向的聚合体称为纹理化的或度量性的；(2）非度量性的平滑空间是通过构造出一条具有分数维度（高于1）的线、或一个具有分数维度（大于2）的表面而形成的；（3）维度的分数值是一个真正的方向性空间（具有连续流变的方向，不具有切线）的标志；（4）由此，平滑空间的规定性就在于，它的维度并不比那些穿越于它或位于它之中的事物的维度更高：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多元体，比如，一条占据着一个平面的线仍然是一条线；（5）空间自身与占据空间的事物趋向于彼此同一，拥有同样的潜能，体现为不精确的但却严格的计数之数或非整数的形式（占据而不是计算）；（6）这样一个平滑的、无定形的空间是通过邻域的积聚而被构成的，每次积聚都界定了一种“生成”所特有的不可分辨性的区域（大于一条线，但小于一个面；小于一个体，但大于一个面)。

物理学的模型。通过各种不同的模型，一种纹理化的观念被确认：两组平行线不断交织，其中一组是垂直线，起到的更准确说是固定元素或常量的作用，另一组则是水平线，起到的更准确说是变量的作用。大体说来，这就是经纱和纬纱、和声和旋律、经度和维度的情形。交织越是有规则，纹理化就越是紧致，空间也就越趋于同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看来，同质性从一开始就不是平滑空间的某种特征，而是相反地作为纹理化的极端结果，或一个在各个部分之中、各个方向之上都被纹理化了的空间的极限形式。如果说平滑空间和同质空间看起来是互通的，这仅仅是因为，当纹理化空间达到其完全同质性的理想状态之时，它就倾向于通过某种运动重新给出平滑空间，此种运动将其自身叠加于同质的、但却始终是截然不同的空间的运动之上。实际上，在每种模型之中，平滑空间似乎都归属于一种根本的异质性：毛毡或拼缝、而非织造(tissage)，节奏的价值、而非和声一旋律，黎曼空间、而非欧式空间连续的流变超越了所有对于常量和变量的分配，释放出一条并非介于两点之间的线，清理出一个不通过平行线和垂线而运作的平面。

同质性和纹理化之间的此种关联可以通过一种假想的基础物理学的术语来表达：（1）一开始，你通过相互平行的重力的垂线来对空间进行纹理化；(2）这些平行线或力产生出一种合力，它作用于占据着空间的物体之上的某一点（重力中心)；(3）当平行力的方向被改变之时，当它们变得与初始方向垂直之时，这个点的位置并不发生变化；(4）你发现重力是万有引力的一种特殊情形，因为它沿循着任意直线，或两个物体之间的一对一的关联；（5）你将功的观念界定为某个方向之上的力一位移的关系；(6)于是，你就拥有了建构一个越来越完备的纹理化空间的物理基础，这个空间不仅在水平和垂直的方向上，而且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从属于点。甚至都不必求助于此种牛顿式的准物理学。古希腊人已经从一个垂直纹理化的、自上至下的空间发展到一个在各个方向上都具有可逆和对称关系的中心化的空间—换言之，在各个方向上都被纹理化，从而构成了一种同质性。无疑，这就像是国家装置的两种模型：帝国的垂直装置，城市的各向同性装置。①几何学处于一个物理学问题和一项国家事务的交叉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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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被构建的纹理化具有局限性：它的形成，不仅仅是当无限被引入之时（无限大或无限小），而且还是当两个以上的物体被考察之时（“三体问题”）。让我们以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探寻空间如何逃脱其纹理化的界限。在一极上，它是通过偏斜（déclinaison）来进行逃逸的，也即，通过最小的偏离，通过重力垂线和与之相切的圆弧之间的无限微小的偏离。在另一极上，它则是通过螺旋或涡流进行逃逸，也即，通过这样一种形象：在其中，空间的所有点都同时根据频率、积聚或展布的法则被占据，而这些法则与对应于平行线之纹理化的所谓“层状的”分划相对立。然而，从最小的偏离到涡流，产生出有益的、必然的结果：展开于二者之间的，正是一种平滑空间，它将偏斜作为要素，并为螺旋所占据。平滑空间是由最小的角所构成，后者以涡旋的方式偏离了垂线，从而逾越了纹理化。米歇尔·塞尔的著作的力量正在于将此种偏离（clinamen）的关联揭示为创生性的差异要素，并将涡流和湍流的形成视作是对一个被产生的平滑空间的占据；实际上，古人所说的原子—从德谟克里特到卢克莱修—始终不能脱离水力学，一种关于流和膨胀的普遍化的理论。我们将无法理解古代的原子，倘若我们看不出它们的本质就在于流动与流溢。正是在此种理论的层次之上，才出现了阿基米德几何学（迥异于欧几里得的纹理化的、同质的空间）和德谟克里特的物理学（迥异于固态的或层状的物质）之间的某种严格关联。②不过，此种一致性就意味着，此种聚合体不再以任何方式与一部国家的装置联结在一起，相反，它是与一部战争机器关联在一起：一种关于集群、湍流、“灾变”和传染病的物理学，与它相对应的则是一种关于战争及其艺术和机器的几何学。塞尔得以对他所认为的卢克莱修的最深层动机做出了说明：从玛尔斯(Mars）到维纳斯（Vénus)，使战争机器为和平服务。③然而，此种操作不是通过国家装置而实现的，相反，它体现了战争机器的一种实现于平滑空间之中的最终变样。

前面我们已经发现了平滑空间之中的“自由活动”与纹理化空间之中的“劳动”之间的一种区别。实际上，在19世纪，进行着一种双重创制：一种劳动的物理—科学的（physico-scienctifique）概念的创制（重量—高度，力—位移），以及一种劳动力或抽象劳动的社会一经济的概念的创制（适用于所有劳动的同质的、抽象的量，能够被增加与被分化)。在这里，存在着一种物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深刻关联，社会为劳动提供了一种经济学的尺度，而物理学则反过来为劳动提供了一种“机械论的货币”(monnaie mécanique)。工资制度将一种机械力学作为其相关物。物理学从未变得如此具有社会性，因为在两种情形之中，问题皆在于为[一个合乎标准的人(homme-standard）尽可能以一致的方式所施加的]提力与拉力界定一种恒定的平均值。将劳动之模型强加于所有的行动之上，将每种行动都转译为可能的或潜在的劳动，对自由的活动进行规训，或（异曲同工地）将它弃置于只有参照劳动才存在的“休闲”那一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何劳动之模型——就其物理和社会这双重方面而言—是国家装置的一个基本构件。合乎标准的人一开始就是作为从事公共工程的人。①抽象劳动，它的结果的多样化，以及对它的操作的划分，这些问题首先并不是在别针制造业之中被提出的：而是在公共工程建设之中，在对军队的组织之中（不仅是对人的规训，而且还有武器的工业生产)。没什么比这更规范的了：但这并不是说，战争机器自身就要求着此种规范化。不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国家装置发现了一种占有战争机器的新方法：首先使其服从于工地和工厂的劳动之模型，此种模型也正在别的地方获得发展，但更为缓慢。因而，战争机器或许是首先被纹理化的，它最先产生出一种抽象的劳动时间，此种时间的效果可以被多样化、它的操作也可以被划分。正是在这里，平滑空间之中的自由活动必须被征服。劳动的物理一社会的模型归属于国家装置，并作为后者的发明，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这是因为劳动只有通过一种剩余（surplus）的构成才得以出现，只存在被储备的劳动，实际上，劳动（在其严格意义上）仅仅始于所谓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劳动实施着一种普遍化的操作—对时空的纹理化，对自由活动的征服，对平滑空间的废除，此种操作的起源和手段正是处于国家的最根本的事业之中，即对战争机器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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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两个方面，参见 J.-P. Vernant，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t. I，pp.174—175。

② Michel Serres，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物理学的基础更多的是一种矢量空 间、而非一种度量性的空间”(p.79)。关于水力学的问题，参见pp.104—107。

③ Ibid., pp.35, 135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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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证：哪里不存在国家装置和剩余劳动，哪里也就不存在劳动之模型。相反，在这些地方，存在着自由活动的连续流变，从言语到行动，从一种既定的行动到另一种，从行动到歌唱，从歌唱到话语，从话语到事业，所有这些都处于一种奇异的半音性之中，它有着强烈但却稀少的峰值或竭力的时刻，外在的观察者只能以劳动的术语来对其进行“转译”。确实，人们始终在谈论黑人：“他们不劳动，他们不知道何为劳动。”确实，他们被强迫进行劳动，并且根据抽象的量，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同样，印度人似乎也不理解、甚至不适合于任何一种劳动的组织形式（甚至是奴隶制）：美国人之所以引入了那么多的黑人，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使唤那些情愿死掉也不愿劳动的印度人。某些杰出的人种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他们懂得将问题颠倒过来：所谓的原始社会并非是一个由于劳动的阙如所导致的短缺和勉强维生的社会，相反，它们是自由活动和平滑空间的社会，它们无需一种劳动的因素，正如它们也同样无需建构起一种储备。①它们不是怠惰的社会，尽管它们与劳动之间的差异可以体现为一种“有权懒散”的形式。它们也不是无法律的社会，尽管它们与法律之间的差异可以体现为一种“无序”的表象。相反，它们所拥有的是一种nomos的法律，后者以其所特有的严格和残酷对行动的自由流变进行调节（清除所有那些不能被运输的人和物，老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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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凯莉安（AnneQuerrien)出色地证明了路桥学院在此种劳动概念的创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身兼工程师和机械学教授的纳维耶（Navier）就于1819年写道：“应该建立起一种机械货币，由此我们能够对用于实现每种生产制造的劳动量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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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劳动构成了一个与国家装置相对应的纹理化的时空，那么，这难道不尤其涉及其古老的和古代的形式？正是在这些形式之中，剩余劳动以贡物或徭役（corvée）的形式被分离、区分出来。因而，也正是其中，劳动的概念以其最为清晰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帝国的大型工程、水利工程、农业或城市工程，正是通过这些工程，一种据认为具有平行层次的“层状的”流被强加于水流之上(纹理化)。与之相反的似乎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中，剩余劳动与“严格的”劳动之间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前者彻底渗透于后者之中。现代的公共工程并不具有与帝国的宏大工程相同的地位。我们怎样才能在繁衍后代所必需的时间和一种“被榨取的”时间之间做出区分，既然它们在时间之中不再相互分离？此种评述并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马克思恰恰证明了，此种剩余价值无法定位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这甚至是他最为根本的贡献。这也同样使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机器自身将变得能够产生剩余价值，而资本的流通将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构成挑战。确实，在这些新的情形之中，所有的劳动仍然包含着剩余劳动；然而，剩余劳动却不再依赖于劳动。剩余劳动，全部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都越来越少地通过与劳动的物理一社会的概念相对应的时空纹理化而运作。毋宁说，就好像人在剩余劳动之中的异化已然被一种普遍化了的“机器性的役使”所取代，而这就使得一个人可以在不进行任何劳动的情况下提供剩余价值（儿童、退休者、失业者、电视观众，等等)。不仅这样的用户倾向于变为一种被雇佣者，而且，资本主义的运作更少依赖于一种劳动的量，而更多地依赖于一种复杂的定性的程式，此种程式动用了运输的模式、城市的模型、媒体、娱乐工业、感知和体验的方式—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就好像，作为纹理化的结果，资本主义能够达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完备性程度，流通的资本必然再造出、重建起一个平滑空间，人类的命运在其中被重塑。当然，纹理化持存于其最完备和最严格的形式之中（不仅是垂直的，而且运作于所有方向之上）；不过，它尤其是与资本主义的国家极（pôleétatique）相关，也即，与现代国家装置在资本的组织过程之中的地位相关。另一方面，在被整合的（或毋宁说是进行整合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个补充性的、支配性的层次之上，一个新的平滑空间被产生出来，在其中，资本达到了其“绝对的”速度，此种速度是基于机器的构件，而不再是劳动的人类组分。跨国企业制造出一种被解域的平滑空间，在其中，作为交换极(1es poles d’échange）的占据点变得极为独立于纹理化的传统途径。新的事物，始终是轮转(rotation)的新形式。当今的被加速的资本流通的形式正使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乃至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之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相对化；毋宁说，关键之处在于纹理化资本和平滑资本之间的区分，以及前者通过种种复合体而引发后者的方式—这些复合体逾越了界域和国家，甚至不同类型的国家。

1. 1440年：平滑与纹理化

① 这是传教士的一种老生常谈的叙事：不存在任何与劳动范畴相对应的东西，即便是在季节性移动放牧的情形之中（虽然它的开垦的劳作是艰辛的)。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不满足于揭示维生和繁衍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短暂性，而是进一步强调了性质的因素：对行动进行调节的连续流变，运动的多变性和自由性，所有这些都排除了储藏之可能性、并只能通过“物品运输的便捷性”来度量(«La première sociétéd'abondance», in Temps modernes, octobre 1968, pp.654—656, 662—663, 67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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