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口令的瞬时性是十分奇妙的，它能够被无限地投射，被置于社会的起源之处：比如，在卢梭那里，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转变过程就像是一种原地的跳跃，一种在原点发生的非实在转化。现实的历史无疑叙述了在某个社会场域中的肉体的行动和情感及其发展过程，它以某种方式将它们进行传播；然而，它同样传递着口令，也即被嵌入此种发展过程之中的纯粹行为。历史绝不会摆脱日期。或许，经济学或金融分析最好地证明了这些瞬时性的决定性行为存在于某个整体过程之中（这就是为何陈述断然不从属于意识形态，而是已然运作于被设想为经济基础的领域之中)。德国自从1918年以来的飞速的通货膨胀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作用于货币的实体，以及许多其他实体；然而，种种“环境”（circonstances）之整体一下子就令一种符号性转化得以可能，此种转化尽管在理论上被归因于土地及物质资产，但却同样也是一种纯粹的行动或一种非实在的转化—1923年11月20 日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Ducrot，Dire et ne pas dire，p.77：“为一种罪行定性(盗窃、欺诈、勒索，等等)，这并非是在我们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上将其视作一种行为(acte)，因为界定了这项罪行的法律上的条件被认为是来自被描述的行动的某些另外的结果：这种行动被视作应受处罚的，因为它侵害了他人、秩序和社会，等等。相反，由法官所作出的一项判决的陈述可以被视作一种司法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中介效应存在于法官的言语和从被告向罪犯的转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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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不停地流变，不断将自身从属于那些转化。首先，应该将环境纳入考察之中：本维尼斯特出色地证明了，一个施行式陈述并不外在于产生它的环境。无论谁喊出“我宣布全民动员”，这都将是一个幼稚或荒唐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表述行为，除非存在着一种被实现的变量，它赋予这个人以进行陈述的权力。对于“我爱你”来说也是如此，这句话在环境之外既无意义也无主体和接受者，环境不仅使其可信，而且更将其形成为一个真正的配置，一种权力的标志，即使是在一场不幸的爱情之中（人们仍然是通过某种权力意志而进行服从的……)。不过，环境这个一般概念不应该让人以为它仅仅涉及外部环境。“我发誓”这句话并非始终同一，人们可以在家庭、学校、在一场恋爱、一个秘密社团，在法庭之中说出它：它不是同一个事物，也不是同一个陈述；它不是同样的肉体状态，也不再是同样的非肉体性转化。转化言及肉体，但它自身是非肉体性的，是内在于表述的。存在着表达的变量，它们令语言与外部相关，但这恰恰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内在于语言的。只要语言学还固守着那些音位、词法或句法的常量，那它就是将陈述与一个能指、将表述与一个主体相关联，这样，它就搞砸了配置，进而将环境归结为外部环境，将语言封闭于其自身，并将语用学当成一种残渣。与此相反，语用学不仅诉诸外在环境：它释放出那些表达或表述的变量，而它们正是令语言无法自我封闭的内在理由。正如巴赫金所说，只要语言学还在抽取常量，它就始终无法使我们理解一个词语怎样形成一个完整表述；必需一种“替补性的要素，它始终无法被所有那些语言学的范畴和规定所把握”，尽管它仍然完全内在于表述或语言的理论范围之中。②准确说来，口令就是这样一种变量，它将词语形成为一个表述。口令的瞬时性和直接性在与肉体（转化被归属于它们）的关联之中赋予它自身一种流变的权能。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的政治学。这方面研究的典范，就是让-皮埃尔·法耶(JeanPierre Faye）对于德国社会场域之中的纳粹陈述的构成所进行的研究（这些构成不能被直接套用于意大利的法西斯陈述的构成)。这种对转化的研究涉及与社会团体相关联，并实现着内在性行为的口令和非实在属性的流变。我们还可以考察另一个处于不同情形之中的例证，比如苏俄的某种真正的列宁式陈述。我们的分析基于列宁的一篇名为《谈谈口号》（1917）的文章。在无产阶级具备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的条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实在转化，它从群众之中抽离出一个无产阶级，并将其当作表述的配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国际的神来之笔，它“发明”了一个新的阶级类型：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①利用了与社会民主党的决裂，列宁又发明或宣布了另一种非实在转化，它从无产阶级之中分离出一个作为表述配置的先锋队，并将其归属于“党”，一个具有独立实体的新类型的党，尽管这种做法冒着落入一种名副其实的官僚主义的冗余系统之中的危险。列宁式的赌注，大胆一搏？他宣称，“所有权力归苏维埃”这句口号只有在2月27日到7月4日这段时间才有效，这是为了大革命的和平过渡，但对于战争状态则不再有效。此种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意味着这样的转化：它不再仅局限于从大众到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而更是从无产阶级到一个作为指挥者的先锋队。正是在7月4日，苏维埃的权力终结了。人们可以确定种种外部环境的影响：不仅是战争，还有武装暴动，这些都迫使列宁逃往芬兰。不过，事实仍然是，非实在的转化在7月4日被宣布，先于它将被归属的那个团体（即，党自身）的组建。“所有的口号都应该源自某种明确的政治形势所具有的特性的总和。”如果有人反对说这些特性恰恰与政治学而非语言学相关，那就应该指明，政治是怎样从内部作用于语言，它在口令发生变化之时也改变着词汇、结构和语句的所有要素。要想对某类陈述进行评价，只有根据其语用学含义，也即根据它与那些隐含预设之间的关联、与那些（它所表达的，并将在肉体之间引入新的划分的）内在性行动或非实在转化之间的关联。真正的直觉不是一种合语法的判断，而是对于与环境的聚合体相关的表述之内在变量的评价。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J. K. Galbraith，L'argent，Gallimard，«Idées»，«L'Inflation finale»，p.259 sq：“帷幕于 1923 年11 月 20日落下。正如一年之前的奥地利，终结是突如其来的。正如法国的规模较小的通货膨胀，它的轻而易举的终结令人惊异。它的终结也许是因为它不再能够延续。11月20日，政府宣布旧的马克不再作为一种货币。将开始使用一种新的货币，地租马克(rentenmark)。……政府宣布这种新的地租马克将通过抵押帝国所占有的土地和其他物质资产来获得保证。这些观念的起源要追溯到指券(assignat)：不过，它更具有欺骗性(Galbraith其实想说“被解域”)。在1789年的法国，存在着大量从一开始就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土地（它们最近从教会那里没收而来)。然而，如果某个德国人实施了一项扣押地产的法律，那人们将会怀疑他的精神是否健全。不过，这个体系确实有效。环境也起到促进作用。……如果说，在1923年之后，德国的预算仍然从属于和以前一样的需要(消极抵抗的代价及补偿)，那么，将没有什么能够拯救马克及其信誉。”

② Bakhtine，Le marxisme e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pp.156—157. 关于作为表述的内在变量的“象征力的 关系”，参见 P. Bourdieu,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in Linguistique et sociolinguistique, Langue française, mai 1977, Larousse, p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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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从明确的命令转向作为隐含预设的口令；从口令转向它们所表达的内在性行动和非实在转化；接着再转向它们作为其变量的表述配置。当这些变量在某个时刻进入到可被确定的关联之中，配置就相互结合于一种符号的机制或一部符号的机器之中。然而，显然，一个社会之中贯穿着众多的符号机制，事实上，它就是在混合的机制之中运作的。此外，新的口令将在另一个时刻出现，它将令变量发生变化，进而脱离某个已知的机制。因此，口令成为冗余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经由它的某种本质性转化，而且，口令在其自身之中、在其传播之际、在与它所实现的转化或行动的“直接”关联之中也可以成为冗余。即使是与某个被考察的符号机制相断裂的口令也已经是冗余了。这就是为何一个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之中的所有陈述都属于间接话语。间接话语就是一个被转述的陈述在进行转述的陈述之中的呈现，是口令在词语之中的呈现。所有语言都是间接话语。间接话语绝非预设着直接话语，相反，直接话语是取自间接话语，且条件是：在一个配置之中，意谓的运作和主体化的过程被分布、归属和分配，或配置的变量进入到恒常的关联之中，无论此种关联怎样短暂。直接话语是从整体之中脱离出来的片段，它源自集体性配置的瓦解；然而，此种配置始终就像是我从中获取自己名字的喧哗，就像是我从中获得自己声音的和谐的或不和谐的声音的聚合体。我总是依赖于某个分子性表述的配置，它并非在我的意识之中被给出，也不再仅仅依赖于我的表面上的社会规定性，而是将众多异质性的符号机制联结在一起。方言俚语。写作，也许就是将此种无意识的配置呈现出来，在那些喃喃细语之中进行甄选，召唤那些隐秘的部落和习语，而正是在这些事物之中，我萃取出那个所谓的“我”。我是一个口令。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宣称：“我已经听到了那些语音在说：他意识到了生命。”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精神分裂的我思，只不过，它将自我意识改造为口令的非肉体性转化或间接话语的效果。我的直接话语也仍然是自由的间接话语，它来自别的世界甚或星球，并贯穿于我自身之中。这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曾为转盘（tables tournantes）所诱惑。当我们追问何为口令所特有的功能之时，就必须通过以下的异样的特征来辨认它：口令的传播、感知和传递的瞬时性；极为多变，以及一种遗忘的力量，它使得人们对于他们所曾遵循，但随后便抛弃的口令处于无知状态，以便能够接受别的口令；对于非实在转化的统握所具有的一种名副其实的观念的或幻想的能力；倾向于在种类广阔的间接话语之中去把握语言。②提台词者（souffleur）和被提醒者的功能，始终将不同旋律置于冗余关系中的歌谣的功能，真正通灵的能力，说方言俚语或讲特殊话语的能力。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无产阶级的观念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无产阶级，它在这样一个时刻是否已经存在，是否已经作为一个团体而存在？（或，它还存在着吗?）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者们是在一种预期的意义上运用这个概念的，比如当他们谈到一个“新生的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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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转引自 David Cooper，Le langage de la folie，Éd. Seuil，pp.32—33。库珀(Cooper)评述道：“倾听声音(entendre des voix）这个短语意味着我们应该意识到那些事物，它们超越了对于正常（即直接）话语的意识，由此，它们必须被作为不同的事物来经验。”

② 卡内蒂是少数几位对口号的心理活动模式感兴趣的作家之一(Masse et puissance，Gallimard，pp.321一353)。他假定，一个命令在灵魂和肉体之中铭刻了某种刺激物，它形成了一个被永久保留的包囊(kyste)，一个硬化的部分。从此，要想减轻负担，人们只有尽可能快地将它传递给别人，使其“大众化”，即使大众会反过来抵制口号的传播。不过，口号也可以作为肉体之中的某个相异的肉体，言语之中的某种间接话语，由此就解释了那奇妙的遗忘：“携带命令者并不谴责其自己，而是谴责那个刺激物，那个外来的要求，或者说是真正的罪人，他将它带往各处。……刺激物不断证明，某人自身不是某个行为的发动者。他感知到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地位，因而对于真正的受害者没有丝毫的同情。确实，那些在命令的驱使下行动的人完全将自已视作无辜的”，而且，他们还可以同样轻易地再度为其他的口号所驱使(p.352)。卡内蒂在这里对于那些纳粹分子的无辜感或那些前斯大林主义者的遗忘能力给出了一种深刻的解释，此种遗忘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他们求助于回忆和过去来赐予他们权力，以便能够提出或遵守新的、更为阴险的口号，“刺激物的疯狂”。从这个方面看，卡内蒂的分析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此种分析预设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心理官能的存在，没有它，口号就不能具有此种活动的模式。所有关于“常识”、关于普遍共享的良知(bon sens)的古典理性主义的理论都奠基于信息和沟通之上，它们是一种遮蔽、掩盖，以及预先证明此种更为令人不安的官能（即口令的官能）的方式。对于此种特异的非理性的官能，人们通过给它冠以纯粹理性之名而为它提供最佳的保障它只是纯粹理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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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如何界定一种语言一功能、一种和语言同外延的功能？显然，口令，集体性配置或符号的机制，这些都不能与语言相等同。不过，它们却构成了语言的实现条件（表达的超线性）；它们在每种情形之中都满足了条件，如果没有它们，语言就将仅仅停留于潜在的状态(间接话语的超线性特征)。无疑，配置自身也在变化，也在转化。然而，它们并不必然通过一种语言活动而发生变化，它们并不与多种多样的语言活动相对应。一种语言活动似乎是为进入到它的陈述之中的音位、语义、句法常量所界定的；反之，集体性配置则涉及这些常量在与内在于表述的变量相关时所产生的用法（表达的变量，非实在转化或内在性行为)。不同的常量和不同的语言活动可以具有同样的用法；而在一种既定的语言活动之中，相同的常量也可以或连续或同时地具有不同的用法。我们不能坚持此种二元论：一方面将常量视作明确的或可明确化的语言学要素，另一方面则将变量视作非语言学的外在要素。因为用法的语用学变量是内在于表述的，它们形成了语言活动的隐含预设。因此，如果说集体性配置在任何情形之中都与被考察的语言活动及语言自身同外延，那是因为它表达了非实在转化的集合体，这些转化构成了语言的实现条件，并利用了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因而，语言一功能就被界定为既非信息性的、也非沟通性的；它不能被归结为一种意谓的信息，也不能被归结为一种主体间的沟通。而且，它也无法被用来从信息之中抽取出意义、或从沟通之中获取一种主体性。因为它是主体化的过程，是意谓的运动，它们与符号的机制或集体性的配置相关。语言一功能是口令的传递，而口令则与配置相关，正如配置与构成了功能之变量的非实在转化相关。离开一种（符号的或政治的）语用学，语言学就毫无价值，正是此种语用学界定了语言的实现条件及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的用法。

二、存在着一部语言的抽象机器，它不诉诸任何“外来的”（extrinsèque）要素

如果我们在一个社会场域之中区分了实在变化（modification）的集合和非实在转化的集合，那么若忽略每个集合自身所具有的多变性，我们就会得到两种形式化，一种是内容的形式化，另一种则是表达的形式化。既然内容与形式之间并不对立，那么内容也可以有其自身的形式化：手一工具这一极，或识物课。但它与表达是对立的，虽然后者同样也有其自身的形式化：面容一语言这一极，符号课。正是因为内容和表达皆有其形式，我们决不能赋予表达的形式以一种仅仅再现、描述或确认某种相应内容的功能：不存在对应性或一致性。两种形式化不具有相同的本性，它们相互独立，彼此异质。是斯多亚派首先提出了关于此种独立性的理论：他们区分了实物（corps）的行动和情感（并赋予“实物”这个词以最为广泛的外延，也即所有那些具有形式的内容）与非实在的行为（它们是陈述“所表达的东西”)。表达的形式是由被表达物之链所构成，正如内容的形式则是由实物之网所构成。当刀切进肉，当食物或毒物在肉体之中扩散，当葡萄酒被滴进水中，实物的混合（mélange）就出现了；然而，“刀切肉”“我在吃”“水变红了”，这些陈述表达了具有截然不同本性的非实在的转化（事件①)。斯多亚派的天才就在于将此种悖论推向极致，达到迷狂和犬儒的地步，并将其奠基于最为严格的理由之上：他们的收获，就是最早创立了一种语言哲学。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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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种悖论将一文不值，除非我们像斯多亚哲学家那样补充说：非实在转化，非实在属性，它们涉及、并仅涉及实物自身。它们是陈述所表达的东西，但被归属于实物。不过，这并不是为了描述或再现实物；因为实物已经具有其自身的属性，它们的行动和情感，它们的灵魂，简言之，即它们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本身也是实物—再现也同样是实物！因此，如果非实在属性被运用于言说实物，如果有必要区分非实在的表达“变红”和实物的性质“红”(诸如此类)，那么，这种做法与再现无关。我们甚至不能说，实物或实物的状态就是符号的“指称”。表达出非实在的属性、并同时将其归属于实物，这并不是在进行再现，也不是在进行指称，而是在以某种方式介入(intervenir)，因而是一种语言的行为。这并没有否定、反倒是肯定了两种形式—表达的形式与内容的形式—之间的相互独立性：表达与被表达将被嵌入或介人内容之中，但这不是为了对内容进行再现，而是为了对其进行预测、使其倒退、令其减速或加速、将其分离或整合、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划分。瞬时性转化之链始终被置于连续变化的网络之中（对于斯多亚派来说，日期概念的含义就在于此：从哪个时刻开始，我们能说某人是秃顶的？在何种意义上，“明天将会有一场海战”这类陈述构成了一个日期或口令?）1917年8月4日之夜，7月4日，1923年11月20日：这些日期表达了哪些非实在的转化，进而被归属于实在、被置入其中？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并没有奠定二者之间的任何的平行关系，相反，却导致了二者的碎裂，由此使得表达被置于内容之中，在其中，我们可以不停地从一个区域跃至另一个区域，在其中，符号作用于实物自身、与此同时实物也被拓展或展布于符号之中。一种表述的配置并不是言“及”某物，而是在与实物的状态或内容的状态相同的层次之上进行言说。因而，同一个x，同一个词缀，可以作为一个产生作用或经受作用的实物而运作，或作为一个做出行动或发出口令的符号而运作，这要看它被掌控于何种形式之中(比如物理学的理论一实验的集合体)。简言之，两种形式在功能上的相互独立仅仅呈现为互为前提和不断相互转化的形式。我们决不会遇到仅凭借其自身而发挥效用的口令之链或内容的因果关联；同样，我们也不会遇到一方再现另一方，而另一方则充当所指的情况。相反，两条线之间的相互独立是分布性的，它使得一方的某个节段始终承接着另一方的某个节段，一方滑入或介入于另一方之中。正如福柯所说，我们不断地从口令转向事物的“沉默的秩序”①，或相反。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参见布雷耶(Bréhier)的经典之作：La théorie des incorporels dans l'ancien stoicisme，Vrin：p.12，p.20， 关于“刀切肉”或“树变绿了”这些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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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运用“介入”这个含混的词语之时，当我们说表达介入或被置于内容之中时，难道不是仍然存在着某种观念论？就好像口令是骤然从天而降的？然而，应该确定的不是一个起源，而是介入、置入之点，并且必须在两种形式互为前提的框架之中实现此种确定。换言之，这些形式—内容的形式与表达的形式—不能脱离某种卷携着它们的解域运动。表达和内容，任何一方都是多少被解域的，相对地被解域的，全视它们的形式处于何种状态而定。从这个方面看，我们不能提出表达对于内容的某种优先性，反之亦然。有时，符号的组分（composantes）可能要比物质的组分更为解域，但相反的情形也同样存在。比如，一个由符号所构成的数学复合体要比一个粒子的聚合体更为解域；然而，反之，粒子也可以具有实验的效应，进而对符号系统进行解域。一种犯罪行为可以在与现存的符号机制的关联之中进行解域(déterritorialisante）（大地呼喊着复仇并塌陷，我犯了太大的过错)；然而，表达出宣判行为的符号也可以在与所有那些行为与反应的关联之中进行解域（“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②，人们甚至都不能将你杀死)。简言之，存在着解域的不同程度，它们对各自的形式加以量化；正是根据这些形式，内容和表达相互结合，彼此承接，相互加速，或相反地通过一种再结域的运作而稳定下来。我们称为环境或变量的，正是这些级度（degrés）自身。存在着内容的变量，它们是实物的混合或聚合之中的比率，同样，存在着表达的变量，它们是内在于表述的因素。在德国，1923年11月20日左右：一方面，是货币实体的解域化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紧随着通货膨胀，则是从旧的马克向地租马克（rentenmark）所进行的符号性转化，它使一种再结域得以可能。在俄国，1917年7月4日左右：一方面，是临时的苏维埃政府的“实体”（corps）状态的比率，另一方面，还运作着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非实在的符号学，它加速了事态的发展，并将被党的实在性的爆发行动所承接。简言之，一种表达不是通过揭示或再现才能与一种内容建立起关联。正是通过各自的相对解域的量子之间的结合，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才得以彼此互通，彼此介入、运作于对方之中。

我们可以由此对配置的本性给出普遍性的结论。在第一个轴（水平轴）之上，一个配置具有两个节段，一个是内容的节段，另一个是表达的节段。一方面，它是实物、行动、激情的机器性的配置，是彼此相互作用的实物的一种混合；另一方面，则是陈述和行为及表述的集体性配置，是被归属于实物的非实在转化。接着，在一个垂直轴上，一方面，配置具有那些界域性的方面，或再结域的方面，它们使配置稳定化；另一方面，配置还具有卷携着它的解域之点。没有谁比卡夫卡更懂得如何分化出这两个轴并令其共同发挥作用。一方面，是船一机器，旅馆一机器，马戏场一机器，城堡一机器，法庭一机器：其中每一个都具有其自身的相互纠缠、嵌入、拆开的部件、齿轮、过程、实物（比如，头冲破屋顶)。另一方面，则是符号或表述的机制：每种机制都带有其非实在的转化，它的行为、它的死刑判决与裁决、诉讼、“法律”。然而，显然，陈述并不再现机器：司炉的话语并未将锅炉房作为一个实物来进行描述，它有着独特的形式，有着一种并不相似的发展运动。①不过，它被归属于实物，被归属于作为实物的整条船。服从于口令的话语，讨论、要求、控诉和辩护的话语。在第二个轴上，在两个方面上被比较和结合的、始终被置于彼此之中的，正是彼此结合或承接的解域的程度，正是在某个时刻使聚合体得以稳定化的再结域的操作。K，K一功能，指示着解域之线或逃逸线，它带动着所有配置，但也经历着所有的再结域和冗余：孩子、村庄、爱情、官僚机构等等的冗余。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口令”也可以直译为“词语的秩序”，由此跟后面的“事物的秩序”相应。——译注

②《旧约·创世记》4章12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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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的四价(tétravalence)。以封建制度的配置为例。我们将考察界定了封建制的实体的混合：大地的实体和社会的实体；封建君主的肉体，封臣和农奴的肉体；骑士的肉体与马的躯体，及其与马镫之间新的关系；武器和工具确保着实体之间的共生(symbiose)——这就是一整套机器性的配置。但同样还有陈述，表达，徽章的司法体制，所有非实在转化的聚合，尤其是誓言及其变量（服从的誓言，但同样还有爱之誓言，等等)：这就是表述的集体性配置。在另一个轴上，则是封建的界域性和再结域，同时还有那些带动着骑士及坐骑、陈述及行为的解域之线。应当考察所有这些是怎样结合于十字军东征之中的。

因此，认为内容通过因果作用决定了表达，这是错误的，即使人们不仅赋予表达以“反映”内容的能力，而且还赋予它能动地反作用于内容的能力。这样一种关于陈述的意识形态观念—它使得陈述依赖于某种原初的经济内容—就面临着辩证法所固有的各种困难。首先，即便我们能够极其严格地构想出一种从内容到表达的因果作用，但此种做法却并不同样适用于它们各自的形式，即内容的形式和表达的形式。必须在其中辨认出一种表达的独立性，正是它使得表达能够反作用于形式。然而，此种独立性未被正确地构想。如果内容被说成是经济性的，那么内容的形式就不可能是经济性的，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抽象，也即，商品生产及其自身的种种方式。同样地，如果表达被说成是意识形态性的，那么，表达的形式就不可能是意识形态性的，不能被还原为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公共财富的抽象语言。由此，那些采取此种方法的人就试图通过所有那些（以两种不同形式渗透于内容和表达之中的）斗争和冲突来界定内容和表达的特征，不过，这些形式本身却不在斗争和冲突的范围之内，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不确定的。①要想确定此种关系，我们只有修正意识形态理论，由此使表达和陈述以一种意义或符号一价值的生产的形式介入到生产力之中。无疑，在这里，生产这个范畴的优势就在于斩断了与再现、信息和沟通的图式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就比这些图式更为充分吗？它在语言之中的运用是十分含混的，因为它总是诉诸一种持续的辩证奇迹来将物质转化为意义、将内容转化为表达、将社会过程转化为意谓系统。

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这里所描述的卡夫卡小说的情节，请参见《美国》第一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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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配置的物质性或机器性方面并不与商品生产相关，而是与一个社会之中的某种实物混合状态相关，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吸引和排斥、同情和反感、改变、融合、渗透与拓张，它们作用于相互关联的各种实物。一种饮食机制和性的机制首先调节着实物之间的强制性的、必需的或被允许的混合。甚至工艺学(technologie）也错误地将工具自身分离出来进行考察：工具只有相关于那些它与之互为可能性条件的混合体才能存在。马镫导致了人一马之间的新型共生，由此同时又引发了新的武器和新的工具。工具不能与界定了自然一社会这种机器性配置的共生或融合相分离。它们预设了一部社会机器，它对它们进行选择并将它们归入不同的“门”(phylum)：一个社会是为其融合的过程而非工具所界定的。同样，从其集体性或符号性方面来看，配置并不与某种语言的生产力相关，而是与符号的机制、与一部表达的机器（其变量规定了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的用法）相关。与工具一样，这些要素的效用也并非只依赖于其自身。存在着一种肉体的机器性配置对于工具和商品的优先性，一种表述的集体性配置对于语言活动和词语的优先性。配置的这两个方面的连接，是通过使它们的形式得以量化的解域运动而形成的。这就是为何一个社会场域更多地是为贯穿它的逃逸线，而非其冲突和矛盾所界定。一个配置不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不具有深层或表面的结构，而是将其所有的维度都展布于同一个容贯平面，互为前提的预设和彼此交互的嵌入就运作于其上。

另一个错误（如有必要，它会与第一种错误结合在一起）就是确信作为语言系统之表达形式的充分性。这个系统可以被构想为一个意谓的音位系统，或一个深层的句法结构。无论在哪种情形之中，其效力就是实现语义、完成表达，进而将内容转归于某种单纯的“指涉”，将语用学转归于非语言性的外部因素。这些做法的共同之处，就是建立起一部语言活动的抽象机器，但却将其构造为一个常量的共时性集合。不过，我们不会反驳说如此被构想的机器是过于抽象了。相反，它还不够抽象，因为它还是“线性的”。它仍然处于某个居间的抽象层次，这个层次一方面使它能够脱离开非语言因素而对语言因素“自身”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又能使它将这些语言因素作为常量来考察。然而，如果我们推进这个抽象的过程，那就必然会达到一个层次，在其中，语言活动的伪一常量让位于内在于表述自身的表达的变量；从此，这些表达的变量不再能与内容的变量相分离，二者处于持续互动之中。如果说涉及非语言因素的外在性的语用学应该被纳入考察之中，这是因为语言学自身不能与一种包含着其自身要素的内在性的语用学相分离。考察所指乃至指称，这还不够，因为这些关于意谓和指称的概念本身还要与某种被假定为自律和恒常的表达结构相关联。构建一门语义学，甚或是承认语用学的某些权力，这将毫无用处，如果人们仍然将一部必须预先对它们进行处理的句法的或音位的机器作为它们的必要条件。因为，一部真正的抽象机器相关于一个配置的聚合体：它被界定为这个配置的构图。它不是语言性的，而是构图性和超线性的。内容不是一个所指，表达也不是一个能指，相反，二者都是配置的变量。因此，只要我们尚未将语用的规定性同样还有语义的、句法的和音位的规定性直接与它们所依赖的表述的配置相关，那我们就仍然一事无成。乔姆斯基的抽象机器仍然与一种树形模式，以及语言的基本要素在语句及其组合之中的线性秩序联结在一起。不过，一旦我们对语用值或内在变量进行考察—尤其是根据间接话语，那我们就不得不引人入“超语句”(hyperphrase）或构建“抽象客体”（非实在转化)，它们包含着一种超线性，即这样一个平面，其要素不再具有固定的线性秩序：根茎的模型。①从这点上看，语言和社会场域及政治问题的互相渗透发生于抽象机器的最深层，而非表面。就其与配置的构图相关联而言，抽象机器决不是纯语言性的，除非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抽象。是语言依赖于抽象机器，而非相反。人们至多能在它们之间区分出两种构图的状态：在一种状态之中，内容和表达的变量在一个容贯平面之上以互为前提的异质性形式展开分布；在另一种状态之中，甚至不再能对它们进行区分，因为同一个平面的流变性超越了形式之间的二元性、使它们变得“不可分辨（indiscernable）”。（第一种状态指向那些仍然是相对解域的运动，而第二种状态则已经达到了一种绝对解域的阈限。)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比如，斯大林在其论语言学的著名文本之中就试图得出两种中立的形式，它们可以被无差别地运用于所有的社会、阶级和体制：一方面，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纯粹手段的工具和机器，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信息和传播的纯粹手段的语言。甚至巴赫金也将语言界定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不过，他明确指出，意识形态的形式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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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关于这些问题，参见 J. M. Sadock，«Hypersentences »，Phil. Diss. Univ. ofIllinois，1968；D. Wunderlich，«Pragmatique，situation d'énonciation et Deixis»，收于 Langages，Larousse，juin 1972；尤其是绍米扬(S. K.Saumjan)所提出的基于应用操作之上的抽象客体的模型，即实用的、生成性的M. G.A. 模型(Langages，mars1974)。绍米扬援引了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的力量就在于将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构想为处在同一个平面之上的完全相关的两种变量，就像“同一个函数的函子”(Prolégomènes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p.85)。这个朝向一种抽象机器的构图性概念的进展却被以下的事实所阻碍：叶姆斯列夫仍然根据能指一所指的模式来构想表达和内容之间的区分，并因而维持了抽象机器对于语言学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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