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智能

“卢卡斯计划”采取了参与式流程，工人就在工厂地板上填写问卷，最终形成了一份囊括社会有用生产方方面面的详细报告。该计划除提出“150多种替代产品的设计”之外，阿德里安·史密斯教授在报告中还写道：

该计划包括市场分析和经济考虑，提出了提高和拓展专业技能的员工培训建议，并建议将组织架构调整得更加扁平化，打破车间实践和工程设计理论之间的界限。该计划挑战了关于创新和商业应该如何运作的基本假设。

该计划的影响范围并不仅限于一家公司内部的改革。正如它的一位领导人所说的，这是为了“激发他人的想象力”“以一种非常实际和直接的方式展示了‘普通人’的创造力”。 以此标准来衡量，这个计划是成功的。当时多家国际媒体都广泛讨论了该计划的影响。这项计划就像是促进“草根创新运动”发展的肥料，史密斯教授称之为“来自车间的，来自理工学院的，来自当地社区的，自下而上的，对社会有用的生产的倡议”。 时任英国工业大臣托尼·本恩称之为“英国工业发展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行动之一”。 “卢卡斯计划”甚至在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通过制订这一计划的蓝图，卢卡斯航天公司的工人证明了创新并不是一种只有技术官僚“大祭司”才能掌握的神秘力量。他们证明了“普通人”就像一口尚未开发的新思想之井，我们也拥有组织生产并转化为社会有用成果所需要的技能，而我们被排除在外是因为这扰乱了资本对于劳动和利润的控制。这不是知识的贫乏，而是一种阻碍我们实现创新民主并将创新成果分配给每一个人的行为。

“卢卡斯计划”在多个方面都遭到了反对。这项计划推出好几年以后，该公司管理层才与工人代表讨论了其中部分内容，而公司这么做完全是迫于社会运动和媒体报道的压力。同时，该计划还必须与日益高涨的撒切尔主义做斗争。撒切尔主义掏空了工会，推行残酷的经济意识形态。公司管理层、军工企业和新自由主义政府自然而然都认为这一计划是对他们权力的威胁。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该计划，即使对那些本可以盈利的替代产品和管理结构方案也是如此。 由于这些强烈反对，卢卡斯航天公司并没有实施该计划，但它的重要意义与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在当时特定时空里所发挥的作用。

这项计划仍只是一个模型，服务于切实、系统地去尝试改变创新的方式——由人民来创新，为人民而创新。我并不是说要把这个过去的模型直接复制粘贴到现在，但我们应该把它从历史的旧纸堆里翻拣出来，拂去尘土，放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

该计划的最初制订者认为有义务利用公共资金来支持对社会有用的生产。他们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合理的，是有参考意义的。从iPhone、互联网到生物技术，几乎所有与创新相关的技术都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正如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Mazzucato）在其著作《创新型政府》中所精辟阐述的那样，政府在资助研发、引导创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可问题在于，现阶段的创新模式将风险社会化了却将回报私有化了：政府花费公共资金，承担投资风险，而企业则声称拥有所有权并收割了利益。假设没有政府机构资助的大量科学技术资源作为基础，硅谷基本上就不会存在，更不用说通过现金注入和商业交易等方式来支持SpaceX和亚马逊等标志性公司了。事实上，像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这样最受尊敬的企业家，在许多方面都是被美化的政府公司承包商。

企业高管宣称，政府在挑选赢家和输家方面很糟糕，但他们乐于兑现公共投资的支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也是正确的：目前，政府就选择了错误的赢家——公司股东，而不是公众利益相关者。但我们应该拒绝这种涓滴创新的模式。这并非公共资金能否支持创新的问题——所有证据都表明答案是肯定的，“是的，公共资金确实可以支持创新！”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开展什么样的创新以及为谁的利益而创新。

制订实施“卢卡斯计划”2.0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一个建设更好的技术社会的战略，一个更具包容性、公平性以及平等赋能每一个人的战略。

下个版本的“卢卡斯计划”会关注什么样的建议？勾勒出一个全新的方案必须依靠参与性的草根努力。而且，我认为，任何战略的基石都必须以改革数字资本主义的命脉——数据为核心。

五、数据监管

从影响力和财富维度来看，数据囤积者已经取代了石油大亨和对冲基金经理的位置。“过去是银行，现在是科技巨头在主导美国的游说业。”正如记者奥利维亚·索隆（Olivia Solon）和萨布丽娜·西迪基（Sabrina Siddiqui）的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华尔街的怀疑、抗议和警惕现在也必须指向硅谷。

由于一系列丑闻和失误的爆出，最近人们对于科技行业的强烈抨击（或称为techlash）愈演愈烈。公众已经觉醒并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硅谷那些想要改变世界并声称拥有未来的首席执行官并没有把我们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除越来越多的评论性专栏之外，整个行业的员工也正通过技术工人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等组织联合起来，要求改变谷歌等大公司的工作条件和商业决策流程。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等监管机构发布报告，呼吁提高数据代理行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国会质询和报纸调查充分显示出，像脸书这样的科技巨头充其量只是针对我们个人数据和社交关系的欺骗性和操纵性的管理者而已。 同样，亚马逊新总部大楼选址的竞争和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在多伦多提出的智能城市开发计划，也都揭示出了数字资本主义体系所拥有的权力之大甚至荒唐地超过了一些主权国家（据称是主权国家）和城市。 简单来说，这些科技巨头被证明确实是对民主有害的。

然而，对于智能技术的典型叙事框架——聚焦永不停歇的通知时代背景下的隐私、网络安全和注意力等议题，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理解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的方式。卡特里娜·弗雷斯特（KatrinaForrester）在一篇研究隐私历史的文章中写道：“隐私保护政策常常诉诸于呼吁透明度、个人同意和权利等。但它们很少想要分散数据的所有权，比如通过打破数据收集的垄断势力，或通过公共监督将数据使用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等方式。”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智能技术的问题首先是政治经济问题。因此，解决智能技术问题的方案也必须如此。

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种方式来逐步推进数据监管：监督和所有权。下文是对这两种方式的引介，针对如何充实这些想法并付诸实践开展了初步的探讨。最终，第一种方式应该成为实现第二种方式的前提条件。

（一）监督要求

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对公司可以收集哪些类型的数据、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数据以及可以拥有多大规模的个人数据和总体数据进行规制。数据银行将大量高价值数据集中在一处，这种做法已经变得过于强大，风险过大、规模过大，这是不可取的。

当前数据经济得以构建的方式——数据生产、处理和商业化手段都集中在技术寡头手中——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此仅列部分影响如下：

·它为少数人提供了权力和金钱的新来源，却将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从而加速了社会不平等；

·它强化了诸如“数字标记”等做法带来的影响，这些做法无论是否有意为之，都会通过赋能掠夺性行为和将偏见编码到算法操作中对社会整体造成伤害；

·它构建了一个无法保障安全的不稳定系统，涉及人数巨大，牵涉私密个人信息的数据泄露频率和事件严重程度不断攀升就是明证；

·它抵制任何单一机构为单一目的而提取数据流的做法，这些数据随后被出售或提供给其他方用于其他目的。然后，如此往复，永无止境。

数据驱动带来的危害并非系统缺陷，而是系统特性。在这个系统中，一个单一缺陷或决策就有可能会对无数人造成影响，并引发局面失控。每个核心问题都需要直接来解决。

在很大程度上，数据经济改革可以通过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来实施。其中许多法律法规原本是根据其他行业情况来制定的。它们也许无法解决数据经济的根本症结，但会降低大型数据银行所产生影响的规模性和严重性。一些相关参考包括：

·通过反垄断政策打击垄断和惩罚勾结合谋，这适用于监管拥有巨大市场权力的数据银行；

·通过资本管制来约束金融资本的不稳定流通，这可以应用于数据资本流通的管制，限制数据交换的地点、方式和原因；

·通过审计调查企业运营活动以验证其操作是否合规，这可以应用于审计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的方式。

为了适应数据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我们当然也需要去修正更新这些法律，起草新的政策，从而反映出对21世纪政治经济更为深刻的理解。

例如，把反垄断仅仅建立在市场竞争和消费品价格的概念上是不够的。这样做会让亚马逊继续吞噬整个经济，同时逃脱反垄断的打击：由于亚马逊的商品价格很低，它被视为增加了“消费者福利”，因此不在反垄断范围内。 但是哪怕我们只是粗略地看一眼亚马逊不断拓展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也能理解目前的反垄断法对于当前这个时代而言是多么力不从心。这无意中暴露了人们对于剥削和腐败实际运行方式的短视看法。当谈到拆分数据银行的目标和途径时，我们不能没有一个清晰的愿景。

（二）所有权要求

在当前新的镀金时代，人们以放任主义态度对待数据刺激了新强盗巨头团伙的崛起。长期以来，这些企业的高管一直在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环境下任意运营，与此同时，我们在数据使用和避免滥用方面则长期无法获得充分的保护。我们不应继续听任他们肆无忌惮地获取、交易和囤积属于我们的数据，而必须约束这些数据采掘企业，收回它们的不义之财。呼吁透明度和问责制只是一个开端，现在这些不温不火的回应已经远远不够了。保护性监管会减轻一些痛苦，也许会让局面暂时缓和，但它并不能根治数字资本主义的沉疴。为此，我们需要采取更严密的应对举措。

相对于去容忍因追求私利而收集数据带来的不公正状况而言，我们更应该为了公共利益将数据集体化。数据可以为社会中所有人带来巨大的利益——这远远超出了最有特权的阶层所享有的好处，但是当人们将数据当作榨取价值和控制世界的方式时，这种巨大的潜能就被白白浪费掉了。那些能从数据的使用中获益最多的人往往是那些被当前大数据体制所剥削和排挤的人。举个例子来说，数据分析现在并未被用在帮助人们利用公共援助改善生活方面，而是用来对那些本已脆弱的群体实施画像分析、监控和惩罚。

最具价值的数据来自人，这些数据一直被企业、雇主、保险公司、警察机构等所觊觎。“和电影《绿色食品》 中的设定一样，大数据是人做的。” 尽管我们生产数据时可能并未流血、流汗或者流泪，但是这些数据却是从我们的身体、行为、偏好、身份等方面提取出来的。我们的一部分被嵌入其中，并由这些数据来代表。我们自己也与这些数据及其使用后果紧密相关。

个人数据已经成为许多经济生产和社会权力系统的基础。对于其如何、为何和为谁运行，如果我们继续放弃发言权是愚蠢和危险的。当谈到这些大规模技术政治系统时，哲学家托尼·史密斯（TonySmith）主张“民主原则必须要发挥作用：所有行使这一权力的行为都必须得到受其影响之人的同意”。 数据应该属于人民，应该为民所用，应该由民所治。

我们如何使数据治理变得更加民主？答案是去商品化和集体化。简而言之，去商品化意味着不仅仅将数据视为通过市场买卖的商品，而且只能由负担得起的人来访问。集体化意味着将数据作为一种共享资源进行管理——而不仅仅是私有财产——这样才可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治理变革的一种可能方式是按照公共事业来持有和运营数据银行。就是像电力生产和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来运营数据基础设施。“在过去，水、电、煤气、铁路等自然垄断企业具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些企业一直是推行公有制的主要候选单位。”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在一篇文章中解释道，这篇文章主张将谷歌和脸书等大型平台国有化。

治理关键并不在于政府阻止人们出于个人目的收集自己的数据，比如可穿戴设备或家用设备所产生的数据。相反，治理的重点是用于工业目的的大型数据库。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数据集体化将能提高数据对个人的价值，这将通过确保人们能访问那些设备已秘密获取的所有相关数据来实现。

就数据治理变革的形式而言，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公共机构数据存储库，来管理大数据的采集、访问和使用。数据存储库的使命是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公共福利。其功能可能包括：

·监管数据经济的方方面面；

·就数据政策提出独立的专家意见；

·担任个人数据聚合的管理员；

·确保为了公共利益而使用数据；

·支持开发对社会有用的产品；

·为机构配备相关数据、工具和资源。

在美国，行使类似数据存储库职能的机构已有先例，例如负责监管货币体系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倡导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以及在复杂技术问题方面提供专家建议并代表公共价值观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等。数据存储库的建立可以借鉴上述机构的经验，同时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

建立类似数据存储库的机构是防止私人利益集团控制数据驱动技术并从中牟利的一项可行措施。举个例子来看，数据存储库机构与优步等公司不同，它可以确保数据被用于改善和拓展公共交通，而优步这样的公司是垄断性的、唯利是图的、冷酷无情的，它们收集了大量人口流动数据，然后向地方政府收取获得这些数据的费用。尽管数字资本主义激励企业无休止地创新数据提取和利用的方法，但数据存储库可以奖励那些提供社会有益商品和服务的机构，允许这些机构访问通过公平、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所收集的大量有用数据。

以此来看，数据存储库的想法还只是一枚思想的种子。关于如何实现数据去商品化和集体化，我们还需要更加详细的建议，但希望我们已经阐述清楚了其中的动机。 将数据从私人利润领域移除，这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采掘基础而言是一个毁灭性打击。通过推行公有制，数据的力量可以去推动更具社会效益的创新，其价值能更为公平地分配，其潜力能更加充分地释放。

六、展望

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尽管当前问题很大，涉及面广，但并非无法克服。想想牛顿第三定律：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集体行动反作用力的范围。这不应该让人沮丧，而应该让人振奋。它给了我们充分的行动动因和方向。事实上，让我们四顾进步政治掀起的惊人浪潮——尽管有些可能是因为社会政治和环境气候导致了失败，但从中也能看到，变革所需的组织和团结已经铸成。

前文概述的三种应对策略——解构资本、创新民主化和数据监管从不同的方面为把握智能化发展以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这一目标做出了贡献。