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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事物已经丧失了为其定性的层,如果它们已经进入到绝对解域之中,那么,又怎样才能辨认出它们并为其命名呢?眼睛是黑洞,然而,在层和界域性之外的黑洞和眼睛到底又是什么呢?确切说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层和去层化的容贯平面之间的某种二元论或简单对立。层自身就是被相对解域的速度所界定和激发的;此外,绝对的解域从一开始就存在,而层则是一个遍在的容贯平面之上的沉积与增厚,这个平面在任何地方都是原初的,内在性的(immanent)。同样,容贯的平面也被抽象机器所占据和勾勒(tracer);或者说,抽象机器展开于它所勾勒出的去层化的平面之上,但却同时又被包含于它界定了其构成统一性的每个层之中,甚至有一半被安置于它界定了其统握(préhension)形式的某些层之中。因此,那在容贯的平面之上疾驰或起舞之物就卷携着它的层的光晕,一种波动,一种记忆或一种张力。容贯的平面恰好保存了足够多的层,以便能够从中抽取出变量,并将这些运作于它之上的变量当作自身特有的函项。容贯的平面或平世根本不是一个由未成形的物质所构成的未分化的集合体,但它也不是任何一种成形的物质所形成的混沌。确实,在容贯的平面之上,不再有形式或实体,内容或表达,也不再有相对的和分别的解域。然而,在层的形式和实体之下,容贯的平面(或抽象的机器)构成了强度的连续体:它从不同的形式和实体之中抽取出强度,并创造出一种连续性。在内容和表达之下,容贯的平面(或抽象的机器)释放、组合那些词缀(particules)一符号[粒子(particles)],它们使得那些最不具意谓性的符号在最为解域的粒子之中展开运作。在相对的运动之下,容贯的平面(或抽象的机器)对解域化之流进行联结(conjonctions),并将各自的指数转化为绝对值。层只知道与形式和实体紧密关联的不连续的强度;只知道被分化为内容的词缀和表达的冠词的粒子;只知道被分离和再结域的解域之流。强度的连续体,粒子或词缀一符号的组合式放射物,被解域之流的联结,这些就是容贯的平面所特有的三重要素,经由抽象机器的运作,构成了去层化的运动。不过,这完全不是一种混沌的白夜,也不是一种无差异的黑夜。还是有规则,即“平面规划”(planification)的规则,构图的规则。我们将在后面或别处看到这一点。抽象的机器不是任意的;连续性、放射、组合、联结,这些都不是以任意的方式形成的。
现在,应该指出最后一种区分。抽象机器不仅具有那些同时存在的差异状态,它们着眼于容贯平面之上的事态的复杂性,而且它不应该与我们所说的某种具体的机器性配置相混淆。抽象的机器有时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并构成了它的连续体、放射与联结,有时又被包含于某个层之中,并界定了这个层的构成统一性、吸引或统握之力。机器性配置则完全不同,尽管它与抽象机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在一个层之上,它使得内容和表达之间相互适应,确保了各自节段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并引导着层向附层和边缘层进行分化;接着,在不同的层之间,它确保了与基层之间的关联,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的组织变化;最后,它转向容贯的平面,因为它必然将抽象的机器实现于某个层之上、不同的层之间,以及层与平面的关系之中。为了形成有机层的联接,必需一种配置,比如多贡族铁匠的铁砧。为了在两个层之间形成连接,必需一种配置。同样,为了使有机体在一个对其加以利用的社会场域之中被掌控和渗透,也必需一种配置:女战士们(Amazones)难道不应该切掉自已的一个乳房来使其有机层与一个战争的技术层相适应,就好像是出于一种令人畏惧的女人一弓一草原之配置的需要?必需有配置,以便力的状态和符号的机制能够彼此交织关联。必需有配置,以便被包含于一个层之中的构成统一性、它与别的层之间的关联、它们和容贯的平面之间的关联能够被组织起来而非随机形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机器性配置都实现着抽象的机器,从而使得后者被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或被包含于一个层之中。不会再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给定一个机器性配置,它如何实现抽象机器?它怎样实现抽象机器,二者间具有何种一致性?应将配置进行分类。我们所说的机器圈,就是所有既在层外、又同时在层上和层间的抽象机器和机器性配置的聚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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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层的系统与能指一所指,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物质一精神皆无关。所有这些无非是将各种各样的层还原为一个层,或将系统封闭于其自身的方式,也即割断它与作为去层化的容贯平面之间的关联。应该做个总结了,在失声之前。查林杰的演讲接近尾声。他的语音已经变得刺耳,难以听清。他呼吸困难。他的双手已经变成伸长的双钳,它们无力抓住任何东西,但仍然含混地指示着某物。双重假面、两个头部似乎正从身体里面涌出,又化作一种物质,我们都很难说它到底是在变稠、还是反之变得更像液体。一些听众又回来了,但却只是些幽灵或游荡者。“你们听到了吗?那是一个动物发出的声音。”因此,应该尽快做结,确定,无论怎样,应该尽可能地确定术语。首先,是第一组概念:无器官的身体或去层化的容贯的平面,—产生于这个身体之中或这个平面之上的平面的物质(由强度的连续体、符号一词缀的放射、流的联结所构成的特异的、非节段化的多元体),一部或一些抽象的机器,它们构成了这个身体,勾勒出这个平面,或“构画出”(diagrammatiser)所发生的事情(逃逸线或绝对的解域)。
接下来,是层的系统。在强度的连续体之中,层对形式进行修整并将物质形成为实体。在组合式放射之中,层区分了表达和内容,表达的单位和内容的单位,比如符号和粒子。在联结之中,层将流分离开来,分配给它们相对的运动和多样的界域性、相对的解域和互补的再结域。这样,层在各处都建立起生机勃勃的双重连接:内容的形式和实体,表达的形式和实体,它们每次都在可确定的关系之中构成节段性多元体。这就是层。每个层都是一种内容和表达的双重连接,二者之间具有实在的区分,它们互为前提,彼此渗透,而双头的机器性配置则在它们的节段之间建立起关联。在层间发生变化的,正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实在区分及其本性,正是作为成形物质的实体的本性,正是相对运动的本性。我们得以简述实在区分的三种主要类型:数量级之间的实在一形式的区分,在其中建立起一种表达的共振(感应);不同主体之间的实在一实在的区分,在其中建立起一种线性的表达(转导);不同的属性或范畴之间的实在一本质的区分,在其中建立起一种超线性的表达(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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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层都可以充当另一个层的基层。每个层都具有一种构成的统一性,为其环境、实体性要素和形式特征所界定(栖世)。不过,它根据其不可还原的形式及结合环境而分化为附层,根据其成形实体的层次及中间环境而分化为边缘层。边缘层和附层自身就应该被视作层。一个机器性的配置是一个中间层,因为它所调节的是层与层之间的关联,并且还调节着每个层上的与上述诸划分相一致的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同一个配置可以借用不同的层,并具有某种程度的表面上的无序;相反,一个层或层的要素可以同别的层或要素结合起来,在一个不同的配置之中共同发挥作用。最后,机器性的配置就是一个元层,因为它同样也朝向容贯的平面,并必然实现着抽象的机器。而抽象机器则被包含于每个层之中,它界定了这个层的栖世或构成的统一性;而且,它还展开于容贯的平面之上,并引导着后者的去层化(平世)。因而,配置之所以能够作为统一的功能来调节一个层的变量,前提正是它以某种方式实现了一部层外的机器。机器性配置不仅是每个层之上的内容和表达的交织,又同时是层的集合体与容贯平面的交织。它确实朝向各个方向,恰似灯塔。
结束了。所有这些只有在随后才能体现出一种具体的含义。双重连接的面具已然被拆解,同样,手套和上衣也被解开,从中溢出的液体在其漫流之中似乎正侵蚀着会议厅的层,大厅之中“满是乳香(oliban)的烟并挂满了有着怪异图案的帷幔”。查林杰被解连接(désarticulé)了、被解域了,并嘀咕着说,他将带着地球,前往那个神秘的世界,他那分泌着毒液的花园。他还在窃窃私语:正是通过溃散(débandade),事物才能发展,符号才能增殖。惊恐即创造。一个少女喊叫着,“带着最为狂野、最为深沉、最为可怕的狂乱而惊恐的发作”。没人听到这篇总结,也没人试图去挽留查林杰。查林杰——或他身上还残留的部分—慢慢地加速赶往容贯的平面,沿着一条不再有任何相对之物的诡异轨迹。他试图溜进充当转门的配置之中,粒子钟,连同其充满强度的滴答声和捶打出绝对者(1’absolu)的珠联璧合的节奏:“那个人影渐渐崩溃为一种几乎不成人形的姿态,并如着魔一般,开始了一种接近那座外形酷似棺材的钟的运动,它正滴答滴答地奏出其诡异的宇宙的节拍。……那个人影现在已经到达了那座神秘的钟,而那些观众透过浓重的烟幕看到一只模糊的黑爪正在摸弄着布满象形文字的大门。爪子的抚弄发出一种怪异的撞击声。接着,人影进入了那口棺材形的箱子,并在其身后关上了大门。诡异的滴答声继续着,不断击打出在所有那些开启的玄秘之门深处的黑暗的宇宙节拍”①—机器圈,或根茎圈(rhizosph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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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地质学
① Lovecraft,Démons et merveilles,Bibliothèque mondiale,pp.61—62. [英文篇名为《穿越银钥匙之门》 (Through the Gates of Silver Key)。——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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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在下文不同的语境中,分别将“mot d'ordre”译作“口号”或“口令”。因为“给出命令”的言语行为有所不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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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是信息性的和沟通性的
当学校的教师考问一个学生的时候,她可不是在获取信息,同样,当她在讲授一条算术或语法的规则的时候,她也不是在为学生们提供信息。她在“给出一符号”(ensigne①),她在颁布命令,她在进行指挥。教授的命令并不外在于她教给我们的东西,但也没有增加什么。它们并不来自原初的意谓,也不是源自信息的推论:一条命令始终并且已经牵涉别的命令,这就是为何命令总是冗余的。义务教育的机器并不传播信息,而是将符号的框架[连同所有那些二元性的语法的基本要素—阳性一阴性,单数一复数,名词一动词,陈述的主体一表述(énonciation)的主体,等等]强加给孩子。语言的基本单位—陈述——就是口令(mot d'ordre)。除了共通感(sens commun)这个将信息中心化的官能之外,还应该界定另外一个令人厌恶的官能,它致力于发送、接收和传递口令。②语言的用法不是让人相信,而是让人服从,使人服从。“男爵夫人根本不想令我相信其诚意,她仅仅是向我示意,她更愿意看到我摆出心悦诚服的样子。”③我们可以在警方或政府的公告之中觉察到这一点,它们不大关心真实性和可信度,但却非常明确地说出了那些应被遵守和牢记的东西。这些公告对一切可信度的漠视往往近乎挑衅。这就证明,关键之处本不在此。让人们说……:语言所要求的莫过于此。斯宾格勒(Spengler)指出,话语的基本形式不是进行判断的陈述,也不是情感的表达,而是“命令,表示服从,断定,质问,肯定或否定”,那些极为简短的句子支配着生活,它们不能与事业或大型工程相分离:“准备好了?”“是”“前进”。④词语不是工具;不过,人们将语言、笔和笔记本交给孩子,就像将铲子和十字镐交给工人。在成为一种句法的标记之前,一条语法规则就是一种权力的标记。命令既不与先在的意义相关,也不与明确区分的单位的预先秩序相关。正相反。为了传播、传递和遵守那些作为命令的口令,信息只能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之内。应该恰好有足够的信息来将“开火!”(Aufeu!)与“开赛!”(Aujeu!)区分开来,或避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所描述的那种在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如此令人烦恼的状况(阶梯高处的教授给出了一个问题,由仆从一级级地传递下去,但这个问题在每一级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下面的学生所作出的回答也在向上传递的每一级上都发生着变化)。语言不是生活,它向生活发号施令;生活不进行言说,它倾听并理解。①在所有的口令之中,即使是在父亲向儿子发出的口令之中,都存在着一种小型的死刑判决一种审判,正如卡夫卡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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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意,这里作者将“讲授”(enseigner)进行戏拟而造出“给出符号”(en-signer)这个词。——译注
② 法文“口令”(mot d'ordre)中的 ordre 兼有“命令”和“秩序”这双重含义。——译注
③ Georges Darien,L'épaulette,pp.10—18,435. 抑或 Zola,La bête humaine,Gallimard,p.188:“她这么说,不是为了让他相信,而只是为了告诫他:她在别人的眼里必须是清白无辜的。”与信息性的语句(“侯爵夫人在五点离开”)相比,这种类型的语句似乎更能体现小说的普遍特征。
④ Spengler, L'homme et la technique, Gallimard, Idées,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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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之处正在于准确界定口令的规则与外延。问题并不在于语言的起源,因为口令仅仅是一种语言一功能,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如果说语言似乎总是预设着自身,如果说我们不能确定一个非语言的出发点,那正是因为语言并非运作于可见物(或可感物)与言说之间,而总是从言说到言说。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相信,叙述不在于传达人们所看到的东西,而在于传达人们所听到的东西,即另外一个人向您所说的。道听途说。进而,求助于一种被激情所扭曲了的视觉也是不充分的。“原初的”语言—或确切说是语言的原初规定性——并不是比喻或隐喻,而是间接话语(discours indirect)。某些人想要赋予隐喻和换喻以重要性,而这对于语言研究来说被证明是毁灭性的。隐喻和换喻仅仅是些效应;它们并不属于语言,除非它们已经预设了间接话语。在一种激情之中存在着众多的激情,在一种语音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语音,一阵喧哗,方言:这就是为何所有的话语都是间接的,而对于语言的恰当翻译就是对于间接话语的翻译。②本维尼斯特否定蜜蜂也具有语言,尽管它们掌握了一种有机的编码,甚至还利用了比喻。它们不具有语言,因为它们能够传达所见之物,但却不能传递他者传达给它们的东西。发现了一个战利品的蜜蜂能够将这个信息传达给那些没有发现它的蜜蜂;不过,一只没有发现这个战利品的蜜蜂却不能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其他那些同样没有发现它的蜜蜂。③语言并不局限于从第一人到第二人,从某个已经看到的人到某个没有看到的人,而是必然从第二人到第三人,他们谁都没有看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对作为口令的词语所进行的传递,而不是对一种作为信息的符号所进行的传达。语言是地图,而不是仿图。然而,为何口令是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而指令(ordre)和命令却似乎指向以命令式为标志的明确表达的命题类型呢?
奥斯汀(Austin)的著名论文出色地证明了,在行动和言语之间,不只存在着多样的外在关联:比如,一个陈述能够以直陈式来描述一个行动,也可以用一种命令式来激发此种行动,等等。在话语和某些以说出它们来完成的行动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施行式(performatif):我通过说出“我发誓”来宣誓],更普遍地说,在言语和某些通过言说而实现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施为式(illocutoire):我通过说出“是否……?”来提问,我通过说出“我爱你……”来做出承诺,我通过运用命令式来发号施令……,等等]。这些内在于言语的行为,这些陈述和行为之间的内在性关联,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为隐含的或非话语性的预设,以便与那些始终可被明确表述的预设相区分一正是通过这些明确的预设,一个陈述得以指向另外的陈述、或一种外在的行为[杜克罗(OswaldDucrot)]。对于施行式的领域或更为广阔的施为式的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导致三个重要的结论:(1)不可能将语言构想为一种代码,因为一种代码是某种阐释得以可能的条件;不可能将言语构想为对于信息的传达:命令、质问、承诺、肯定,这并非是提供关于一个命令、一种怀疑、一个约定或一个断言的信息,而是实现这些内在的、特殊的、必然是隐含性的行为。(2)不可能将语义学、句法学甚或音位学界定为可以脱离语用学(pragmatique)的语言科学研究的领域;语用学不再是一个“垃圾场”,而语用学的规定也不再陷于两难选择:要么再度落于语言的外部,要么与那些对它们进行句法化和语义化的明确的条件相一致;相反,语用学成为所有其他维度的预设,并且渗透到各个角落。(3)不可能维持语言一言语之间的区分,因为言语不再仅能被界定为对于一种原初的意义所进行的具体的、外在的运用,或对于一种先在的句法所进行的可变的运用:相反,对语言的意义和句法的界定不能脱离它所预设的言语行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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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rice Parain,Sur la dialectique,Gallimard. 与赋予生活的命令相关,帕兰(Parain)发展了一种关于语言之中的“假设(supposition)”或预设的理论;不过,他在其中所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义务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
② 从一种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学范畴的陈述理论的角度出发,两位作者特别突出了间接话语的重要性,尤其是其所谓的“自由的”形式:Mickhael Bakhtine(针对俄语、德语和法语),Le marxisme et la philosophie dulangage,Éd. Minuit,III partie;P. P. Pasolini(针对意大利语),L'expérience hérétique,Payot,I partie。我们同样采用了邦贝热(J.-P.Bamberger)有关“无声和有声电影中的间接话语的形式”的一项未出版的研究。
③ Emile Benveniste,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Gallimard,p.61:“比如,我们不能说一只蜜蜂能够将它在自已的蜂群之中所接收到的信息带到另一个蜂群之中,这将是一种传递或承继(relais)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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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我们还是很难理解,怎样能够从言语行为或隐含预设之中形成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而更难理解的是:是否可以从施行式[那些通过说出(disant)“它”而完成的行为]出发,将其拓展为施为式[那些人们通过言说(parlant)而完成的行为]。因为始终有可能阻止此种拓展,把施行式限定于其自身之中,进而通过那些全然不依赖于一种普遍语用学的特殊的语义和句法的特征来对其进行解释。根据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论述,施行式并不指向行为,正相反,它指向自我指涉(sui-référentiles)的词项特征[那些真正的人称代词“我”(JE),“你”(TU)……,被界定为接合器]:因而,与其说语言之中所先在的某种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结构预设了言语行为,还不如说它们足以充分说明言语行为。②这样,本维尼斯特就将语言界定为沟通性的而非信息性的,正是此种语言所特有的主体间性或主体化解释了所有其余的一切,也即,所有那些人们通过说出“它”而完成的行为。然而,问题就在于:主体的沟通是否就是一种比理想的信息更好的语言学观念。杜克罗提出了如下理由,它们将其引向本维尼斯特的图式的反面:自我指涉的现象不能说明施行式,正相反,是如下的事实解释了自我指涉:“某些陈述被社会性地用于完成某些行动。”因而,是施行式通过施为式来解释自身,而非相反。是施为式构成了隐含的或非话语性的预设。而且,施为式自身又要通过表述的集体性配置、司法行为、司法行为的等价物(所有这些远非依赖于,而是决定着语言之中的主体化进程或对主体的分配)来获得解释。沟通不是一个比信息更好的概念;主体间性并不比意谓更能解释这些“陈述一行为”的配置,因为正是这些配置在每种语言之中对主体的语素(morphème)的功用及分量进行衡量。①(我们将看到,对于间接话语的分析证明了这种观点,因为主体化并非原初的,而是从一种复杂的配置之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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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波夫(WilliamLaboy)出色地揭示了语言一言语的区分所源自的那种矛盾、或至少是悖论:人们将语言(langue)界定为言语活动(langage)的“社会性的部分”,将言语归于那些具体的变化;然而,社会性的部分是自我封闭的,由此必然得出:一个单独的个体足以揭示语言的原则,而不必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但言语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背景之中才能够得以实现。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同样的悖论反复出现:“语言的社会性的方面使其可以在私密的书房之中被研究,但其个体性的方面却需要一种处于社群之中的研究”(Sociolinguistique,Éd. de Minuit, pp.259 sq., 361 sq.)。
②Benveniste,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V°partie:关于语内表现行为的消解,参见 p.27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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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口令,不是一种明确陈述的具体范畴(比如,命令式),而是每个词语或每个陈述与隐含预设之间关联,也即,与在且只能在陈述之中得以实现的言语行为之间的关联。因此,口令并不仅仅牵涉到命令,还牵涉到所有那些通过一种“社会职责”与陈述联结在一起的行为。每个陈述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此种关联。问题,承诺,都是口令。语言(langage)只能被界定为某个既定的时刻在某种语言活动(langue)之中所运作着的口令、隐含预设或言语行为的聚合体。
陈述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是内部的、内在的,但却不具有同一性。此种关联毋宁说是冗余性的。口令自身就是行为和陈述的冗余。报纸、新闻是通过冗余而运作的,因为它们向我们告知了那些“应该”去思索、牢记和期待(……)的事物。语言既不是信息性的,也不是沟通性的,它不是信息的传播,而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口令的传递,或是从一个陈述到另一个陈述,或是在每个陈述的内部(只要一个陈述完成了一个行为,或这个行为在这个陈述之中得以实现)。信息科学最为普遍的模式将信息最大化的理想状态作为原则,并将冗余仅仅作为一种限制性的条件,它缩减了此种理论上的最大化、以免被噪音淹没。相反,我们则认为,冗余的口令是原初的,对于口令的传递来说,信息仅仅是最低条件(因而,不存在噪音和信息之间的对立,毋宁说,对立只存在于所有那些运作于语言之中的无序与作为纪律或“合语法性”的口令之间)。冗余具有两种形式——频率和共振,前者关涉到信息的意义,后者(我=我)则关涉到沟通的主体性。但确切说,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和沟通乃至意谓和主体化显然从属于冗余。人们有时会把信息和沟通区分开来;有时又构想出一种信息的抽象意义,以及一种沟通的抽象的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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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swald Ducrot, Dire et ne pas dire, Hermann, pp.70—80 [以及 «De Saussure à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这是为塞尔的《言语行为》法译本(Actes de langage)所作的序言,Hermann]。杜克罗(Ducrot)质疑了如信息和代码,以及传播和语言的主体性这些观念。他发展了一种有关“语言的预设”或非话语性的隐含预设的理论,以此来反对那种仍然指涉着某种代码的话语的和约定的隐含性。他构造出一种涵盖了所有语言学的语用学,并致力于一项对于表述之配置的研究,从“司法的”“论争的(polémique)”或“政治的”角度来思索这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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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有这些都无法给予我们一种语言的原初的或隐含的形式。没有独立于主导的意谓过程的意义,也没有独立于既定的役使(assujettissement)秩序的主体化。这二者都依赖于某个既定的社会场域之中的口令的本性和传递。
不存在个体的表述,甚至也不存在表述的主体。然而,只有相对较少的语言学家曾研究过表述所必然具有的社会性。①这是因为,此种特征并非自足,并有可能仍然是外在的:因此,人们对它说得要么太多,要么太少。表述的社会性特征不具有内在的基础,除非我们能够揭示它怎样通过其自身而指向集体性的配置。因此,我们看到,陈述的个体化和表述的主体化只有在非个体性的、集体性的配置需要它和规定它的前提之下才能存在。这恰恰就是间接话语(尤其是“自由的”间接话语)的典型价值:不存在清晰勾勒的轮廓,首先存在的不是差异的个体化陈述的嵌入(insertion),也不是多样的表述主体的接合,而是一种集体性的配置,它将产生并决定相关的主体化过程、个体性的分配及其在话语之中的动态分布。不是主体之间的区分,而是配置解释了间接话语,它在这种话语之中自由呈现,由此解释了某种语音之中所呈现着的所有语音,夏吕斯的一段独白之中所闪现着的所有少女②,一种语言活动之中所包含着的所有语言活动,以及一个词语之中所包含着的所有口令。美国杀手“山姆之子”在一种来自祖先的声音的驱使之下进行杀戮,而此种语音本身又是通过一条狗的声音而被传达的。表述的集体性配置这个观念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对社会性特征作出解释。不过,我们无疑可以通过必然实现着集体性配置的陈述和行为的冗余复合体来对其进行界定。然而,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名义上的界定;而且,我们甚至还不能为之前的立场进行辩护,以证明冗余并没有被还原为一种单纯的同一性(或并不存在陈述与行为之间的单纯的同一性)。如果我们想要转向集体性配置的一种实在的界定,那么就要追问,与陈述一起形成了冗余或口令的语言,其内在的行为是由什么所构成的呢?
看起来,这些行为是被那些流通于某个既定的社会之中的非肉体性转化(transformation incorporelle)所界定的③,它们被归属于这个社会之中的那些肉体。我们可以赋予“肉体(corps)”这个词以最为普遍的含义(存在着合乎道德的肉体,灵魂就是肉体,等等);不过,我们应该将作用于这些肉体的行动和激情(passions)与别的行为(只作为非肉体性的属性,或是一个陈述所“表达”的东西)区分开来。当杜克罗追问一个行为的构成之时,他恰恰转向了司法的配置,并将法官的判决作为实例,而正是判决将一个被告转化为罪犯。实际上,在这之前,是人们指控某人犯罪,而在这之后,则是对于罪犯实施刑罚,即作用于肉体的行为一情感(财产的实体,受害者的肉体,罪犯的肉体,监狱的实体);然而,将被告转化为罪犯,这就是一个纯粹的瞬时行为或一个非肉体性的属性,它就是法官的判决所表达的东西。①和平与战争是迥异的肉体的状态或混合;而全民动员的法令却表达了一种肉体所具有的非肉体性的、瞬时性的转化。肉体具有年龄、成熟和衰老;然而,世袭财产、退休、这些和年龄相关的范畴在某个社会之中却是直接归属于肉体的非肉体性转化。“你不再是一个孩子了……”:这个陈述涉及一种非肉体性的转化,即便它言及肉体并将其自身置于它的行为和激情之中。非肉体性的转化通过它的瞬时性、直接性,以及表达它的陈述和它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同时性而被确认;这就是为何口令具有严格的日期、小时、分、秒,而且一旦有了日期,它也就有了价值。爱情是肉体之间的结合,它可以被再现为一支箭射中心脏,或灵魂的融为一体,等等;然而,“我爱你”这句表白,它表达了一种求爱者与被爱者的肉体所具有的非肉体属性。吃面包与饮酒是肉体之间的结合;领圣体同样是肉体之间的某种结合,这些肉体确切地说是精神性的,但却并未因此而更少“实在性”。然而,从面包和酒的实体向基督的血和肉体的转化却是纯粹表达于一个归属于肉体的陈述之中。在一次劫机之中,挥舞着左轮手枪的劫机者的威胁很显然是一种行动;同样,对于人质的处决(如果发生了的话)也是如此。然而,乘客转化为人质,飞机一实体转化为监狱一实体,则是一种瞬时的、非实在的转化,一种大众媒体的行为(mass-media act),或英美哲学中所谓的话语一行为(speech-act)。在某个既定的社会之中的口令或表述的配置—简言之即施为式—指示着陈述与非肉体性转化或它们所表达的非肉体属性之间的瞬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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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赫金(Bakhtine)和拉波夫(Labov)分别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坚持了表述的社会性特征。由此,他们不仅与主观主义,还与结构主义相对立,因为结构主义将语言系统与某个理想个体的理解联结在一起,并将社会因素与进行现实的言说个体联结在一起。
② 夏吕斯(Charlus),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之中的人物。德勒兹曾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一书之中对其进行分析。—译注
③“transformation incorporelle”,这里译作“非肉体性的转化”,不过,其中的“incorporeal”一词源自“corps”这个词,而这个词的含义异常广泛,既有“肉体”,又有“物体”的意思。为了进行区分,在上下文需要的时候,也将酌情译作“非实在性转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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