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既然层是上帝的裁断，那么就应该毫不迟疑地援用所有那些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的精妙思想。在内容和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实在的区分，因为相对应的形式在“事物”自身之中，而并不仅仅是在观察者的精神之中确实是相互区分的。然而，此种实在的区分是尤为特别的，它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两种形式构成了或形成了同一个事物，同一个层化的主体。我们可以给出形式性区分的各种各样的例证：在标度或数量级之间[正如在一张地图及其原型之间；或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微观物理学和宏观物理学的层次之间，比如爱丁顿（Eddington）的两间书房这个寓言]—在同一个事物所经历的不同状态或形式理由之间在具有某种形式的事物与被可能的外部因果关系（此种关系赋予它另一种形式）所作用的事物之间……等等(存在着不断增加的不同形式，因为不仅内容和表达具有各自的形式，而且中间状态还引入了内容所特有的表达形式，以及表达所特有的内容的形式)。

形式区分是如此的多变和实在，它的本性与有机层一起变化，而且正是由此，这个层上的内容和表达的总体分布也随之改变。然而，有机层保存了，甚至扩展了分子和克分子之间的关联，以及各种各样的中间状态。我们已经在形态发生之中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双重连接始终不可分离于两种量级之间的互通。对于细胞化学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存在着一种有机层的独特属性，它能够对这些扩展进行解释。在之前的讨论之中，表达在各个方向和维度之上都依赖于被表达的分子内容，而且，只有在它求助于一种更高的量级和外力的范围之内，它才具有独立性：实在的区分是形式之间的，但却是同一个聚合体的形式，同一个事物或主体的形式。然而，现在表达自身变为独立的，即自主的。之前，一个层的编码是与这个层同外延的，但是，有机层的编码则沿着一条独立自主的线而展开，这条线尽最大可能地脱离了第二和第三维。表达不再是体积的和表面的，而成为线性的和单一维度的(即使是在其节段性之中)。关键就在于核酸序列的线性。①内容一表达的实在区分因而就不再仅仅是形式性的，确切说来，它就是实在的，并不受数量级的限制而进入到分子之中。它介于两类分子之间，介于作为表达的核酸和作为内容的蛋白质，以及核素或核苷酸与蛋白质素或氨基酸之间。表达和内容现在都既是分子的，又是克分子的。区分不再涉及同一个集合体或主体；线性首先使我们在平面的多元性的方向上获得推进，而不是趋于统一性。实际上，表达既指向核苷酸和核酸，也指向分子—这些分子在其实体和形式之中不仅完全独立于作为内容的分子，而且还独立于外部环境之中的所有被定向的作用。因而，恒常性是某些分子的特征，而并非是基于克分子的标度。相反，在其实体以及内容的形式之中，蛋白质同样独立于核苷酸：可以被明确规定的，只有某种氨基酸与三种核苷酸的某个序列之间的另一种对应。②因此，表达的线性形式规定了一种表达的衍生形式，后者与内容相关并通过氨基酸的蛋白质序列的某种自身叠合而最终产生出特殊的三维结构。简言之，有机层的特征，正是表达的这种线性排列，一条表达之线的耗竭或解离，表达的形式和实体被还原为一条一维之线，此种还原确保了它们与内容之间的相互的独立性，但却不必依赖于数量级的限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对于量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共振的建立，对于“塑模”“调制”和“制模”(modelage）的作用，对于外部的力以及中间状态，参见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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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得出许多推论。表达与内容的此种新的状况不仅构成了有机体的繁殖能力的条件，也构成了其解域或加速解域的能力的条件。代码的线列或核酸序列的线性事实上标志着一种“符号”之解域的阈限，它赋予符号一种新的被再复制的能力，并使有机体比一个晶体更为解域：只有被解域者才能复制自身。实际上，只要内容和表达按照分子和克分子的方式来进行分布，实体就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从在先的状态转向随后的状态，或从一个层面转向另一个层面，从一个已经被构成的层面转向另一个正在构成的层面，而形式则在后一个层面或状态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界限之处被确立起来。由此，层展开为附层和边缘层，而这是通过一系列层面之间、状态之间的感应（induction）而实现的，或确切说是在界限之处实现的。一个晶体展现出此种过程的纯粹状态，因为它的形式在各个方向上延展，但却始终作为实体的表面层：此种表面层即便被最大限度清除掉内在部分却仍然可以不停止增长。因而，晶体被限于三维，也即其界域性的标记，而正是此种标记使得结构不能从形式上复制和表达自身；只有可敞开的表面才能复制自身，因为它是唯一可被解域的部分。相反，有机层上的一条纯粹表达之线的脱离则会使有机体达到一个解域的更高阈限，给予它一种繁殖的机制（此种机制涵盖了它的复杂空间结构的所有细节)，并使它的所有内部层面与外部（或准确说是极化的界限）之间“以拓扑的方式相互接触”，由此产生出有生命的膜的独特功用。层展开为附层和边缘层的过程因而就不再单纯通过感应而进行，而是通过转导(transduction)，它能够解释不受数量级限制的分子和克分子之间的增强共振，不受间距限制的内在实体的功效，以及一种不受代码限制的形式的增殖乃至交织的可能性[代码的增值，代码转换（transcodage）的现象，或非平行性进化的现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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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显然，存在着序列或线的多样性。不过，这并不妨碍“秩序之中的秩序”是单一线性的（参见Jacob，La logique du vivant, p.306, 以及 «Le modèle linguistique en biologie»， pp.199—203)。

②对于蛋白质和核酸的各自的独立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参见François Jacob，Lalogique duvivant, pp.325—327, 以及 Jacques Monod, Le hasard et la nécessité, pp.110—112, 123—124， 129，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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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第三类重要的层将更多地为内容和表达的一种新的分布而非一种人类本质所界定。内容的形式成为“异体的”(alloplastique)，而不再是“同型的”(homoplastique)，也即，它引发外部世界之中的变化。表达的形式变为语言性的，而不再是遗传性的，换言之，它通过来自外部的可理解、可传递、可转变的符号而进行运作。所谓的人类属性—技术和语言，工具和符号，自由的手和灵活的喉部，“姿势和话语”—其实就是此种新的部署（distribution）的属性，因而，很难说人类的出现标志着此种部署的绝对起源。基于古兰(Leroi-Gourhan）的分析，我们理解了内容是怎样与手一工具的耦合(couple)、表达又是怎样与面孔(face）一语言、面容（visage）一语言的耦合联结在一起的。②这里，手不应该仅仅被视作一种器官，而应该作为一种代码（数字代码)，一种动态的结构化，一种动态的构型(手的形式或手的形式特征)。手作为一种内容的普遍形式在工具之中得以拓展，而工具自身就是能动的形式，它必然牵连于作为成形物质的实体；最终产物就是成形的物质或实体，它自身反过来又可以充当工具。手的形式特征形成了层的构成的统一性，而工具和产物的形式及实体被组建为边缘层和附层，它们自身是作为真正的层而发挥作用的，由此标志着人类种群之中的相对解域的不连续性、裂痕、联络和散布、游牧和定居、多重的阈限和速度。因为，通过作为内容的形式特征或普遍形式的手，一种重要的解域之阈限已经被达到和敞开，它就是一部加速器（使得相对解域和再结域的变化不居的互动得以可能）—确切说来，正是有机层之中的“发展延迟”的现象使此种加速度得以可能。手不仅是动物的被解域的前爪，而且，自由活动的手是在与猿类的抓取东西的手和有运动能力的手的关联之中被解域的。应该考察其他器官（比如足部）的协同解域的作用。同样，必须考察环境的相关解域：草原，作为一种比森林更为解域的结合环境，在身体和技术之上施加着一种解域的选择性压力(不是在森林之中，而是在草原之上，手才能呈现出自由的形式，火才能呈现为一种技术上可塑形的物质)。最后，应该考察互补性的再结域（脚作为手的一种互补性的再结域，同样也是在草原之上得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容贯的平面之上展开有机的、生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转导的观念，参见西蒙东的论著（不过他是在最为普遍的意义上理解它的，并将其扩展到所有系统之中)：pp.18—21。关于膜，参见 p.259 sq。

② André Leroi-Gourhan, Le geste et la parole, technique et langage, Albin Michel, 1964, 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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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和技术的地图。

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变为表达的新形式，或者说是界定了整个层上的新表达的形式特征的聚合体。不过，正如手的形式特征只存在于形式和成形的物质之中(它们瓦解了其连续性并决定了其效应的分布)，表达的形式特征也只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形式语言之中并牵连于一种或多种可成形的实体。实体最初就是语音的（vocale）实体，它调动了各种各样的器官要素，不仅有喉部，还有口腔和嘴唇，以及脸部的所有运动机能，整个面孔。再一次，必须考察一整套强度的构图：嘴作为动物口鼻部的解域（如佩里耶所说，所有那些“口腔和大脑之间的争斗”）；嘴唇作为嘴的解域（只有人类有嘴唇，也即内部粘膜的外卷；只有女人具有乳房，也即被解域的乳腺：有利于语言学习的延长的哺乳期伴随着嘴唇在乳房之上、乳房在嘴唇之上的一种互补性的再结域)。如此奇妙的解域：用词语而不是食物和声音来填充口腔。草原似乎已经再度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灵活的喉部”就是一种与自由的手相对应的发展过程，它只有在某种树木被砍伐的环境之中才能形成，因为在那里，无需拥有硕大的喉囊以便使呼喊声超越森林之中的持续喧嚣。清晰地发音(articuler)，言说，就是低声言说。我们知道伐木工人几乎不说话。①不过，不仅仅是语音的、声音的和生理的实体经历了所有这些解域，而且，作为语言的表达形式也跨越了一个阈限。

语音符号具有一种线性的时间，正是此种超一线性(sur-linéarité）构成了它们所特有的解域，以及它们与遗传的线性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说，遗传的线性实际上是空间性的，即便其节段以接续的方式被构成和复制；因而，在这个层次之上，它不需要任何有效的超编码(surcodage)，而只需首尾之间的连接，局部的调节，以及部分互动的现象（超编码只在涉及不同数量级的整合层次之上才能进行）。这就是为何雅各布（Jacob）不愿将遗传代码比作一种语言：事实上，遗传代码既没有发送者也没有接收者，既没有理解也没有转译，而只有冗余和增值。相反，语言表达所具有的线性时间并不仅仅相关于一种接续的序列，而且还关联于一种时间之中的接续序列的形式综合，此种综合构成了一系列线性的超编码并产生出一种处于别的层之上的未知现象：转译，可转译性，与之前的感应和转导相对立。转译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语言能够以某种方式“再现”(représenter）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而且还意味着：语言—连同它自身的层所特有的信息——能够再现所有别的层，并因而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科学概念。科学的世界[Welt，与动物的环境（Umwelt）相对立]实际上就是一种将别的层上的所有的流、粒子、代码和界域性转译为一个充分解域的符号系统（也即，一种语言所特有的超编码）的过程。正是此种超编码或超线性的特征解释了，为何在语言之中，不仅表达独立于内容，而且表达的形式也独立于实体：转译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同一种形式可以从一个实体转向另一个实体；而对于遗传代码来说，情况则正相反，比如，在RNA链和DNA链之间。之后将看到，此种情形怎样导致了某些语言帝国主义的野心，它们被天真地表述为诸如此类的原则：“任何一种非语言系统的符号学都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语言是所有其他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系统的阐释者。”这等于是界定了语言的一种抽象特征并进而认为所有别的层只有通过被言说才能分享此种特征。我们对此表示怀疑。然而，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语言所内在的此种普遍的转译意味着，它的附层和边缘层的运作就其叠加、传布、互通、邻接的秩序而言—与别的层之上的附层和边缘层的运作截然不同：所有人类的活动，即使是那些最暴力的活动，都包含着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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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自由活动的手，灵活的喉部、嘴唇，草原作为解域因素的作用，参见EmileDeyaux，L’espèce，l'instinct，l'homme，Éd. Le Francois，1933，第 III 部分(第 VII 章：“脱离森林、延迟发展、被幼儿化的类人猿不得不拥有自由的手和柔顺的喉部”，以及第IX章：“森林造就了猿猴，洞穴和草原造就了人类。”)

② François Jacob，La logique du vivant，pp.298，310，319。雅各布和莫诺往往将转译这个词用于遗传代码，但这仅仅是出于便利的考虑，他和莫诺都明确指出，“代码只有通过转译的产物才能被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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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加快速度，查林杰说，现在是第三类层之上的时间之线在驱迫着我们。因而，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内容一表达的组织，其中每一方都有着自身的形式和实体：符号性、象征性的技术一表达的内容。内容并不仅仅应被理解为手和工具，而且还是一部先于它们而存在的技术性的社会机器，它构成了力的状态或权力的构型。表达也并不应当仅被理解为面容和语言，或诸种语言，还应被理解为一部先于它们而存在的符号的集体性机器，正是它构成了符号的机制。一种权力的构型远不只是一种工具，一种符号的机制也远不只是一种语言：毋宁说，它们是作为规定性的和选择性的施动者（agent）而运作的，在语言和工具的构成之中是如此，在它们的运用及相互的或各自的互通和传播之中亦是如此。因而，伴随着第三种层，机器出现了，它完全属于这个层，但同时也被提升，并将其钳螯在各个方向上伸向所有别的层。这难道不正像是介于抽象机器的两个状态之间的某个中间状态？—在此种状态之中，它仍然被包含于某个相应的层之中（栖世）；在此种状态之中，它自身展开于一个去层化的容贯平面之上（平世)。这里，抽象的机器开始被展开，被建立，产生出一种超越所有层的幻象，尽管机器自身仍然从属于某个确定的层。无疑，这是构成人类的幻象(人类将自身视作什么呢?)。此种幻象源自内在于语言自身的超编码。然而，内容和表达之间的这些新的分布却并非幻象：技术的内容通过手一工具显示其特征，在更深层次上它与一部社会机器和种种权力的构型紧密相关；象征的表达通过面容一语言显示其特征，在更深层次上它与一部符号机器和种种符号的机制紧密相关。这两个方面—边缘层和附层，重叠的程度和邻接的形式——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层的地位。如果我们想要区分符号的两种不同的机制或权力的两种不同的构型，我们会说，它们事实上是人类种群之中的两个不同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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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确切地说，由此在内容和表达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何种关联和何种类型的区分？所有这一切都在头脑之中。然而，从未有过一种更具实在性的区分。我们想说，在整个层之上、渗透于整个层之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外部环境，即大脑的神经环境。它来自有机的基层，不过，后者当然并非仅仅起到基质或被动支撑的作用。它自身的组织性并不低。毋宁说，它构成了我们沉浸于其中的前人类的汤(la soupe préhumaine)。我们的手和脸都沉浸于其中。大脑就是一个种群，是一系列两极分化的部落所组成的集合体。古兰准确分析了此种汤之中的两极构成，一极依赖于面孔的运作，另一极则依赖于手，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或相关性并未阻止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实在的区分，正相反，它引发了一种实在的区分，并将其作为两种连接（作为内容的手的连接，作为表达的面孔的连接）之间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区分并不仅仅是实在的，比如分子、事物或主体之间的区分；它们现在变成本质性的(正如中世纪的人们所说的），正如属性、存在者的种类或不可还原的范畴之间的区分：物与词。在这个层次之中，我们重新发现了那种最为普遍的运动，正是通过此种运动，两种相互区分的连接之中的任何一方其自身已经是双重性的了，内容的某些形式要素在与内容自身的关联之中起到一种表达的作用，而表达的某些形式要素则在与表达自身的关联之中起到一种内容的作用。古兰首先揭示了，手怎样创造出一整个象征的世界，一整套多维的语言，它不应与单一线性（unilinéaire）的口头语言相混淆，而构成了一种内容所特有的发散性表达，这正是书写的起源。①至于第二种情况，它明显体现于语言自身所特有的双重连接之中，因为音素形成了符素（monème）（作为线性的意谓节段）的表达所特有的一种发散性内容[只有在这些情形之中，作为层的某种普遍特征的双重连接才具有了马蒂内（AndieMartinet）保留给它的语言学的意义]。好了，我们暂时结束对于内容一表达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实在区分，以及这些关系和区分在主要类型的层之上所发生的流变所进行的探讨。

查林杰想要进行得越来越快。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但他还在继续。此外，他在声音和外表上的变化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当他开始谈论人类之时，他身上的某种动物性开始展现出来。尚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但查林杰似乎当场在进行着解域。他还想再考察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似乎尤其与术语相关：我们何时才能谈论符号？是否应该说，它们遍及所有的层，而且，只要存在着一种表达的形式，就必有一种符号存在？我们可以简要区分三种符号：标记（界域的符号)，象征(被解域的符号)，图像(icône，再结域的符号)。是否应该说，在所有的层之上都有符号，既然所有的层都包含界域性，解域和再结域的运动？这样一种拓展性的方法是异常危险的，因为它酝酿着或加强了语言的帝国主义，而这恰恰是通过依赖于语言的转译或普遍阐释的功能。显然，不存在所有层所共有的符号系统，即便是以一种理论上先于符号化的符号“空间”(chora）的形式也不可能。看起来，只有当存在着一种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之间的实在甚或范畴的区分之时，我们才能严格地谈论符号。因此，在每个相应的层之上都存在着一个符号系统，因为抽象机器恰恰占据着那个允许它进行“书写”（也即对语言进行处理并从中抽取出符号的机制）的明确位置。然而，在此之前，在所谓自然的编码之中，抽象机器仍然被包含于层之中：它根本不书写，也不具有任何的自由度来将某物确认为符号(除非是在严格的动物界域的意义上)。而在此之后，抽象机器则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不再拥有任何对符号和粒子进行绝对区分的途径；比如，它书写，但却在实在之中书写，直接书写于容贯的平面之上。因而，似乎有理由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这个词保留给最后一类层。不过，此种术语上的讨论的真正益处就在于，它同时指向了另一种危险：不再是所有层之上的语言帝国主义，或将符号拓展至所有层，而是能指的帝国主义，它作用于语言自身，作用于所有的符号机制，以及承载这些符号机制的层的范域。这里，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着适用于所有层的符号，而在于是否所有的符号都能意谓，是否符号的符号学必然与一种能指的符号学联结在一起。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甚至有可能不得不节制使用符号的观念，因为能指对于语言的首要地位要比符号在各个方向上的单纯拓展更能确保语言对于所有层的首要地位。我们想说，抽象机器的此种状况所特有的幻觉—幻想能够将所有的层掌控和操弄于双钳之间—在能指的建立之中比在符号的拓张之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实现（全拜意谓所赐，语言才试图直接掌控每个层，但却不必经由每个层所设定的符号)。然而，我们还是在同样的循环里面兜圈子，我们仍然在散布同一种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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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é Leroi-Gourhan, Le geste et la parole, technique et langage, pp.26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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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能指一所指的语言学关联已经以五花八门的方式被构想：有时是任意的，有时又是必然的，就像同一片叶子的正反面；有时是逐项对应，有时又是全局对应；有时是如此的含混，以至于人们不再能够对它们进行区分。无论如何，所指并不外在于它与能指之间的关联，而终极所指就是被外推到符号之外的能指自身的存在。对于能指，我们只能说一件事：它就是冗余，就是冗余者。由此产生了它那难以置信的专制及它所熟悉的成功。任意性(L’arbitraire)，必然性，逐项对应或全局对应，含混性，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同一种动机：将内容还原为所指，将表达还原为能指。然而，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始终处于互为前提的状态之中；它们各自的节段之间维持着外在的和“畸形的”（difforme）的一一对应的关联；在二者之间（或从一方到另一方）决不存在一致性，而始终只有相互独立的关系和实在的区分；即便是想要将一种形式匹配于另一种，或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必需一种多变的、特殊的配置。所有这些特征都不适用于能指一所指的关联，即使其中的一些似乎部分地、偶然地与此种关联相符。总体说来，这些特征与能指的图表是极端对立的。一种内容的形式不是所指，同样，一种表达的形式也不是能指。①对于所有的层来说都是如此，其中也包括那些语言介入其中的层。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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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能指的爱好者们将一种过于简化的情形作为默认的模型保存下来：词与物。他们从词之中抽取出能指，从物之中抽取出与词相符合的，因而从属于能指的所指。这样，他们就稳居于与语言同质的内在领域。这里借用福柯的一个典范性的分析，它与语言学密切相关，虽然看上去并非如此：比如，像监狱这样的事物。监狱就是一种形式，“监狱一形式”，它是在一个层之上的内容的形式，与别的内容的形式（学校、兵营、医院、工厂）相关联。不过，这个事物或这种形式并不指向“监狱”这个词，而是指向其他不同的词和概念—比如“罪犯，犯罪”，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分类、陈述、转译乃至实施犯罪行为的方式。“犯罪”是表达的形式，它与内容“监狱”的形式互为前提。它根本不是一个以监狱作为其所指的能指，甚至都不是一个法律上的能指。这就击溃了所有诸如此类的分析。此外，表达的形式不能被还原为词，但可被还原为一个陈述的集合体，这些陈述在被视为层的社会场域（它就是符号的机制）之中出现。内容的形式不能被还原为一个事物，但可被还原为一种作为权力构型的复杂的物态（建筑，生活方案，等等)。这里，存在着两个不停地相互交织的多元体：表达的“话语多元体”和内容的“非话语多元体”。甚至比这还要复杂，因为作为一种内容之形式的监狱自身还具有一种相关的表达，以及它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并不必然与犯罪的陈述相一致的陈述。反之，作为一种表达之形式的犯罪自身具有一种独立的内容，因为它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评估犯罪的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新的犯罪的方式。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监狱和犯罪，其中每一方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它的微观一历史，它的节段。连同其他的内容和表达，它们至多牵连于抽象机器的一种共同状态，但这部机器完全不是作为能指，而是作为一种图样而运作（同一部抽象的机器，运作于监狱、学校、兵营、医院、工厂……)。为了使两类形式内容的节段和表达的节段—相互匹配，必需一整套具有双钳或（更准确说是）双头（doubletête）的具体配置，此种配置尤其着眼于它们之间的实在区分。必需一整套组织结构，它运作于分子的层次之上，将权力构型和符号机制连接起来（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力的社会②)。简言之，决不应该在词与被视作与之相应的物之间或能指与被视作与之相一致的所指之间进行比较。真正的比较理应存在于彼此区分的形式化之间，着眼于不稳定的平衡或互为前提的状态。“我们徒劳地想要说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决不会处于我们所说出的话语之中。”①正如在学校之中：并不存在一门写作课来讲授与一切所指相关的伟大而又冗余的能指，而只有两种相互区分的形式化，它们互为前提并构成了一对双钳：在阅读和写作课之中的表达的形式化(连同其自身的相关内容)，以及在识物课之中的内容的形式化（连同其自身的相关表达)。我们绝不会是能指或所指，我们被层化了。

1. 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地质学

① 这就是为何叶姆斯列夫尽管有着种种保留和迟疑，但在我们看来仍然是唯一一个真正与能指和所指决裂的语言学家。许多其他的语言学家虽然看上去断然进行了此种决裂，但却仍然保存着能指的隐含预设。

② Michel Foucault，Surveiller et punir，Gallimard. 在《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Gallimard)之中，福柯已经勾勒出其双重多元体的理论表达或陈述，内容或对象，并指出它们不能被还原为能指一所指的对子。他还解释了为何他的一部前作的标题《词与物》)必须被否定地理解(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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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种将符号置于所有的层之中、或将能指置于所有符号之中（虽然在极端的情形之中，存在着放弃符号的风险）的拓展性方法相对，我们更为偏爱一种有着严格限制的方法。首先，存在着无符号的表达形式（比如，遗传代码就与某种语言无关)。只有在某些情形之中，层才可以被说成是包含着符号；而且，符号不能与一般的语言相混同，它只能为陈述的机制所界定，而这些机制就是如此众多的语言的现实用法与功能。然而，为何对于这些机制仍要保留符号这个词既然它们将一个表达形式化，但却并未指称或意谓着那些同时存在但却以不同方式被形式化的内容？这是因为，符号不是某物的符号，而是解域和再结域的符号，它们标志着在这些运动之中被跨越的某个阈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应该被保留（我们已经看到，这甚至也适用于动物的“符号”)。

接下来，如果我们采用此种限制的含义来思索符号机制的话，就会看到，它们不是、或不一定是能指。正如符号仅仅指示着某类确定的层之上的一种表达的形式化，意谓自身也仅仅指示着存在于此种特定的形式化之中的某种机制。正如存在着非符号学的或无符号的表达，同样，也存在着非符号学的符号机制和非意谓的符号，在层和容贯的平面之上都是如此。对于意谓，我们至多只能说，它构成了某种机制的特征一此种机制甚至不是最有趣、最现代或最现实的，而也许只是比别的机制更危险、更致命、更专制、在幻觉之中陷得更深。

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中，内容和表达都决不可被还原为所指一能指。而且，(这正是第二个问题）它们也不可被还原为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我们不再能提出一种作为决定因素的内容的首要地位，同样，也不再能提出一种作为能指的表达的首要地位。我们绝不能将表达构造为一种反映内容的形式，即使我们赋予它“某种”独立性和某种反作用的潜能。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所谓的经济内容已经拥有了一种形式，甚至是它所特有的表达形式。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指向两种被预设的彼此平行的形式化：显然，它们的节段不停地交织，彼此渗透，但这是通过一部这两种形式从中产生的抽象机器、通过对二者的关联进行调节的机器性配置而实现的。如果我们用一种金字塔形象来取代此种平行关系，那么，内容（包括其形式）就变为一种生产的经济基础，它具有抽象物（I’Abstrait）的所有特征；配置则变为上层建筑的第一层，它必然被定位于一个国家机构之中；符号的机制和表达的形式则构成了上层建筑的第二层，它为意识形态所规定。至于语言，我们不太清楚它的用途：大独裁者已经决定，应该另外给它留出一个特别的位置，即作为国家的共同财富及信息的载体。这样一来，我们就误解了语言的本性，因为它仅仅存在于异质性的符号机制之中，而且它的功用是分配对立的秩序、而非使信息得以流通，此外，我们也误解了符号机制的本性，准确说来，它们表达着权力的组织或配置，而与作为某种预设的内容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无关（意识形态是最为糟糕的概念，它掩盖了所有那些实际运转的社会机器)，同样，我们还误解了权力组织的本性，它们不能被定位于某个国家机构之中，而是在所有场所之中进行着内容和表达的形式化，并使这些内容和表达的节段相互交织，最后，我们误解了内容的本性，它绝非“根本上”是经济性的，因为，有多少直截了当的经济的符号和表达，就有多少非经济学的内容。不再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分析社会构型的法则：将某种能指置于经济基础之中，或相反，将些许菲勒斯（phallus）或阉割塞进政治经济学之中，将些许经济学或政治学塞进精神分析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语出福柯的《词与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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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因为，要想对层的系统进行说明，但却假装没有在层之间引入一种宇宙的甚或精神的进化，就好像它们被按照完备性的不同的阶段和程度进行排序，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内容和表达的不同形象并不是阶段。不存在生物圈，也不存在精神圈(noosphère)，遍在的只有同一个机器圈(Mécanosphère)。如果我们首先考察层自身，那我们就不能说一个层要比另一个层更少组织性。即使对于基层也是如此：不存在固定的秩序，一个层可以直接作为另一个层的基层，而无需中介环节；而从阶段或等级的角度来看，人们会认为这些中介环节是必需的（比如，微观物理学的区域可以作为有机现象的直接基层)。或者，表面的秩序可以被颠倒，对于昆虫、细菌、微生物甚或粒子来说，技术或文化的现象可以充当一片沃土或一种优质的汤。工业时代被界定为昆虫的时代……今天则更为糟糕：我们不能预先判断一个层将会与哪个别的层、在何种意义上相连通。尤其是，不存在更高或更低的组织性；作为层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基层可以与层紧密关联在一起，但却是作为变化在其中发生的环境，而不是作为一种增强的组织性。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容贯的平面，则会发现在它之上遍布着最不协调的事物和符号：一个符号学片段和一个化学的交互作用相邻，一个电子撞击着一种语言，一个黑洞捕获了一条遗传信息，一种结晶化过程产生出一种激情，黄蜂和兰花穿越着一个字母……这里没有“仿佛”，我们所说的不是“仿佛一个电子”，“仿佛一种交互作用”，等等。容贯的平面清除了所有的隐喻；唯一存在的就是实在。它们就是电子自身，就是真正的黑洞，就是实在的细胞单元，真实的符号序列。只不过，它们已然脱离了自身的层，被去层化、被解码、被解域，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它们在容贯的平面之上有可能相互邻近并彼此渗透。一场静默之舞。容贯的平面无视等级的差异、数量级、间距。它无视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差异。它无视内容与表达之间的区分，以及形式和成形的实体之间的区分，因为所有这些只有通过层并在与层的关联之中才能存在。

1. 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地质学

①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pp.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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